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絞痛大師別頌

簡體傳統

大師別頌
　　在清朝，大人物死了之后，如果能得一個“文”字的謚號，比如文正、文忠、文襄之類，那是莫大的榮譽，堪稱“祖墳冒青煙，子孫屁股放光”的。不過，帶“文”字的也不盡是好詞，也可以有文盲、文丐、文妓。一個人，頭上頂上一頂文化大師的帽子，張口閉口文化，上電視，不提文化兩字，就不會說話，深沉倒是夠深沉的。但深到極點，在愚民眼里，至少在字面上似乎跟文丐文妓劃不清界限。當年上海灘上的校書，說是賣藝不賣身，那藝里面的小曲兒都是文化。其實，私底下身也是賣的。否則，干嘛要掛牌營業呢？
　　中國現在的工藝美術界，大師是種職稱。評上了，手里的玩意，就能賣出好價錢。在和尚那里，大師是我們這些俗人送給某些腦門锃亮，腦袋大脖子粗，身為主持（也許是買來的）者的尊稱。一般來說，這種時候，都是俗人們有求于大和尚之際，不是求財，就是求官。恰好，這兩種道場，大和尚都能做。嗚嗚呀呀地念將起來，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師的頭銜挺金貴的，至少在官方那里挺寶貝。迄今為止，真正由官方掛牌的，只有余秋雨大師一個。
　　物以稀為貴。大師把自己端起來，理所當然。古往今來，有人寫文章不出錯嗎？沒有。但人家余大師就沒有錯，一個錯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亂認來的祖宗余玠寫成了余珍，也是沒錯。要錯，也是余玠他爹錯了。費點心，把《宋史》連帶余家的家譜改了就是。誰要敢出面指證，哪怕是戰戰兢兢的，人家連手民之誤都不認賬，劈頭就是一棒子——你別有用心！天王圣明，臣罪當誅。做了大師的人，有圣人的感覺——圣上的圣。圣上一出生就紅光滿眼，異香滿室，渾身上下，除了肚臍眼沒疤瘌。他的第一聲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屬于最有文化那種。如果寫出來，得用鐘鼎文。當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師很清高，據說從不交結權貴，可惜權貴總喜歡交結他，爭著搶著交結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慶典，都有大師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師，兩次還是余大師，三次四次據說依舊是余大師。人家大師領獎，都去釣魚臺。那地方，我輩鼠民，連站在門口往里望一望的可能都沒有。大師的清高，在權貴的爭相巴結下，也只好裝下半截。人家一巴結，也就琵琶半抱，出來見客了。
　　因此，余大師的地位很金貴。當今之世，副教授，滿地走，教授不如一條狗。官方大把大把撒職稱，自然科學最牛的是院士，社會科學最牛的是學部委員。但是，普天之下，有哪個能掛牌做大師呢？易中天不知趣，非要說人家是公民。大師怎么能是民呢？不是民，自然不能跟民一般計較。有刁民說余大師捐款不實，任你怎么說，大師連回都懶得回，底下的馬仔自然會料理。還別說，料理得還真不賴，比日本料理都好。在都江堰官方的配合下，紅口白牙許出的二十萬的真金白銀，搖身一變了成了書。援建的一座小學，變成了三座圖書館，而且都是“秋雨圖書館”。真牛，捐了幾本還沒到位、也不知道究竟打幾折的書，圖書館就掛上大師的牌子了。香港的邵逸夫先生真笨，在大陸各地學校掏了那么多錢，蓋了那么多樓，才能叫“逸夫樓”，硬是比不得余大師四兩撥千斤。其實，豈止學校的圖書館該叫秋雨圖書館，連都江堰都應該改名叫秋雨市，多響亮，多有文化。把上海也改了，未必不可以考慮。當然，官方不一定敢擅動，這就需要粉絲了。反正大師的粉絲眾多，連署呼吁就是。
　　有了圣上的感覺，金貴而且清高的大師，就喜歡說些高深的昏話，比如“在文化上，無效必然導致無聊，無聊又必然引來無恥。但是，即使到了這種‘三無’的低谷，也不必過于沮喪。因為只有低谷，才能構成對新高峰的向往”等等。昏過以后，還比較喜歡哭。據說有大愛之人，才這樣動不動就含淚。地震死了幾千孩子，大師淚沒出來。發現在地震中失去唯一兒女的家長情緒不對了，馬上眼淚就出來了，在眼眶里停住，強忍悲痛，含淚勸這些悲痛欲絕的家長，不要受人利用，給政府添麻煩。據說文化大師跟和尚堆里的大師有過溝通。死的孩子，無論是不是因為豆腐渣工程屈死的，都變了菩薩了。家長們，你們就知足吧。
　　當然，愛哭的大師，也有雷霆之怒的時候，因為有人批評他了。大師代表全中國人民，批評大師，就等于批評，不，詆毀全中國人民。這還了得！據大師考證，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者，文章發在香港，卻很可能是大陸人士。有關部門真應該給他查一查，查出來，加以嚴懲，以儆效尤。不過，我在此鄭重聲明，我的這篇博文，絕無批評大師之意，連調侃都不是。萬一大師見了，千萬別動怒，傷了玉體，全國人民都傷心。
　　這個世界上，有“別傳”，就應該有“別頌”。欽慕大師久矣，“正頌”輪不到區區，就“別頌”吧。何況，以阿Q之乏，尚有“正傳”；以大師之尊，又豈能沒有“別頌”呢？
　　贊曰：
　　書到館里錢恨少——大師該捐幾折圖書啊？
　　頌如別樣不嫌多——小民應掉多少眼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