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7軍隊國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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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春天,大陸的代表已經到了臺灣。看來,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沒有什么戲劇性的變化,已是指日可待。對于與中共政權修好,臺灣開出的條件是“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可謂情理具在、擲地有聲。但說到這三項標準的達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為,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個過程,可以說,自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就在不斷地在“化”著,只不過時快時慢、時冷時熱,還沒有“化”到火候罷了。惟獨“軍隊國家化”是硬指標,可以說,“化”了就是“化”了,沒什么可討價還價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從屠殺的血泊中站起來,開始握住槍稈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揚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說來,這一“化”可是性命攸關、非同小可。
  但這并不是說,在這七十年間,中共軍隊就絲毫沒有過被“國家化”掉的可能。那機遇出現在1946年,在抗戰結束之后、在國民政府為獲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國建議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當口。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就在毛澤東為蘇聯所迫,頭戴那頂剛剛借來的遮陽帽,懷著“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慶與蔣介石作“和平談判”的時候,就已經說:看樣子中共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所謂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也即蘇聯當時期望于中共的“學習法共的經驗”,關鍵的關鍵就是照法國那樣軍隊國家化。這條道路,根據當時周恩來向自己的黨內同志所介紹的,就是:法國共產黨當時認為,如果堅持與資產階級打內戰,必敗無疑,已有的政治資本也要賠掉。從而同意將本黨掌管的軍隊交出,編入國防軍。法共依舊存在,以在野黨資格進入政府。
  毛說這話的時間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暫時休戰基礎上、由全國各黨派、各勢力共同協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國綱領》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臺。但摩擦已經發生,這就是為什么與此同時還進行著那場有名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主持的雙方“停戰談判”。到了政協綱領出臺之時,全國范圍內的停戰也達成了。這真是我們中國人一百年來見到的最好的、沒有戰事的日子。當時不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以為多年盼望的和平與民主終于到來,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勢下,接受已有現實的準備。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的一則指示——當然,是在“毛澤東同志生病期間,劉少奇主持工作”的時候發出的。
  在這則指示里,共產黨宣布:“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我黨即將參加政府”,我們的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命令。”
  歷史研究本來忌說“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產黨,這個一向以“小米加步槍,打出人民的天下”為傲的黨,還曾有過這樣的考慮,不禁令讀史的人一再想說“如果”:如果當年軍隊國家化諸項真的實現了,就不會有緊接著的“東北民主聯軍”(其實就是共產黨緊急集結到那里的部隊)進占秀水河之戰;不會有國民黨大怒,決心在東北開仗;不會有中共接下來的大反攻和長達四年、枉死數百萬人的內戰;也不會有后來的“新中國”,包括它對“階級異己份子”的壓迫、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剿滅、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過歷次戰爭的“天災”了——當然也不會有今天再起的海峽兩岸重開談判與軍備競賽。
  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的黨史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則指示,不知道在形勢逼迫下、在當權的一方以和緩的態度對待在野政治力量時,有可能出現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從而也被教導著與熏染著的——永遠是政客的空頭許諾,以及“槍稈子里邊出政權”,“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戴晴 2013-08-19 16: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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