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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高明 向權力訴說真理

　　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城市組委員、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編委、《植物生態學報》常務編委、《生態學報》編委等職。共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80篇（部），參與編寫專著8部, 主編了國內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態學教科書《植物生理生態學》。

　　我是成長在中國本土的生態學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東大學生物系畢業后，即考入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在這里一直工作至今。從大三開始分專業算起，我接觸植物生態學已有23個年頭了。當時，這個學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專業81級20個學生中，只有8人選了生態學。大約是受后來的博士導師侯學煜先生的影響，我在從事生態學研究中就非常關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侯先生是中國近代植物生態學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國各地進行調研，提出了大農業觀點。他最早在國內旗幟鮮明地反對“圍湖造田、圍海造田”、“向草原要糧”，對全國“農業學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些觀點至今依然有現實意義。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讀不完的天書”，始終激勵著我進步。關注環境保護，是我的人生一大樂事，看到自己的建議能夠被決策者采納，由衷地高興；而建議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會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滿酸甜苦辣。

　　差一點被轟出避暑山莊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師從黃銀曉研究員，后師從侯學煜先生從事“城市生態學”研究。從研究生院回所后(當時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國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學習), 導師要我選擇研究地點，一個是北京，另一個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與英國人合作的項目，關于承德市和避暑山莊的生態規劃。如果在北京做，條件是現成的，因為從安徽大學來的師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態的研究。但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因此選擇了后者，單槍匹馬就去了承德。

　　碩士論文是研究避暑山莊的植被起源，并對現狀植被進行調查，從而對植被進行規劃。在那里，我結識了50年代畢業于北京林學院的韓志興高級工程師。他是避暑山莊管理科的副科長，對山莊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幫助，我的植被調查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管理處提供了簡單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這樣我就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山莊里調查植物。有一天，我來到碧峰門－松林峪一帶，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驚：那些栽植于清咸豐至嘉慶年間的古松(油松)許多開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莊的重要一景，如果沒有了古松，山莊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為什么這樣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無人問津？

　　針對死亡原因，我對每棵古松進行調查，從健康狀況(有無蟲眼、蟲眼密度)、人為破壞痕跡(包括釘子，刀痕，火燒痕跡)、過度砍枝等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共調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數據。分析發現，死亡最多的地段離居民點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為引起的。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韓高工，他聽了聽，對我說你千萬不要再提這事了，為此他與正科長還鬧過矛盾哩。他說，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經很嚴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護，30年后古松將在避暑山莊將消失。我問他為什么不反映呢？他長嘆一聲，說誰敢反映真實情況，那不是給領導扎針嗎？當時我年輕氣盛，不信邪。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會重視？于是撰文《避暑山莊古松死亡現象不容忽視》，于1987年11月11日投給了《承德群眾報》，文章引用了我調查的數據和韓志興提供的數據。

　　次日《承德群眾報》發表了我的文章，還加了編者按，后來《河北日報》又做了轉載。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責令園林局調查，園林局又命令避暑山莊管理科挨棵調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樹。如果僅調查就好了，在調查之前避暑山莊管理科長先是將韓志興叫去“訓”了一頓。原來他們兩人早就有隔閡。科長責問寫文章的人是誰弄來的，為什么不經過他同意？避暑山莊的事情一個毛孩子管什么？不要讓他在這里做論文了。

　　幸虧韓高工頂住了，我才沒有被轟出避暑山莊。管理科進行了認真的調查，證明我的話是真的后，向上級主管部門進行了匯報。市政府撥款5萬元成立了古樹保護組，專門搶救那些瀕臨死亡的古樹，杜絕了人為破壞。這是后話了。那年我離開大學校門第二個年頭，剛好23歲。涉世不深，差點給人捅了漏子，還差點影響了自己做畢業論文。當時我隱約感覺到，生態學家講真話是很難的。才明白為什么韓高工聽了我的建議后，先是長嘆一聲了。

　　首倡自然力恢復自然

　　進入到新世紀后的冬春季節，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來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騷擾，這就是沙塵暴。我初接觸沙塵暴的時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見自行車上落下了厚厚的黃土，天空充滿著嗆人的氣味，空氣能見度低得汽車白天都要開大燈。

　　怎樣治理沙塵暴呢？當時電視上的標準畫面就是，內蒙古、甘肅一帶的群眾頂著狂風，刨開樹坑，種植手指肚般的楊樹苗。記者采訪牧民，牧民們都希望樹木快快長大，擋住沙塵暴；在街頭采訪北京市民，異口同聲的回答也是，“種樹啊，種樹擋住這討厭的沙塵暴”。2000年前后，人們腦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勝天”，相信人力能夠戰勝沙塵暴。

　　為了治理沙塵暴，迎接2008年奧運會，中央緊急啟動“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護林”四期工程，人們開始把大量的財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區造林。

　　造林能夠奏效嗎？帶著這樣的問題，2000年冬天我們來到了內蒙古正藍旗渾善達克沙地。在這里，我們要設計一個5年的試驗，試圖尋找一條造林以外的路子。這個路子的出發點就是，按照生態學的規律，草原上的優勢植被應當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擋沙塵暴的效果，遠不如草捂蓋沙塵暴的效果好。

　　2001年，試驗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減少了人為壓力后，密密麻麻覆蓋了40公分的草。當年參加北京高科技周召開的“西部大開發與生態建設國際研討會”，我在大會上宣布了這一初步成果。當時的發言題目“以自然力恢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受到了聽眾的熱烈歡迎。那次會上，我還邀請了當年我在英國的合作導師、英國皇家會員布萊德什先生參加會議，劉淇市長發的邀請信。布萊德什很贊成我的提法，認為很有意義。他是當今國際上公認的恢復生態學權威，他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動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藍旗巴音胡舒嘎查(村)烏書記的小兒子呼合圖格一起吃早飯，他用半蒙古語半漢語告訴了我他的一個發現，大概是實驗地里的草長到了半人高。我當時非常興奮，腦子里一閃，認為這就是我們期待的結果。激動之余，早飯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機、攝像機，開上車隨他到了實驗地。那是我們所做的4萬畝試驗中的一塊區域。

　　眼前的景色誰都會被陶醉的：綠草已經齊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裝點其中，微風過處，風吹草低，這才是草原的風光！當年15歲的呼合，估計也沒見過這樣的景色，所以才會高興地告訴大人他的發現。實際上，兩年前，這里還是一片退化嚴重的堿灘。

　　我更加堅定了自然力恢復退化生態系統的理念。從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時間寫文章、上電視，宣傳這個簡單易行的做法，反對在草原上造林這個投資大、見效小的流行做法。一個蒙族中學生的發現改變了中國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來，我參加了各種科普與社會活動，進行各種學術演講與科普宣傳。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態恢復的“以地養地”模式和“借助自然力”恢復在國內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層領導的認可。

　　再次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劉鑒強、曹筱凡的訪談文章“自然比科學家的力量更大——專訪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博士”。

　　在這次訪談中，我指出：如果我們花那么多錢還做不過大自然，那就應采取科學的態度，老老實實退出。科學需要發現，我們在這里的實驗，最終有了這個發現，中科院在其他4個地方的實驗，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封起來不動的地方，生態恢復要比花錢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認這個結果，那么“三北防護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我說，中國“三北防護林”工程、前蘇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阿爾及利亞“綠色壩項目”、美國“羅斯福工程”號稱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級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護林”又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羅斯福工程”后來調整策略（護土、還草、人退、放棄造林）取得成功，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態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區以干旱半干旱區為主，不適宜大面積森林分布。樹木消耗的水分遠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黃秉維院士當年就形象地稱之為“抽水機”。試圖通過人的努力將森林覆蓋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價巨大，水分、溫度和風速等注定了這是個“童話”。我們承認大西北經過人的努力，長出了不少樹木，但這個代價是動用了后代的水資源。

　　而對我國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我坦率地表示：這主要是認識的“誤區”，“綠化祖國”常被等同于“樹化祖國”。中國的草原覆蓋率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種樹，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變它，只能付出慘重代價。

　　20多年來，我們用了幾百億資金來“筑城”，盡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塵暴。綿延上千里的防護林，許多地方的楊樹長成半死不活的“小老頭樹”；由于普遍種純林，在發生蟲害時，一倒一大片。這些慘痛的教訓足以說明，違背自然規律的造林是得不償失的。

　　至于造防護林這樣徒勞無益的事為什么還在繼續，我覺得是利益驅動。“群眾明知道樹木不能活，為什么還要種？一是上面要他們種，二是種了有好處。現行政策強調退耕還林，還林有錢，還草沒錢或者錢很少，這樣，老百姓當然會選種樹了。一些地方領導最熱衷造林工程。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某些草原上的林業局將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報價300元！這些樹木后來大部分死了，找誰算賬去？治沙造林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實惠不言而喻。”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張力軍讀了該文后，對自然生態保護司司長萬本太做出批示，請幾位著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給國務院領導寫個建議，對工作可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自然生態保護司，組織“內蒙古院士專家生態考察團”對我負責的渾善達克巴音胡舒嘎查連續5年的生態恢復實驗進行現場考察。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鄭度等現場考察了試驗效果，他們建議有關部門應充分重視植物研究所的這一成果，在更大范圍內推廣他們的生態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周末》文章發表后也得到了另外的反響。有關領導看到劉鑒強、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個反應就是將該文轉發給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自治區林業廳又將該文加上了領導的批示轉發給旗縣的林業局，對文章提到的試驗進行調查，對人工造林的效果進行“核查”。并暗示各旗縣林業局要“防”著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因為2003年夏天，我們曾批評了該盟主要領導的言論“我們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饅頭長大的”，該言論《人民日報》記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該領導。好一段時間，植物研究所與該盟的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蔣高明是個什么人，你認識他嗎？”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某領導問某縣副縣長。該縣長與我是好朋友，他還以為領導要他打聽一個“名人”哩，忙不疊地說：“我們是好朋友啊。”

　　“混蛋!” 該領導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們縣，把他攆出去！”

　　丹麥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大臣們誰都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他們怕人家笑話自己沒有見識，丟了臉面。只有一個小孩子講了實話，“皇帝什么衣服也沒有穿啊”。因為那是個孩子，沒有人恨他。我在這里說了“中學生”的話，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關注怒江水電被人砸“磚頭”

　　2006年3月4日,《新經濟導刊》評出2005年度“十大環保風云人物”，我和劉建國出現在所謂“風云人物”名單中。這是因為劉教授“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了對中國環境的整體評價，我深度參與到評論水電開發對環境的影響中。對我們的參與，他們可以總結為：外來的外行劉建國和隔行的外行蔣高明。

　　有人這樣寫道：“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研究員，參與到怒江水電開發中的環境影響爭論中，與劉建國的情況還不太一樣——他們的錯誤是相似的，他們的動機是不同的。劉建國介入中國宏觀環境研究領域，動機是顯然的——這一領域很熱，借此揚名后會拿到更多項目；而蔣高明進入非專業領域，我想還是他的公益心，因為他無利可圖。但他們的錯誤的確也是類似的——蔣高明沒有起碼的水電技術常識，甚至像汪永晨一樣分不清基本的電力計量單位。所以，盡管他以學者身份嚴謹介入爭論，但屢屢讓方舟子陣營的若干人士當眾揭穿其外行身份。”

　　這話說來很長。參與怒江水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參加了由北京水電科學院委托的項目“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項目主持單位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持人為中心副主任歐陽志云博士，我負責陸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項目費用是8萬元，是屬于“使了人家的錢”的那類專家，業主也希望我們為他們多“美言”。我帶領相關單位的20多名專家，沿怒江峽谷進行了為期2周的地面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我提出了怒江開發將會“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連同上面的生態系統出現不可挽回的損失”的核心觀點。

　　這個觀點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首先對此做出反應的是清華大學的趙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發表文章反駁。文章據趙自己稱是“趕緊辟謠”，是在網絡上發表的。趙使用的題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藥味很濃，大有先生訓小學生之意。趙抓住我的一個主要破綻就是我不懂水電上的千瓦時。

　　后來，一個叫水博的變本加厲，以“學術腐敗”和懷疑中國科學院有沒有“首席研究員”等為由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再后來，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參與了怒江爭論，他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提問時說，“該環評報告無法公示純屬法律原因。那些公開信簽名者應該知道這個法律問題，因為他們中的有些人（例如蔣高明研究員）參與了環評，手中應該有該環評報告”。文章捎帶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國家機密”。如果罪狀成立，我夠坐牢的份了。

　　對趙、水、方對我的指責，我從來沒有爭辯過，因為我明白自己并沒有做虧心事。今天，本書主編曹保印先生約我寫稿，我才有機會澄清一些事實。第一，我是植物生態學工作者，還不敢稱植物學家；第二，我可能對水電的單位搞錯，因我畢竟不是水電專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談的是生態問題、世界遺產問題、地質災害問題、移民問題等，這幾點在水利部在云南召開的論壇上我都是這么說的。之所以用水電的數據，是寫文章的引子，不應當就此評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語絲》上類似的話還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錯了，我沒有看到過最后的報告，無密可泄。我在研究報告提出的反對意見，有沒有被采納我一概不知道。因為業主后來就不找我們了，他們只要我們的名字。

　　關于那個水電單位不分，原因是這樣的：我是從中國科學院環境評價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報告書》直接抄的數據，現在該電子版文獻還在。

　　圍繞怒江水電工程引起的土壤損失問題。一派意見認為，六庫以上，土地淹沒比較小，地質條件比較好，生態破壞比較嚴重，建議考慮生態移民，將壩修得高一些，水能資源多利用一些；六庫以下，耕地較多，盡量減少一些。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數字沒有明確指出。實際上，如果是十三級都上（就怕開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將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國科學院遙感衛星圖片實測的保守數據！)的土壤損失，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態恢復的機會基本沒有了。因此水電與生態的權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問題，值不值得的問題。我們建議一定要控制壩的高度，將土壤的損失控制在幾十平方公里以內。寧肯犧牲一些“水電”利益，也要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態系統。

　　怒江的問題還有很多，如水電脫貧、世界遺產、珍惜瀕危物種、山體滑坡、地震、泥石流、輸電線路和公路等，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專家們的意見是“針鋒相對”的，可見怒江水電開發決策的難度之大。日前，有關單位已決定要上怒江大壩。這里我要堅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實，反應不同的聲音才會對國家有利，對人民負責，為后代著想。

　　古人云“文死諫、武死戰”。沒有人封我個“諫官”，我只想將所學的知識用于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當個“建議”學者而已。聽也罷，不聽也罷。樂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將上下而求索。

蔣高明 2013-08-20 10: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