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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3—7667（2001）07—0001—08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許多國家的夢想，特別是那些努力走上強國之路的發展中國家的夢想。它們把民族創新意識的培養、科技的新發現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的高揚都寄希望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它們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作為科技發達時代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于是，一流大學的建設成了國家行為，國家在財政預算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特別是教育預算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仍撥出巨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政府還出臺一系列政策，政治領導人頻繁發表講話，敦促和指導一流大學的建設。被列入一流大學建設計劃的學校背負重大的壓力，制定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表，爭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例如十五年或二十年）建成“綜合性、研究性和開放性”的國際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為此迅速出臺了各種改革措施。其他一些大學和所在地的政府機關也采取各種措施，爭取列入世界一流大學建設計劃中，即使一時不能被列入，也自定目標，爭取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目前在我國高校內外，形成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烈氣氛。但是，僅僅有高投入和強烈的主觀意愿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答案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已經高投入近二十年建設它們的一流大學，但是它們距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恐怕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說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不能急功近利，我們必須認真研究世界一流大學有哪些共同特征，也就是說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有哪些共同規律可循，以及發展中國家國內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有哪些差距，這是我們制定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邏輯起點。不從這里出發去思考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問題，恐怕高投入會付諸東流，意愿與熱情也不會堅持長久。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可能就會像一句口號或一場運動一樣逐漸煙消云散。
　　 一、關于大學理念
　　大學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之間關系的規定，以及內部管理及運轉的哲學基礎。在現代大學發展的幾百年歷程中，偉大的大學先哲們以他們對大學深邃的認識塑造了大學，深刻地影響了大學的進程。
　　1873年，紐曼主教出版了《大學理念》，首次集中闡述了他對大學的認識。他認為大學是學生與教師的團體，是“教授普遍真理的地方”，大學是“學者的集合，他們熱衷于自己的學科，互為對手，為了心智的平靜而共同修訂自己的研究發現和它們之間的關系，通過熟悉的交往走到一起來。他們學會相互尊重，互相探討和幫助。這樣就營造了一種純凈的思考空氣，學生亦可呼吸得到……學生從這樣一種智力傳統中受益……”［1］總之，對于紐曼來說， 大學是一種完全關注于智力發展的地方，學生通過與同學和教師的接觸學習。可以說，紐曼的思想為英國大學注重學術氣氛、學術熏陶、以導師制發展學生的心智和品格的傳統奠定了哲學基礎。
　　1809年，洪堡就任普魯士內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長，提出了自己的大學理念，并在1810年創辦的柏林大學中付諸實施。他認為，“國家決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它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而已，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并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2］在洪堡大學理念指導下， 柏林大學明確把學術自由作為學校的基本指導思想。在大學與國家的關系上，大學具有自治權。在大學內部，師生有教與學的自由，把對真理的自由探索當作教師和學生的主要使命。洪堡所推動的大學教育改革深刻地改變了德國和世界大學的面貌，他的大學理念至今仍是人們認識大學本質特征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仍是世界一流大學辦學理念的重要基礎。
　　1904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在范海斯校長的領導下提出了“威斯康星思想”，賦予威斯康星大學兩項重大使命——幫助州政府在全州各個領域開展技術推廣和函授教育以幫助本州公民。這項計劃被描述成“把整個州交給大學”，“大學對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頭腦對人的手、腳和眼的作用”，即“大學要給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3 ］威斯康星大學的辦學理念引領大學走出了古典大學的圍墻，為大學增加了新的職能——服務，使大學獲得了新的生命，成為與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的社會機構。
　　以上僅簡單闡述了對現代大學理念有深刻和長遠影響的三種大學理念。紐曼所代表的是一種經典的、傳統的理念，它認為大學是教師和學生的團體，它注重的是教學和學生品格的養成。洪堡的大學理念關注的是科研和自由探索。威斯康星思想則帶給大學服務職能。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它們割裂開來，應該從歷史的和哲學的高度把它們聯系起來，可以說，英國的學院模式、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的理想和美國服務社會的觀念共同構成了現代大學的理念。
　　現代大學在幾百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本質特征。
　　國際性 現代大學產生的基本動力是滿足探索真理和發現知識的需要，探索真理和發現知識是一項沒有國界的事業，只有在不斷的國際間的相互學習與借鑒當中才能取得進步。當今，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全球知識網絡不斷延展，國際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顯性特征，它們處于國際知識系統的中心。它們跨越國界聘用一流教師，吸引優秀學生，跨越國界組織大規模的研究，研究影響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問題，培養具有世界意識的人才。這對于急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中國家無疑是一個重大挑戰，使得這些國家的一流大學處于兩難的境地。它們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只能按照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標準不斷提高辦學質量，但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范圍內，它們越靠近西方國家的標準，質量越高，所培養的學生離開自己的國家到西方留學或就業的比例就越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不公平國際高等教育交流關系的延續和擴展。當然，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拒絕國際交流，對這一問題只有以戰略眼光來思考，從大學的基本理念出發，加強我們一流大學的國際性。國際性是大學的重要本質特征，缺乏國際性的大學是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
　　公開性 大學不同于企業，不追逐利潤，因此不會因為保守商業秘密而關緊大門。大學不同于政府機關，不會因為國家安全而關緊大門。這里不是說，大學不應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服務，也不是說大學不應關注國家的安全。而是說，大學與企業和政府的研究機構不同，在正常的情況下，它們主要是通過基礎的研究，創造知識，從戰略上為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服務。例如，世界一流大學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都從政府那里獲得大量科研經費，前者所獲政府科研經費占全校科研經費的90％以上，后者占70％以上，但它們都聲明，學校不從事秘密科研。它們也都與企業簽定了大量科研合同，但是它們都遵守一條共同的原則，即科研成果要公開發表。因為它們相信，只有在教師能夠自由地與同事（包括非本專業的同事，校外和國外的同事）討論和交流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大學的優勢，最好地履行大學的科研職能。公開性還體現在一流大學營造的一種無拘無束和開放的環境中，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比在任何其他社會機構中更多的平等、民主與自由，學生與教師、青年教師與資深教授、管理者和教師可以平等交流，自由地闡發個人的奇思妙想。甚至社會閑雜人等也可進入大學校園，利用大學的校園設施。當然，公開性還體現在大學的管理和決策過程的公開和透明上，上至校長的選聘，下至教師的聘用、晉升和福利待遇無不公開。公開性對于自由的探索和傳播知識而言顯然是舉足輕重的。目前發展中國家大學的公開性應該說與世界一流大學還有較大的差距，它們由于制度更多地受政府政策和決定的影響，由于經費嚴重短缺更易受利益的驅動，同時在學校管理中長官意志常常占主導地位。那么，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努力方向應該是逐步發展建設一種公開和開放的文化。
　　批判性 大學從本質上來講是批判性的，因為創新孕育于批判之中。在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已有知識時，實際上已開始了創造新知識的過程。在人們開始挑戰權威的觀點時，在人們開始挑戰約定俗成的傳統時，實際上已開始了創造新知識的過程。與其他社會機構相比只有大學能給求異思維——批判以必需的寬松環境，大學內在的制度環境保證了這種寬松環境。大學從本質上來講是批判性的，因為“‘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大學是社會精神文化的中心，作為精神文化領域里的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引導大眾在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媚俗、進步與倒退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4 ］世界一流大學都有較長的歷史，它們在漫長的歲月中，為了生存、為了科學與中世紀的黑暗作過持久的、艱苦的斗爭，曾與強大的宗教作過激烈的較量，以理性之光照亮人類精神文明之路，它們也曾批判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野蠻與殘忍，它們在資本主義制度進入相對穩定時期之后，仍然是社會中最具批判性的機構，因為它們最具有創新性，也因為它們守望著西方文明。因此，我們可以說，世界一流大學是在批判中成長、成熟的，批判性已根植在世界一流大學中。而發展中國家獨立的歷史較短，國家需要穩定，只有穩定才能發展，于是穩定成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新的制度對批判的承受力還有限。因此，社會和政府不由自主地期望社會一切機構都要成為穩定的力量。同時，在觀念上，往往僅把“批判”作為一種否定和消極的力量，而不把它與創造和進步聯系起來，因此在價值取向上更重視權威和傳統。這樣，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其批判性較差。但是批判性畢竟是大學的重要本質特征之一，發展中國家應該隨著社會的進步，對于大學的批判性給予更多的寬容和鼓勵。
　　包容性 能包容者乃大，與其他任何社會機構相比，大學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所包容的學科之多是無與倫比的，它不僅包容了傳統的基礎學科，還包容了不斷產生的跨學科、邊緣學科和應用學科，甚至還為那些可能已經失去了應用價值的、“過時”的和已很少有人問津的學科（例如古典語言）以及尚未獲得廣泛承認的“學科”與“知識”領域留有一席之地。其次，它不問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和年齡，包容各種各樣的學者和學生。它還為個別行為、個性和思想方法奇特的學者創造寬松的環境，使他們能夠留在大學里，以他們自己習慣的方式從事追求真理的活動。在各種社會機構中惟有大學能夠使被學科異化的具有支離破碎知識的專家們坐到一起。它還能包容個別在某一學科或知識領域非常早熟，而在其他學科成績很差的學生，為他們創造發展的空間。當然，這種包容性具有相對性。即使世界一流大學也不能不受時代的局限和經費的局限，但是它們畢竟經費更充裕，由于歷史更悠久，對于包容性對大學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在這個問題上也能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和認同，因此其包容性更大。而發展中國家的大學，恰恰相反，由于經費和觀念，以及社會環境，其包容性要小得多。因此，發展中國家要不斷創造條件，使大學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以上僅列舉了幾個比較典型的大學所應共同尊崇的價值，從以上的闡述中可以看出，貫穿這幾個價值的核心是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
　　 二、關于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
　　學術自治是大學獨享的特權。它源于西歐中世紀大學，歷經幾百年，仍被認為是處理大學與政府和社會關系應遵循的一個重要準則。一般來說，大學的質量與大學所享受的學術自治程度呈正相關，也就是說一流大學比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享有更多的自治，這是因為大學是追求真理和傳授高深學問的地方，只有學者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最好地獲取和傳授這些學問，真正理解這些學問的內容及復雜性，“學習和研究的錯綜復雜性和不可預見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預與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運轉”。［5］因此，大學與政府和社會其他機構應達成諒解， 維護大學的學術自治地位。
　　當然，僅有諒解還不能足以保證大學的自治，政府和決策者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干預大學的內部事物，盡管干預可能出于高尚的目的，但最終的結果未必有利于大學的發展。因此，發達國家都通過立法來保證大學的自治地位，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和各自的職責。
　　為了確保大學的自治地位，發達國家一般都在大學與政府之間建立中介機構，作為大學與政府之間的減壓閥和潤滑劑。例如美國大學聯合會（AAU）由美國幾十所一流大學組成，研究自己面對的共同問題， 維護一流大學的學術標準，捍衛大學的學術自治，可以說，這類組織既具有中介組織的性質，又是大學的自律組織。此外還有大學或學科的質量評估和認可組織，由中介機構開展評價或認可，既可以作到公平、公正和公開，又可以保證大學自治地位不受傷害，同時使政府更超脫和免受壓力。也許還可以把發達國家大學的董事會或管理理事會看作具有中介性質的機構，董事會在法律上擁有大學，對外代表大學的利益，同時由于其成員中有相當數量來自學術界以外（公立大學管理理事會還有政府的代表參加），對于大學來講它又代表了外部世界，這樣就可以從組織上避免外部世界對于大學的直接干預。
　　世界一流大學有學術自治的悠久傳統，得到它們所在社會的認同，有法律的保障，有中介組織的支持。而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由于歷史的原因，缺少學術自治的傳統，在殖民地時期，殖民當局不允許發展這樣的傳統，在獨立以后，政府又急功近利僅把大學作為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因此這一觀念得不到廣泛的理解，法律也不完備，亦缺少組織保障。要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就要給大學以自己管理和作出內部決策的自治權，與此相關的是給教師以極高程度的學術自由。
　　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是兩個密切相關但又包含不同內涵的概念，社會和政府保護和尊重大學的自治，肯定可以為教師創造比較自由的空間，但是并不能使教師自動享有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學者不受雇傭他們的院校的控制與限制，進行科研、教學和出版的權利’。（哥倫比亞百科全書）沒有學術自由，大學就不能履行其主要職能之一：成為新思想（包括那些可能不受歡迎的新思想）的催化劑和庇護所……學術自由承認學者確定自己的探究領域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權利。學術自由可以對提高高校質量以及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質量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它既需要在高校內部得到理解和尊重，也需要高校的上級部門的理解與尊重。”［6 ］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發表演講時也指出，“學術自由也意味著擺脫大學內部要求一律的壓力。洪堡甚至強調道，‘知識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脅，而且可能受到來自知識機構本身的威脅。這些機構在它們開始之時即采取了某個特定的觀點，然后就急于壓制別的觀點的興起’。”［7］因此， 他把斯坦福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公開的秘訣歸于大學始終把學術自由作為“大學不可或缺的靈魂”。［8］據統計，從1901至1999年共有258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其中有203人獲獎時在大學中工作，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學為新思想的產生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環境，科學家在大學中可以獲得比在任何其他機構更加寬松的自由探索真理的空間。
　　發達國家基于對學術自由的認識，建立了“終身聘用制”和教師投訴聽證制等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了教師享有學術自由。而在發展中國家，尚缺乏對“學術自由”這一概念的必要理解與尊重，更缺少制度的保障。當前，在發達國家的一些大學中，由于決策權力趨于集中，而導致了對于學術自由的挑戰；由于大量聘用部分時間制教師，使教師就業保障程度降低，而導致對學術自由的威脅。這一發展趨勢已經引起這些國家的廣泛注意和討論，許多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和教師都重申了在當前注意效益的同時堅持學術自由的重要性。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片面注意了這一趨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大削弱了學術自由，使本已非常集中的權力更加集中，使教師的就業失去保障，這顯然與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努力背道而馳。
　　當然，在指出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是大學發展的理性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不存在絕對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大學必須為社會服務，滿足社會通過政府表達的要求，大學“保持自我管理的最佳道路是出色的成績——自治的代價就是永恒的自律。”［9］可以說， 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和自律是一個永恒的平衡問題，當前由于物質主義和商業文化籠罩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該是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強調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無序狀況，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高等教育的力量和優勢植根于無序。”［10］
　　 三．關于大學校長
　　在研究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發展和成長的歷史時，我們都不能不注意到這些大學發展的關鍵時刻都與某位成績卓著的校長相連，大學校長對于一所大學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大學校長選聘的標準可能也不同。然而，只要我們對一些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作一點分析，仍然可以發現他們的一些共同之處。
　　首先，他們都畢業于一流大學，并且在這些大學担任過教授，都是各自學科的著名專家。例如，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歷任校長都有這樣的經歷。這樣的經歷使他們對大學的理念、精神和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了解大學是如何運轉的。同時，這樣的經歷還使他們與教師和學生有共同的語言，了解他們是如何思考問題的，理解他們的感情，關注他們的利益。了解這一點在當前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商品經濟極為發達的時代，商業價值和文化盛行，人們可能不由自主地把商業巨子、大企業經理視做英雄和救世主，同時大學由于收入和支出巨大，日益被社會一些人視做大企業，因此個別大學可能擋不住誘惑，聘用企業經理出任校長。此外，在缺少大學自治的國家，往往官本位盛行，大學很難抵擋政府派遣官員到大學出任校長。不管企業經理還是政府官員出任校長，都可能給大學帶來一股清風，帶來巨額經費，也可能提高大學的管理效率，但是都很難抵償大學可能失去的大學精神與大學文化，那么就可能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目標愈來愈遠。
　　其次，僅僅是教授和學者還不能足以成為大學校長，他們還必須是出色的管理者，優秀的“規劃者、評價者、招募者、革新家、鼓動家和企業家”。［11］許多一流大學規模宏大，學生上萬，教師上千，年開支逾億，沒有出色的管理才能是不可能辦好這樣的大學的。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他們要善于游說政府更多地撥款，社會更多地捐款；在科技革命出現時，善于把握時機重點建設相關學科；在學生運動興起時，善于引導學生，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學校各種利益集團出現沖突時，善于協調矛盾，以大學精神團結它們。
　　第三，他們都具有極強的事業心，鞠躬盡瘁，殫精竭慮，把校長的工作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這在今天的大學管理中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當前校長在一所大學的平均任期不斷縮短，例如哈佛大學的艾略特校長任職40年，在他以后的校長平均任職21年，而今天在美國大學校長平均任職不足7年，在其他許多國家還要短一些， 于是許多校長任職時一心二用，不能專注于校長工作，許多校長急功近利，注重轟動效應，給大學發展帶來長久的傷害。
　　第四，他們都潛心研究高等教育，具有清晰的大學理念和明確的辦學目標。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曾指出，“大學行政領導必須承担特殊的責任，來討論、澄清、確認和宣布（大學的）目標”。［12］他還曾著書《高深學問》，反對功利主義，倡導博雅教育：加州大學校長克爾曾著《大學的功用》，首次提出了“巨型大學”的概念；哈佛大學校長博克曾著《超越象牙塔》，指出現代大學不能回避為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進步服務；耶魯大學校長吉亞麥提曾著《大學和公眾利益》，探討大學的性質和在社會中的作用。由于他們有了明確的辦學目標，因而不會隨波逐流，堅持把大學辦出特色來。例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在美國戰后大學極度擴張的浪潮中，堅持“小而優”的辦學方針，在他任職期間（1946—1968），校園面積從30英畝擴大到80英畝，捐贈基金從1700萬美元增加到1億美元，年度開支從800萬美元上升到3000萬美元，但學生人數卻基本保持不變，僅從1391人增加到1492人，直到今天該學院不過2000多名學生，卻是世界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當然我們還可以列舉出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許多其他品質，例如他們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既了解時代的需求又放眼未來；既諳熟大學的歷史又胸有國家乃至世界的大局；他們知人善任，既勇于承担責任，又不獨斷專行。他們既堅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錯誤。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這些共同特征為我們提供了遴選校長的標準，但更為關鍵的是如何遴選出這樣的校長，從世界一流大學遴選校長的經驗來看，遴選的關鍵是“公開”，“公開”有以下兩層含義。首先是公開設立遴選委員會，委員會要有廣泛的代表性，特別是要有教師代表參加；其次是公開遴選標準和要求，將它們登載在公開發行的有關高等教育的刊物上和大學的網頁上，公開向校內外招聘。違反公開性的原則，由政府未經公開程序直接任命，有更大的可能使那些具有官場經歷和渴望權力的人當選，當然也可能是另一個極端，使校長僅從本校產生，這樣就會限制校長的視野，也不利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
　　最后還應該指出，盡管大學校長的作用重大，但是不能對校長寄予超出現實可能的期望——將大學一夜之間帶入一流大學的行列。我們今天的時代是民主的時代和組織文化取勝的時代，“個人魅力和個人英雄主義的觀念可能已經過時了，甚至是行不通的了”。［13］因此，我們應該給校長以必要的空間和時間，使他有可能把自己的辦學理念逐漸地滲透到大學的教師、職員和各種組織機構中去，使他有機會“構建一個可持續的機構”，［14］進行民主管理，使各個組織機構發揮起作用。他則象駕駛一輛滑行的汽車一樣，把握方向，既不匆忙踩剎車也不盲目加油門，汽車即可平滑穩定的前進，不要鼓勵或逼著他去開英雄車，塑造偉大司機的形象，速度極快，但卻離預定目標愈來愈遠，甚至可能車毀人亡。
　　 四．關于民主管理
　　大學從其基本性質上來講，是社會中最民主的機構。首先從大學的組織結構來看，大學是由代表不同學科的系、所或院松散地連接在一起構成的，雖然在現代社會各個學科之間聯系日益緊密，但是畢竟不同的學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式、自己的文化及價值。這是與企業和政府完全不同的。在企業中各個車間或部門互為依存，任何一個環節不可或缺，它們以利潤為中心目標密切地組織在一起。在政府中各個司、局、處、室織成一張圍繞中心的嚴密的網，中心發出指令，整張網都要動作起來。而大學則不同，大學領導應依一種民主的方式，相互關聯的領導風格，協調各院系的目標和利益，把它們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從大學的構成特點來看，決策基點越低，決策的理性越高，有效性越大，決策過程越民主，越可能為各院系所接受，越可能化為全校的行動。
　　其次，從大學工作的特點來看，教師不把自己看作是必須向大學校長或其他各級行政人員報告的雇員，作為特別的知識工作者，他們的基本責任在學生和真理。半個世紀以前，加州大學著名學者坎特羅維茲教授對這一觀點做了出色的辯護，他認為，“有三種職業有資格穿袍子：法官、牧師和學者。袍子代表其穿著者頭腦的成熟，他們判斷的獨立性，他們對其良知和上帝的直接責任”，“它意味著這三種相互關聯的職業的內在主權：他們不應允許自己在脅迫和壓力下行動……法官即法庭，牧師與信眾即教會，教師加學生即大學……他們本身即機構，因此他們對他們的機構和在機構內享有特權。”［15］90年代，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又重申這一點，“我們教授拿公務員的收入，但享有藝術家的自由……我們的確把我們的工作看作一種職業，但是我們不把自己看作雇員，而是看作大學的持股人：一組所有者。”［16］從這一點出發大學在作出重大決策時，不能象企業那樣，由經理作出，雇員執行，也不能象政府那樣，由首長作出，下屬執行。大學的決策過程必須更加民主，一切有關學術的決策都要通過教師，或代表他們的教授會、學術委員會或各種專門委員會。正是在這些論壇中，大學的文化、價值和標準被討論和聯系起來，并且受到尊重。有關學生的決策要與學生或其代表機構討論，因為在大學中學生也是主體構成部分，他們與教師和行政人員亦不構成領導與被領導關系。
　　“教師加學生即大學”的觀點有時并不被廣泛認同或理解，甚至在大學內部亦常常被忽視和遺忘。特別是近些年來，大學的急劇擴展使大學成為更復雜和更官僚的機構，非學術人員的數量急劇增加，管理人員的權力不斷膨脹，特別是高級行政人員在學術事物上行使了相當大的權力，傳統的教授權力被不斷加強的科層管理模式大大削弱了。由于片面強調競爭，引入企業的短期聘任制，企業的獎勵機制，把教授分為三六九等，這樣就極大地擴大了中高級行政人員的權力，把教師降到了實際上的雇員地位，從而使大學決策日趨官僚化。官僚化必然破壞大學文化，使教師自由追求真理的環境受到影響，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也就會更遠了。可以說大學的質量與大學民主管理的程度呈正相關，與教師參與決策的程度呈正相關。因此，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從制度上保證民主管理。要制定大學憲章，明確規定大學決策的民主過程，要有教師手冊和學生手冊明確規定他們的權利和義務。
　　以上所談的四方面問題主要涉及的還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一些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問題。筆者這里無意貶低大規模資金投入的重要性，但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告訴我們僅有大量的資金投入還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這起碼說明了兩個問題，其一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拔苗助長，不能靠新聞炒做；其二是僅有大量的經費還不足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大師云集、人才輩出和科研創新不是僅靠經費就能實現的，而主要是一種制度文明的產物。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國家，在保證必要的資金投入的同時，主要應該研究和學習的是制度的改造和觀念的更新，大學需要學習，政府也需要學習。
比較教育研究京1～8G4高等教育王英杰20012001本文主要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所必須研究的幾個問題：首先要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有深刻的認識；其次要把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的核心價值與制度；第三要選好校長；第四要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民主管理大學。世界一流大學/大學理念/學術自治/學術自由/校長/民主管理王英杰，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王英杰（1945—），男，山東萊州市人，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學博士。 作者：比較教育研究京1～8G4高等教育王英杰20012001本文主要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所必須研究的幾個問題：首先要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有深刻的認識；其次要把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的核心價值與制度；第三要選好校長；第四要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民主管理大學。世界一流大學/大學理念/學術自治/學術自由/校長/民主管理

網載 2013-09-10 2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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