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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傍晚有些不同。成百上千的市民，包括達官貴人，聚集在外灘，等待一個重要的時刻。

　　入夜，上海電氣公司開始供電，外灘、南京路和百老匯路(現大名路)三條主干道的35盞弧光燈照亮了漆黑的夜上海，民眾紛紛往前簇擁呼喊：“電燈！電燈！”

　　這是中國最早亮相的電燈之一，被滬上文人譽為“賽明月”，有用慣油燈的市民，伸出長長的旱煙桿，想在這洋把戲上點煙，惹得洋人哈哈大笑——上海當地官員遂將錯就錯，發出告示：“電燈有患，如有不測，焚屋傷人，無法可救。”

　　多年以后的《新民晚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租界大放光明，著實讓上海人心向往之。這其中就有一位在上海的寧波人，每每佇立于商店閃閃發亮的炭絲燈泡前發呆。1919年，這位名叫胡西園的年輕人行將大學畢業，是年的五四運動讓兒時的好奇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愫——他決定將制造電燈泡作為自己的事業。

　　農村包圍城市

　　1921年，胡西園從浙江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從1911年算起，中國社會已經脫離中央集權政府整整10年，官僚主義束縛的削弱釋放了商人的活力，而歐洲列強忙于一戰也一度讓出了市場。1920年代的上海，《申報》與《新聞報》發行量之和迅速地逼近并且超過20萬，胡西園應該從兩大報上讀到了一大批實業家的創業故事。在1914到1920年間，榮氏兄弟一共開辦了8家新廠，有些廠的資金達到了150萬兩。看起來，中國的民營經濟正在進入一個黃金時代。

　　1921年4月4日，在胡西園簡陋的實驗室里，中國人自制的第一只電燈泡也亮了起來。初夏，他變賣了一部分家產，籌集到3萬元作為原始資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號開始了電燈泡的生產。創業的頭一年半幾乎是一次燒錢行動，除了祖傳房屋，胡西園的其他動產不動產悉數變賣。《半個世紀前的一場電光源之戰》的作者徐鼎新說，由于資力薄弱，技術水平較低，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在確定投資方向的時候，總是首先選擇資金投入少、產出見效快，并且在經營時能得輕車熟路之利便的工商企業，而決不會貿然把有限的資金投向那些伴有高風險的科技密集型的工業企業。胡西園的選擇，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好在1922年11月，胡結識了開設小型電燈泡廠的德國人奧普，他托掮客出售了陳舊設備，又通過担保從銀行借款，在接盤奧普的機器設備后，電燈泡的質量終于得到改善。

　　電燈泡品牌的命名過程反映了創業者矛盾的心理。其時，德國“亞司令”與荷蘭“飛利浦”為最受歡迎的品牌，胡西園曾嘗試以“神州”、“國光”作為廠名，均無法打開市場，于是決定取“亞司令”之“亞”與“飛利浦”之“浦”，合為“亞浦耳”則寓意自己將來要執電燈泡工業之牛“耳”。“拼一個帶洋氣的牌子，冀望用影戤外文諧音的手段達到推廣國貨的目的。”胡西園后來在回憶錄中如是寫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亞浦耳闖出一條路后，中國接連出現了克來膀、華爾登、蘭奇司、奇特愛皮西等十余家仿外國牌號的燈泡廠，但幾無成功者。胡西園認為，要使國貨發展，招牌不過是最初的吸引力，物美價廉才是第一。

　　當然，在1922年，亞浦耳自己也正面臨著困境。

　　與其說是上海十里洋場的消費者不接受亞浦耳，不如說是大電料行根本不打算賣亞浦耳：“大英貨”、德國貨質量有保證，日本貨質劣但價廉，國貨可有競爭力乎？

　　胡西園只好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向江浙包括安慶、九江等已使用電燈的中小城市進軍。他發現，從各地亞浦耳燈泡銷量看，鎮江不如揚州，無錫不如湖州，蘇州甚至不如上海郊區——胡總結說，越接近通商大埠，消費者“中洋毒越深”。好在一路風塵終有收獲，加之國貨運動漸起，亞浦耳迎來轉機。

　　1925年，五卅運動激起了國人愛用國貨的熱忱，亞浦耳亦銷量驟增。

　　多方應對

　　1927年，亞浦耳廠在倍開爾路(現惠民路)北面荒地建筑新廠房，當時兩旁多為菜田，胡西園“向洋鬼子花了一筆錢”，租界工部局在新廠門前開出一條遼陽路來。只是這電燈廠前的馬路卻常年沒有路燈，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為當地流氓混跡之所，亞浦耳不得不再次行賄，始讓遼陽路裝好路燈。

　　對于工業家來說，“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其所愿，然而為了免去小流氓對工廠和員工的滋擾，滬上不少業者選擇與“大流氓”定交，譬如榮宗敬與黃金榮交好，劉鴻生與杜月笙拜把。彼時胡西園已從一位工科畢業生摸爬滾打成知名工業家，幫助顧竹軒擺平天蟾舞臺與國民黨官員的糾紛更證明了他的能力。很快，寧波同鄉虞洽卿受托于顧竹軒，前來勸說胡與顧拜把換帖，對于這般規則，“違之當然不詳，承允亦非所愿”，想到終究能為亞浦耳的經營減少很多麻煩，胡西園便應允下來。在1960年代寫就的回憶錄中，胡西園說出了自己的無奈，“我平生致力于電燈泡工業，其余都不是我的志愿。”

　　與美國奇異廠的競爭是亞浦耳更嚴峻的考驗。早在1894年，鄭觀應就以《盛世危言》提出“兵戰之外的商戰”，成為“中國鼓吹商戰第一人”，然而要等到十幾年后，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才開始有規模地崛起，并在幾乎所有民生領域與國外公司展開競爭。吳曉波發現，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進口替代型”，民族資本靠生產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逐步發展起來，這一特征與1978年之后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路徑驚人地相似。

　　在胡西園的敘述中，一次典型的中外交鋒過程如下：

　　“首先奇異廠俞某向我游說，要重價收買亞浦耳的商標，不成；后來又要我廠與他們簽訂限額生產、分區銷售的產銷協定，也沒有遂愿。于是美國奇異廠惱羞成怒，把上海生產的燈泡銅頭，全部包買下來，企圖使我廠有燈無頭，無法銷售。我廠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內減少部分生產，暫時收用一批舊銅頭，另托七浦路鑫泰機器廠用最迅速的方法，為我廠代制銅頭。

　　“美國奇異廠唆使它的附屬廠‘天開祥’老板，帶了中外流氓包探到鑫泰廠去嚇唬，聲稱制造銅頭是‘天開祥’的專利，未經‘天開祥’授權，任何工廠不得制造此項銅頭，否則要賠償一切損失。我廠代鑫泰廠請律師登報駁斥，群眾輿論的指責使美國奇異廠的陰謀未能得逞。”

　　更加動人心魄的商戰出現在1935年，以今天的流行語概述之，那幾乎是一次“山寨行動”的勝利。

　　是年，奇異廠策劃良久，生產出一種新牌電燈泡，商標叫“日光牌(SunLight)”，每只售價僅銀元一角，放款期長達6個月，當時上海電燈泡批發價為每只二角有余。據胡西園探知，奇異廠積存的日光牌燈泡有35萬只之多，預備出其不意向中國市場拋售，以扭轉自己在價格戰上的不利地位。

　　1935年12月中旬，奇異廠向各大商埠進發，預計圣誕節前將日光牌燈泡與電料行簽訂合同，塞足各地市場。亞浦耳等國內同業則敏銳地抓住了奇異廠未將日光牌向中國商標局注冊，于12月23日(星期六)在中國各大城市重要報刊大幅登載廣告：出售日光牌SunLight電燈泡，每只銀元5分——事實上，亞浦耳所謂更便宜的日光牌，是在同業公會的協調下，由各廠家抽成捐獻出來的“山寨版”，貼上了SunLight的標簽而已——但這已足夠在市場上造成疑懼，令各地銷售商對這糾紛復雜的日光牌電燈泡不敢進貨，最終結果是，奇異廠吃了一個啞巴虧。

　　企業聯合

　　燈泡廠同業公會由胡西園組織，組織方法采用“銷售聯合”，這是當時最多見的企業聯合方式，各企業產品集中到統一商業機構，統一進行廣告宣傳活動，從而有機會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

　　在跨行業的工業企業之間，胡西園也謀求某種形式的聯合——國民政府建政南京后，由于關稅協定的取消，外貿入超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官僚資本的幽靈開始復活。1929年，胡西園和全國火柴業聯合會劉鴻生、絲織業公會蔡聲白、面粉公會王堯臣、華商紗廠聯合會榮宗敬以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浦東電氣公司等共同發起組織“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公推劉鴻生為主席，胡西園為委員之一。

　　這一組織的成立可被視作企業家為“維護產權”、抵御官僚主義和帝國主義而做出的努力，套用《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評論，“以他們共同的保守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對政府權力的不信任為基礎……他們采取發展、進步、競爭為主旨的觀點 ……階級利益呈現出一種現代面貌，團結一致不再像過去的行會那樣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團結一致，而是爭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團結一致。”

　　由于聲勢浩大，國民政府對中華工業總聯合會也不敢忽視，譬如召開全國性的工業會議，總是讓總聯合會的代表占有重要席位，“工業界依靠這個組織與國民黨政府抗爭，始得以減少了摧殘”。

　　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當年九、十月間，上海工業界開始工廠西遷，亞浦耳廠其時資產總值已達銀元260余萬元，日產電燈泡2-3萬只，是中國最大的電燈泡廠。從8月13日到11月14日，花了9 2天，亞浦耳遷到重慶。

　　重慶白象街116號，這里是遷川后亞浦耳的辦事處會議室，也是每周五幾個志同道合朋友的聚會場所之一。除了黃培炎、章乃器，常來者還包括新民機器廠胡厥文、“味精大王”吳蘊初、冠生園冼冠生的助手徐佩熔、中國標準鉛筆廠總經理吳羹梅等，這些工商界精英，延續了中華工業總聯合會的傳統，曾聯合組成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西南實業協會等，如胡西園所言，“在為爭取生存而提出經濟要求的同時，也不斷提出自己政治上的要求。”1945年5月20日，在重慶《憲政》月刊社召開的座談會上，胡就直截了當地批評當局：要解救工業，扶持生產，第一個課題就是先要取消統制政策。

　　大致上，這些工商精英們擁護不左不右的“中間路線”，此外，他們都擁有自己的事業，屬于“專業人士”，符合章乃器搞“有職業的人的政治運動”的主張。在抗戰后期的某個上午，胡厥文與黃炎培找到胡西園，說工商業民間團體雖多，但力量分散，必須組織一個統一的黨派，才能更有力地與政府折沖。胡西園聽完分析，表示“完全同意”。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總綱提出，“建國之最高理想，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認定民治為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才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分析說，這些文件除鮮明地提出“不右傾，不左袒”為揭橥外，有兩點在中國黨派史上最具特色，一是首先在政治綱領上提出“經濟民主”的主張，明確提出了在實現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的要求；二是在組織原則上“不采取領袖制”，采用了原救國會的理事負責制，以防止個別領導人在會內實行家長制和個人獨裁。“不采取領袖制”的集體領導原則，一直實行到50年代初才被打破。

　　1945年12月31日，胡西園搭機返滬，雖然上海亞浦耳廠幾乎成了爛攤子，但“頭等中國貨”的美譽仍在，經過努力，亞浦耳很快就恢復到戰前原狀，甚至有大幅度進展。2004年，浙江當地媒體的一則社會新聞，佐證了亞浦耳當年的光彩：鎮海民間收藏愛好者老沈在古玩市場意外淘到印有“老牌亞浦耳”字樣的深藍色燈泡，買回的燈泡附有一張發票，顯示為上海大耀水電公司1935年購買，老沈將70年前生產的燈泡接入電源，竟仍能大放異彩。

　　1949年初春，解放軍席卷全國，江南朝不保夕，對于是否再次遷廠，奔赴臺灣，胡西園“歧途彷徨，數夜失眠，難于抉擇”，4月，他拒絕了湯恩伯的飛機票，留在上海，靜候解放。

　　1956年，亞浦耳進行公私合營改造。1959年10月，“亞浦耳”更名為“亞明”。1965年，胡西園退休，次年文革襲來，胡西園家中被洗劫一空，他對子女說：“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共產黨和國務院制定的，抄去的東西以后都會還的。”

　　1981年4月18日，胡西園心臟病發作逝于上海。1993年，亞明選擇與飛利浦合資。1999年，因控股公司戰略調整，亞明再次實體化，并重新出發。董事長劉經偉組建研發隊伍之初即有規劃：第一階段，是“跟”。“飛利浦做什么我們也做什么，飛利浦已經有的產品我們都要有”；第二階段“自主創新”。“要開始有自己的專利產品，比如發明專利、產品專利、裝置專利等”；第三階段是“超”。“飛利浦沒有的我們要有”。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機的冷風中，劉對一家專業媒體記者坦承，目前亞明還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2009年將很難說。”

　　本文參考資料：《追憶商海前塵往事——中國電光源之父胡西園自述》、《劍橋中華民國史》、《跌蕩一百年》、《上海電子儀表工業志》

楊瀟 2012-08-14 23: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