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武器——民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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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太平洋戰爭正處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而希特勒又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春季攻勢。在此形勢下,民主國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敵人的進攻呢?

  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民主國家偉大的物質力量,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發揮和盡量利用這些力量呢?“政治重于軍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指導戰爭的是政治,發動戰爭力量的是政治。

  目前的世界戰爭是侵略的法西斯主義與反侵略的民主主義兩大陣線間的斗爭。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進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發動戰爭力量的推進機,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民主國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說民主政治。根據在哪里呢?

  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上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與民主政治不可分離的。因為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業,如果不動員全民族就不能抗戰,更不用說勝利;而要動員全民族就非給民眾以民主權利不可,所謂“民主動員”就是這個意思。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全民族的命運,決定于全民族各個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謂“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須以啟發和堅定每個人的戰斗意志與發動和組織每個人的戰斗力量為前提的。而要做到這些,卻是以民主權利為起點,以民主政治為推動機,而最后則以民主政治為歸宿。

  其次,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從世界政治發展史而言,正是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與進步的民主主義的斗爭,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陣線與民主爭先早已壁壘分明,尖銳對立。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明白指示:“現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

  “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么樣挫折,怎么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采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的戰爭。”(見<民權主義>第一第二講)民主政治、民主主義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被略一段)。

  第三.民族戰爭之進行及其勝利,必須以民族團結為最基本的條件,而民族團結又必須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順利進行與完成。以我國抗戰,而言團結與民主的關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誰都應該看清楚全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偉大團結,是中國民族戰勝日本侵略強盜的有力保證,歷史曾證實了這個真理。我們的敵人也對它有深刻的認識。然而團結是和民主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沒有民主,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群眾團體沒有發展的基礎,全國的優秀人才不能發揮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夠震撼敵人營壘的全民的團結。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團結在民主精神的周圍,在法律上都得著應有的切實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夠鞏固全民的團結,才能夠產生真正偉大的力量。”

  就國際的反權利的團結而言,也以民主政治為它的基礎和前提。今日反權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不管其民主的內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顯明的。

  然而最復雜和最困難的還是宗主國與屬領地間的團結問題。無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下,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可以而且應當團結。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宗主國與屬領地間存在著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發展雙方的團結,就必須以減輕和適當調整這些矛盾為前提。而要作到這點,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宗主國必須改善其舊的殖民地政策,采取開明的新政策,就是說給殖民地以民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羅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條是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而民族自決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要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

  第四.民族戰爭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戰爭,只有經過民主的動員才有可能。所以民主與動員,民主與加強戰爭力量是分不開的。去年我國國民參政會通過之重要決議案“促進民治加強抗戰力量”,就清楚地說明了民主政治與動員和加強抗戰力量的有機聯系。大家知道,我國抗戰的基本方針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實意義和內容是什么呢?“中國抗戰,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先生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談話)“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 ……

  有人以為國家在對外抗戰之際就要縮小民主(被略),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這不僅從理論上言,正如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指出“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于兵力,尤取決于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而且在事實上,我們還可找到許多實例來加以證明的。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說,遠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專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正是因為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最急進的民主派,給予了民眾以民主自由,因而發動了廣大民眾參加革命斗爭,所以獲得了勝利與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它之所以獲得勝利與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統治,打退了列強的武裝干涉,這也是因為俄國的革命領導者與革命政府真正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因而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民眾積極參加革命運動與戰爭,所以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實來說,當太平洋戰局形勢嚴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軍事失利,于是在英國國會中和輿論方面引起了英國政府關于遠東戰時措置的種種疑慮和責難,特別對于英政府某部分閣員及遠東負責者表示了極大不滿。英下院一場舌戰,因而展開。在一部分人看來,英下院這種民主的對于戰爭問題的公開辯論是不適當的,或將因而引起英國內政上的軒然大波,渙散了內部“舉國一致”的團結,減輕了戰時內閣的威信。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丘吉爾首相以英國傳統的民主精神,坦白地發表了辯論演說,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爾公開地指出了過去的錯誤――如云“此等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災禍非錯誤與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責任――如云“茍余對處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處,則負咎最大者為余個人。茍吾人未遣派大軍至緬甸或遠東其他地點,亦應由余負責”;積極地要求國會公開辯論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堅持其辯論之自由,并舉行明確忠實之投票,則下院即系怠忽職務”等等。正由于丘吉爾首相這種尊重民主的精神與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負責態度,于是獲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說是的到了全體的擁護。(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這一生動的現實,充分說明了民主政治的偉大意義與作用。

――<新華日報> 1943年3月6日


新華日報 2012-08-21 17: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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