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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面上看，1997年的中國學術理論界是相對平靜的，但實質上卻是發展極其強勁、內涵非常充實的一年。在現代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帶有分水嶺、里程碑的性質，其根本的標志就是以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病態社會政治干擾已被從社會心理深層逐出學術領域；以為個人投機取巧服務（表面上以“為政治服務”為幌子）為特征的偽學術研究已從總體上失去統治地位和誘騙效能；真實的、公共的學術界日益“重組”成形；社會公認的思想型學術代表人物已開始在公共學術界占據主導地位；學術研究對于社會進步的啟發性、催化性、直接建設性作用日益突出。中國學術理論界已擺脫了長久存在于公眾心目中的空洞、虛偽、詭辯、怪異的不良形象，開始回歸自我，走向成熟，并且以此喚起了人們新的反思意識和理論興趣。這種“準文藝復興式的”實質性發展，得益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發展和相對平和、寬松的社會文化環境，是與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的文明進步相呼應的。
　　1997年對于中國哲學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人們一提到哲學，充斥于腦際的便是那一套反馬克思主義的“舊哲學教科書”詭辯論，或是那許多“假、大、空”的政治說教，于是立即對“哲學”生出鄙夷乃至生理學的反感。而1997年情況似乎突然發生轉折，人們一提起哲學便發現頭腦一片空白，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于是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不足，進而對哲學發生了好奇、憧憬和求知欲。人們開始用各自的方式尋求對這個“世界”的新的深層理解，這種轉折標志著少數青年哲學學者長期倡導實踐唯物主義，徹底批判舊哲學教科書的理論努力，終于取得了最廣泛的社會回應。中國哲學界恢復了健康的機體，就如同一片沙漠化了的土地重新勃發出了綠色的生機，又可以播種希望了一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97年中國的哲學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圈可點的收獲，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哲學層面完成了倡導理性主義和市場經濟新文化、遏制文化保守主義和“偽道學”的學術戰斗，發揮了很好的理論引導作用。
　　當改革進展到90年代中期時，在社會轉型期的深刻變化面前，我國思想界表現出空前的茫然和困惑，表現為對自己曾經熱情呼喚的“市場經濟”的大潮以及它所帶來的文化沖擊，感到進退失據，無所適從。文化理論界與迅速生長的市場經濟實踐的隔膜，以及近年來由于自身處境所產生的過多的顧影自憐，使其所關注的問題領域相對狹窄并且缺乏建設性，容易傾向于保守僵化，同時也使各種方向的文化努力缺乏強有力的實踐支撐和理論支撐。所以，在恢復孔學傳統、尋覓人文精神、引進西方學說、批判世俗現實等各種文化努力的背后，出現了某些令人不安的、不利于現代化進程的哲學意念，表現為對實踐領域出現的新的理性精神的反應遲鈍、麻木不仁乃至拒斥。在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中，也有某些偏激的、保守的情緒。思想文化界在商品和金錢的沖擊面前守護心靈的尊嚴、呼喚人文精神固然有一定價值，但是，也出現了與歷史進程唱反調，用冠冕堂皇的字眼宣泄對自身地位失落的不滿，散布反現代化的思想，對過去那種病態年代表現出不正常的懷舊情緒等情況。這些東西一度蔓延，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文化價值取向，即一種以敵視改革和社會進步、夸大社會進步代價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從哲學上明確新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的基調，澄清人們的思想混亂，培育和保護理性主義的文化精神，弘揚合乎時代潮流的新的社會文明，推動改革的深入發展，便成為哲學理論界的重要工作，這一工作是在1997年告一段落的。
　　哲學家們通過學術的力量確立了下述社會理念：
　　1.中國的現代化目前已進入制度建構階段，確立以理性主義為中心的價值觀對于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至為重要。中國的傳統制度，建立在基于血緣和宗法關系的宗法觀念、風俗習慣和倫理規范的基礎之上，缺乏科學理性傳統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是和西方的理性主義文化屬于不同社會形態、不同精神氣質的東西，和以科學與民主為價值核心的現代理性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是專制主義的附庸，后者是工業社會的精神支柱。因此，歷史上雖經多次社會變動，卻由于缺乏基于理性原則的制度層面的建構，往往流于自發的、非理性的沖動，所以舊的制度框架周而復始。這是造成中國長期以來停滯落后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不能拒絕理性主義的根本原因。以現代化的“代價”為名犧牲中國的文化傳統，固然是文化虛無主義，但借口我們的傳統中“本來就有”現代因素而拒絕外來文化的積極因素，則是文化保守主義。在我們社會亟需理性主義的時刻，把對腐朽事物的批判指向剛剛萌芽的新生事物，是嚴重的歷史錯位。
　　2.理性主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現代化運動的文化價值基地。近現代理性主義形成于14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后經啟蒙運動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充實，提煉成為現代化思想和運動的中心原則，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世界近、現代化運動，就是理性的產物。現代化就其性質而言，本身就是一場理性化的運動，是人類擺脫非理性走向有序化社會的歷史進程。
　　理性主義的意義在于，它崇尚事實，懷疑先知，相信邏輯，排除盲目信仰，因而造就了現代科學的基本精神。這種理性化的思維方式導致了現代自然科學的誕生，科學因此成為理性主義的表征，它在世俗領域恢復了人性的尊嚴，以其科學精神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宗教的神圣光圈，使人性高于神性，以平常心對待人的正常欲望和需求，證明了世俗化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它在經濟領域建立了科學的工業生產體系和創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利益、績效等觀念成為現代生活中的基本價值觀，現代工業文明正是理性化思維的產物，它在社會關系領域導致了以效率為中心的科學管理制度和現代法律制度。注重普遍主義原則的理性化的契約制度，取代了以信仰和蒙昧情結為根據的宗教信條、宗法觀念、風俗習慣和倫理規范，成為現代社會的一般行為準則。總之，現代工業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原則之上的，現代化范疇中的科學化、人性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內涵，都是社會理性化過程的產物和表現。
　　3.市場經濟實踐中產生的新文化價值觀，如開放、進取、競爭、平等、求實、求新、自主、自立、自由等等，形成了市場經濟新文化。這種新的社會價值體系是對過去那種空洞、抽象、虛偽的“偽道學”的徹底否定，其中最能反映社會普遍的價值取向轉變的觀念，是以創新、合理、績效、合作為核心的理性文化精神和以個人成就感為中心的社會倫理觀。這些觀念都是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中沒有的東西，這些新文化觀念也不是專家學者的專利，而是實踐的產物，是良知的展現，它代表了真正的時代精神，也體現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力、塑造力和蓬勃生命力。
　　4.西方的一些最新理論對于提醒我們避免工具理性式的片面發展，防止重蹈西方現代化的某些覆轍，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要加以分析。例如，大有成為當代西方文化主流趨勢的后現代主義，懷疑18世紀以來的科學理性傳統，試圖“從根子上”批判“現代化”，指責理性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后現代主義看到了理性主義在當代西方片面發展的貽害，揭示了它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和人類精神危機等一系列消極后果，崇尚多元性、開放性、豐富性、差異性，顯示了對當代社會深刻的人文關懷。但是它沒有區分理性主義和工具理性，從對技術理性的片面性的否定滑向了對理性主義的全盤否定，這樣便在努力“消解”包括理性主義在內的一切傳統時，消解了建立任何文化價值基礎的可能性。又如，90年代以來在西方盛行的生態主義，尤其是在生態主義的一個派別“生態原教旨主義”的某些理論中，也表現出鮮明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它認為技術理性的發展導致了環境破壞、生態危機、媒體污染、道德淪喪和人的生存危機，理性主義的濫觴是當代全球性問題的根源，人類的唯一出路是“回到自然狀態中去”，恢復原始的傳統生活方式。對于這種“向后看”、反對任何形式的發展與進步的觀點，不少西方學者亦認為是受中國道家傳統影響的、非理性主義的、反現代化的“最保守的文化觀念”。如果把這些理論照搬過來，否定理性主義，就將導致文化保守主義的錯誤。
　　通過哲學家的上述厘清工作，文化保守主義和“偽道學”1997年在中國思想界基本上沒有了市場，改革的理論環境進一步改善，改革的時代列車又加快了。
　　　　　　1997年中國哲學界的又一道風景線，是哲學家對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一體化問題的研究，其中折射了對更為寬泛的現代科學與人文精神關系的高度關注。
　　本世紀下半葉興起的信息革命，尤其是90年代以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引起了當今世界的一系列深刻變化，也促使人們在一個新的歷史平臺上重新思考當代社會的發展問題，從哲學層面研究這場狂飆式的革命的意義，它的社會后果和它對當代世界提出的嶄新課題，對于處于社會發展關鍵時期的中國有著特別現實的意義。
　　關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標準定義”，是中國哲學家在1997年從技術與哲學相結合的角度作出的。
　　哲學家們對信息高速公路問題作出的哲學審視包括：
　　1.以信息高速公路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本質上是一場“智價革命”。信息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類從以文藝復興為發端的“剛性技術革命”（鋼鐵、機車等的制造，能量和力的充分爆發性使用）時代跨入了“柔性技術革命”（芯片、通信、程序及其所合成的各類高級系統）時代。這種“轉換”是對以往人類發展方式的“修正”，是改變日趨緊張的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解決方案”。信息生產力手段為人類走向更高級的、生態化的大發展提供了重要技術前提，意味著人類將告別工業文明的粗放發展方式，采取更合理、更節約、更和諧、更合目的性、也更符合生態文明的新發展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人類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發展觀也發生著深刻的轉變。
　　2.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最重要社會成果之一，就是全球一體化在生產協作、市場協調、信息實時共享、觀念溝通理解以及巨系統生態控制等方面高度發展，這一大背景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發展是硬道理，經歷著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不能放棄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已進入信息化、生態化、后市場化、后現代化階段，工業化、市場化的發展已通過全球生態危機展現出它的臨界界限，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為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而奮斗的時候，便同時面臨著實現現代化和處理工業化后果的后現代化的雙重任務，面臨著推進經濟發展與保護人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的雙重難題。發展中國家只有正視全球一體化的現實，保持充分的文化自覺，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才能在新的時代環境和發展浪潮中后來居上，實現現代化的發展藍圖。
　　3.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引發的社會生活內容變化值得注意，最重要的是勞動的變化和“新中間階級”的產生。以信息革命為中心的當代科技產業革命把大量的白領階層拋向了勞動者的陣營，造就了這種以智力勞動為謀生手段和生存方式的“新中間階級”。新中間階級的出現導致了當代西方社會一系列社會文化變遷。由于信息生產方式導致的社會高度分化和個體多元發展，新中間階級更重視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空間，更反感公共領域對于個體行為的侵犯（特別是在信息時代個人隱私難于保障的情況下），也更重視生活的品質，包括外在生態環境和內在生活質量。新中間階級的這一新文化價值取向標志著當代西方價值觀的轉折，即從關心經濟和人身安全轉向關心“生活質量”，從關心物質價值轉向關心“后物質價值”。
　　4.一個特別需要進行哲學思考的問題是：信息高速公路在創造一種新文明的同時，也推進了人類生活模式單一化的趨勢，引發了新一輪人性異化和文化迷失。雖然計算機時代人類對自然界的對象化能力大大增強了，但人的自我異化也超過任何一個歷史時代。在全球性的計算機網絡中，億萬個節點就像無數個繭子，里面是一個個興高采烈的作繭自縛者，人的自我感覺良好，但此時的人也如同被蛛網控制住的小蟲，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自覺。人類生活模式的單一化，特別是語言模式的單一化超過了“福特制”時代造就“單向度的人”的情況。當有朝一日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機程序簡單地“例行”自己的生產、生活和思維時，人之所以為人就很耐人尋味了。由此可見，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人類必須在計算機的強大作用面前努力保持人類生活選擇方式的多樣性。物種多樣性是人類生存必要的生態環境，而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即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則是人類的“類”生存環境，它的毀滅就是人類本身的毀滅。保持人類生活選擇方式的多樣性，不可能靠一種簡單的、孤立的、自發的行為來實現，而需要靠哲學層面的文化自覺和文化對抗來實現。
　　通過在1997年進行的上述工作，中國哲學界、思想界開始以更大的興趣和更寬的視野反思日益技術化、全球化的“世界”問題，有可能在“元哲學”層面上取得理論突破。
　　1997年中國哲學界的不足更多地是發生在“實證領域”。突出表現為舊有的哲學研究機構、哲學刊物、大學里的哲學院系嚴重外在于公共哲學界的發展，嚴重脫離生活實際。
　　
　　
　　
深圳特區報0⑾B1哲學原理翁寒松19981998 作者：深圳特區報0⑾B1哲學原理翁寒松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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