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 第二卷 帝制中國的晚期(1600—1911) 第十章 造反與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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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造反與中興

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一八五〇年代以后,清朝政府幾乎已窮于應付連連發生的內亂。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雖然只在幾處海岸上交火,皇帝卻制服不了英國番鬼,大大動搖了朝廷的威望,接著來的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水災和饑饉,普遍禍及已經增加的全國人口。一八五〇年終于出現大規模的變亂,并不出人意外。
    亂事起于最南的廣東及其腹地之間的省分。這個區域與擴大中的外貿發生關聯最早,也是最后被收入清朝版圖的地方。正是在這最易受外貿擾動力影響的地方,清朝的軍事控制力比較弱。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1966)分析其地方社會,大權操于地主大家族之手。在這些政府統治力量弱的地方,一姓的村子與另一姓的村子,或多個村子組成的團體之間經常發生集體械斗。此種地方性的戰斗起于族裔的分裂。由于華南地區融入了自北方遷移來的客家人等族群,而客家人的生活習俗和早先來的漢族居民與山區土著都不一樣。
    人口續增而生活條件更惡化之時,外國來的鴉片貿易終于給了反清的秘密結社一個良機。加入這些會黨的兄弟們,尤其是從商者,彼此互相幫助,為疏離分子與鋌而走險者提供一個次級社會系統。按傳統模式,領導造反的人理當是“三合會”的分支或旁系分子,因為這個會黨組織早已遍布華僑社會與外貿界。
    太平天國之所以未聯合這些既有的反清集團,原因在于太平天國創始者洪秀全其人。洪秀全傳布的信仰是他自己版本的舊約圣經基督教,他憑這個信仰建立的太平天國自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統治至一八六四年止。但是許多因素從一開始就注定它要失敗,第一個就是其宗教神學。洪秀全于一八四三年在廣州第四次應試不第之后,爆發了對滿清統治中國的憤怒,然后又讀了一些別人給他的基督教傳教文宣小冊。作為洪秀全主要基督教教義來源的小冊子,乃是廣東籍的教徒梁阿發所寫,梁本人從圣經舊約里,看到了少數的上帝選民在上帝扶助下反抗壓迫統治的道理。梁阿發強調耶和華的正義之怒甚于耶穌之愛,教給洪秀全的只是基督教神學的皮毛。但是梁的傳教小冊似乎能解釋洪秀全早先一次精神性疾病期間看到的景象:天父上帝呼召他救天下人,耶穌乃是他的天兄。
    此后洪秀全成為積極的傳教者,勸人過道德生活,信奉唯一真神。一八四七年間,他跟隨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數月,學會了怎樣祈禱、布道、唱圣詩、問答教理、懺悔、施洗,以及其它屬于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行事方式。洪秀全和兩名最先皈依的教友所創的打破傳統的一神教,威力足夠建立太平天團神治政權,卻太瀆褻上帝而得不到外國傳教士支持,太堅持拜上帝而得不到三合會之類的會黨支持,又太怪誕荒唐而爭取不到漢人知識分子認同,這最后一者正是一般組織行政系統所不可少的。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最初設在廣西山區。當地的居民有徭族、壯族,以及洪秀全籍貫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數百年前從華北遷來的,仍保留北方的方言以及其它舊有的族群特點,反對纏足就是一例。客家人是華南的一個少數族群,卻異常堅忍而進取,并且很懂得在有敵意的環境中保護自己。
    洪秀全一躍而成為半壁中國江山之王的故事,頗像拿破侖與希特勒的興起,充滿戲劇性、奇妙機緣,以及始終為人們所爭論的個人與社會因素。他的教友相信上帝命他們推翻滿清,要他們在上帝的兒女之間建立起兄弟姊妹的新秩序。居領袖地位的是六名結為義兄弟的激進者,洪秀全與他們地位平等,只在六人之中居長而已。主控軍權的是原來以燒炭為業的楊秀清,此人未讀過書卻有頭腦,能蒙上帝附身而以上帝的聲音講話,今洪秀全目瞪口呆。其它四個都讀過書,沒有一個是佃農出身。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系統取材自《周禮》。太平軍起兵的動機強烈,組織精密,而且一開始時是嚴格禁欲的,男女決不可相混。
    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信仰半借半創了整套的祈禱文、贊美詩歌、儀式,以便中國人適用。并且【】要所有人聯合為兄弟姊妹,共奉唯一真上帝。基督教舊約和道家的消極政治思想與佛家的來世之說同。主張的是勇敢的族群應號角之呼喚而向其壓迫者進軍。最初的客家信眾正是打起仗來最勇敢【】體恤一般百姓的一群,這并不足為奇。洪秀全的思想創造出一個有作戰組織力的中國新教派,利用基督教一千八百年歷史中實驗而證明無誤的技巧,灌輸熱烈的信仰給每個人,以確保人人為教國效命。太平天國的基督教,是以思想與實踐從屬軍事行動的獨一無二的東西混合物。再有類似情形出現,等到一百年后中國借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予以中國化的時候。
    一八五〇年間的廣西,距離北京很遠,只駐守了少量的官軍。鴉片走私者以及被英國海軍追緝沿西江逃入內陸的海盜,對此地影響很大。騷亂頻仍促使居民培訓了自衛兵力,其中有鄉勇也有土匪,兩者其實不相上下,都是就食于百姓的人。開始只有一小群的拜上帝會教徒也和別人一樣,為自衛而武裝起來,但是在暗中進行,而且別有目標。到了一八五〇年尾,有兩萬教徒跟隨洪秀全起事大敗了前來驅散他們的清軍。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自己三十八歲生日這天自尊為太平國天王。
    好戰的太平天國信仰激勵出一支勇猛的軍隊。初期的這些戰士們都嚴守道德紀律,善待一般百姓,并且憑其奉獻意志吸引了新的投效者,也嚇跑了來鎮壓的官軍。太平軍配備有極多大小旗幟,部分作用在于識別所屬單位。他們不作表示效忠清朝的薙發打扮(腦門剃光,腦后蓄長辮),任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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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自然生長,因此被稱為“長毛”。他們的模樣,在擁護既有體制者看來,比大約一百年后搞西方反正統文化造反的學生還要可怕。

內戰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肆虐的這場戰爭,人命傷亡與財物耗損都十分慘重(見地圖21)。約有六百個市鎮在血戰中易主。一八六〇年代初的美國南北戰爭乃是工業化時代的第一場大戰斗,鐵路與汽艇運輸、精確的武器都是關鍵要素。太平天國與清軍之戰卻是最后一場近代以前形態的戰爭,軍隊都是徒步,要靠占據的當地供應給養。沒有醫療人員隨隊,也沒有新式地圖和電報機。攻城時或許會用炮擊,但最常用的戰術仍是從墻下掘地道、埋火藥、引爆。長江上和以南的主要河川中,會以帆船或舢板進行水戰,極少使用汽艇。有時會使用火槍,但大多數行動是用劍、刀、矛、棍的短兵相接。這種戰斗需要動機甚于技能訓練。
    進行侵略的這一方有人員折損時,可以就地補充,或以俘虜充數。但是帶兵的人對于這種兵丁能否固守崗位已經沒有把握了,遑論要他們沖鋒陷陣。官軍的人馬之中有世襲的滿族蒙族軍人,但是他們來到濕熟的南方卻變得水土不服,騎兵陣到了稻田里也發揮不出威力。因此,作戰時多是漢人與漢人搏斗。依官方報告,每支軍隊人數為二、三萬人,多者有二十、三十萬人。這令人疑惑他們究竟如何取得糧給,又如何在普遍沒有道路的地區之中行軍。軍隊總人數一向都是粗略估計的,也許應該酌量扣減才比較正確。
    一八五一年間,太平軍大舉北進,占領了武漢各市。一八五三年又順長江而下,攻陷南京,建都為“天京”。太平天國的戰略,大致不出一個不識字的燒炭夫操控下的野心勃勃的委員會可能想到的范圍。這些人對外面的世界茫然無知,放著上海不攻,又不發展外交關系。他們被順勢沖昏了頭,竟同時派兩支實力不足的軍隊北上取北京、往西攻華中。結果兩支遠征軍都敗了。軍隊指揮官大致都是獨立作業,沒有可靠的情報,也沒有通訊聯絡與配合行動,只能隨機應變。首領諸王一心只專注在宗教和戰斗上,應付不來經濟、政治,以至全面擘劃的事務。
    由于欠缺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太平天國不懂得占據治理鄉間為基地,以供應人力與糧食。他們只顧連連攻占市鎮,以戰利品和征用物資為補給,作風和官軍差不多。孔斐力(Philip Kuhn,見CHOC 10)指出,他們實際上一直“被圍在城市里”,讓地主士紳待在鄉間。這種現象都是他們的狹隘宗教狂熱心態所致,使他們和士大夫階級對立,而不能吸收這些可能替他們組織管理政府的人才。
    這時候,最初的信仰和嚴格紀律淡化松弛,對于太平天國形成嚴重打擊。各個首領紛紛在南京自擁兵力,自設宮殿、后宮嬪妃,以及其親信集團。傳教士于一八六〇年造訪一位太平天國丞相時,見他頭戴綴金冠,身穿與屬下軍官一樣的紅黃色絲袍。平等主義只存在于基層民眾間。
    最初的領導結構自毀于一八五六年的血腥內訌。這一年,東王兼正軍師與左輔的楊秀清計謀篡天王洪秀全之位。洪秀全便令北王韋昌輝撲殺楊秀清及其部下。事后韋昌輝及其部屬得寸進尺,又得令翼王石達開將他除掉。石達開深感遭到洪秀全的猜己,率領很大一批兵力向西邊出走。留給洪秀全的殘余部屬只是洪自己那批昏庸無能的兄弟與親戚。
    以后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曾試圖從太平天國抗清行動中搶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義的反清民族主義與社會改革范本。太平天國對于賭博、鴉片、吸煙、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纏足等諸惡一律都反對。對婦女特別開放,婦女担當軍隊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監負責的王宮內務,也可以上陣殺敵。但是,太平天國的歷法和科舉考試——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冊為教本,并不比清朝現行的進步。以二十五家為一共享“圣庫”單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終沒有推行到鄉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軒——為洪秀全堂弟,曾與傳教上共事過,他的西化方針一直不曾付諸實施。而且,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無知而排外,缺乏經濟計劃,未能以軍事長才為基礎而建設擴展,導致流血不斷百姓遭殃的后果。集體造反的行動,在中國一向不曾給人好印象,這一回又讓基督教也担了惡名。
    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們刻意壟斷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們怨恨不已。比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象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稱是耶穌的弟弟,而且還把中國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國,給上帝和耶穌添了妻妾。在我們現代人的眼中看來,洪秀全的一套改編,毫無疑問是基督教真正融為中國舊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時機。沒有一位中國的先知,那個外國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國?但是,少數幾個能夠進入太平天國的南京城的外國傳教士,雖然受到禮遇,卻清楚覺得太平天國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們來教導基本教理。太平天國甚至自認為是中央是上位,不過對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禮。他們的第六誡“不可殺人害人”,用了中國傳統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為注釋。洪秀全編給兒童背誦的《三字經》,列舉了上帝扶助摩西與以色列人、救世主耶穌的降生與死、古代中國(商周兩朝)敬拜上帝(這一點與耶穌會的方法不謀而合)等事跡。秦、漢、宋的皇帝被指為步入歧途。一直等到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入天國之時,他才受命要除韃妖,拯救天下(中國)人。這是真正做到異種文化通婚了,但是少有傳教士能容忍。信奉天主教的法國更以太平天國基督教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余孽為由,而予以反對。
    太平天國留給后世的只是一個名稱。文字記錄有偏頗,因為官軍將太平天國大部分文書銷毀了,留傳的多屬外國人所保存(有些于本世紀才在法國和英國的圖書館中找出)。最后幾年曾有一些富領導才干的人出現,但為時已晚。一個能促使這么多人奉獻生命的信仰,必定有其動人之處。只不過太平天國的優點,需在清朝衰朽的舊秩序相形之下才顯得出來。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興

    清朝之得以從內亂外患夾攻中挺過來,主要歸因于一般稱之為“清朝中興”的政策與領導轉變。一八六一年間,清廷似乎氣數已盡。英法聯軍于一八六〇年占領北京,繼而迫使清廷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制度,終于使操持朝政的頑固反洋派敗下陣來。此時正有一位太平軍新掌率,將包圍南京的清軍大敗,隨即進攻長江三角洲,并且將于一八六二年直逼上海。這個危機激發了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變,事后即成為慈禧太后攝政,由恭親王和軍機大臣文祥主持政務的局面。新政府力行的兩大政策是:外交方面接受締約制度以安撫洋人;內政方面多用漢人任實權之職以平亂。這種更富彈性的策略,使朝廷勢力開始重振。
    新獲得統轄討伐太平天國軍務大任的,是湖南進士出身的曾國藩。一八五二年他自北京回鄉編組團練,眼見太平天國對整個儒家秩序的褻瀆與猛烈攻擊,大為驚駭,決心要以古來就確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予以消滅。為此故,他著手組織自衛團練。先選性格相近而效忠他的人為將領,由將領自己去選軍官,再由軍官自募兵士。按這個方式組成一個領導從屬的人對人的關系網,大家彼此依賴,在作戰時可以互相支持。這乃是將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負責的精神搬到軍事上來運用。結果效率奇佳。團練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樸實人家的子弟,訓練精良,糧餉充足。
    曾國藩還在長江練了水師,設置軍火庫、妥善運用自己的資源。華南來的客家太平軍將物資漸漸耗竭時,曾國藩的湘軍便開始打勝仗了。滿清朝廷一旦明白最上策是信任那些忠于舊秩序的漢人,曾國藩便有了任用自己的將領為巡撫的權力,也能夠動員協調一致的戰力。他有條不紊地從上下兩方圍攻太平軍,長江上游湖北湖南的武漢首府曾六度易主:下游方面,英法軍終于放棄中立,也投入保衛上海寧波之戰。在年輕的慈禧太后聽政之下的北京新朝廷,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條約制度,一方面支持各省的保守派漢人巡撫,得以在一八六四年平定太平天國,給了滿清朝廷奮力自新的機會。同治中興時期的理想主義氣氛,所展望的是像東漢光武中興或中唐安史之亂以后盛世的那種保守的振衰起蔽。率先研究同治中興的西方史學者瑞梅莉(Mary Clabaugh Wright,1957)曾生動地描述,傳統儒家式政府的人臣如何在一八六〇年代活力充沛地要整頓朝政。一群八股科舉出身而忠于朝廷的廉正文官,毅然平定了內亂之后,試圖好好照料農業經濟,為百姓謀福。華中各省恢復了安定秩序,稅賦減免了,土地再發放耕種,學校重建了,有才之士補入了公職。不過高級大臣主張提倡的多,真正能在基層實現的較少。在如此復興傳統秩序之時,中興的重臣們也開始進行西化。設置了補給新式武器的兵工廠、建造輪船、翻譯西方科技與國際法的書籍,成立外交部原始型的特別委員會“總理衙門”,隸屬軍機處。重組的湘淮鄉勇配備有新式武器,足以防杜農民造反。這些西化措施也得到西方列強配合政策之助,列強的帝國主義之爭要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趨于緊張。
    近來所作的詳盡評估,態度比較不樂觀。因為同治中興讓無知而反進步的慈禧太后掌得大權。西化行動大多是交給各省巡撫自理,由于各省內的漢人勢力漸居上風,滿清朝廷反而陷入了守勢。但是省內的行動未能協調一致,而且得不到北京朝廷的支持。結果,清政府的中興新氣象壓不倒傳統中國政治的惰性,仍然得按過了時的老方法運作。
    同治中興的諸大臣固守重視農業為國家稅收與百姓生計根本的觀念,全然沒有近代式的經濟成長開發概念,只是一昧反對貪利。他們仍舊輕視商業——包括對外貿易,認為商業是不事生產的。只顧向農民和官吏強調古來節儉廉潔的重要,以為這樣便可促進土地農產供養人民與政府所需。為了扶助農業,大臣們也試圖降低長江下游的田賦而不見成效(見劉廣京于CHOC 10所述),同時并未降低佃租,也未限制地主的地產權。他們試圖整頓防治水患的必要公共設施,長江水患整治方面的成績卻沒有比前任政府好多少。
    中興氣勢在一八七〇年以后衰退下去,其原因很多。大臣們煞費苦心地復興過往,卻不拿有建設性的眼光去面對中國的新未來,他們不能有效地激勵基層官吏配合,也沒有能力處理西化過程中的專門技術知識問題。正是他們保守復舊的力量,抑制了中國以革新方式響應西方接觸的行動。

其它亂事之平定

    同治中興一項無庸置疑的成就是平定內亂。太平天國控制長江下游地區的時候,在太平天國以北的淮河與黃河之間又發生了捻亂(見地圖21)。捻子興起于華北平原南端有土墻防衛的村落,他們按自己的旗號系統組成騎兵而四出劫掠,取地方團練而代之,成為控制本鄉的勢力。捻子雖然沒有太平天國奪取清室天下的野心,卻于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的期間在相當大的地區內取代了朝廷,并且以劫掠鄰省物資的行動困擾朝廷。
    清廷屢次想要肅清捻亂,卻屢次失敗。捻匪村子的土墻被夷平了又再筑起。曾打敗太平軍的一般儒士將領承諾要保障百姓安全、格殺捻匪頭目、赦免其部下,試圖藉此斷絕鄉村百姓給捻匪的支持。在此同時,華北地區多處又鬧起其它亂事。這些叛亂與捻匪后來都被配了新式武器的湘淮新軍制服,策略是切斷其糧食與人力補給,終于以封鎖防線加上反騎兵戰全面剿平。
    華中華北經過動亂震撼之后,西南西北又于一八六〇年代與一八七〇年代發生血腥的回民叛亂——這些激烈爭斗最近才開始被人研究。總之,近代中國求變革的運動,要在以農民為基礎的叛亂和平定叛亂的中興之后開始,不出傳統的行事模式。其間有幾百萬倒霉的人喪了命。戰亂拖到后來終于精疲力竭。據現代估計,一八五〇年的中國人口總數約為四億一千萬,經過太平天國、捻亂、回亂,以及其它小規模戰亂以后,一八七三年的人口大約只有三億五千萬了。
    所以,西方炮艇的威逼,甚至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比起十九世紀中期遍及各大省的亂事,只是短暫的小災難罷了。爭取到中國新通商口岸特權的歐洲人和美國人,只是居于這種社會大動亂的外沿,并不是引發事端的人。在當時某些中國人眼中,他們代表新秩序與新機會。但大多數中國人卻覺得他們無甚重要。
    即便如此,一八六〇年代早期,中英雙方開始達成非正式諒解(entente)。英國要的是貿易的穩定,所以就幫清廷購買一支炮艇艦隊(這是當時的終極武力),不過由于艦隊該由誰指揮的問題沒解決,這筆交易也未成。赫德與他主持的總稅務司,以中國官員機構的身分,主動應和英國敦促的革新財政便利貿易。然而,英國人為維持清朝安定而涉入中國內政,后來也成為愛國人士攻擊的題目。


費正清 2013-08-22 10: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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