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B[,223.1]B[,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627(2001)04-0056-06
　　老子和孔子都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們開創的道家學派和儒家學派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同時他們又是偉大的語言學家，他們的著作《老子》和《論語》是我國語言寶庫中的瑰寶，他們著作中的許多語言，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因此，研究他們的語言，特別是他們的語言理論就顯得特別重要。由于老子和孔子的哲學思想、政治觀點和倫理觀念都有所不同，因此，他們的語言觀也就有著較大的差異。本文擬對這些差異以及此差異形成的原因作一些粗淺的探討，以就正于方家。
　　一、老子的“希言”與孔子的“慎言”
　　老子提出“希言”，即人們要盡量少說話；孔子提出“慎言”，即人們說話要慎重。這兩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接近，其實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老子的“希言”的根據是來源于他的哲學思想。他認為宇宙的本體是先天地而生的“道”。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觀點。他認為“希言自然”，即少說話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而孔子的“慎言”卻是來源于他的倫理原則，“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明確地把“慎言”納入了“仁”的范疇。
　　老子提出：“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況于人乎！”（《老子·第二十四章》）正因為希言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人們又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那么希言就應該是上自君主下至一般的老百姓都應該遵循的。所以，他進一步指出：“是以圣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知者弗言，言者弗知”（《老子·第五十六章》）。
　　老子為什么認為希言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呢？這是由于他的哲學觀點決定的。老子提出了陰陽合一（萬物負陰而抱陽）的觀點，并認為在陰（柔）陽（剛）對立統一中，陰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陰柔必然會戰勝剛強。他說：“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以其無以易之也。水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第八十章》）沉默少語是柔弱，多言善辯是剛強，所以老子主張“希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關于“仁”，他有很多的解釋。他認為“仁”表現在語言上就是說話要慎重，即“慎言”。他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并進一步指出“巧言令色，鮮仁矣！”（《論語·學而》）孔子為什么把“慎言”當作“仁”的一種表現呢？他說過“仁者愛人”，即仁的核心就是要有愛心。但是要實現“仁”這種政治理想，是要付出代價的，必要時要“舍身取義，殺身成仁”，因此要求仁者要有穩定的心理素質，故剛、毅、木、訥，就成了支撐“仁”的四種良好的心理品質。他曾經將仁者與智者的性格特點作了形象的說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
　　其次，老子的“希言”觀是他的“清靜無為”的政治主張的體現，而孔子是把“慎言”當作君子立身處世的準則來看待的。
　　老子從柔弱能夠戰勝剛強的哲學觀點出發，在政治上主張“無為”。他的“無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老百姓要“無為”，即無所求，無所作為。“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老子·第三章》）他要求老百姓只要填飽肚皮，身體健康，不要有理想，不要有追求，不要有聰明才智。語言是交流思想、傳達感情的工具。人們在交流思想、傳達感情的過程中，必然會互相啟迪，從而增加人的智慧，同時也會增加人的欲望。而人的智慧和欲望在老子看來，對人類并沒有什么好處，只會引起社會的動亂。所以，老子要提出“希言”。
　　孔子是根據他的倫理學原則把“慎言”當作君子立身處世的準則來看待的。他認為君子應當“敬事而信”（《論語·學而》），做事要小心謹慎，說話也就要慎重。所以他明確指出：君子應該“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慎于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語言符合當時倫理道德的規范“禮”，作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再次，老子的“希言”觀是消極的，而孔子的“慎言”觀是積極的。
　　老子從他的柔能勝強的哲學思想以及清靜無為的政治觀點出發，要使社會回復到“小邦寡民，……鄰邦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六十七章》）的原始社會。既然老百姓無知無欲、渾渾噩噩，老死不相往來，語言這種交際工具的作用大大削弱，這樣必然會限制語言的發展。
　　孔子的政治觀點是積極向上的。他繼承了周易的“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易傳·乾卦》）的思想，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一輩子都積極向上，自強不息，甚至到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因此，他的語言觀也是積極的。他不但正確地認識了語言的交際功能，并清醒地看到了語言是一把雙刃劍，使用得當，于己于人有利，使用不當，于己于人有害，所以，他提出了“慎言”。
　　二、老子的“言善信”與孔子的“言而有信”
　　老子與孔子都強調“信”。此“信”有三層意思：一是說話要誠實，不說假話；二是要講信用，重承諾；三是只有自己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老子的言善信和孔子的言而有信，有很多相通之處。首先，他們都把言而有信當做一種重要的道德原則加以肯定。老子說：“言善信，正善治”（《老子·第八章》），孔子及他的學生提到“信”的地方就更多了，如他的學生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孔子更是把使人們彼此信任，當作自己的志向。當他的弟子子路問他的志向時，他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其次，他們都認識到了“信”的作用是以自己的言而有信去贏得別人的信任。老子說：“信不足，案有不信。猷呵，其貴言也。”（《老子·第十七章》）孔子也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但是，老子與孔子的言而有信觀點，還是有很多區別的。第一，兩人的觀點的邏輯起點不同。老子的觀點來源于他的哲學思想，而孔子的觀點來源于他的倫理學觀點。老子認為人的一切思想、活動都應該效法自然，自然是誠實的講信用的，所以人也應該誠實講信用。他說：“上言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言善信，……。”（《老子·第八章》）水的漲落是隨季節運行的，老子認為這是信的表現，人應該效法。而孔子卻把信當作人際交往中的一種道德原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ｎí＠①，小車無ｙｕè＠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第二，老子和孔子提出信的目的不同。老子提出“言善信”是為了實現他“無為”的政治主張。老百姓要“言而有信”，是因為他認為老百姓應該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無知無欲，“是以圣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老子·第三章》）他要老百姓返樸歸真，回復到無知無欲、渾渾噩噩的狀態，當然要求“言而有信”，因為“言而無信”是“智”，是“巧”，是“有知有欲”，會導致天下大亂。君主“言而有信”是要君主“貴言”，少發號司令，少擾民，以求“無為而治”。孔子提出“言而有信”是因為他把它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人際交往的原則。他帶領學生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國，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當然深知“信”在人際交往中的重要，因此，他對信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老子，他甚至把“信”當作他弟子的一門必修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
　　三、老子的“正言若反”與孔子的“文質彬彬”
　　“正言若反”是老子的語言觀中最有特色、最有價值的一點。在《老子》一書中有三處提到了這種觀點。“是以圣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老子·第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所說的“正言若反”的意思是，從內容上來說是說真理看起來好象違反了常理，從形式來說是說正話看起來好象反話一樣。這是老子最可貴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正確地認識到了事物總是有互相矛盾（即正反）的兩個方面，一切事物都會向其反面轉化。從語言上來說，語言的形式與內容是矛盾的兩方面，因此，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用一般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辯證內容時，就會出現“正言若反”的現象，“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音希聲”，就是如此。在這一方面老子確實有很大的貢獻。他留下的這些閃爍著辯證法光輝的矛盾命題形式也成為了我國語言中的寶貴財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老子的辯證法并非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也并非全面完整的辯證法。他在提出事物向著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時，沒有提到轉化需要條件，沒有認識到事物在處于量變的階段而沒有起質變時，該事物仍然是該事物，從而陷入了相對主義的泥坑。因此，他在語言上，也將“信”（真實的內容）與“美”（完美的表現形式）絕對地對立起來，提出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錯誤命題。這一命題，只有作為特稱命題“有的信言不美，有的美言不信”時，才是正確的；如果將其作為全稱命題，認為“所有的信言都不美，所有的美言都不信”那就是錯誤的，就必然會阻礙語言的發展。因為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我們所追求的是將真實的內容和正確的思想與完美的表現形式結合起來。
　　孔子認為語言的內容與形式是相輔相成的，內容要借助形式來表達，形式也要表達一定的內容。《論語》中談論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地方很多，此內容與形式包括的面很廣，我們可以認為，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語言在內。例如，“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③猶犬羊之＠③。’”（《論語·顏淵》）這句話很形象地說明了內容必須借助形式來表現，雖然是他的學生說的，但也反映了孔子的觀點。孔子還進一步說明，內容和形式應該完美地統一，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正因為這樣，他鼓勵學生積極學習語言，把語言當成了必修課。從上述事實看來，孔子的這種追求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觀點是符合語言事實也符合語言的發展方向的。
　　四、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老子與孔子的語言觀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二者的邏輯起點不同。老子的語言觀來源于他的哲學觀點。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應該效法自然，即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要符合自然規律，語言活動也應該符合自然規律。這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老子在把自然看成是一個陰陽合一的統一體時，過分強調了陰柔的作用，認為陰柔在任何時候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陰柔必然會戰勝剛強，片面地提倡柔而否定剛，因此他的人生觀就缺乏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從而使他的語言觀也就顯得消極。
　　孔子的語言觀主要來源于他的倫理學觀點。他是從君子在言語交際中如何實現其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他把語言看作人的內在品德的表現，把“慎言”、“言必信”、“文質彬彬”當作君子立身處世的準則來看待。
　　第二，老子與孔子對語言功用的評價不同。
　　老子是有意限制語言的功用的，他的“希言”就是明證。但孔子卻對語言的功用作出了極高的評價。有一次，魯定公問他，“一言可以興邦，有諸？”“一言可以喪邦，有諸？”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說“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論語·子路》）他對語言的功用可以概括成兩個方面，一是語言美是心靈美的一種外在表現，美的語言可以塑造美的形象，因而他特別強調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倫語·雍也》），這里的文指文化教養，當然包括語言修養。二是語言在交際中是一把雙刃劍，甚至可以起到興邦或喪邦的作用。因此，他積極鼓勵學生學習語言，把語言當作必修課，并用古代歷史事實來說明調整和修飾語言的重要性，“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野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在他的教育和培養下，他的學生大都善于辭令，宰我、子貢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孔子還是推廣雅言（以周王朝京都地區的語音為標準音的官話，相當于現在的普通話）的先行者，他平時說話用魯國的方言，讀《詩》、《書》和贊禮時則用雅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第三，老子和孔子對語言應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同。
　　老子盡管是一個杰出的語言大師，但由于他的世界觀的影響，他不但不重視語言的運用，反而要限制語言的運用，因此他對語言的交際功能、言語交際的原則等研究都很不深入。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正言若反”這個充滿了辯證法的命題，指出了如果我們用一般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辯證的內容時，就會出現正言若反的現象，“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音稀聲”等就是如此。他留下的這些閃爍著辯證法光輝的矛盾命題形式，也就成了我國語言中的寶貴財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代修辭中的警句，很多就是用了這種矛盾命題形式。但他把內容和形式對立起來，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命題，對語言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孔子非常重視語言的應用，他對語言的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了老子。他最大的貢獻是充分肯定了語言的功用并提出了言語交際中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原則。他提出的這些言語交際原則隨著儒家思想的傳播而廣為流傳，并成為現代言語交際學的基石。當然，《論語》并不是研究言語交際的專著，孔子在書中也沒有提出言語交際等術語，但是我們通過《論語》中涉及言語交際的一些談話，不難歸納總結出一些原則來。我們認為，孔子提出的言語交際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條：慎言原則、言而有信原則、內容與形式統一原則、靈活原則。前三條原則在前面都有介紹，就不必贅述，這里重點介紹靈活原則。他的靈活原則表現為他認為在言語交際中并沒有僵死的一成不變的教條，言語的運用應該隨交際的對象、時間、目的的變化而變化。
　　比如，孔子多次提到了“慎言”，但他并沒有認為任何時候都要少說話，而是認為說話時應該慎重考慮使說話的內容和形式要適應語境，適應交際目的。他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孔子的語言實踐，也可以看出他使用語言的靈活性。“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論語·鄉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ｙíｎ＠④ｙíｎ＠④如也。君在，ｃù＠⑤ｊí＠⑥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這說明孔子說話很注意場合、對象。
　　又如，孔子非常強調言而有信，甚至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樣的話，但他并不贊成“言必信，行必果”。他認為要對信約進行分析，信約是合理的，才可以實行。“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如果信約是不合理的，就不能實行，對那些不分是非黑白堅持實行的人，孔子斥責他們為小人。“言必信，行必果，ｋēｎｇ＠⑦ｋēｎｇ＠⑦然，小人哉！”（《論語·子路》）
　　總之，老子和孔子都對我國的語言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盡管老子的語言觀有很多消極的因素，但他的語言實踐卻否定了他的語言觀點。他的著作《老子》，思想深邃，想象奇特，語言精煉，形式勻稱，一直為后人稱道。孔子從語言理論到語言實踐都對我國的語言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論語》一書，含意深刻，簡潔明快，通俗流暢，其影響的巨大，在中國古代無與倫比。他提出的言語交際的一些基本原則，也一直為人們所遵循，并成為現代言語交際學的基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車加倪右
　　 ＠②原字車加兀
　　 ＠③原字革加享
　　 ＠④原字門內加言
　　 ＠⑤原字足加叔
　　 ＠⑥原字足加昔
　　 ＠⑦原字石加徑右
《孔子研究》濟南56～61B5中國哲學劉永凱20012001老子的語言觀來源于他的哲學觀點，他在把自然看作是陰陽合一的統一體時，認為陰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陰柔必然能戰勝剛強，因而他片面提倡陰柔而否定剛強，這就使得他的人生觀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消極的因素，從而導致了語言觀的消極。他盡量地弱化語言的功能，否定語言形式的作用，但他的“正言若反”的命題卻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輝。孔子的語言觀主要來源于他的倫理學觀點，他認為語言是心靈的外現，屬于“仁”的道德范疇，因而他充分肯定了語言的功用并提出了在交際中運用語言的一些基本規律，對我國語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老子/孔子/語言觀/希言/慎言/言善信/言而有信/正言若反/文質彬彬劉永凱(1940- )，男，湖南新田人，湘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事漢語研究。湖南湘潭 411105 作者：《孔子研究》濟南56～61B5中國哲學劉永凱20012001老子的語言觀來源于他的哲學觀點，他在把自然看作是陰陽合一的統一體時，認為陰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陰柔必然能戰勝剛強，因而他片面提倡陰柔而否定剛強，這就使得他的人生觀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消極的因素，從而導致了語言觀的消極。他盡量地弱化語言的功能，否定語言形式的作用，但他的“正言若反”的命題卻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輝。孔子的語言觀主要來源于他的倫理學觀點，他認為語言是心靈的外現，屬于“仁”的道德范疇，因而他充分肯定了語言的功用并提出了在交際中運用語言的一些基本規律，對我國語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老子/孔子/語言觀/希言/慎言/言善信/言而有信/正言若反/文質彬彬

網載 2013-09-10 20:46:4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