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無用之用”的思想及其生態倫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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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自然生態危機的殘酷現實無情地告誡我們,一直為人類所追求的和諧、美麗的生態環境正日益背離我們的意志而去。反省現實,我們不禁想起培根在17世紀對人類行為的反思:人類為了美化自己的家園,不顧及神圣明智的天意和天生自然的物理,不勤于萬事萬物中尋找上帝的印記,卻妄自把自我的形象加蓋在上帝的作品上。(參見李約瑟,第115頁)在李約瑟看來,培根的這一思考正與兩千年前中國道家的思想相呼應,如莊子“無用之用”思想的提出,其直接原因雖然是對儒家人類中心主義的抨擊,卻包含了對人類心智驕傲本性進行制御的理性運思。這一思想對于生活在21世紀高科技環境下的人類擺正自己的心理航程,沖破現實生態危機的迷霧和險障,重返自然和諧之境,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無用之用”的涵義
  “無用之用”作為道家倡導的價值觀念,至今仍未引起世人足夠的重視。在道家的思想體系里,它首先由莊子提出,即“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人間世》)。這里的“有用”、“無用”都是人類既定經驗世界里的價值觀,是以人為中心而得出的褊狹結論。在莊子心目中,由于人們不知道“無用之用”的價值,而只局限于鼠目寸光的“有用之用”,自然和諧的生態景觀便會遠離人類而去。莊子這一思想所昭示的內涵,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功用的維系在于主客體的多樣組合。惠子告訴莊子說,他種了魏王送他的大瓠的種子,并且長成了“實五石”的大葫蘆。但用它來裝“水漿”,卻“堅不能自舉”,用它來做“瓢”,則“瓠落無所容”,雖大卻沒有什么功用,只能把它打破丟棄。莊子認為,以瓠為無用并丟棄的行為,其實是世人的現實功利觀所致,這是對“用”沒有精深理解的緣故。因為一般人不懂得有用與否是主客體雙方滿足程度的結果,而主客體面對的關系世界是豐富多彩的,這就會出現多種的組合效果。因此,多樣的組合模式正是為了充分滿足萬物各自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價值。譬如,宋人有擅長做“不龜手之藥”即凍瘡膏的,“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即在漂洗衣服時使用。后來有人花了百金買了這種藥,并在吳國與越國冬天打水仗時幫助吳國大敗越人,從此得到了封賞。可見相同的藥膏,由于使用不同、滿足的需要相異,所產生的實際作用也不同。如前“大瓠”雖不適合“盛水漿”和做瓢,但如果把它做成“大樽”,使它“浮于江湖”,就不會產生“瓠落無所容”的担心(參見《莊子·逍遙游》)。總之,物各有所宜,關鍵是給物創設滿足需要的最佳組合關系,避免用單一片面的需要來定論物的功用。
  其次,萬物具有合本性發展的客觀價值。現實功用須是萬物的合奏,須百花齊放,這樣才能滿足多樣的需要。而一個物的價值,只能在是否得到合于自身本性規律的發展中才能完成印證,不能以外在的其他標準來衡量。事實顯示,稀少而外形美麗的櫟社樹,雖能吸引許多游人,但內行的匠人卻不屑一顧,這種行為連莊子的弟子也費解。實際上,原因在于櫟社樹的材質松散而沒有什么功用:用來做船會下沉,用來做棺槨不久會腐爛,用來做其他器具也會迅速壞損,用來做門就會脂液外流,用來做房柱則會遭蠹蟲蛀蝕,所以是“不材之木”而“無所可用”。總之,它雖然在世俗的社會里沒有一般價值實現的機會,但在自身的系統里,是其合本性特征的必然發展,也是其長壽的根本原因,是生命價值的真意所在。(參見《莊子·人間世》)
  顯然,“無用之用”不僅包括功用需要的方面,而且也含有是否合乎萬物自身的本性特征發展的方面。因此我們強調“無用之用”,在于告誡人類的行為決策必須重視萬物自身的價值及其實現方向。
  二、“無用之用”的哲學基礎
  近代理性主義思潮蔓延并占據上風后,人類與其他萬物的關系便不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是我為支配者、我為老大。人類與自然的互相對立使世界原有生存家園的和諧日益喪失,這一客觀現實迫使人類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價值理念,西方理性主義向東方“神秘主義”的回歸就在這一背景下自然產生了。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儒家的理性主義僅限于人類社會,他們甚至不承認自然世界有值得著書立說的大事研究”(李約瑟,第114-115頁),所以西方視為東方“神秘主義”的是以道家為主流的思想,而為他們所獨鐘的也正是這里要討論的“無用之用”的哲學基礎。
  首先,“無用之用”是一種整體宇宙觀。相對于儒家把人作為萬事萬物的核心和準則,道家是把天地宇宙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李約瑟依據《莊子·齊物論》“猿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鰍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的論述,強調“在研究自然界可怕或惡心的現象時,如除去人類的私心和弱點;在接近大自然時,如能擺脫道德的標準和成見,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的種種標準,在人的世界之外,是毫無意義的”(同上,第59-60頁),這是對道家整體價值觀的充分肯定。人類的私心就是以自己為一切的中心,無視宇宙的其他存在,或把它們作為實現自己價值的工具。道家則始終認為宇宙沒有主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莊子·齊物論》),推重“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同上),人是萬物中的一個存在。所以,“東方神秘主義的主要流派……都認為宇宙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其中沒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為基本。因此,任何一個部分的性質都取決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性質。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每一個部分都‘含有’所有其他部分,對于相互包含的這種想象似乎的確是對于自然界的神秘體驗的特點”(卡普拉,第281頁)。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仿佛人體與各個器官的關系:人體的生命在于各個器官的充分運作,沒有各個器官的合理協調運作,人的生命必將枯竭,而生命一旦枯竭,各個器官的生命也必然終止。所以,各個器官與萬物一樣,對人體生命這個宇宙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所謂的“無用”只是人類經驗視域里的價值判斷,而若從人類向宇宙萬物延伸,從個別向整體拓展,“無用”便成了“有用”。
  其次,“無用之用”包含自然法則。在道家的系統里,“道”是無所不在、通貫于萬物之中的,但是,“道”并不是終極坐標,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揭示的人、地、天、道的系統里,自然是它們最終依歸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道家其實是真正的自然家。道家不僅主張“道法自然”,把自然作為宇宙的根本規律、本根存在,而且強調“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把自然作為萬物本性的原初狀態,即本性自然,這是自然在存在論上的規定。對待本性自然的行為之方是“輔”即輔助,而不是憑著人類的主觀臆想來塑造萬物。之所以選擇輔助的行為,是因為“不敢為”。顯然,它的理由和依據不在人,而在其他萬物:如果有意而為,則勢必傷害萬物的本性發展。這里應該注意的是,所謂“輔”、“不敢為”絕對不是不為,而是因循萬物本性而行為,“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同上,第五十一章)。“常自然”,換言之,即“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莊子·應帝王》),依順萬物自然本性的特征而為,也就是自然無為。“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莊子·天道》),這是自然在方法論上的規定。
  道家的自然具有多維的意義,不能簡單武斷地加以理解。“從儒家的觀點看來,他們未免不負責任,但提倡天道自然的哲學家,可以說衷心地感到要人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類社會,必先超越人類社會,而對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認識和了解,否則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熱誠,也是枉然……儒家的知識是陽性的有為的;道家摒棄這種知識,他們主張以陰柔含容的、被動退讓的態度去追求自然之道”(李約瑟,第40-41頁),而自然正是道家對抗儒家的有力武器之一。自然多維意義的規定,不僅昭示了萬物功用的應有追求向度,而且規定了保證萬物功用實現的方法,從而確保了“無用之用”的價值實現。
  最后,“無用之用”具有公平向度。“夫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莊子·天道》)。萬物之間雖有客觀的差異,但大道對“大”不會窮盡,對“小”也決不遺棄不管,所以,大道能根據萬物的具體特性來為萬物提供裝備,以盡到對萬物的責任。對科學家而言,由于大道活躍于整個宇宙之中,與萬物不分彼此,因此,一切萬物都理當是科學探究的對象,這是無條件的,即使微不足道的東西,諸如“螻蟻”、“稊稗”、“瓦甓”,或者骯臟令人厭惡的“屎溺”(參見《莊子·知北游》),也都是研究的課題。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道家思想是現代科學的先驅,道家對一切都感到興趣。具體地說,“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則陽》)。“不私”的結果是“無名”,“無名”就是“無為”,無為實際上就是無偏,這對萬物而言,就能實現順暢發展自身本性的“無不為”的客觀效果。在具體的境遇里,“不私”就是“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莊子·應帝王》),由于“無容私”,才能達到治理的目的。“私”是與公共利益相對的私利以及個人的偏見或先入為主的觀念,故只有無偏,萬物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莊子·秋水》),“兼”就是無偏。
  上述整體、自然、公平是相互聯系的,只有它們的整合才能保證“無用之用”的切實實現。其中整體的宇宙觀最為關鍵,沒有這個就不會選擇自然之方,而沒有自然也必然不會產生公平。在這方面,儒家思想是反面的佐證。
  三、“無用之用”的動力源
  “無用之用”雖然是宇宙視野里的價值追求,超越了人類經驗世界的限制,但由“無用”到“用”的實現,最終離不開萬物,離不開對萬物本性的認識,沒有萬物就無所謂功用。但萬物功用的產生不能沒有自身的動力源,這動力源是保證萬物自身價值實現的關鍵。在道家的思想系統里,也包含著對這一問題的嚴密思考。
  首先,是“天下有常然”。宇宙存在著恒常的規律。儒家強調仁義,但“大道廢,有仁義”(《老子》,第十八章),仁義是在大道遭到破壞廢棄的情況下不得已產生的現實規范,并非第一選擇。“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莊子·駢拇》)在道家看來,仁義只能惑亂天下,破壞本有的“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得”的“常然”。“常然”實際上也就是必然,“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莊子·大宗師》);“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莊子·達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的“命”就是必然,是“無私覆”、“無私載”的自然而然的必然。
  其次,是萬物本性自足。在宇宙世界里,作為“命”的必然性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是依據萬物本性的共作而得出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常然”也就是萬物本性運作的整合,而萬物的本性具有內在的動力源機制。在道家那里,萬物的本性都是自足的,《莊子·逍遙游》里鯤鵬和蜩、學鳩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說明。郭象所注“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莊子集釋》,第7頁);“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同上,第9頁),對此給予了精當的概括。鯤鵬與小鳥在形下世界雖然存在著大小的客觀差異,但只要能夠實現自己本性的最佳運作,其價值實現是一樣的。這個故事告誡我們不能以統一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事物:萬物的評價標準只能是它們自身,而不是人類的現實需要。
  最后,是自能的機制。萬物的本性不僅自足,而且具備實現保持自足的自能裝備。“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莊子·逍遙游》)朝菌、蟪蛄短壽,冥靈、大椿長壽,大鵬能高,小鳥能下,其原因都為各自的自然本性所規定。對具體的物而言,自己之所以為自己,決定于自己的自然而能的自能機制;郭象“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莊子集釋》,第20頁,注13)的分析,可謂最好的總結。
  萬物內在的自能機能,是萬物實現本性自足的保證,而萬物本性自足的實現和維持,是萬物“常然”的必然前提;萬物“常然”價值的充分實現,又是宇宙“常然”的基本條件。總之,具體相異的物,必然具有不同的自能機能,這是它們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的必然保證,從而也就奠定了“無用之用”的動力源基礎。
  四、“無用之用”的生態倫理意義
  人類要實現持續而合規律的發展,要擺脫面臨的生態危機的困擾而重建自己美麗的家園,就必須改變自我中心的價值傾向和追求,正視宇宙萬物的存在和價值,采用多元的價值尺度來指導行為決策。在這一點上,道家“無用之用”的價值取向是我們現實價值系統里匱乏和稀缺的資源,對解決現實課題和困境有著積極的參照意義。
  首先,“無用”是“有用”的無形支持,知“無用”方可“有用”。“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外物》)對一個人來說,只有認識了無用的價值才具備言“用”的資格;換言之,有用和無用只有在相互比較中才顯示自己的獨特價值,這正如成玄英所說的“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莊子集釋·外物》,疏2)。而在現實世界里,人們往往看到的是眼前的功用,根本不知道為什么有用,不知道人與萬物的依存關系。比如現在地球沙漠化的升級、綠色減少,本身就是人類無視宇宙生態鏈的必然結果。
  其次,應尊重萬物的自然本性。宇宙萬物是一個整體,組成一個生物鏈;對于世界萬物的生態平衡,每個物類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和作用,所謂“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呂氏春秋·季秋紀·審己》)。所以,人類應當尊重其他物類的自身價值,不但不能任意侵害,而且不能無視。人不過是世界萬物里的一個存在,為了自己生活的福利,不能無視其他物種的生命價值,乃至任意殘害其他生命。“天地萬物,與我并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列子·說符》)這是說,萬物之間根本不存在貴賤的差別,各自都存在自己的生活疆界,人類無權任意侵犯,這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有力回擊。“萬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淮南子·原道》)所以,對人類而言,尊重萬物的自然本性,順物自然而為,對維護宇宙生物鏈的“常然”至關重要。
  最后,適者生存。不中“繩墨”和“規矩”的大樹,一般人都不屑一顧,因為它沒有什么用,莊子對此則不以為然。在莊子看,“貍狌”即野貓或山貓,以鳥、鼠等為食,但有盜食家禽的習慣,所以逃脫不了“死于網罟”的命運;“嫠牛”雖然非常大,但“不能執鼠”。因此有用不一定與好的結果相聯系,反之亦然。如果担心大樹“無用”,就把它置于“廣莫之野”,這樣既“不夭斤斧”,又無害于他物,而且樹陰還可成為過路人乘涼休息的好資源(參見《莊子·逍遙游》)。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就是對生態平衡的貢獻。無用之樹不夭斤斧,安享天年,這不僅強調了萬物存在的價值,而且也“可以看出道家對‘適者生存’的道理相當了解”(李約瑟,第97頁)。不同的環境造成物的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特性的萬物,都是宇宙的當然成員,是生物鏈的必然環節。因此,道家對生命世界最感興趣的是萬物體用各殊的現象。對人類有益的,對其他物類可能有害;對人類有害的,對宇宙生物鏈卻有益。人類作為萬物之中的一個存在,自身的生活家園有賴于整個自然環境的支撐。在生物鏈的意義上,人類對其他物類沒有任何特權,故人類的價值觀不能隨意加之于非人類的世界。
  總之,“無用之用”的價值觀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否定,它強調人類的一切行為必須在與其他物類協調共作的軌道上進行,舍此無異于自殺。同時,這并沒有否定人類自身的能力。作為有靈性的動物,人類的價值和責任在于對其他物類的尊重和對生物鏈的保護,與其他物類在互作共存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取得調適性,使人類的便利性與生物鏈的協調性保持一致。這也正是我們今天重視道家“無用之用”生態倫理價值的原因所在。
哲學研究京44~48B8倫理學許建良20082008
許建良,東南大學哲學系。
作者:哲學研究京44~48B8倫理學許建良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0: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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