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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現代主義的重鎮，首先是法國，然后是美國。在美國的后現代主義者中，最有影響的是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羅蒂在美國哲學界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人物。他喜歡在對當代著名哲學家（如羅爾斯和戴維森）的批評闡釋中發揮自己的觀點，然而他的闡釋又常常顯得過于隨心所欲。
　　羅蒂的思想淵源很復雜，是一種包含了許多成分的混合體，如分析哲學、解釋學和實用主義。羅蒂的哲學理論也很復雜，是一種包含了內在張力的混合體，這種張力明顯地存在于他的理論哲學和政治哲學之間。就理論哲學而言，羅蒂是一位后現代主義者。就政治哲學而言，羅蒂又是自由主義者。這兩種不同身份使羅蒂對啟蒙持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作為后現代主義者，羅蒂對啟蒙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又在極力地維護啟蒙。
　　兩種啟蒙
　　啟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現代性、現代化和現代主義都是啟蒙的產物。啟蒙抱有進步的歷史觀念，試圖實現兩個偉大的理想。
　　第一個理想是獲得關于世界的永恒真理。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理想，現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便應運而生了，它們的使命就是揭示外在客觀世界和內在主觀世界的真相，發現關于它們的知識，最終達到關于它們的永恒真理。哲學的任務不是發現科學知識，而是為被發現的科學知識提供證明。哲學為全部現代科學提供合法性，而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在全部知識中，啟蒙思想推崇科學；在全部科學中，啟蒙思想把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物理學視為楷模。牛頓力學據信觸及了終極的實在和揭示了永恒的真理，但證明這一點的則是啟蒙哲學。
　　第二個理想是實現普遍的人類解放。真理的獲得必然導向解放的實踐，而解放體現了一種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即所有人類歷史都趨向一個作為終極目的的自由王國。各式各樣的現代理論都是這樣的解放故事：通過愛和信仰，亞當的原罪得以救贖的基督教神學故事；通過具體的歷史辯證法，普遍的人類理念得以實現的唯心主義思辨故事；通過勞動社會化和財產公有化，使剝削和異化得以消滅的社會主義故事；通過政治民主和工業革命，使奴役和貧困得以克服的自由主義故事。在當代西方，居主導地位的解放故事是自由主義。
　　啟蒙始終伴隨著對啟蒙的反叛，從尼采到福柯的后現代主義者都對啟蒙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既沒有永恒的真理，也沒有普遍的人類解放。
　　啟蒙的真理理想與基礎主義是連在一起的，而真理的基礎是實在。在這種意義上，真理必須符合實在。后現代主義拒絕承認真理與實在之間存在著對應關系，因為人們沒有辦法在真理與實在之間進行對質。另外，真理并不像啟蒙想像的那樣純粹：一方面，自啟蒙以來，真理在各種話語中占有一種優先和特權地位，其他話語必須向真理看齊，從而導致真理壓迫弱勢話語和處于少數地位的話語，這種情況被利奧塔稱為“真理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真理和權力是糾纏在一起的，真理為權力立言，權力以真理的名義行事，權力通常產生出真理的后果，真理也通常產生出權力的后果，用福柯的話說這就是“真理政治學”。
　　啟蒙的解放理想則與自由主義是連在一起的，而自由主義有許多美好的許諾。啟蒙承諾解放全人類，但后現代主義者（如利奧塔）看到的則是“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啟蒙承諾建立一個自由的社會，但后現代主義者（如福柯）看到的則是由工廠、機關、學校、醫院和軍營組成的大監獄。從后現代主義的觀點看，自由主義是一種無法兌現的承諾。不僅關于永恒真理的追求是一場失敗，而且關于普遍解放的追求也是一場失敗。
　　現代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都認為啟蒙的兩個理想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現代主義者堅持啟蒙的兩個理想，而后現代主義者則把兩者當作時代錯誤加以否定。
　　羅蒂是一位堅定的后現代主義者，但他對待啟蒙的態度卻明顯不同于福柯和利奧塔。啟蒙的兩個理想也被羅蒂稱為兩個啟蒙計劃，一個是啟蒙哲學，一個是啟蒙政治。啟蒙哲學希望獲得永恒的真理，啟蒙政治試圖達到普遍的人類解放。與福柯和利奧塔不同，羅蒂采取了一種將兩者分開的策略。首先，羅蒂認為啟蒙哲學與啟蒙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游戲，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內在的關聯。人類的解放并不依賴于真理的獲得，前者也不需要以后者為基礎。那么為什么人們通常將兩者當作不可分離的東西來對待？羅蒂回答說：“這種對待只是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巧合。”①其次，兩個計劃之間的聯系被切斷之后，羅蒂否定啟蒙哲學，而肯定啟蒙政治。在羅蒂看來，啟蒙的哲學計劃無可挽救地失敗了，傳統哲學處于不斷衰落的過程之中。啟蒙的政治計劃則取得了進步，一方面，啟蒙政治的目標是可欲的，值得我們追求，另一方面，法律和制度領域中的變化指明了實現啟蒙政治計劃的道路。②
　　與兩個啟蒙計劃對應，存在著兩個啟蒙故事。一個是普通百姓的故事，它講述了人民如何擺脫暴徒和惡霸的統治；一個是知識分子的故事，它講述了高級文化如何擺脫過時學說的故事。羅蒂認為，這兩個故事是相互獨立的，每一個故事都具有自己獨特的主題。普通百姓故事的主題是解放，是追求正義社會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沒有人會受到惡霸、奴隸主、工廠主和丈夫的欺凌，巨大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消除也能夠使人們相互以禮相待。知識分子故事的主題是哲學，是追求更廣闊、更豐富和更正確的世界觀。這個故事由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經典文本組成，如柏拉圖的對話錄、佛教的典籍、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牛頓的《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③
　　一個故事表達了歷史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一個故事顯示了文化變得越來越豐富，知識變得越來越正確。羅蒂承認前者，拒絕后者。在對知識分子故事的拒絕中，羅蒂提出兩個用以支持其主張的觀點。
　　第一，雖然在啟蒙中知識分子的哲學故事構成了普通百姓的政治故事的基礎，但是政治并不需要以哲學為基礎。自啟蒙以來，哲學和政治都在變化，然而這兩種變化是相對獨立的，既不是政治變化引起了相應的哲學變化，也不是哲學變化引起了相應的政治變化。羅蒂批評福柯式的后現代主義一貫鼓動這樣一種觀點：新哲學意味著新政治學。在羅蒂看來，政治學的存在是長久的，而哲學則是相對短暫的。哲學可以經常推陳出新，政治學則必須依據傳統。④
　　第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范式，但是選擇什么東西作為范式是偶然的。盡管自啟蒙以來，在哲學中笛卡爾而非蒙田是范式，在知識中數學和物理學而非文學是范式，在政治中民主制度而非獨裁制度是范式，然而羅蒂從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和反普遍主義出發，認為范式的選擇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一件包含大量運氣的事情。換言之，蒙田哲學和文學也有可能成為近代知識的范式。如果知識范式的選擇是偶然的，那么政治范式呢？人們為什么選擇社會民主主義的烏托邦而非法西斯主義的烏托邦呢？羅蒂否認標準的存在，從而也就排除了選擇的合理性。他的后現代主義立場決定了他無法為選擇提供正當的理由。因此羅蒂只能提供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烏托邦比法西斯主義的烏托邦更自然或更合理，我們只能說前者比后者更可欲。⑤“可欲”(desirable)是什么意思？實際上“可欲”不過是“合理”的另一種說法而已。
　　羅蒂將哲學分成兩個陣營，一個陣營由所謂的啟蒙理性主義者組成，另外一個陣營由“我們后現代主義者”組成。兩個陣營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對待真理、理性和實在的態度上面。對于啟蒙理性主義者，因為實在作為事物自身存在的方式具有權威，所以理性也具有權威。理性值得尊重，因為理性是一種能夠使我們觸及實在的官能。對于“我們后現代主義者”，理性是在對話的意義上得到理解的，在這種意義上，理性意味著愿意進行討論，傾聽對方的觀點，努力達成共識。
　　所謂啟蒙理性主義就是現代主義，基本的對立依然是現代與后現代。從立場上說，羅蒂是一位后現代主義者，而且他自己也承認這點。但是與其他后現代主義者（如利奧塔和福柯）不同，羅蒂對自由主義政治有一種先在的承諾，而正是這種承諾使羅蒂無法在所有問題上都堅持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哲學問題上，羅蒂完全是后現代主義的，而在政治問題上，他則是現代主義的。
　　兩個承諾
　　羅蒂有兩個基本承諾，一個是對后現代主義的承諾，一個是對自由主義的承諾。第一個承諾可以使他以“我們后現代主義者”自居，第二個承諾則使他經常為富裕的北大西洋民主制度而感到自豪。
　　對后現代主義的承諾是哲學的，對自由主義的承諾是政治的。羅蒂對待啟蒙的基本態度是把哲學與政治分開，然后站在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批評啟蒙哲學，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贊揚啟蒙政治。與分開啟蒙哲學與啟蒙政治不同，在面對當代現實問題時，羅蒂則試圖將后現代主義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⑥。新口號表達了新任務。
　　羅蒂提出“后現代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以與“現代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相區別，而現代主義就是啟蒙哲學。那么兩者的區別何在？羅蒂認為，啟蒙哲學存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啟蒙政治以啟蒙哲學為基礎，即以某種形而上學、認識論或倫理學為基礎。第二，在啟蒙哲學中，包括政治詞匯在內的所有詞匯都對應著外在的實在，都以實在論和真理符合論為前提。前者涉及基礎主義，后者涉及表象主義。而在羅蒂看來，自由主義或正義既不需要以任何哲學為基礎，關于自由主義或正義的詞匯也不與任何外在實在相對應。
　　羅蒂有時也將啟蒙哲學稱為啟蒙理性主義。對于羅蒂，基礎主義和表象主義的要害是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所謂“后現代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味著羅蒂試圖以非理性主義和非普遍主義的方式重新解釋自由主義，其中“后現代主義”針對的是理性主義，“資產階級”針對的是普遍主義。
　　以非理性主義和非普遍主義方式來重新解釋自由主義的人就是“反諷者”(ironist)。對于羅蒂，自由主義的英雄不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而是詩人和烏托邦革命家，能夠更好解釋自由主義的人也不是理論家，而是反諷者。
　　什么是反諷者？羅蒂的反諷者與利奧塔的異教主義者相類似。反諷者是多元論的，而不是一元論的；是非理性主義的，而不是理性主義的；是唯名論的，而不是實在論的；是歷史主義的，而不是普遍主義的。外在的實在、內在的人性、前進的歷史和永恒的真理，所有這些都是反諷者所不相信的東西。多元論、非理性主義、唯名論和歷史主義在羅蒂那里輻輳于一點，即信念的相對性。羅蒂引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話來支持這種信念的相對性：“認識到個人信念的相對有效性但還能堅定地堅持這些信念，這是使文明人區別于野蠻人的東西。”⑦
　　理論家的典范是哲學家，像洛克或羅爾斯這樣的政治哲學家以理性主義的方式將自由主義體系化。反諷者的典范是詩人，而羅蒂將詩人視為自由主義的文化英雄表達了他的一個強烈愿望，即將自由主義加以詩化。所謂以非理性主義和非普遍主義重新解釋自由主義就是對自由主義加以詩化。在羅蒂看來，詩歌和小說比哲學和政治學更好地表達了自由主義。⑧美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后現代主義者（如利奧塔）向來喜歡強調美學與政治的關系，并且經常從美學中汲取反抗現實政治的力量。文學確實比哲學包含了更多、更強烈的反抗精神。問題在于，羅蒂不是用美學反抗現實（自由主義），而是用美學捍衛現實（自由主義）。就解釋自由主義而言，我們看不出羅蒂的詩學在什么地方比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更好。
　　反諷者不可能對自由主義提供更好的解釋，甚至反諷者根本就不能對自由主義有任何恰當的理解。羅蒂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簡單：自由主義就是自由，而自由則是“殘忍”(cruelty)的反面。除此之外，羅蒂沒有告訴我們自由主義意味著什么。實際上，自由主義既是一種思想體系，也是一種政治制度。作為思想體系，自由主義最重視的政治價值不僅是自由，而且還有平等和權利。作為政治制度，自由主義主張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來保護人的權利，實現自由和平等的價值。
　　后現代主義主張一種平民主義政治學，自由社會的英雄是人民。后現代主義一般帶有反精英主義的色彩，反主流、反正統、反特權、反中心、反理論、反本質在不同程度上都表達了對精英主義的批判。例如在福柯對西方文化的批評中，瘋子、病人、罪犯、同性戀者變成了主角，歷來處于邊緣的群體登上了哲學舞臺的中心，這顯然是為了對抗傳統的帝王、偉人、英雄、哲人和圣賢，對抗精英主義。
　　羅蒂自認也被公認是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同時對自由主義又有一種先在的承諾，這兩方面都要求他信從平民主義政治學。但矛盾的是，羅蒂提倡一種精英主義政治學。我們知道，在羅蒂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社會的英雄是反諷者。問題在于：誰是反諷者？羅蒂認為：“在理想的自由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仍會是反諷者，而非知識分子則不是。”⑨在這里，羅蒂所謂的知識分子中首當其沖的是詩人、小說家和新聞工作者。普通大眾談論的是常識，只有知識分子才能夠提供反諷。
　　后現代主義哲學和自由主義政治兩方面都傾向于平民主義政治學，然而為什么羅蒂主張精英主義政治學呢？我認為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羅蒂不相信非知識分子擁有政治能力。政治涉及人們的反思能力和提問能力，涉及到改變現實和反抗現實，涉及到對政治信念的懷疑或證明。羅蒂認為只有知識分子具有這些能力，而非知識分子則沒有這些能力。在羅蒂看來，在理想的自由主義社會中，非知識分子不會感到需要回答“為什么你是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正如16世紀的普通基督徒不會感到需要回答“為什么你是基督徒”的問題。⑩
　　其次，羅蒂不相信有被壓迫者的語言。一般而言，后現代主義政治學是一種反抗的政治學，而這種反抗政治學表達了被壓迫者的聲音。例如，福柯的政治學被認為經典地表達了瘋子、罪犯和同性戀者的聲音。雖然羅蒂主張語言游戲的多元性，但是他認為，既沒有被壓迫者的聲音，也沒有受害者的語言。被壓迫者因其所受的苦難已經變得麻木了，從而無法用語言來表達自己。他們的語言和聲音是由知識分子替他們來表達的，因為只有自由主義的小說家、詩人和新聞工作者善于此道。(11)
　　最后，羅蒂主張一種保守的政治學，但又向往造反的政治學。羅蒂在政治上是十分保守的，這不僅因為他認同啟蒙以來處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而且因為他堅決主張“民主優先于哲學”(12)。作為一名后現代主義者，羅蒂又喜歡造反，向往反抗的政治學。在當代西方社會，造反的主角總是左翼知識分子。羅蒂認為：“根據我的定義，在其繼承而來的終極詞匯與其試圖為自己創造的終極詞匯之間沒有對立，一名反諷者是無法存在下去的。反諷如果不是出于內在的憤恨，也是由于反潮流而動。”(13)反諷者是天生的造反者，無論其動機是出于內在的憤恨還是外在的反潮流。
　　羅蒂試圖將后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融合在一起，而反諷主義、詩化自由主義或以非理性主義解釋自由主義都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羅蒂并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后現代主義的自由主義在兩邊都不討好。
　　后現代主義者根本不會接受羅蒂對自由主義的先在承諾，也反對將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截然分開。羅蒂把對自由主義的承諾當作一種政治共識，但對于利奧塔，這種共識意味著施行恐怖主義，從而羅蒂的自由理論變成了壓迫理論。羅蒂將啟蒙哲學和啟蒙政治分開，然后肯定啟蒙政治（自由主義），然而對于福柯，不僅啟蒙哲學意味著失敗，而且啟蒙政治也是一種失敗，自由主義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它實行的依然是壓制。從后現代主義的觀點看，真正需要的東西不是羅蒂對自由主義的詩化，而是對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即打破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分，因為所謂的“私人領域”也充滿了統治和壓制。
　　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接受羅蒂對自由主義的隨意解釋。羅蒂企圖提供一種沒有基礎的自由主義，但對于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權利概念構成了自由主義的基礎，“權利優先于善”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羅蒂把哲學視為一種語言游戲，把政治視為另一種語言游戲，自由主義不過是人們喜歡的一套終極詞匯而已。像羅爾斯和諾奇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則不會接受語言游戲的觀念，他們會認為語言游戲意味著相對主義，認為反諷主義是辭不達意，認為詩化自由主義則是文不對題，他們對待自由主義的態度更嚴肅、更真誠、也更傳統。
　　問題的關鍵在于：非理性主義能比理性主義為自由主義提供更好的辯護嗎？我認為不能。羅蒂沒有為自由主義提供比羅爾斯正義論更好的辯護。實際上，羅蒂不僅對自由主義理論沒有作出任何有意義的貢獻，而且他對自由主義的解釋根本不能得到自由主義者的承認。
　　注釋：
　　①②③④⑤Richard Rorty, Is "Post-modernism" Relevant to Politics?, In Truth,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Assen: Van Gorcum, 1997, p.36, p.35,pp.38～39,p.38,p.44.
　　⑥Richard Rorty, "Postmodernist bourgeois Liberalism", in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7.
　　⑦⑧⑨⑩(11)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46,p.53,p.87,p.87,p.94.
　　(12)Richard Rorty, "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 in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75.
　　(13)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88.
江海學刊南京57～61B6外國哲學姚大志20072007
羅蒂/政治哲學/后現代主義/自由主義
羅蒂哲學有兩個基本承諾，一個是對后現代主義的承諾，一個是對自由主義的承諾。但是這兩種承諾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作為后現代主義者，羅蒂對啟蒙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又在極力地維護啟蒙。羅蒂的后現代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以非理性主義來解釋自由主義。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57～61B6外國哲學姚大志20072007
羅蒂/政治哲學/后現代主義/自由主義

網載 2013-09-10 21: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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