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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的存在主義者都一致把１９世紀丹麥神秘主義者基爾凱郭爾、強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以及現象學的創始人胡塞爾當作自己的直接先驅；一致認為正是這三個人的哲學為當代存在主義的形成開辟了道路。雅斯貝爾斯聲稱：“基爾凱郭爾和尼采是一等星”，“基爾凱郭爾和尼采使我們睜開了眼睛”［（１）］。美國學者L·J賓客萊說：“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薩特的學說無疑都是根據從尼采那里接受過來的見解建立起來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尼采是存在主義的一個前先驅”［（２）］。　　　　　　　　　　　　　　　　　　
　　近代歐洲哲學的主題是理性，理性哲學發展的最高峰便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的自我運動的封閉體系。但是，１８４８年歐洲革命失敗后，人們對理性產生了懷疑。康德、黑格爾的哲學作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哲學，卻不能給彷徨苦悶中的人們以任何答案。這時，人們遇到了以非理性主義代替理性的叔本華、尼采等人，并和他們一道，扛著非理性主義的大旗，高喊打倒理性主義的口號，向著理性主義的宮殿中沖去。自此，哲學主題在非理性主義流派那里變成了對生命意義的尋求。１９世紀中葉到２０世紀初，西方一系列非理性主義哲學流派登上了新的舞臺進行表演。其中最轟動、最高峰的一幕就是存在主義，而存在主義哲學在血緣上與尼采哲學離得最近，受尼采哲學的影響也最深。本文試圖就存在主義哲學與尼采哲學之關系進行考察。　　　　　　　　　　　
　　　　一　　　　　　　　　　　　　　　　　　　　　　　　　　
　　哲學觀方面。尼采哲學是人生哲學，人是哲學的對象。近、現代西方哲學中的這一人學轉折并非從尼采開始。早在古希臘時代，普羅太哥拉就已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康德提出了圍繞人的四個著名命題，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著名口號，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則明確地把哲學變成了人學。與這些哲學家相比，尼采有自己的特點。他帶著由大工業社會造成的分裂心靈，卻又企望一種完美的生命，一種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圓滿。他是一名哲學家，同時又是一名真正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和經常處于迷狂狀態的藝術家。尼采認為，在大工業生產和當時歐洲的文化氛圍下，“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業及機械主義之破壞人性，病于工人之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經濟學謬見”［（３）］。他認為，在人生已經失去絕對背景的條件下，哲學的任務就是要為人生尋找一種絕對的意義。他反對蘇格拉底以來的西方哲學，認為他們都是樂觀主義的，而樂觀主義是淺薄的，同時他又認為悲觀主義是沒有根據的。按照他的看法，只有經由悲觀主義的樂觀主義才是體驗過人生憂患以后重新肯定人生的有深度的哲學。凡哲學都應該有助于促進人的體魄和心靈的強健，使人上升。他認為，痛苦的生活才使生命充盈和擴大，如果生活沒有痛苦，生命之花便要失去營養而凋謝。他把哲學變成了“人的哲學”，“生命的哲學”。這樣的哲學不再討論觀念、理性等抽象概念，只討論那種支配著人的比較持久而穩定的精神力量，即意志。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到何處去？尼采認為，每一種偉大哲學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告訴人們：“這是全部人生的畫圖，從中尋求你的生命的意義吧”［（４）］。　　　　　　　　　　　　　　　　　　　　　　　　　　　　　　　　　　
　　哲學對象的改變導致了哲學性質的改變，尼采一再強調，哲學不是學術，哲學家不是學者，他厭惡學院式的哲學，認為哲學應是對人生最后意義的尋求。他不滿于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他認為叔本華指出的生命的痛苦和死亡的悲哀，誠然是人生固有悲劇性質。他第一要承認人生的悲劇性質，以區別于虛假或淺薄的樂觀主義；第二要戰勝人生的悲劇性質，以區別于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所以，在尼采看來，哲學的課題是在承認悲劇性的前提下，如何肯定人生，確定一種對待人生悲劇的積極立場，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提出了其哲學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　　　　　　　　　　　　
　　存在主義哲學也是一種從自我出發，帶著濃厚的非理性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的人生哲學。存在主義者認為，人的存在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傳統哲學只談論抽象的存在概念，玄而又玄，對人的存在不加關心，對人的現實生活沒有意義，因此不是真正的哲學。而存在主義哲學的任務則是要為人生尋找絕對的意義。這一悲劇性的努力是繼承尼采的哲學傳統而來的。海德格爾、薩特試圖建立的“基本本體論”、或“新本體論”，試圖通過對人的存在的結構進行分析來探明個人生存的意義，正是這種努力的表現。他們強調，哲學應當是一種生存方式，是個人的實踐活動。“整個存在哲學起因于基爾凱郭爾對他個人生涯的思考”［（５）］。在薩特哲學中。“人是他的行動的總和”［（６）］，海德格爾認為：“我們應當對我們的命運說‘是’。在這一點上，海德格爾的思想既受基爾凱郭爾的影響，同樣也受尼采思想的影響”［（７）］。存在主義否認主客體的分離，他們避免在主客體之間進行抉擇。他們認為，存在哲學首先關心的是去彌合先前哲學在現實和個人之間所造成的裂痕，堅持整體性和連續性。這與尼采企望一種完滿的生命，一種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圓滿是一致的。　　　　　　　　　
　　哲學對象的變化還導致了哲學方法的變化，尼采認為，科學和邏輯不能觸及為生命提供絕對意義的那個本體世界，唯一的途徑是酒神式的醉境。存在主義哲學把“孤獨”、“絕望”、“煩惱”、“焦慮”、“懼怕”等概念作為自己的基本范疇，注重人的情緒體驗。尼采和存在主義者都認為，對生命存在意義的體驗，僅僅存在于個人與本體之間某種神秘的溝通或融合狀態中，這種狀態是無法用科學語言來表達的。尼采為尋求人生的絕對意義找到了兩種途徑，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相當于夢幻世界，然而它是有所節制的，酒神精神則是一種本能的沖動，夾雜著迷狂與痛苦，尼采更注重酒神精神。“歸根到底，酒神精神就是一種極端的反對基督教傳統的精神，它追求一種完滿、充盈的生命形式，呼喚著一個強烈特性的、真正的個體”［（８）］，法國哲學家讓·華爾指出：“基爾凱郭爾（存在主義者）總是稱自己為孤獨和唯一的人。這一點，他可以和斯蒂納和尼采相比”［（９）］。雅斯貝爾斯在自己的哲學中則努力向我們揭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共存于個人身上：希望和絕望，蔑視和信任等。這與尼采的那種既承認悲劇又試圖超越悲劇的二難心理是一致的。“孤獨者的概念也出現在雅斯貝爾斯那里，它處于尼采和基爾凱郭爾的雙重影響下”［（１０）］。至于薩特，“孤獨”、“焦慮”等等概念在他的哲學中則隨處可見。最后，海德格爾得出了結論式的觀點：“只要依靠畏懼，我們就能從非真實的領域前進到真實的領域”［（１１）］。　　　　　　　　　　　　　　　　　　　　　　　　　　
　　　　二　　　　　　　　　　　　　　　　　　　　　　　　　　　
　　認識論方面尼采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把價值關系絕對化。他認為，價值對于生命來說是最終決定的東西，人與世界的關系可以歸結為價值關系。存在主義者也認為，世界僅僅存在于人所賦予的意義中。尼采以冷峻傲岸的態度去表達時代精神，反映出一部分西方人，在科技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面前茫然失措和絕望掙扎的情況。他以憂郁的心情預示了科學意志將統治全球，同時又宣布意志的虛無，宣布一切標準一去不復返。一切堅定的東西都如沙器。空虛的痛苦、一切深刻的信念的混亂，對生活價值的不可把握，加深了他在絕望中去追求奇異的意向。這就是意志的絕對化。從哲學的角度講，在尼采看來，以前所擁有的至高無尚的理性權力，如今被沖動意志所取代。人們不必服從于絕地的理念，只要聽從意志的驅使，一切價值都由此而決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應該對一切價值進行重新估計。“尼采的哲學之錘就是通過摧毀所有的習慣信仰即事實上的偶象的辦法，以便一個人能夠自由地去建立他賴以生活的信仰。就其個人來說，這是對各種活生生的真理所表示的一種存在主義的關注”［（１２）］。尼采自己說：“真理就是這樣一類錯誤，要是沒有它，某一類生物就活不成。價值對生命來說，才是最終決定的東西”［（１３）］。　　　　　　　　
　　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存在主義者認為，世界只存在于我所賦予的意義中。他們認為人的自我的存在決定外部世界的存在，外部世界本身只是一片混混沌沌的虛無，它只有依賴于人的存在才有意義，這實質上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認為，自我的存在是在先的，第一性的，外在事物的存在取決于自我的存在。要是沒有自我的存在，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確定性。薩特也認為“自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決定“自在的存在”（即外部世界的存在），因此他說：“世界就是人，人心的深處就是世界”［（１４）］。同樣地，雅斯貝爾斯說：“一切現實的東西，其對我們所以為現實，純然因為我是我自身”［（１５）］。存在主義者認為，個人的存在是通過個人處于煩惱、畏懼和死亡狀態時才體驗到的。薩特由笛卡爾的主觀唯心主義命題“我思故我在”出發提出：“世界決沒有一種真理能夠離開‘我思故我在’”。這顯然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此外，尼采和存在主義者都批判科學和理性，認為科學、理性、邏輯都不能觸及為人生提供絕對意義的本體世界。L·J賓客萊說：“一個現代德國的存在主義者卡爾·雅斯貝爾斯指出，克爾凱戈爾（存在主義者）和尼采兩個人都把傳統上對理性的依賴從根本上表示懷疑，這種懷疑是他們從存在主義的關注深度中和認識１９世紀世界觀消亡的遠見中得出來的”［（１６）］。尼采指出：“并沒有什么‘精神’、也沒有什么‘理性’、什么‘思維’、什么‘意識’、什么‘意志’、什么‘真理’，這一切都是無用的虛構”［（１７）］。又說：“哲學的迷誤，就在于不把邏輯和理性范疇看成一種手段，用來使世界適應有用的目的的，而認為在其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標準……”［（１８）］。在談到存在主義者對待理性的態度時，L·J賓客萊說：“他認為，生活內容比邏輯更豐富。理性并不是了解現實或實在本身的最有把握的鑰匙。克爾凱戈爾對他那個時代的系統哲學家們的過分的理性主義作了有力的反抗。他說，如果僅僅用理性對人加以客觀的考察，從外部去觀察人，把人變成許多客體中之一，那么，他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確的”［（１９）］。又說：“雅斯貝爾斯把他的哲學取名為‘世界定向’，它的內容就是觀察和批評科學”［（２０）］。在雅斯貝爾斯看來，有兩種哲學理論都企圖把科學當做世界觀的基礎，一種是實證論，另一種是唯心論。這兩種哲學理論都導致對個人的否定，即導致對存在的否定。此外，海德格爾、薩特等人也對理性和科學進行了批判。　　　　　　　　　　　　　　　　　　　　
　　　　三　　　　　　　　　　　　　　　　　　　　　　　　　
　　人性觀方面對于人性和人的處境的看法，最能表現出尼采哲學的現代存在主義特征。尼采認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那是因為人是“未定型的動物”。所謂“未定型”，并非指人的體質特征，而是指人總是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高于生命本身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又在宇宙中是找不到的。上帝死了，靠彼岸世界賦予生命的虛假意義已經消失，人類出現了價值真空，顯示了人生無意義的荒謬處境。然而，同時又顯示了人的自由，人可以通過創造來賦予自己的生命以意義。既然生命本身無既定的意義，所以創造意義完全是每個人自己每時每刻可以重新開始的事情，人永無固定的本質。“一切價值的重估”是尼采哲學的重要命題，重估的最高標準是酒神精神和強力意志。尼采的“超人”是對“人是未定型的動物”的最好說明，在他看來，“超人”高于現代的文明人，即基督教文化桎梏下的懦弱的人、野蠻化的人、因循守舊的人。在他看來，“超人”就是生命力蓬勃向上的人，因而，“超人”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手段。“沒有誰能把人的特性給予人，無論是上帝、社會，還是他的父母和祖先，還是他自己……［（２１）］。這段話可以說是存在主義哲學“存在先于本質”的精神表述，薩特在解釋他名之為存在主義第一原理的這個命題時幾乎是逐字逐句照抄了這段話。薩特說：“我們說存在先于本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說，人首先存在，碰到他自己，在世界上冒出來，然后才給自己下定義。如果說存在主義者心目中的人是無法下定義的，那是因為人原來是個‘無’。他什么都不是，等到后來才是他把自己造成的那種人”。薩特接著又說：“所以人沒有什么本性，因為沒有上帝懷著人的概念。人就是人。并不是說人就是他設想自己是的那種人，而是說人是他愿意是的那種人；他已經存在之后，才象他自己設想的那種，向存在一躍之后，才象他愿意是的那樣”［（２２）］。至于人的“未定型”性、未完成性、敞開性、無限可能性，人的處境自由和荒謬等等，更是一切存在主義者常談的話題。　　　　　　　　　　　　　　　　　　　　
　　在生命缺乏既定意義、人類缺乏普遍價值目標的情況下，尼采和存在主義者都強調自我責任和自我價值。尼采一再呼吁：“成為你自己”！存在主義者也常常作如是說。然而，自我的獨特價值仍然需要一個永恒的背景，個人的生存只有與這個永恒的背景聯系起來才有意義。超越是把個人生存與某種絕對本體溝通和融合起來，使之獲得某種絕對的意義。“雅斯貝爾斯說，存在主義者完成超越自我的一個連續運動，他（指雅斯貝爾斯）上溯到尼采，尼采和基爾凱郭爾一起影響了他”［（２３）］。可悲的是，存在主義者和尼采都找不到這樣的絕對本體。尼采的生命意志只是詩意的說法，他的酒神精神畢竟戰勝了他的美妙夢幻般的日神精神，最后只留下悲劇。海德格爾把“為死而在”視為超越的唯一途徑。薩特則哀嘆：“人是一堆無用的熱情”。總之，他們認為，人之為人在于他要為生存尋找絕對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沒有的；盡管沒有，仍然要真誠地追求。這就是尼采和存在主義者的局限和錯誤所在。一個人只有把自我與社會聯系起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出更多的價值，才能尋回真正的自我，實現自我。　　　　　　　　　　　　　　　　　　　　　　　　　　　　　
　　　　四　　　　　　　　　　　　　　　　　　　　
　　尼采和存在主義者都對現代文明進行了批判。在尼采的著作中充滿了對現代文明的憤激之言，他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基督教文化桎梏著人的生命本能，使人的生命本能普遍衰弱；另一方面是商業社會的匆忙和勞動分工導致文化的喪失和人性的野蠻化。大工業社會造成了人類心靈的普遍分裂，還導致了自我的喪失。存在主義者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和尼采相比更注重從理論上入手，因而較為抽象。“存在主義者信仰尼采，因為他們把他看成這樣一個獨特的思想家，他敢于懷疑他那個時代的一切，而自己從事斗爭去發現是否存在這樣一種生活意義，這種生活的意義可以在１９世紀的虔誠的神話、幻想和各種所謂真理均被毀滅后發現出來的。尼采以他生活過來的方式，通過他所考察過的問題向許多２０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提出了參與斗爭、自己去尋找真理的重要性”［（２４）］。尼采認為，基督教是“超人”最危險的敵人，因而他猛烈地攻擊教會和基督教。“教會是一切可能想象得到的邪惡中最嚴重的一種，它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變成廢物，把清白正直搞成精神上的卑鄙齷齪”［（２５）］。此外，尼采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平等以及物質財富的堆積，而人民生活則痛苦不堪等方面進行了攻擊和揭露，“國家‘竊取了發明家的工作成果、智慧和財富，并把一切變成疾病和災害’”，“只有國家消滅了的地方，才開始有人，不是多余的人，開始了必須的人們的歌唱，開始諧和美妙的音樂”［（２６）］。在匆忙的社會里，人們普遍感到失去了什么，因而尼采號召人們，要尋找自我，不是到天國，而是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去尋找，尋找那種真實獨特的自我，這顯然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唯心主義觀點。　　　　　　　　　　　　
　　存在主義者斷言，反抗是人生課題的一個重要選擇。他們反對那些由柏拉圖、斯賓諾莎或黑格爾所代表的古典哲學思想，實際上，他們是反對從柏拉圖以來的整個古典哲學傳統。“如果把薩特看成終點，我們可以把存在哲學的發展說成是由基爾凱郭爾的一種純粹宗教思想走向薩特的一種非宗教有時甚至是反宗教的思想”［（２７）］，其實，在基爾凱郭爾那里，神并不是真實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上帝是我在追求中被發現的”［（２８）］。他認為上帝存在與否取決于我的態度，上帝是完全他者。薩特在思考上帝時說過：“可是上帝立刻就煙消云散，無影無蹤了，連招呼也不打一個。‘他并不存在’，我們誠惶誠恐地對自己說。我認為問題就此解決了。看來，事情就是這樣，因為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讓上帝在我心中復活的念頭”［（２９）］。　　　　　　　　　　　　　　　
　　同樣地，存在主義者也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了批判。基爾凱郭爾認為，對于人的存在來說，社會是惡魔、是罪惡，是一種與人為敵的力量，它壓抑并消滅人的個性。因此，他反對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把個人的弄得千篇一律的做法，從而發展了關于人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觀點。其他存在主義者也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人生的根本追求被遺忘的時代，尼采要求哲學迷途知返，回到自己的根基，對人生的意義提出質問。尼采的呼聲在存在主義哲學中激起了回響，尼采哲學從哲學觀、認識觀、人性觀等方面影響了存在主義哲學。尼采和基爾凱郭爾一起被稱為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　
　　注釋：　　　　　　　　　　　　　　　　　　　　　　　
　　（１）（１５）劉放桐著《現代西方哲學》第５４，５５２頁。　　　　　　　
　　（２）（１２）（１５）（１８）（１９）（２２）（２４）（２９）L·J賓客萊《理想的沖突》第１８６、１８８、２０１、３３２、１８１、２１８、１８７、２０９條。　　　　
　　（３）（４）（８）轉引自《外國哲學與哲學史》１９８６年第８期，第８５、８６頁。　　　　　　　　　　　　　　　　　　　　　　　　　　　　　　　　
　　（５）（６）（７）（９）（１０）（１１）（２０）（２３）（２６）（２７）讓·華爾著《存在哲學》第３、９７、６、１１８、１０３、２３、６９、３４、２７頁。
　　（１３）（７）尼采著《權力意志》第２６８條。　　　　　　　
　　（１４）薩特著《存在與虛無》第３５頁。　　　　　　　　　　
　　（２１）轉引自《外國哲學與哲學史》１９８６年第７期，第８７頁。　　　　
　　（２５）轉引自《外國哲學與哲學史》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９３頁。　　
　　　　　　　　　　　　　　　　　　　本文責任編輯：從余　　　　　　
　　
　　
　　
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貴陽022-02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王芳恒19951995 作者：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貴陽022-026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王芳恒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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