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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校場口
　　中共確曾有過的關于軍隊國家化的考慮，可惜只是“歷史之一瞬”。因為，不過十天之后，在毛澤東的病勢稍稍緩解，能勉力扶杖參加中央的會議之后，雖然不十分明確，但顯然于心不甘地表達了他這樣的一個見解：“我們與法國不同”；“美蔣要以統一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
　　參加會的人不置可否。因為，促使作出這一決定的，除了毛澤東本人那常人難以企及的堅忍，以及大獨裁者所獨有的那類除了自己的目標，一切都可以不顧的寡情鮮恥之外，當時的局面和政治氣氛也占著很大比重。也就是說，毛澤東再固執，如果“造英雄”的局勢不給他提供機會，他也只有空懷一腔激憤。
　　這機會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還是由他的夙敵：國民黨中的強硬派白送給他的。
　　原來，當時在國民黨里，也和任何政黨一樣，大致有態度比較溫和、主張民主建國、愿意與民間勢力包括共產黨談判的鴿派（政學系）；和堅決反共、主張以強硬手段解決對方的鷹派（以中統系統為主）。當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推動下，與在野各黨、共產黨及無黨派人士，就戰后局勢進行政治協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鷹派恐慌起來，很怕自己的黨內對手在未來的聯合政府里占上風。
　　就在政協閉幕不久，當共產黨正猶豫著，打算交出軍隊、進入聯合政府的當口，陳立夫等忽然借“蘇聯在東北的利益”作文章，攪起一場反蘇——當然同時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稱“校場口事件”。這位CC頭目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在他的指揮下，只在重慶街頭打傷幾個文化人，燒掉幾間房子，卻將美、蘇、國、共數方共同艱難維護著的脆弱平衡驟然打破。，其時間與空間上的影響力實在是那批街頭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來，有《雅爾塔協議》和與國民政府簽定的《中蘇友好條約》的約束，在東北的蘇聯紅軍，雖然就其政治傾向而言，愿意幫共產黨，但在實際做法上，還是很有顧忌，從而也就相當克制。“校場口事件”和這一事件之后關內的大規模反蘇運動，再加上美英單方面公布了原本為秘約的《雅爾塔協議》，使得蘇聯的態度一下子強硬起來。它一反過去處處約制八路軍的姿態，反過來催促中共將更多的主力部隊速速調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機，將政權交給中共。
　　令人難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來和劉少奇這樣的共產黨頭面人物——他們一個在重慶一線談判，一個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認為在東北只要通過調停和談判，使共產黨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適可而止的時候，蘇聯卻一再催促增兵，質問“為什么對美國如此客氣”，鼓勵中共放手大打，答應將已在自己手里包括萬挺以上的輕、重機關槍和上千門各種火炮的日本倉庫過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東北。
　　蘇聯的這一態度，對抱病參加東北局勢策劃的毛澤東說來，不啻一劑強心針。類似“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越多越好，不惜重大傷亡”等指示，一一飛向東北前線。
　　戰爭絞肉機轉動起來，中國的資源損耗在血海之中。在這過程中，也曾有過毛澤東力不從心，從而重提停戰、要求談判的時候，卻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拒絕——這寧波人和他的湘潭敵手一樣剛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贏，最后幾乎全輸。
　　剿滅“共匪”就那么義正詞嚴么？不過兩個月前，在政協會議上，燕大教授張東蓀在談到軍隊國家化的時候說：“人民太苦了。抗戰結束了，要這些軍隊干什么？我們要大裁軍，全國軍隊同時公平整編，以后軍隊要成為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但國防軍只屬于民主政府，只有黨軍才如此有興趣于意識形態戰。這話毛是不聽的，蔣當然也不聽。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黨軍和派軍，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戰爭期間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紀，還要隔著海峽打么？

戴晴 2013-08-19 16: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