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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譯文]  和你世世代代都做兄弟，希望我們來生再做兄弟時，繼續這一生未了的因緣。

  [出典]   北宋  蘇軾  〈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注：

   1、〈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蘇軾

   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璫月向低。
   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2、注釋：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時年蘇軾四十四歲，家屬由自己的弟子，也是蘇轍的女婿王適（字子立）安置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以南），由蘇轍照料，而蘇轍當時也是身負債務，因此蘇軾說是拖累了蘇轍。

   是處：到處。

   柏臺：御史臺的別稱。

   鋃鐺：拘犯人用的鐵鎖鏈。

   牛衣：用草編制的蓑衣，用以為牛御寒。

  3、譯文：

    其一：圣明的皇帝恩澤如天，世間萬物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澤。我如今自取滅亡全是因為自身的愚鈍。我還沒到老年就要死了，沒有安排好家人的生活，以后還要拖累你。我死后不論哪里的青山都可以安葬，以后每逢夜雨，想起我們曾經的約定，你也只能獨自傷心。我希望生生世世都是兄弟，來生也不改變這種情誼。

    其二：夜晚的御史抬霜氣冷冷襲人，月下只有風吹動鐵鏈發出聲響。我思念家鄉，每每夢中相見總是心跳不安如同受驚的小鹿，一想到即將接受極刑就膽戰心驚。看看自己的兒子儀表出眾很是歡喜，但想到家境貧寒，更覺愧對妻子。我死之后不知魂歸何處，希望還是把我葬在浙西吧，權當這里就是故鄉。

   4、蘇軾 生平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5、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本是官樣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當時朝中政敵章敦、蔡確等人借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圣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之，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于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御史臺審訊。此時，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6、第一首是說：當初從政時，曾寄詩給蘇轍相約：“寒燈相對寄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鄭州別后馬上寄子由）前一年在徐州時也說：“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上，扶病入西州。”如今功未成，名未遂，結果卻得“先償債”，留給子由的是“十口無家更累人”，讓弟弟獨自傷心；今生已矣，只有希望來世時，再成為兄弟，好了結兄弟情緣。

    第二首則寫：身系御史獄，鐵鏈縛身，幾經恐懼，命如待宰的雞。傷愧沒能留甚么給老妻和孩子，獄中又聽說：湖州、杭州地方的百姓，為他齋戒作道場以求解厄，有月余之久，因此唯有死后，就把他葬在那里，以為回謝。

    烏臺詩案是一場有名的文字獄。作為蘇軾主要罪證的《錢塘集》，今天已經失傳，但是從宋人當時所紀錄的詩文，多數仍可以找到。像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的第二首：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原本李定、舒亶就極力大作文章，說他“怨誹君父”；此詩一出，副相王珪更舉后面三、四兩句說：“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不臣孰甚焉！”結果，連神宗都覺得未免太牽強了，說：“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獄中，官吏問他這兩句詩有無諷刺之意，蘇軾回答說：他是根據王安石的詩句“天下蒼生待曉霧，不知龍向此中蟠”來的。可是，王珪等人硬是捕風捉影，要置蘇軾于死地，當時朝臣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上書營救，勸諫神宗，如章敦，雖然政治立場是支持新法，但勸神宗，當初仁宗得到蘇軾，以為是得到一代之寶，如今把他下獄，只怕后人說皇帝“聽諛言而惡訐直”。宰相吳充則舉：曹操尚能容忍彌衡為例，皇帝以堯舜為榜樣，豈不能容下一個蘇軾嗎？王安石弟弟王安禮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舉人，不以言罪人，若對蘇軾判刑，恐后人批評不能容才。甚至養病的仁宗皇后－曹太后亦出面：過去仁宗曾高興地說：為子孫得兩宰相。現在蘇軾是否被仇人中傷？

    至于弟弟蘇轍，更寫了《為兄軾下獄上書》，說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軾居官在家，無大過惡，為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圣過于漢文遠甚，臣欲納在身官，以贖兄軾。”“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情愿以交回官職，來換哥哥一命，實在哀凄動人，可是沒有用，朝廷依然不理。

     蘇轍另有一組詩《次韻子瞻系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其中《詠榆》寫道：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綠。可憐凌云條，化為樵夫束。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紛紛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凌厲的秋風中，萬物凋零，凌云枝條也成了樵夫的薪材，貴賤榮辱，完全因所處的地勢而然；青松（高官）未必可貴，還不如一樹枯榆，能夠自保其身。又如《殘臘五首》之一： 
 “霜雪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這都是因為哥哥蘇軾而發的，。

    最后，還是靠了當時已隱居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神宗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起了決定的作用。“以公（王安石）一言而決。”從輕發落，十二月二十九日蘇軾獲釋，被貶往黃州（湖北黃岡）充團練副使，但不得簽辦公事，蘇轍同受貶斥，貶為筠州監酒，總共經過了一百三十天的生死煎熬。

    7、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蘇東坡詩詞上的出色與政治上的單純形成的巨大反差讓他身處險境卻渾然不覺。當他樂呵呵地吟詩作對，揮毫潑墨的時候，他耀眼的光芒已深深地刺傷了小人那卑劣的心。蘇東坡在文化和人格上，太過于健全，太過于完美。而健全和完美卻往往很脆弱，這類健全和完美一旦遭到破壞，其結果就是毀滅性的，很難加以修復和彌補。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東坡陷入了小人們的包圍之中，而對手最鋒利的武器正是蘇東坡最值得炫耀的詩詞。他的詩詞被曲解成有辱罵圣上之意，他的直言陳諫也被認為是“譏切時政”。蘇東坡被陷害了，就這樣被徹底地陷害了。

　　在一群政治手段上的大師，文化上的小人面前，皇帝也無能為力。“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蘇轍曾這么說。蘇東坡自己也曾感嘆“高處不勝寒。”是啊！一群小人把當時的文化上的標志性人物成功地陷害了，這已足以使他們名傳千年之后，哪怕是臭名亦無所謂。

　　蘇東坡被綁著，長途押解。這位自稱“天涯倦客”的大文豪，又開始了自己茫茫征程。余秋雨在《蘇東坡突圍》里說得好，“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東坡何許人也！東坡何罪之有啊！東坡在示眾？可悲，是蘇東坡之悲，古代文人之悲，歷史之悲，甚至整個中華民族之悲。美好是那么脆弱，歷史是那么蒼白無力。

　　蘇東坡進了監獄。古代文人遭貶謫，不得志者甚多，而如東坡般屢次遭貶謫甚至被關進監獄者卻鳳毛麟角。但這些人生旅途中的坎坷，可能正是文人之所以成為文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吧。“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時候，發發牢騷，嘆息一聲，便成了我們的經典。也正是這般悲情的蘇東坡才讓我們大有可觀。

　　大師遇上小人，其結局往往是可悲的。小人盡情地把玩著大師，大師叫得越悲慘，小人就越興奮，越有成就感。殷紅的鮮血透著大師的一襲白衣，曾經的翩翩風度，溫溫爾雅，此刻是狼狽不堪。曾經的滔滔文辭，綿綿才情此刻是呻吟殘喘。曾經的豪情萬丈，淡淡清狂此刻是柔弱無力。一位“雪落紛紛哪忍觸”的大師，怎經得起此番虐待。蘇東坡認罪了：我是罵了皇上，辱了圣恩，我是寫詩“譏切時政”，勉人莫仕。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多愁善感的蘇東坡已把這當作他最后的抒情。結果是令人欣慰的，這并沒有成為蘇東坡的絕唱，宋神宗讓我們稍感安慰：釋放蘇東坡，貶謫黃州。

　　相比監獄，黃州已然是一種享受。災難性的經歷讓蘇東坡迅速成熟起來。蘇東坡的詩詞也在這里走向了高峰，走向了多元化。《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豪邁奔放，《前赤壁賦》看透世事萬物的淡然，《定風波》里“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樂觀自信，飄逸曠達。但這卻仍難抵那闋“卜算子”的孤獨無告。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如此優美的詩文，正是對凄苦的掙扎和超越。掩飾不住的凄苦與孤獨，是那般地悲情，卻又把凄苦與孤獨傾訴地如此瀟灑，超凡脫俗之境，莫過于此。黃州就這樣成全了一個蒼茫悲涼的蘇東坡。

　　“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本以為人老志微，終可安享晚年，但卻仍不為他的政敵所放過。“發蒼蒼”、“齒動搖”的蘇東坡被趕上了更為偏遠的海南島。“老來事業轉荒唐”正是蘇東坡最無奈的獨白。顛沛流離的歲月已磨去了蘇東坡不羈的棱角，也帶走了他曾經的壯志雄心，剩下的只是一副力不從心的嶙嶙傲骨和歲月在他額頭刻下的滄桑印記。

　　六十六這道檻蘇東坡終究還是沒有跨過去，神人也終歸于塵落凡間。
　　蘇子的人生海市蜃樓般閃耀著迷人的光彩，不知道來路有什么？可冥冥里，誰是我愛憐的人？ 不知道可以攬住誰的今生來世？

    8、“烏臺詩案”當時與蘇東坡有交往的幾十位人士受到牽連，或被貶，或被罚銅二、三十斤。蘇軾家被查抄，家眷、孩子受驚嚇。被抄家后，蘇軾家人埋怨道，都是寫詩惹的禍，把他的手稿拿出來付之一炬，蘇軾后來發現，劫后殘存的不到三分之一。這對詩人對后人都是很大的損失。《予以事系御史臺，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有“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等深情而凄涼的詩句，從這樣的詩句和詩題，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心靈的創傷和痛苦的靈魂。“烏臺詩案”以后，他被謫黃州，是被監管的對象，在他未來的生涯里，還有流放的漫漫長路和風塵漂泊的歲月。

    雖然，文字獄和遷謫的生涯并沒有能摧垮詩人的意志、精神和詩興，但詩人卻在流放中老去。而對于后代詩人而言，“烏臺詩案”還只是一個開頭，今后，更殘酷、更慘烈的文字獄將不斷地發生，比起明清以后的文字獄來，“烏臺詩案”已經算是相當溫和的了。當文字獄象秋風掃落葉，如寒冬般嚴酷地向詩人襲來，使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時候，詩人的心靈所承受的是更多更深的創痕與痛苦，詩人面對的是無邊無際的黑暗。“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龔自珍《詠史》)到了這樣的時候，詩人似乎除了逃避或麻木就別無他途了，而倘若人人都如此，那么詩也就不復存在了。幸好蘇軾當時還不至于此，但“烏臺詩案”畢竟是中國古代詩人們一個惡夢的開頭，它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在于對詩人的打擊和迫害，而且還在于：這樣的文字獄造就了一批既善于揣摸和迎合上意，又懂詩文，且“嗅覺”敏感異常，擅長于給人羅織罪名的奴才與鷹犬。幾乎沒有一場文字獄沒有這樣一幫文人的參與，比起這樣可惡的行徑來，“文人相輕”應該說是非常自然和可愛的詩人本色了。

    詩人是坦蕩自在的，但古代中國至此已越來越難容這樣的自在了。一首小詞竟會引起如此的驚慌和風波，詩人寫詩還能如此從容無顧忌嗎?這樣的時代還能容得下“愁來飲酒二千石……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的狂歌，和“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的酣醉嗎?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蘇東坡有別于李太白的詩意的理性和清醒的醉意，理解以蘇東坡為典型代表的宋人心態與精神特征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如果要對唐宋及以后詩人之醉作一番比較的話，那么，唐人李太白式的醉是沉迷、恣肆的酣暢的醉，宋人蘇東坡式的醉是理性、內斂的清醒的醉，而明清諸生徐文長式的醉則是郁憤、悲涼而無奈的佯狂的醉。唐代，尤其是盛唐的酒是最醉人的，而盛唐詩人的醉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