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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相隔一衣帶水，自遠古以來，一直存在著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時，統治朝鮮半島的是高麗王朝。元與高麗之間，有著頻繁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老乞大》和《樸通事》兩書，便是這種聯系的很好的例證。
　　　　一
　　《老乞大》和《樸通事》，是朝鮮李朝（公元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時期流行的兩種漢語教科書。一般認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樸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譯的稱呼［①ａ］，樸通事即姓樸的翻譯。兩種書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體情況已不可考［②ａ］。
　　《老乞大》總共不到二萬字，分上、下卷。此書以高麗商人來中國經商為線索，用對話的形式，表現道路見聞、住宿飲食、買賣貨物等等，中間插入一些宴飲、治病的段落。《樸通事》的字數約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書用對話或一人敘述的方式，介紹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涉及宴會、買賣、農業、手工業、詞訟、宗教、游藝、景物等多項內容。兩書反映的是中國北方特別是都城的社會生活。從內容來看，兩書顯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經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學者楊聯ｓｈēｎｇ＠①教授說：“《老》、《樸》兩書的史料價值，非常之高。從史學看，有許多難得的關于元、明兩代風俗事物的記載。從語學看，有很多珍貴的元末明初的口語史料。”［③ａ］這一評價是很恰當的，只是所說時代需稍加修正（見下文）。語言學界已經注意到了兩書的價值［①ｂ］，相比之下，史學界似乎還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關于兩書反映的時代還可以作一些討論。
　　朝鮮李朝世宗五年（明永樂二十一年，公元１４２３年），為了便于“讀者傳寫誦習”，政府令“鑄字所印出”《老乞大》、《樸通事》等書［②ｂ］。這是官方文獻中關于兩書的首次記載。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八月，司譯院在報告中明確說《老乞大》、《樸通事》是“譯學”的教材，要“通事”背誦［③ｂ］。十六世紀初，李朝語言學家崔世珍為《四聲通解》一書作序，其中說：“夫始肆華語者，先讀《老乞大》、《樸通事》二書，以為學語之階梯”［④ｂ］。可見二書在李朝漢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同時，這些記載也說明《老》、《樸》成書應在世宗五年（１４２３年）以前。
　　朝鮮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十月，侍讀官李昌臣向國王啟奏道：“前者承命質正漢語于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樸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成宗當即下令：“選其能漢語者刪改《老乞大》、《樸通事》。”［⑤ｂ］這條記載說明：（一）《老》、《樸》二書的語言是“元朝時語，”兩者成書應在元代。（二）十五世紀下半期便已開始對兩書從語言角度進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紀，李朝創制了“訓民正音”，也就是諺文，“諺解”（用諺文翻譯漢文書籍）事業便發展了起來。到了十六世紀，崔世珍編寫了《樸通事諺解》和《老樸輯覽》，后一篇是“匯二者要語而注解者”［⑥ｂ］，也就是《老》、《樸》兩書的重要詞匯注釋。崔氏的《樸通事諺解》后佚。李朝肅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司譯院正邊暹、樸世華等根據《老樸輯覽》重作《樸通事諺解》，此書序文說，“而以《輯覽》及《單字解》附其后”［⑦ｂ］。又有《老乞大諺解》，成書情況不詳。這兩種《諺解》常見的是漢城《奎章閣叢書》本。本文論述即以此為據。但此本《樸通事諺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覽》（上、下）和《單字解》，而不是《輯覽》。這是因為原來《老樸輯覽》中與《樸通事》有關部分，已作為注文收入《樸通事諺解》一書中，剩下有關《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覽》。序文所說以《輯覽》附其后是不夠準確的。從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樸》兩書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了不斷的加工整理。現在《樸通事諺解》和《單字解》中，提到“新舊原本”（《奎章閣叢書》本第５３頁），“舊本”、“今本”（第４４頁），“兩書舊本”、“新本”（第４０４頁），便反映了兩書變化的痕跡。
　　關于兩書的寫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認為，“大致可以推想它們是在元代產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說：“仍可推測該書原本是在元代寫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遠的明初，或比這再稍遲些。”［①ｃ］說法比較靈活。楊聯ｓｈēｎｇ＠①先生認為，兩書產生于“元、明時代”或“元末明初，”已見前述。朱德熙先生則“根據書中所記故實及典章制度”，斷定是“元代的作品”［②ｃ］。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單從語言學角度考慮，明初和元代很難說有明顯的區別，判斷兩書產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說得過去。但如看重從歷史事實和典章制度方面進行考察，則兩書應斷定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舉出一些比較重要的例證，我在這里想再作一些補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臺上四個將軍（第３１０頁），引證《輟耕錄》“大漢”條，注意的顯然是鎮殿將軍。但“大漢將軍”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說明問題，而大明殿則非元代莫屬。它是元代宮城中的正殿。明代宮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極殿。又如，《樸通事諺解》卷中記買賣人口，文書開頭寫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錢小馬”（第１５６頁）。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稱，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時改北京。又如，書中多用達達、回回、漢兒人等稱呼，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還可以舉幾個明顯的例子。
　　“哥，你聽的么，京都駕幾時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頭起。”
　　“今年錢鈔艱難，京都也沒甚買賣，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個月，納房錢空費了。”
　　“說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盤纏”［③ｃ］。
　　這段對話從字面上來看很難理解。“京都”“駕”起，前往何處？為什么要在“八月初頭”？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們了解元代的兩都制度，這段話就很容易理解了。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開平（“京都”很可能是后來改的），在今內蒙正藍旗境內。在大都與上都之間，有四條交通路線，來回約二千里左右［④ｃ］。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發，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間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動在萬人以上，隨行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騷擾極大。有的皇帝為了表示關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損壞農作物。如元英宗時，“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計乎寒！’”［⑤ｃ］這就是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頭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許多商人也隨之而往，這段對話實際上是兩個大都商人的口氣。
　　《樸通事諺解》卷上記，“午門外”“兩個舍人操馬”。其中之一“白絨氈襪上，拴著一付鴉青段子滿刺嬌護膝。”注文中說：“《質問》云：‘以蓮花、荷葉、耦、鴛鴦、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絨繡，或用彩色畫于段帛上，謂之滿刺嬌。’今按，新、舊原本皆作‘池’，今詳文義作‘刺’是。‘池’與‘刺’音相近而訛。”（第５２—５３頁）注文作者顯然從刺繡來理解，以為應作“滿刺嬌”，其實不然。元代中期詩人柯九思曾在宮中任職，他的《宮詞一十五首》是膾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觀蓮太液ｆàｎ＠②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柯氏自注云：“天歷間御衣多為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①ｄ］天歷是元文宗的年號。時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詩人張昱有《宮中詞》，其一是：“鴛鴦ｘī＠③ｃｈì＠④滿池嬌，彩繡金茸日幾條。早晚君王天壽節，要將著御大明朝。”［②ｄ］其意與柯九思詩相同。由以上二詩可知“滿池嬌”是一種宮廷中服裝圖案的名稱，描寫的是池塘中的花、鳥景色，因而得名。宮廷中所好必然影響到宮廷之外，首先是上層貴族、官僚。《樸通事諺解》記述的“操馬”“舍人”，無疑是貴族官僚子弟，他們最容易效法宮廷的生活方式。因此，正確的是“池”不是“刺”，《樸通事》的“原本”是對的，《諺解》本改“池”為“刺”是錯的。
　　《樸通事諺解》卷上記，有人得到“開詔”的差使，旁人問：“往哪個地面里去？”回答道：“往永平、大寧、遼陽、開元、沈陽等處開去。”（第２９—３０頁）這是幾個相互毗鄰的地區，位于大都的東北方向，元設大寧、遼陽、開元、沈陽諸路，屬遼陽行省；設永平路，直屬中書省。永平路治盧龍（今河北盧龍），明改永平府。大寧路治大寧（今內蒙寧城境內），明初一度改大寧府，后廢。遼陽路治遼陽（今遼寧遼陽），明初廢，改設遼東都司。開元路治在今吉林農安，明初廢。沈陽路治今遼寧沈陽，明廢，改設沈陽中衛。元代遼陽行省管轄的地區在明代有很大的變化，將永平、大寧、遼陽、開元、沈陽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樸通事諺解》卷上還有一段文字記“西湖景”（第１２２——１２８頁）。其中說：“西湖是從玉泉里流下來，深淺長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蓋來的兩座琉璃閣，遠望高接云霄，近看時遠侵碧漢。”“兩閣中間有三叉石橋，欄干都是白玉石，橋上丁字街中間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瓏龍床，西壁廂有太子坐的地石床，東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個玉石玲瓏卓兒。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內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兩壁鐘樓、金堂、禪堂、齋堂、碑殿。諸般殿舍且不索說，筆舌難窮”。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腳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圍有較大的變化。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護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順三年（１３３２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間便稱之為西湖寺，這個名稱后來亦見之于官方文獻。大承天護圣寺有“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園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所御也”［①ｅ］。這二閣就是《樸通事》中所說湖心中的兩座琉璃閣，富麗堂皇，為兩湖增添了景色。元順帝至正年間，“承天護圣寺火，有旨更作，（李稷）乃上言：‘水旱頻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舉大役’。議遂寢。”［②ｅ］顯然，這次火災使護圣寺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明代，承天護圣寺改稱功德寺，有關文獻中，再沒有提到湖心雙閣。有的記載說：“功德寺舊名護圣，前有古臺三，相傳元主游樂更衣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③ｅ］這三處古臺無疑就是雙閣和雙閣中間石橋的遺跡，兩閣應毀于元末火災之中。《樸通事》中所描寫的，是大承天護圣寺落成后、火災發生前的西湖景致。
　　從以上所述來看，《樸通事》所載，以元朝史實和典章制度為其內容，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從滿池嬌出現和大承天護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斷定此書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順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據書中所記高麗僧人步虛的事跡（詳見第三部分），認為“當作于至正六年（１３４６年）以后、元亡（１３６８年）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間”。也是言之成理的。總之，我們可以斷定《樸通事》成書于十四世紀中葉。《老乞大》一書，重點是記載商業活動，此書開頭，記述高麗商人來中國，途中有人對他們說：“從年時天旱田禾不收，饑荒的上頭，生出歹人來”。并舉出兩個攔路打劫的例子（第４７—４８頁）。同書又記，商人們在一處投宿時，客店主人說：“如今官司好生嚴謹，省會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這里有一個人家，則為教幾個客人宿來，那客人去了的后頭事發，那人們卻是達達人家走出來的。因此將那人家連累，官司見著落跟尋逃走的。似這般帶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第８８—９０頁）“達達”即蒙古，“達達人家走出來的”指從蒙古人家中逃出來的奴隸（驅口）。政府保護使長（奴隸主人）對奴隸的所有權，逮捕逃奴，“官司見著落跟尋逃走的”即指此。這正是元代社會特有的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足以說明其成書時代。
　　《老乞大》和《樸通事》兩書的語法、詞匯，也富有時代特色。概括起來，有兩個特點。一是兩書都用口語寫成，雖然后來經過修改，但仍保存了許多元代的口語資料。當然，明代初期的口語，與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楊聯ｓｈēｎｇ＠①先生所說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話史料。楊先生已有精辟的論述，此處從略。二是蒙古語法的影響。楊先生指出，兩書中常見“根底”、“上頭”等字樣，“這都像是受了蒙古語法的影響”。他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些都是蒙古語語法在硬譯文體中的表現。所謂硬譯文體，就是不顧漢語固有的語法規律和用語習慣，直接從蒙古語原文機械地翻譯過來的文體，在元代相當流行［①ｆ］。原來僅限于公牘，后來影響到其他文體和口語。以“根底”來說，它是硬譯文體中的常用詞，蒙語后置介詞的對譯，有“在”、“向”、“從”、“同”、“把”等多種意思。“上頭”是蒙語介詞的對譯，意思是“因為”、“所以”。楊先生提到的另兩個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對話：
　　“你的師傅是什么人？”
　　“是漢兒人有。”
　　“多少年紀？”
　　“三十五歲了。”（第１１頁）
　　這段話，如從漢語角度理解，很可能斷為“是漢兒人。”“有多少年紀？”《老乞大集覽》上對此加以說明：“元時語必于言終用‘有’字，如語助而實非語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現“有”是元代蒙古語硬譯文體的特有現象，《元典章》所載公牘中有很多這樣的語型。它有時用來表示動詞的時態（現在時），有時則用來作系詞（等于“是”）。在《老》、《樸》二書中，這種句型原來一定很多，后來大多被刪去，只有個別被保存了下來［②ｆ］。與此相應，還有“有來”一詞，在硬譯文體中也是常見的，則用來表示過去詞。《樸通事》中便有這樣的例子：“你哪里有來？”（第３１９頁）意思應是：“你到哪里去了？”除“有”和“有來”以外，還有“么道”。《單字解》中說：“么，……俗用為語助詞，……元語‘么道’，……今不用。”應是原書有“么道”字樣，修改時刪去。“么道”也是元代硬譯文體中常用詞，通常放在引語或某種內容的表述之后，意思等于“云云”。從語法、詞匯的特點，也可證明二書應是反映元代社會生活的作品。
　　正如前面已說過那樣，二書在流行過程中曾有過修改，現存二種《諺解》已非原貌。兩書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１）地名的改動。朱德熙先生已指出，現存《樸通事諺解》中的北京城門名稱，《老乞大諺解》中的北京，都應是后來改動的。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例如《樸通事諺解》中的“南京應天府”，《老乞大諺解》中的“濟南府”、“蘇州”、“南京”，都是明代的名稱。（２）貨幣名稱的改動。兩書中多處提到貨幣，一般均用“銀子”（白銀）和“錢”。《樸通事諺解》卷上載，典當物品“共有二百兩銀子。”注文中說：“今觀所典之物，只得七十兩，而云二百兩銀者，蓋舊本云有二百錠鈔，今本改鈔為銀，仍存鈔之舊數而不改也。”（第４４頁）元代通行紙幣，稱為鈔，一錠鈔為五十兩。明初一度亦通行寶鈔，但很快便改以白銀為主，另以銅錢作輔幣。舊本作“鈔”，正反映了元代的制度。現本改作白銀，則是表示明代的制度。但現本個別地方，仍以鈔計數，如卷中一處記競走，得第一名的，“上位（皇帝——引者）賞了一百錠鈔，兩表里段子。”（第２４３頁）這正是舊本刪改未盡的結果。（３）蒙語硬譯文體的改動。這在上面已說過。這些修改目的在于使李朝漢語教學適應中國社會的變化。但從前面所舉各種例子所說明的時代特色可以看出，兩書的內容基本保持了其本來面目，這是可以確定的。
　　總起來說，《老》、《樸》兩書著成于十四世紀中期，其內容主要反映元代末年中國的社會面貌。在其流傳過程中，某些內容作過修改。只要我們了解兩書的著成和流傳情況，注意對其內容加以鑒別，那么，它們對于元朝歷史以及元與高麗關系史的研究，仍是極其可貴的史料。下面，我們便以兩書提供的部分情況，對元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作一些探討。
　　　　二
　　長期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通，有陸、海二道。在宋與遼、金對峙時期，高麗與遼、金的交往，主要通過陸路；與宋朝（北宋、南宋）的聯系，則只有通過海道。元朝興起、統一全國以后，和高麗的聯系，既有陸路，又有海道。人員和物資的交流，是很頻繁的。《樸通事諺解》卷中記，有人問高麗來的趙舍：“幾時來了？”趙舍回答：“昨日恰來到。”又問：“你船路上來那，旱路里來？”答：“我只船上來了。”（第１６２頁）“船路”就是海道，“旱路”就是陸道，可見元代陸、海二道都是通行的。
　　關于元朝與高麗的海上交通，我曾在一篇論文中加以論述［①ｇ］。中國與朝鮮半島交往的海港，在宋代主要是慶元（今浙江寧波）和泉州（今福建泉州）；到了元代，在慶元、泉州之外，又加上太倉（今江蘇太倉）和直沽（今天津）。慶元、泉州、太倉這幾個港口都在長江以南，直沽則在北方。元代國內海運事業空前發展，主要是將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供應首都大都。北方的海運港口便是直沽，南方運來的糧食由此上岸，再由直沽運往大都。直沽港與高麗也有來往，這在《老》、《樸》兩書中有所記載。《老乞大諺解》卷上記，高麗商人“從年時正月里，將馬和布子，到京都賣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綿絹，到直沽里上船過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終，貨物都賣了”（第２６—２７頁）。高唐在今山東境內，以產絲綢出名。王京是高麗的都城，即今開城。由直沽出海，應是沿海岸線北行，繞過遼東半島，再沿海岸線南下，到達朝鮮半島中部的王京。《樸通事諺解》卷中有一段記載，趙舍回答旁人說自己“船上來了”，已見前引。旁人接著又問：“聽的今年水賊廣，是那不是？”趙舍回答說：“我來時節，五、六個賊船，圍著一個西京來的載黃豆的船，又高麗地面里來載千余筒布子的大船，沖將去了。后頭聽的那賊們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奪了，把那船上來的打殺了”（第１６３—１６４頁）。西京即今平壤。據史籍記載，高麗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來，言：‘海賊三十余艘，著青黃衣，襲海殺掠人物。’”［①ｈ］可證《樸》書所載，并非虛構，確有事實為據。而由海道前往高麗的“大都商人”只可能由直沽出海。此外，高麗與山東半島亦有海道交往（見下文），但難以斷定是半島上的哪一個海港。
　　《老》、《樸》兩書都記述高麗商人到大都的陸路旅程，雖然簡單，但都有據。《老乞大》是以高麗商人的旅程為線索展開的，高麗商人由王京（開城）動身，“過的義州”，就到中國地面。路上曾在夏店用飯，接著便來到順城門（明代的宣武門，此書中仍用元名）客店住下。夏店是個小地方，元朝曾在當地建立驛站，距大都一百里［②ｈ］，因而是由東北進入大都的必經之地。又《樸通事》卷中記，丁姓高麗商人趕馬前來，“到遷民鎮口子里抽分了幾個馬，到三河縣抽分了幾個馬，……到通州賣了多一半兒，到城里都賣了”（第１６４頁）。元代有按一定比例收取實物或貨幣的稅收辦法，稱為“抽分”。“城里”指大都城內。遼置遷民縣，金廢縣立鎮，元因之，就是現在的山海關。這是從東北進入大都的重要通道之一。元文宗即位之初，發生兩都之戰，大都、上都各立朝廷。遼東行省平章禿滿迭兒支持上都，發兵進攻大都，“犯遷民鎮，斬關以入”［③ｈ］。便足以說明它的重要地位。三河縣（今屬河北）在元代是通州的屬縣，夏店站即在三河境內［④ｈ］。《老》、《樸》兩書中提到的夏店、遷民鎮、三河縣幾個地方，都位于高麗與大都的交通線上。
　　從《老》、《樸》兩書來看，高麗商人運來中國的貨物多種多樣，而以馬匹最為重要。《老乞大》是以高麗商人前來中國貿易為主題的，這些高麗商人趕馬前來，書中列舉了二十余種馬的名稱（第１４３—１４４頁），以及賣馬過程中討價還價、成交以后訂立契約和納稅的情況。《樸通事諺解》卷中有關賣馬的記述，已在上面引用過。高麗產馬是很有名的，元貞二年（１２９６年），高麗世子，后來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別向元成宗、太后和晉王甘麻刺各獻白馬八十一匹［⑤ｈ］，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貴族還直接向高麗索取馬匹［⑥ｈ］。明朝初年，朱元璋說：“高麗自古出名馬。”［⑦ｈ］他多次要高麗貢馬，一度規定每年千匹，此外還發紡織品（緞子、棉布）和買高麗馬匹。一直到成祖朱棣時，仍然如此。高麗政府答復明廷時曾說：“馬有兩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①ｉ］所謂胡馬，即是蒙古馬。元朝曾在高麗的耽羅（今濟州島）建立牧場，孳養馬匹，胡馬即由此而來。鄉馬則是高麗本國出產的馬匹。后來高麗政府又解釋說：“本國所產馬匹，軀干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戰倭服遠，負重耐苦，小邦之人，實以賴之。”［②ｉ］可見高麗馬亦有其優點。高麗商人入元賣馬，不見于其他文獻記載，歷來研究高麗與元貿易者亦未注意此事。《老》、《樸》所記，證以高麗王子獻馬和明朝初年對高麗馬匹的需求，應該是事實。在元與高麗的陸路貿易中，馬匹顯然是一項特別重要的商品。
　　從《老》、《樸》兩書來看，高麗向元朝出口的貨物，除了馬匹之外，便是毛施布和新羅參。《老乞大諺解》記，高麗商人一行販賣馬匹，“這馬上駝著的些少毛施布，一就待賣去。”（第１４頁）商人們到達順城門客店后，就到城里尋找“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第１２９頁）《樸通事諺解》卷上記，高麗來人帶有“十個白毛施布，五個黃毛施布”（第９５—９６頁）。注文中說：“毛施布，即本國人呼ｚｈù＠⑤麻布之稱。漢人皆呼曰ｚｈù＠⑤麻布，亦曰麻布，曰木絲布，或書作漢絲布。又曰漂白布，又曰白布。今言毛施布，即沒絲布之訛也。而漢人因麗人之稱，見麗布則直稱此名而呼之。記書者因其相稱而遂以為名也。”可知毛施布即用ｚｈù＠⑤麻織成的布，“毛絲”二字是音譯，也可寫作“木絲”、“沒絲”。ｚｈù＠⑤布是高麗享有盛名的手工制品。南宋時由慶元（今浙江寧波）進口的高麗物品中就有毛絲布［③ｉ］。在元代，高麗麻布（毛施布）大量輸入中國，受到朝野的普遍歡迎。高麗國王常以“細ｚｈù＠⑤布”作為禮物，贈給元朝皇帝、貴族和官員。高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貞元年，１２９５年）四月，“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④ｉ］。益都是路，不是府，此處有誤。元代益都路治所益都縣，即今山東益都，管轄山東半島西部的廣大地區。可知山東半島亦應有與高麗往來的港口，但不知其具體地點。當時高麗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故出售麻布來換取元朝的貨幣紙鈔，以供婚禮之用。由此亦可看出麻布是高麗向中國輸出的重要商品。元代雜劇中也提到“洗白復生高麗ｍú＠⑥絲布”，可見其在民間是很流行的［⑤ｉ］。因此，《老》、《樸》兩書中關于毛施布的記載是反映了元代實際情況的，人參是高麗的特產，歷來被中國人視為滋補佳品。宋、元二代，由海道輸往中國南方的高麗商品中，人參都在“細色”（貴重貨物）之列［⑥ｉ］。《老乞大諺解》卷中載，高麗商人一行所帶貨物，除馬匹、毛施布之外，便是人參。［①ｊ］。
　　高麗的文具都很精巧。北宋時出使高麗的使臣徐兢報告說，高麗的名產有松煙墨、黃毫筆、紙等［②ｊ］。宋代的文人學士對于高麗的各種文具都很贊賞，特別是高麗紙。元代，紙仍在高麗王室向元朝皇帝進獻的禮物之列，如元宗三年（元中統三年，１２６２年）高麗獻物兩次，一次有黃、白紙各一百張，另一次有紙五百四十張。次年獻物中有表紙五百張，奏紙一千張［③ｊ］。元朝政府屢次向高麗索取紙張，如高麗忠宣王元年（１３０９年）“元遣使來求佛經紙”［④ｊ］。忠肅王八年（１３２１年）“前益城君洪淪奉ｃｈì＠⑦來求藏經紙”［⑤ｊ］。可見高麗紙當時在中國仍是很受歡迎的。《樸通事諺解》卷下記，“高麗來的秀才”韓先生將“高麗筆、墨和二十張大紙”作為禮物送給來訪的中國文人（第３８３頁）。可以想見，高麗文具特別是紙肯定在向中國出售的貨物之列。
　　另一方面，中國出產的一些物品，亦為高麗上下所歡迎。《老乞大諺解》記述，高麗商人在馬匹、毛施布、人參脫手以后，便購買“回去的貨物，”種類繁多（第２４８—２５４頁）。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針、木梳、盆兒、各種刀子、剪子、錐子、秤、等子、各類珠兒、荷包、帽兒、象棋和化妝用品（面粉、胭脂）等。一類是紡織品，有粗木綿、織錦緞子、素緞子、花樣緞子等。還有一類是書籍（參見第三部分）。
　　在上述各類物品中，紡織品最為重要。高麗本土出產的紡織品，歷來以麻布為主，絲織品主要從中國輸入。無論貴族或平民，都爭相服用中國的絲織品。忠讓王三年（１３９１年），有人上書說：“我朝只用土宜細ｚｈù＠⑤麻布，而能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飾之婢。愿自今士庶工商賤隸，一禁紗羅綾緞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⑥ｊ］同年五月，又有人上疏說：“今無賴之徒，皆利遠方之物貨，不事本業。……愿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紗羅緞子，敦尚儉素，以絕商販。”［⑦ｊ］這時在中國元朝已亡，明朝建立，在朝鮮半島高麗亦已處于滅亡的前夕，社會奢靡成風。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決非一朝一夕突然發生。可以認為，高麗王朝末期，貴賤上下穿著中國絲織品成為風尚，這些絲織品部分來自元朝政府（后來是明朝政府）的贈與，但更多則應是商人販來。因此，《老乞大諺解》中所記商人購買緞子，正是實際情況的反映。《樸通事諺解》中亦有兩處買緞子的記述。卷上一段記購買緞子時雙方討價還價。貨主說：“舍人敢不識好物么？道地的好胸背。”買方說：“你謾不的我。我又不是生達達、回回。生達達、回回如今也都會了，你怎么謾的我高麗人。”（第１３１頁）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高麗人對絲織品買賣是很熟悉的，富有經驗的，因而在討價還價中充滿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種植和棉織業在中國的興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設置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①ｋ］。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在大都的國家倉庫“每年收受各處行省木綿布匹不下五十余萬。”［②ｋ］民間織造進入流通過程的木綿布匹一定為數更多。棉花種籽在十四世紀六十年代由夕益漸傳入高麗，后經鄭天益試種成功，并且制作了紡織棉花的工具，棉布生產才開始在高麗發展起來，這已是元朝滅亡以后的事了［③ｋ］。可以說，有元一代，高麗還不能生產棉布。因而，商人將這種新興的紡織品由中國販運到高麗，必然是受到歡迎并有利可圖的。《老乞大諺解》記載商人購買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綿一百匹”。事實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還支出大量棉布來和買高麗馬匹。
　　《老乞大諺解》所記高麗商人購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連，等子十連，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錘、毫星、秤鉤子都有”。秤是檢測物品輕重的衡器，等子是用來檢測珍細物品（如金、銀）輕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際，中國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亂，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時，謀士劉秉忠建議；“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④ｋ］忽必烈登基稱帝后，采取了統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麗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高麗國王致書元中書省說：“小邦秤制異于上國，前者蒙賜一十六斤秤一連、十斤半等子一ｐáｎ＠⑧、三斤二兩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賜秤子、等子各五百。”［⑤ｋ］可知高麗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諺解》記述商人購買來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規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統一制造，“行鋪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須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⑥ｋ］。這就是《老乞大諺解》中購買衡器時強調“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標準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兩國的經濟交流，這是不言而喻的。順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為一秤）兩種，“秤”因此又成為重量的一種計算單位。元代秤法如何，史無明文，說法不一［①ｌ］。但從上引《高麗史》記載來看，元代官方確定的標準顯然是十六斤秤。高麗史料有很多可補我國宋遼金元歷史文獻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與高麗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來，有很大的發展。韓國學術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張東翼教授《高麗后期外交史研究》一書，對此有很好的論述［②ｌ］。在《老》、《樸》兩書中，元與高麗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獻記載相印證。這里想著重討論兩個問題，一是高麗僧侶在中國的求法講經活動，一是中國書籍的輸往高麗。
　　在古代，僧侶對于中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作過重大的貢獻，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與新羅、百濟，以及宋、遼、金與高麗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侶都起過重要的作用。在元與高麗之間，佛教僧侶仍然扮演著文化使者的角色。《樸通事諺解》的一些記載，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樸通事諺解》卷上的一則記事說：“南城永寧寺里聽說佛法去來。一個見性得道的高麗和尚，法名喚步虛，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為師傅，得轉衣缽。回來到這永寧寺里，皇帝圣旨里開場說法里。”“說幾個日頭？”“說三日三宿，從今日起后日罷散，諸國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數，發大慈悲，都往那里聽佛法去。”（第１３３—１３５頁）按，高麗和尚步虛和中國和尚石屋均實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樸通事諺解》的有關注文和佛教史乘《吳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銘》加以論證。該塔銘記臨濟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麗人”愚太古師事石屋的情況。愚太古即步虛。關于步虛的詳細記載，是高麗著名文學家李穡所作《明高麗太古寺園證國師碑》，見《海東金石苑》卷八。此外在鄭麟趾的《高麗史》中亦有提及。據碑文記載，“國師諱普愚，號大古，俗姓洪氏。……至正丙戌（六年，１３４６年），師年四十六，游燕都。……至湖州霞霧山，見石屋珙禪師，具陳所得，且獻《大古庵歌》，石屋深器之。……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腳住矣’。屋臨濟十八代孫也。……回至燕都，道譽騰播，天子聞之，請開堂于永寧寺，賜金ｌáｎ＠⑨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幣，王公士女奔走禮拜。”此后回到高麗，備受國王尊奉。《高麗史》記載說：“普虛號太古，歷諸方入江南，自言傳衣缽于石屋和尚。”［③ｌ］又說：“普愚即普虛。”［④ｌ］《樸通事諺解》中的步虛，與普虛（普愚）實系一人。高麗恭愍王封普愚為王師，與他“行師弟禮”，其聲勢顯赫一時。步虛說法的永寧寺，位于大都南城。南城是金中都舊址，元代新建的大都城稱為北城。永寧寺的具體位置“在殊勝寺北東”，而殊勝寺則“在光泰門近南”［①ｍ］。南城光泰門靠近后來的宣武門，永寧寺應在宣武門附近。
　　《樸通事諺解》卷下記，“這十月十五日，是佛解夏之日，慶壽寺里為諸亡靈做盂蘭盆齋，我也是隨喜去來。那壇主是高麗師傅，青旋旋園頂，白凈凈顏面，聰明智慧過人，唱念聲音出眾，經律論皆通，真是一個有德行的和尚。說《目蓮尊者救母經》，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數，人人盡盤雙足，個個擎拳合掌，側耳聽聲。”（第２７４—２７７頁）慶壽寺是元代大都著名的佛寺之一，禪宗臨濟宗的中心。它位于皇城的西南，在今北京西長安街。十三世紀中葉，慶壽寺住持海云和尚與蒙古貴族關系密切，在當時政治生活中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有元一代，慶壽寺始終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顧，其規模與地位“為京師〔佛寺〕之冠”［②ｍ］。從上述步虛說法一事看來，《樸》書所載高麗僧人在慶壽寺講經也應是實事，可惜的是書中沒有記下他的名字。以慶壽寺的地位，高麗僧人能在其中講經，應該說是一種特殊的優遇。
　　《樸通事諺解》中有兩則高麗僧人的記載決非偶然。元代高麗僧人來中國并在大都活動的為數甚多。著名的如式無外上人，與元朝的文人學士有廣泛的交游，張翥、黃潘、陳旅、王沂、宋ｊｉǒｎｇ＠⑩、吳師道、許有壬、尹廷高等都為他寫下了詩篇。又如檜巖心禪師，“北游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為千巖無明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③ｍ］。按，釋元長，字無明，號千巖，蕭山（今浙江蕭山）人。他住持義烏伏龍山圣壽寺，名重一時，“王公大臣向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間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臚拜，咨決心學，留者恒數百人”［④ｍ］。三韓是朝鮮半島古國名，此處指高麗。從檜巖心的經歷，可證確有高麗僧人求法于無明門下。“翰林歐陽承旨”即元末文章大家歐陽玄。又如，高麗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高麗婦女任夫人資助下，在大都“南城之又南”，建造了一座興福寺，“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⑤ｍ］。興福寺成了一所高麗僧人的寺院。又如，“高麗國比丘”麗月，在朝拜五臺山途中，曾暫住大都郊區房山縣。他募集財物補刻了部分石經經板，為保存這一著名古跡作出了貢獻。“補寫經板”的是“高麗國天臺宗沙門達牧”［①ｎ］。由此數例，可以看出入元高麗僧人的活動是多方面的，而且一般多曾在大都居留過。《樸通事諺解》所記，不過其中杰出者的一、二表現而已。
　　唐、宋時期，中國古籍不斷流入朝鮮半島。元代，中國書籍仍是高麗朝鮮喜受之物。高麗官方通過多種渠道獲得中國的書籍。忠肅王元年（元延ｙòｕ＠⑾元年，１３１４年）六月，命官員們考閱新購書籍。“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淪以太子府參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②ｎ］。這次購書經歷了風波之險。元朝末年，割據浙東的方國珍曾多次派人渡海與高麗政府聯系，其中恭愍王十三年（１３６４年）六月一次，所贈物品中有《玉海》、《通志》等書［③ｎ］。除了官方渠道之外，還有民間的渠道。《老乞大諺解》記載高麗商人購買中國書籍，便是中國書流入高麗的民間渠道之一種。
　　從《老乞大諺解》的記載來看，購買的“文書”中有“一部《四書》，都是晦庵集注。又買一部《毛詩》，《尚書》，《周易》，《禮記》，五子書，《韓文》，《柳文》，《東坡詩》，《詩學大成押韻》，《君臣故事》，《資治通鑒》，《翰院新書》，《標題小學》，《貞觀政要》，《三國志評話》”。以上書籍可以分為五類。一類是儒家著作，有《四書》、《毛詩》、《標題小學》、五子書等。一類是《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君臣故事》亦應屬于此類［④ｎ］。一類是名家文集，有《韓文》、《柳文》、《東坡詩》，即韓愈、柳宗元和蘇軾的詩文集。一類是備查考用的類書，有《翰院新書》（應即《翰苑新書》，收錄各種書啟表箋文字）［⑤ｎ］。《詩學大成押韻》似亦應屬于此類，此書待考。還有一類是文學作品，有《三國志評話》。
　　以上各類書籍中，有兩類最值得注意。
　　一是儒家著作。南宋時朱熹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稱為《四書》，為之作注，稱為《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學習儒家學說的入門書。所謂“晦庵集注”《四書》，即指此。《標題小學》是朱熹編撰的一本供兒童用的儒學啟蒙著作。五子書的五子，應指宋代五位理學家，即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和朱熹。五子書就是他們五人的作品。
　　眾所周知，理學興起于宋代，名家輩出，而以朱熹影響最大。元朝尊崇理學。元代中期恢復科舉，規定考試的基本科目經問（蒙古、色目人）、明經經疑（漢人、南人）都在《四書》內出題，“用朱氏章句集注”［①ｏ］。這樣一來，理學成為官方哲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士子必讀的課本。這種情況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十四世紀初，程朱理學開始傳入高麗，“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白］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樸忠佐首先師受”［②ｏ］。自此理學逐漸在高麗傳播開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傳入高麗。名學者權溥“嘗以朱子《四書集注》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③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注》耳。”但到元末，其他理學著作如胡炳文的《四書通》也已傳入高麗［④ｏ］。商人們從中國販回理學著作，正是適應于高麗文化界對理學的興趣。
　　另一是文學作品，即《三國志評話》。“評話”又作“平話”。從現有資料來看，“平話大概是元人稱講史的一種習語”。“‘平話’主要是以長篇歷史故事為內容的，但由于‘平話’一詞在元代廣泛應用，逐漸地也用到其他內容的話本上”［⑤ｏ］。《老乞大諺解》所記《三國志評話》，顯然是講史的一種話本，它應該就是流傳至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刊本。值得注意的是，《樸通事諺解》卷下有一段買書的對話：
　　“我兩個部前買書去來。”
　　“買什么文書去？”
　　“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游記》去。”
　　“買時買《四書》、《六經》也好，既讀孔圣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要怎么那一等平話？”
　　“《西游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有。”（第２９２—２９３頁）。
　　《趙太祖飛龍記》描寫的應是宋太祖趙匡胤發跡稱帝的故事，亦應屬于講史一類，但《唐三藏西游記》則是神怪故事，可見“評話”（“平話”）的概念已不以講史為限了。《趙太祖飛龍記》已失傳。《唐三藏西游記》亦已失傳。但《樸通事諺解》在上述一段對話以后，緊接著講述“唐三藏、孫行者到車遲國和伯眼大仙斗圣”的故事梗概，和今本吳承恩《西游記》第四十六回“外道弄邪欺正法，心猿顯圣滅諸邪”內容相似。這一段記述的注文中還講述了《唐三藏西游記》的其他一些內容。同書同卷另有一段記述僧人為鑄佛像前往江南沿門請求布施，旁人以唐三藏師傅“西天取經”遭受磨難終成正果來加以鼓勵，注文中亦提到《唐三藏西游記》的某些情節。從這些注文可知《唐三藏西游記》確曾在朝鮮半島流傳過。唐僧取經故事出現很早，在民間長期流傳。宋代產生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經出現了孫行者的形象，顯示了取經故事的輪廊。《樸通事諺解》正文和注文中所載《唐三藏西游記》的內容，表明取經故事在元代已基本定型。明代中期，吳承恩正是在《唐三藏西游記》和以取經故事為題材的雜劇兩者基礎之上，加工、改造、再創作，寫成了不朽名著《西游記》［①ｐ］。《樸通事諺解》中的記述，為我們了解取經故事的演變和《西游記》的成書，提供了極其可貴的線索。
　　總之，《老》、《樸》兩書關于“評話”的記述，反映出高麗人民對中國民間文學藝術的愛好，同時也為中國文學史保存了珍貴的資料。這是元與高麗文化交流中很有意義的事情。這件事說明，探索歷史上兩國的文化交流，無疑也有助于中國文化史的研究。
　　　　　　　　　　　　　　　　　　　　　　　（責任編輯：仲偉民）
　　〔作者陳高華，１９３８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ａ　周密《癸辛雜識》后集《譯者》：“譯者之稱，見《禮記》，……今北方謂之通事。”
　　②ａ　參看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漢語史通考》，江藍生等譯，重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６—１６７頁。
　　③ａ　《老乞大樸通事里的語法詞匯》，《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九本上。
　　①ｂ　太田辰夫：《〈老乞大〉的語言》，《漢語史通考》，第１６８—１８１頁。
　　②ｂ　《李朝世宗實錄》五年六月。
　　③ｂ　《李朝世宗實錄》八年八月。
　　④ｂ　轉引自小倉正平《朝鮮語學史》，第５０７頁。
　　⑤ｂ　《李朝成宗實錄》十一年十月。
　　⑥ｂ⑦ｂ　李聃命：《〈樸通事諺解〉序》。
　　①ｃ　《漢語史通考》，第１６８頁。
　　②ｃ　《“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書后》，《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③ｃ　《樸通事諺解》卷上，第９９—１００頁。
　　④ｃ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⑤ｃ　《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
　　①ｄ　《草堂雅集》卷一。
　　②ｄ　《張光弼詩集》卷二。
　　①ｅ　虞集：《大承天護圣寺碑》，《道園學古錄》卷二五。
　　②ｅ　《元史》卷一八五《李稷傳》。
　　③ｅ　《日下舊聞考》卷一○○《郊ｄòｎｇ＠⑿》引《南壕集》。
　　①ｆ　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元史論叢》第一輯。
　　②ｆ　類似的一個例子是：“《西游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有。”參看本文第三部分。
　　①ｇ　《元朝與高麗的海上交通》，載《震檀學報》（韓國）第七一、七二合并號。
　　①ｈ　《高麗史》卷三六《忠惠王》。
　　②ｈ　《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
　　③ｈ　《元史》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④ｈ　《日下舊聞考》卷一一一《京畿·三河縣》。
　　⑤ｈ　《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⑥ｈ　《高麗史》卷三○《忠烈王三》。
　　⑦ｈ　《高麗史》卷一三六《辛ｗú＠⒀四》。
　　①ｉ　《高麗史》卷一三七《辛ｗú＠⒀五》。
　　②ｉ　《高麗史》卷四六《恭讓王二》。
　　③ｉ　《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
　　④ｉ　《高麗史》卷七九《食貨志二·科斂》。
　　⑤ｉ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元曲選》第８６５頁。
　　⑥ｉ　《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至正四明續志》卷五《土產·市舶物貨》。
　　①ｊ　據中國文獻記載，朝鮮半島出產的人參有百濟參、高麗參、新羅參等名目，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草部卷一二“人參”條。這顯然是根據不同產地而命名的。元代宮廷飲料中有“人參湯”，即用新羅參制成，見《飲膳正要》卷二。
　　②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三《土產》。
　　③ｊ　《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一》。
　　④ｊ　《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⑤ｊ　《高麗史》卷三五《忠肅王二》。
　　⑥ｊ　《高麗史》卷八五《刑法志二》。
　　⑦ｊ　《高麗史》卷四六《恭讓王二》。
　　①ｋ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
　　②ｋ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關防起納匹帛》。
　　③ｋ　《高麗史》卷一一一《文益漸傳》。
　　④ｋ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⑤ｋ　《高麗史》卷二八《忠烈王一》。
　　⑥ｋ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斛斗秤尺牙人》。
　　①ｌ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８—１３３頁。
　　②ｌ　韓國漢城—潮閣１９９４年版。
　　③ｌ　《高麗史》卷三八《巷愍王一》。
　　④ｌ　《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二》。
　　①ｍ　《析津志輯佚》“寺觀”門。
　　②ｍ　《（洪武）順天府志》卷七《寺》。
　　③ｍ　李齊賢：《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后》，《益齋集》卷五。李齊賢是十四世紀高麗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在中國生活多年。
　　④ｍ　宋濂：《佛慧園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宋文憲公全集》卷四二。
　　⑤ｍ　李齊賢：《大都南城興福寺碣》，《益齋集》卷五。
　　①ｎ　賈志道：《重修華嚴堂經本記》，見《日下舊聞考》卷一三一《京畿·房山縣二》。首都博物館編《元大都》刊有此碑照片。
　　②ｎ　《高麗史》卷三四《忠肅王一》。
　　③ｎ　《高麗史》卷四○《恭愍王三》。
　　④ｎ　順帝時，翰林學士兼諭德李好文“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以為太子問安余暇之助。”見《元史》卷一八六《李好文傳》。《君臣故事》應是類似的作品。
　　⑤ｎ　此書編者佚名，已收入《四庫全書》。
　　①ｏ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
　　②ｏ　《高麗史》卷一○六《白文節傳附白正頤》。
　　③ｏ　《高麗史》卷一○七《權ｄàｎ＠⒁傳附權溥》。
　　④ｏ　《高麗史》卷一一七《鄭夢周傳》。
　　⑤ｏ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４、１６７頁。
　　①ｐ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首先指出《樸通事諺解》中有關取經故事記載的價值，我國學術界對此亦有所論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阝加升下加土
　　＠②原字氵加凡
　　＠③原字氵加奚加鳥
　　＠④原字束加力加鳥
　　＠⑤原字艸加寧
　　＠⑥原字毛加莫
　　＠⑦原字束加力
　　＠⑧原字般下加木
　　＠⑨原字衤加闌
　　＠⑩原字耿下加衣
　　＠⑾原字礻加右
　　＠⑿原字土加同
　　＠⒀原字礻加禺
　　＠⒁原字日加旦
　　
　　
　　
歷史研究京045-060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陳高華19951995 作者：歷史研究京045-060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陳高華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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