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鋸齒嚙痕錄 4.離開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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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離開成都

  離別成都之前,除了聽從省文聯總務科劉科長的吩咐,多次去鳳凰山麓的機關 農場,運回育栽的桉樹苗和桑樹苗,運回豬飼料、勞動工具、家具、窗框、門扇等 等什物,并在省文聯東風路建筑工地栽樹、種棉花而外,我抓緊時間做了兩件事: 一是焚稿,一是讀書。

  先說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來存積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筆記,乃至我認 為沒用處的書本,一一清理出來,最后過目一遍,回味回味,感傷感傷,然后狠心 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斷癡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燒了一個鐘頭。 在清理過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發現一大張新嶄嶄的全國糧票九十斤。想起了, 這是1956年省文聯總務科寄給我的,當時我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進修, 日子過得飄飄然。三年后,大饑餓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記了這里還藏著九十斤糧票。 如果當時找到它們,我也不會餓得發昏,害腫病了。佛說,一飲一啄,都是前生注 定,倒真的有一點像呢。七個月后,天下大亂,邱原躲紅衛兵,離開成都流亡,我 叫何潔把這九十斤全國糧票給他送去了。

  再說讀書。朦朧地感到大難之將至,到時候恐怕讀不成書了,不如趁它將至未 至,拼命多讀幾本,正如籃球賽快要終場了,雙方都要拼命投籃一樣。我對每一本 翻開的書說:“你們要寂寞了!”便用雙目緊緊地吻它們,不分晝夜。四十天內, 我溫習了五部書,它們是《莊子》《涌幢小品》《殷虛卜辭綜述》《中國古代歷史 新研》《古典新義》,新讀了六部書,它們是《殷虛文字集聯》《積微居小學述林》 《讀書管見》《古史零證》《遠古文化史》《讀金器刻辭》——這一本馬敘倫著 《讀金器刻辭》是我在離開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發前夕最后購買的一本書。我讀每 本書的時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這本書能不能讀完呢?”每讀完一本書, 總是暗自慶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繩梯我又攀了一段。我當然希望繩梯不要斷,讓我 一直攀到崖頂。不過我也深知,這一具繩梯早遲會斷的,只是不知道斷在哪一本書 的哪一頁。人面臨著威脅讀書,就像都德筆下的那個法蘭西小學生讀最后一課,對 所學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閑讀書,如吃零食,過嘴便忘。在這期間,曾經在農場管 過我改造的盧德銀兩次勸我用架架車把藏書拉到古舊書店去賣了,我都一笑置之, 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還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誰的同志,想來也是 一條蠹魚,他托司機曾紹華來商談購買我的藏書,整賣零賣隨我。我很不悅,對曾 紹華說:“你去告訴他,我還在買書。”最后買的這一本《讀金器刻辭》被我搶先 讀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運已被決定之前。阿Q又一次勝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聯人事科長李彬找我談話,說:“剛才和金堂縣委 組織部通了電話,已經最后決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鄉城廂鎮的菜蔬社 勞動。你的檔案早已轉到縣委組織部去了,今后該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萬要 聽話啊。你是作為退職處理,我們給你退職費五百多塊錢,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 記住,還要訂一份《四川日報》,好好學習,跟上形勢。”我立即表示愉快服從, 決心勞動一生。在前一日,我因為等待得不耐煩了,已向李彬寫了一份報告,要求 快些送我回原籍去。這份報告,同我九年來寫的那些思想情況報告一樣,想來還存 在我的檔案內。幸好原稿尚在日記本上,我現在讀了覺得很真實,不妨摘引結尾一 段,向讀者老實交代,如下:

    我只希望做一個體力勞動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這個愿望是真   誠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載,還從未作如是想過。勞動九年,亦未下過如   此決心。以往勞動,雖不嫌臟怕重,看似積極,其實從未立志勞動終身。   每月領三十元生活費,橫順有的是。有此可依賴,自然會認為勞動不是我   的終身事業。改造不好,此當是一大原因。今則既下決心,誓不徘徊。若   存一絲一毫茍且戀棧之想,則非圓顱方趾之人,犬??豬??視之可也。歲月不待,   農場歸來,匆匆將兩月矣。請求領導速決,好去新的崗位。                     流沙河  1966. 4. 18

  有這樣的思想準備,當然能夠愉快服從,甚至不打一個嗯吞。臨結尾那一句口 氣很硬,譯成白話便是這樣:“誰還想賴在你省文聯,便不是人,是豬,是狗!” 一個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搖尾乞憐狀,竟然說這樣的硬話,恐怕應予教 育。不過領導上急于趕我走,也顧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滾蛋,免除領導上“包 庇”大右派之嫌,他們就放心了。他們只顧他們自身的安全,所以踢開我。

  李彬同我談話以后,省文聯黨組書記,那個斷臂大校,又找我去臨別贈言。他 一開腔就走火,說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來”。我若要耍賴,便可以扭住這句 話,要求留在省文聯,不走。我笑笑,聽他繼續說。萬法歸宗,最要緊的是“多買 一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學”啦,“勞動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導,不要為勞動而勞動” 啦。抱歉的是太難做到,在我。這時候,省文聯黨組副書記,一位詩人,大約是有 事情要找斷臂大校商量,走了進來。斷臂大校贈言暫停,擬作介紹,望望詩人,又 望望我,問道:“你們認識嗎?”詩人紅著臉,只笑不點頭。我諒解他,便搶著說: “不認識。”其實是認識的。豈但認識,九年前還有幸與他同坐茶館,在他家中住 過,無所不談。后來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識了。我不想妨礙別人的官運, 所以主動劃清界限,說不認識,于是斷臂大校又作介紹,很認真地。我站起來,向 詩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兩天后,奉省文聯之命,盧德銀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 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沖,我在路上小聲唱歌,慶幸自己永別了布后街2 號。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離開那古老的雙扇黑漆大門的時候,我沒 有回頭。我的離開,被押送回原籍,不錯,真是一個信號——中國歷史上荒謬罕見 的所謂文革在布后街2號宣布開始的一個信號。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報》發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來勢甚猛。文 章末段,不忘舊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來。4月28日, 《成都晚報》發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蟲》的文章,又扯著我罵。我被當作天平秤的 砝碼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惡”,便放我到天平秤盤上去。搞臭一個好人,只須 說他像流沙河一樣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這時候我已經離開省文聯了。


流沙河 2013-08-22 1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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