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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運動：信仰的淪陷

　　早在反右運動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籌備會”及吳耀宗、丁光訓等人，在反帝、愛國、擁護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下，一統分散的基督教會。1949年9月，中共高層欽點了當時在教會內并無重要地位的吳耀宗、劉良模等5人，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產生新政府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共精心培育他們的地位，讓吳耀宗在會后率宗教界代表團全國巡訪，在各地均受到黨政首腦迎接。嘗到甜果子后，周恩來在1950年5月短短一個月內，接連三次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領袖，開始攤牌。
　　第一次接見，周恩來以一句話為中國的基督教定下調子，即傳教是與帝國主義侵略相聯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項建議，第一，教會應發起一場反帝愛國的運動，徹底清算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國主義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國要受約束，不要到街上去傳教。第三，教會應該獨立自主，切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系，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個講話迄今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基調，也是官方基督教史界迄今為止理解近代教會史的一個基調。
　　第二次接見，周恩來開始語帶威脅，說教會必須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是擁護《共同綱領》，使宗教活動有益于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再提出一個具體限制，教會不能再邀請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見，主要關于政教關系。周恩來轉而向教會示好，說政府的“統一戰線”要擴大，能不能加入統一戰線，關鍵不看唯心論還是唯物論，而是看“是否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切斷了聯系”。他進一步提出兩個更為兇狠的威脅，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馬、極少數的走狗清除出去，這樣廣大的基督徒就不會因為少數壞人而受到歧視。二是要求教會內部開展自我批評，對自己進行“檢討和整理”。
　　周恩來這三次緊鑼密鼓的講話，仿佛魔鬼在曠野的三次試探，瞬間便把中國的教會領袖們逼上了絕路。緊接著，毛澤東又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發言，宣布“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的反動勢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斗爭”。
　　一個號稱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信仰自由，就這樣被葬送了。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們隨后作出了他們的選擇。要么妥協，走背主賣友的路。要么像曠野中的耶穌拒絕撒旦那樣，拒絕共產黨的權勢，走一條殉道和護教的路。在這兩條路上，就分別產生出今天的“三自會”和“家庭教會”。
　　
　　當時，吳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現代派）神學影響。連他在內，三自陣營中的幾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營——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不可否認，他們的確也有一種真誠的愛國和反帝心理，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知識分子一樣，也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革命充滿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會福音”影響的新派神學家趙紫宸，以一種悲涼的語氣寫道，“大批不顧個人安危的年輕人站在了共產黨人一邊，他們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會。”
　　這些越來越傾向于左翼社會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開始圍繞在吳耀宗的周圍。1948年，吳耀宗曾寫下《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宣稱基督教在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樣，我們實際上就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無意識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廣大民眾眼里，我們不過是鴉片”。
　　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學的捆綁，無法歸正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救恩論，去恰當地認識個人救恩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于是對他們來說，“基督的救贖與社會變革是一回事”。他們所謂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會主義相去不遠。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遺體遷徙儀式上，在宗教局官員面前為父親辯護，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吳耀宗堅持認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并無矛盾”。中國教會史專家、法國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評論說，這正是“三自運動”從新教開端的原因。共產黨顯然注意到了吳耀宗等人的思想，“他們對此相當重視并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韓戰爆發之后，西方傳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國，少數人被政府逮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對這些自由派的教會領袖觸動更大。吳耀宗寫下《共產黨教育了我》，重慶神學院院長陳崇桂寫出《我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在隨后的三自革新運動中，成為對廣大基督徒進行思想改造的兩篇范文。他們最后的結論都是，原來共產黨的理論是正確的，“唯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全世界”。他們承認，自己已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變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會領袖，則在政府首腦的三次威脅后，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自己所信的也喪失了盼望。轉而認為若不妥協，教會就會徹底被摧毀，于是懷著一種忍辱負重的想法接受對政治的依附。如上海靈修神學院院長、改革宗的神學家賈玉銘，曾公開宣稱，“參加三自會是違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幾個宗教干部去他辦公室密談數小時之后，他參加了三自會，并當選為全國副主席。聚會處的領袖倪柝聲，早期也公開反對三自，不久也改變態度，甚至為三自辯護，說“教會是一個杯子，政府是一個盤子“。杯子要放在盤子上，是理所應當的。可政府已決意拿他殺一儆百，1952年，他還是因反革命罪而在沈陽被捕。其他人，則有出于恐懼而隨波逐流的。也有極個別倡導者，是共產黨很早之前就派遣滲透入教會的秘密黨員。就和他們在二十年代“非基運動”中暗中策劃和鼓動的手法一樣。如在上海組建三自會的主要人物、秘密黨員李儲文“牧師”，1961年后任全國“三自愛國會”秘書長，后在文革中經受不住紅衛兵毆打，亮出藏于家中的黨員證求饒。身份暴露后，離開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辦主任，后調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社長。
　　隨后吳耀宗“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個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場的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以團結全國基督徒愛國、愛黨，反帝、反美為宗旨。并根據政府授意，邀請了40名教會領袖聯名發起。這個宣言的最后定稿經周恩來過目，政務院批準。連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簽名名單，全文刊登于9月23日的《人民日報》。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開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隨后在當局扶持下，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簽名運動。
　　當時全國約10，000間教會，8千傳道人，84萬基督徒，人人都必須過關，簽名以自保。簽，就是愛國，不簽，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簽名者達18萬人，年底達到36萬。到1954年“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時，親筆簽下姓名的基督徒達到41萬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為什么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控制教會，而沒有直接以暴力消滅宗教。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說”。不過亦可參考1956年11月，第一任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接見澳洲圣公會代表團時的講話。他說到三個原因，第一，基督徒們大多有一技之長，可以改造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西方國家建立友好關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負責宗教工作的李維漢，也曾在1961年一次內部會議上，對黨內左派做過一次很直率的解釋。為什么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我們都消滅了，卻要留下宗教呢？李維漢說，容許宗教的繼續存在，“更有利于‘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于‘促進’宗教信仰”。他反對一些激進做法，如在信徒中開展無神論的教育和辯論。他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于國內外的統戰考慮，請大家一定要理解。但這種溫和的傾向僅一年后就消失了，李維漢遭到不點名批評，被視為修正主義和投降路線的典型。隨后中共一度開始強制取消宗教。李維漢也開始搞“無宗教區”實驗，他派工作組到溫州，徹底“砸爛”基督教會。但溫州的地下教會反而越打越多，文革后成為基督教最復興的地區，甚至有“中國的耶路撒冷”之稱。李維漢在80年代承認，直接消滅是一種徹底失敗的政策。
　　可惜當時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尚沉浸在對新民主主義的浪漫設想，及20年代“非基運動”以來對基督教的偏見中。沒有一個知識分子想去討論共產主義與宗教自由的議題。也幾乎無人關注基督徒這一邊緣群體的政治命運。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過關、思想改造、控訴大會，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為主流知識分子的惡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連一般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對基督徒的信仰禁錮與迫害，到1957年就變成了由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錮與迫害。這令人不禁回想起納粹時代尼莫拉牧師那一段椎心刺骨的懺悔：
　　
　　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后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后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王怡 2013-08-23 16: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