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筆談(下)  語言文字工作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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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兩個有關語言文字工作的會議,一個是10月15日至24日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一個是10月25日至31日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這兩個會議標志著中國的語言文字工作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新階段,作為一項由政府倡導的宏偉的社會工程從此全面啟動。在這兩個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范化三大任務,其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習《漢語拼音方案》和推廣普通話的群眾運動,并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效。
  1840年雅片戰爭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華民族不斷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喪權辱國,民不聊生,大批仁人志士在不同領域內奮起謀求振興中華,洗雪國恥。在語言文字領域內,從清末開始,宋恕、盧戇章等人深感中國科學技術落后是由于教育不普及,而教育不普及則是由于漢字難學,因而要富國強兵必須首先改革漢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到本世紀30年代,以瞿秋白、吳玉章等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從事人民解放斗爭的同時積極倡導文字改革運動,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制訂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且在解放區推行,在掃盲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效。從此文字改革工作也就成了革命事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全國解放以后,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經過幾年準備之后,1955年文字改革的號角正式吹響,在一定意義上為文字改革工作作準備的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范化的工作也正式開始了。
  我們對語言文字工作的認識是在實踐中不斷修正、不斷深化的。當年筆者參加兩個會議的時候,革命熱情很高,但對語文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曾天真地認為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實行拼音文字,漢字的使用期限也就是十年、二十年,最多不會超過五十年。當時抱有這種想法的并不止筆者一人。在兩個會議的準備過程中,社會上對于漢語拼音化既有積極支持的,也有持不同意見的,因此會議的決議和最初的設想有一定的出入,主要是拼音文字方案改稱為拼音方案,暫時作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輔助工具,拼音文字暫緩推行,先從簡化漢字著手以利于掃除文盲,普及義務教育。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中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同時又指出,“在完成漢字拼音化之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仍然需用漢字來記錄語言、印刷書刊、教育兒童和成人”;又說,“漢字簡化,雖然不是根本改革,卻可以大大減少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困難”,“我們采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吳玉章提出這些原則意見,是經過慎重思考的。到了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更進一步指出,“關于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我們在這里不打算多談,因為這不屬于當前文字改革任務的范圍”,明確了拼音化不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范圍之內。正是這種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勇于在實踐中探索的精神,使我們的認識和工作得以不斷前進。今天,我們仍然需要發揚這種精神。
  一般說來,語言文字的發展演變是一個日積月累的漸變過程,其時間尺度往往以數十甚至數百年為單位,語言文字的任何一項變動和統一,都牽涉到千千萬萬群眾的習慣和觀念,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就以推廣普通話為例,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后、人口眾多、方言歧出的國家里,要使普通話真正成為民族共同語,沒有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不行的。即使像法國那樣一個當初只有一兩千萬人口、方言分歧并不嚴重的國家,法語規范化也用了二三百年的時間。有了長期奮斗的思想準備,我們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扎實一些,細致一些,克服和避免急于求成、草率從事的弊端。
  從語言文字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出發,對語文應用加以引導,使它朝著規范文明、方便交際的方向發展,這是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務。為了“書同文,語同音”,語言文字工作機構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重視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的研制工作,必須加強管理力度,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另一方面,由于語言文字工作是一項涉及億萬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行為的社會工程,也由于語言文字作為動態的符號系統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工作必須慎之又慎。光有革命熱情不行,必須要有十分嚴謹的科學態度,制訂標準也好,行政管理也好,都必須經過認真周密的科學論證,使標準和措施盡量符合語言文字應用和語言文字管理的規律。這就要十分重視科學研究,特別是與語文標準和語文政策有關的基礎理論研究。例如,音素文字為文字發展的最高階段的文字發展三階段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如何解釋漢字在現代高科技社會生活的繼續存在和使用;為沒有文字的民族創制文字和對有悠久書面語傳統的文字進行改革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語文法規、規章的研制有哪些經驗,還可作出哪些必要的改進;文字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革,語言能不能改革;民族語言規范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之間的關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機構制訂語言文字規范和標準跟“因勢利導,約定俗成”原則之間的關系;規范化和標準化的差異,等等。這些問題并不是都已經解決,更不是都已有各方面意見一致的結論,應該繼續集中力量進行研究,這樣才能為進一步的語言文字工作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制訂出更容易為群眾接受的具體措施。
  一項宏偉艱巨的社會工程往往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并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完成,而現在正是需要認真思考、總結經驗的時候。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100872)
  
  
  
語文建設京8-13H1語言文字學胡明揚19971997 作者:語文建設京8-13H1語言文字學胡明揚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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