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解釋 君特·格拉斯:作家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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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羽戈

來源|天涯博客


“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是一句奇異的口號。有些作家以此為盾牌,企圖抵制政治于書房和電腦之外,捍衛文學的純潔與神圣。然而,畢生熱衷于政治的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對此言另有一番詮釋。


1973年維也納演講,格拉斯對臺下的奧地利社會主義黨成員說:在你們面前,代表作家發言毫無意義,還不如作為公民發言,“只有當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時候,公民們才開始把他看作作家”——格拉斯雖不以格言體寫作,其文本之中卻遍布敏銳、睿智的格言,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


格拉斯的意思十分明確。他參與政治,不是以作家的名義,而以公民的名義,質言之,其政治行動與文學(無論是作品,還是成就)無關。盡管他的小說,從未與政治脫節,作為詩人的他,一度被稱為“政治詩人”,然而他還是一再強調,自己作為公民而參與政治。這背后,至少有兩重意思,除了打碎政治冷漠,喚醒公民意識,格拉斯還力圖說明,文學與政治具有本質差異,倘若混為一談,不啻是一場災難。


差異何在?連孩子們都關心這一問題。格拉斯解釋道:政治遵循權力法則,文學遵循美學規律;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獲得自己知道的東西,文學想知道自己還不知道的東西;政治產生于妥協,我們由于妥協而生存,妥協則毀壞文學;政治需要議會的監督,文學首先要對自己負責……“最后,我的孩子們想知道,我當作家已可以掙足夠的錢,為什么還要花那么多時間去關注政治。我的回答帶有市民的自私自利:這樣我才允許繼續寫我不得不寫的東西。”


由此可見,格拉斯絕非主張文學應當隔絕于政治而生長在密室之中,“文學與政治從來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體:我寫作的國家沉重地承担著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讀者,跟我這位作者一樣,都帶有政治的烙印;尋找脫離政治的田園生活將不會有多大的意義,因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變得陰森可怕”。這一點,使他區別于那些漠視、回避、抵制政治的作家。然而他介入政治的方式,卻不同于奧威爾、聶魯達、馬爾克斯等同行。他反對以作家的身份參與政治,不僅因為,這樣的參與可能會賦予作家以特權,與公民的本位漸行漸遠,更是因為,這有可能導致文學與政治的混淆,而陷入先賢所批判的“文學政治”的泥沼:政治死于文學的抒情,文學死于政治的殘酷。


就文學與政治、作家與公民的關系而言,格拉斯大抵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把小說寫作稱為“撒謊”,其政治寫作的要義,則是真實與真相。晚年寫作回憶錄《剝洋蔥》,他坦言自己在17歲那年參加了納粹黨衛軍,雖然不曾作惡,這卻是一段幽暗的歷史。他已經沉默六十載,本可繼續沉默,把記憶帶進虛無的墳墓,最終還是選擇向世界告白,不懼名譽受損,人格受辱。《法蘭克福匯報》說道:“您本來不必寫的,沒人能強迫您寫。”格拉斯答:“我這么做,是我自個兒的強迫。”“我沉默這么多年是寫這本書的理由。”誠然,他的坦白與懺悔晚了點,卻遠勝于緘默。他一生致力于打破禁忌,最終,他向自己負罪的良心和舌頭下手。


數十年來,格拉斯都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從政治光譜上講,他屬于左派,卻堪稱溫和。他抨擊極端右翼的同時,不忘批評左翼激進分子。他注重妥協,贊同改良,主張“蝸牛般的和平”。作家談政治,大都不免歸于激情、高蹈、理想化,他卻斷言“我們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義”(1969年8月)。不妨說,他的文學創作有多么魔幻,他的政治言行就有多么理性。

就我所見,作家當中,格拉斯絕對是公民的楷模。也許,他是這世上將作家與公民這兩種身份結合最好的一個。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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