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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必然會出現各種群體從思想觀念到實際行為的種種分化和重新排列組合。這種社會分化和組合給予人們心理的沖擊是巨大的。由于受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的影響，人們普遍存在求同排異思想，對社會差異難以容忍。這種排斥差異的社會心理，不僅反對個體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而且對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另類事物也不可忍受，它限制了人們成就動機的實現程度，而整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差異強烈排斥的社會心理氛圍，又從反面支持了這種消極的心理和行為，對于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本文著重就當前存在的這類社會心態作一些分析。
　　 一、主要表現
　　中國歷來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國度，“等貴賤”、“均貧富”是國人所向往的社會狀況。自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很長時間里，社會公眾間的生活差距很小，貧富懸殊幾乎不存在，人們的心理是相對坦然而平靜的。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革，人們習慣已久的平均主義生活漸漸隱退，現實意義的社會公平觀與公眾以往長期形成的思維定勢發生了強烈撞擊，越來越多的社會現象讓人們難以接受和容忍。貧富差距拉大了，人們的心理世界也發生了傾斜。
　　（一）較為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改革初期，在政府和輿論界的大力宣傳下，公眾的內心小心翼翼而又充滿欣喜之情；改革中期，隨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公眾的心理滿意程度也相應上升；而如今，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大，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相當一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愈加強烈。為什么在絕對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這些人依舊不滿呢？縱向比較的思維方式對此很難做出解釋。事實上，決定個體“滿意度”的參照尺度不只一個，而是多個。其中，同一時期中個體自身與他人的橫向比較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任何一個其他群體的相對多得和自己的相對少得，都會引起相對剝奪感。隨著平均主義生活的消匿，這種主觀的心理感受就日益強烈了。或許公眾對自身和他人生活狀況的這種對比及結論難免有失客觀公正，然而，我們卻能清楚地感覺到他們的這種相對剝奪感的真實存在。近年來的調查表明，感受到收入、社會地位及生活水平比上年提高很多或略有提高的人的比例正逐年降低，而感到略有下降或下降很多的人的比例正逐年增加。認為其現有所得與其對社會的貢獻相比偏低的比例超過半數，感覺與其他個體相比經濟地位偏低的比例仍很高[①ａ]。這些都表明，人們所感受的社會分配不公現象正在增多，相對剝奪感較為嚴重。當然，他們也運用縱向比較思維方式，不過更傾向于拿現實中的缺憾之處與過去的優點相比，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他們在享受現代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又在懷戀過去的美好日子。
　　這部分人對這種導致相對剝奪感的社會不公不滿的焦點是少數人違法暴富。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認為，那些非法致富的官倒、私倒占有了本不應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從而使其他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尤其是普通公眾的消費水準、生活方式都與“大款們”相差甚遠，而現代物質世界中豪華奢侈的東西頻繁出現，使一些人對富裕階層的致富手段深表懷疑與憎恨，收入的差距更成為他們的矛頭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部分人感受到的這種相對剝奪感往往大于實際存在。在這些人中，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分配中所得利益最少的，得到利益最多的都是別人，他們往往片面夸大這種主觀感受，以彌補內心的落差，以期博得別人的同情。
　　（二）較為強烈的受挫情緒
　　利益是人行為的動力，利益的獲取決定著人的社會心理特點和行為特征。每個社會成員所處地位不同，所屬群體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來源和獲取方式。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中的差異性逐漸增多。人們不得不面對地區發展、社會地位、收入方式及多少的差異性，種種差異造成了人們生活水平與生活方式的不同。橫向相互攀比的心理使一部分公眾認為其他社會成員所獲得的利益及其獲取方式優于自己，并且不能對此進行冷靜合理的分析與歸因時，便會萌生不滿情緒。在不觸動既得利益的同時，他們要求獲得更多的利益，至少為自己提供更多的獲取利益的機會。但是，每一項政策和規定的實施是針對社會整體，而不是針對個人，所以難以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這種要求。而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現象的屢屢發生，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是使他們望塵莫及、難以攀比的富裕者們的高消費水準，另一方面是下崗后僅拿幾十元工資的工人們緊衣縮食的低生活水平；別人不費吹灰之力便獲得極大利益，自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得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對現實社會結構的變動的不同理解及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這些人產生了較為強烈的受挫情緒。他們面對眼前的事實無可奈何，對國家社會的高期望值與現實生活中自己實際地位的相對低下這種心理上的極大落差導致了內心的失衡。而當今時代，文化的沖突與時代的變遷又使得原來井然有序的東西暫時失去了條理性，這些人不能從中尋求到種種明晰的解答，不能從現實生活中為自己尋找到合理的解釋以平衡傾斜的內心世界，挫折感總是不能被剔除掉，出現了認知上的困惑與迷茫。
　　（三）心理和行為連鎖反應
　　由社會不公所引起的較為強烈的相對剝奪感與受挫情緒一旦成為部分人的心理表現，便會引發一系列多米諾骨牌式的心理和行為上的連鎖反應。
　　社會焦慮 焦慮是個體對不確定因素所產生的煩躁不安甚至恐懼的心理狀態。社會轉型期，不確定因素隨之增加。個體在要求增加收入的同時，社會變動給他們造成的危機感和不安全感愈加強烈，而他們對社會的發展前景又不能很清楚地把握，社會上各種不確定因素紛繁復雜，對應著的種種心理焦慮也就應運而生了。由于個人利益的獲得與所屬群體密切相關，因而獲利較少的個體總是期望流動到獲利較多的群體當中，但風險極大，難度也極高，個體在躊躇中形成焦慮感，又在焦慮中采取行動。于是，出現高校教師“在職失業”，擁有權力資源的人利用其優勢“另辟事業”或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停薪留職”及有錢者花錢買聲望的現象，這些社會地位不整合的狀態反過來又加劇了這些人的社會焦慮感。中國人歷來崇尚權威，習慣于受某一固定的價值體系的約束，而傳統的價值體系受到現代思潮的沖擊后趨于解體，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價值取向趨于多元化，一旦各種事物失去一個權威性的價值體系作為評判標準，他們的內心就又充滿了焦慮，不時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煩躁不安。
　　人際關系冷漠化 如今，相當一部分人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斷拉大，人與人之間感情淡漠，傳媒報道的見死不救卻討價還價的現象既讓人憤慨，又讓人憂慮。人際關系的冷漠是自利的表現。隨著社會責任的淡漠，人的觀念向利益傾斜的表現越來越明顯，個體往往以個人利益為至上至要。東方式的情感文化提倡溫良恭儉讓，做事力求“中庸”，而現代社會變遷使人與人的聯系越來越松散，人的流動性較過去大大增加，單元套房使人的家居生活閉塞，人們為了不發生矛盾摩擦，即使不是“老死不相往來”，也普遍采取避免過于密切的交往態度。過去的鄰里親密程度不次于親戚，而今卻沒有情感的交流，冷漠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都在埋怨世態炎涼，人情薄如紙，卻仍戴著面具交往，誰也不肯主動邁出真誠相交的第一步。
　　社會誤解偏見 “誤解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意識與行為的人際偏差，是一種基于利益、認知和情感的不同而發生的雙方或多方關系中相互理解的偏差”[①ｂ]。偏見乃指對某個體或群體所有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消極否定的態度。從其負效應來看，二者基本上可劃在同一范疇之內。
　　單一的傳統價值體系被多元的開放的現代價值體系所代替，這給許多人的心理以強烈的沖擊。價值標準的多元化，使得人們對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反應，形成不同的態度。一旦他們形成刻板印象，則引發誤解偏見的發生，從而影響人們對于事物的正確判斷。一些人利用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可乘之機謀取暴利，這給一些人心理造成極大的刺激。他們在充滿憤恨的失衡心理狀態下，將這一小撮人在社會上的覆蓋面加以擴大，把一些通過正常渠道致富的人也劃歸其中。一般情況下，個體只要形成誤解偏見就不易化解。在這種態度的影響下，個體的行為方式也趨于偏激，進而形成其內涵值得認真推敲的社會規范。私營個體致富者們已由“個體戶”、“暴發戶”上升至“大款”，部分人時常對他們流露出鄙視之情，即使大批的碩士、博士前去充實其力量，在短時間內也很難改變其“不擇手段、愚昧低俗、揮霍無度”的不良印象。社會誤解偏見發生之后，還會參與到個體對于其他事物評判的過程當中去，導致其他誤解偏見的發生，加深個體的偏頗認識。
　　越軌行為 指的是脫離正常生活軌道、違反正常生活規范的行為。“個體在挫折之后的心理和行為反應主要取決于個體對導致自己失敗的原因的歸結”，歸因理論在這里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個社會提供其成員通過自主性努力達到成功的機會越多，那么，那些失敗者從理性上越有可能將原因歸結為自身，并更加努力；如果一個社會對個人的自主性努力附加的限制越多，或對個體的努力給予不公平的報償，那么，那些即使盡了最大努力仍未成功的個體便會將怨氣發到社會上，并會產生越軌性心理或行為”[②ｂ]。一些人在緊張的日常生活壓力下，看到的是喪失公平感的不良社會現象，感受到的是隨時都可能降臨到自己身上的利益損失與成功機會損失的危機感。心理的挫折承受力畢竟是有限的，當這些人無法負担生活的壓力時，一點點刺激就會引發他們不惜采取過激性的舉動來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一些人在痛恨不良社會現象的過程中漸漸麻木、適應、同化，這是他們為自己的失衡心理謀求平衡的方法策略。使出渾身解數，不擇手段謀得一官半職，而就在不久前他們還對某些政府官員腐敗行為深惡痛絕；人們一方面在痛心疾首地訴說著社會道德責任的失落，一方面又為了個人利益而對其置之不顧；個體在為目標奮斗的過程中因環境阻滯、受挫產生越軌行為，如挪用公款、貪污受賄；還有因被單位解聘、生產停滯或被優化組合下來者的報復舉動，更有甚者因沉淪頹廢而產生自我侵犯行為。
　　 二、原因分析
　　在體制轉換、社會劇變的新形勢下，隨著經濟差距的拉大，公眾眼中的“社會不公”現象的普遍化，他們不平衡的心理及其一系列表現形式也就越明顯。細究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價值世界的紊亂，使社會和個人陷入一種理性的失落狀態。中國人的傳統包袱極其沉重，快速變化的現代觀念使相當一部分公眾嘆息“我們不明白”。原來人們崇尚的東西現在被稱作“陳舊的紀念物”，即使大家對之依舊充滿希望，但那只是一廂情愿，它已經變質，不再是原來的味兒了，而以前印象中的“糟粕”卻成了“精華”，懷舊的人真的覺得世界顛倒了。商業盈利原則的泛化，使人的觀念逐步向利益傾斜，行為更趨于功利性。在很多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表現為一種經濟交往，情感在其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小，錢與物的獲取成為價值天平上重要的砝碼，遇事先想到“我能從中得到什么”，情感與金錢，權力與金錢都無可非議地聯系在一起。經濟利益概念的強化，使得一些人近利遠義，重錢輕德，原來的價值體系已趨于支離破碎。一些人為追逐最大的利潤，不講社會道德，不承担社會責任，大量的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某些地方政府還采取所謂“地方保護措施”，使得部分人心理處于由憤慨至無奈的失落狀態。同時，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效應，如腐朽思想的侵蝕與消極現象的滋生蔓延，這更加重了價值體系的雜亂程度，對比效應給人們的心理造成極大的落差。
　　其次，政府權威下降，加重了部分人的心理失衡。人是社會動物，是政治體系的制造者和參與者。中國特殊的政治歷程使得國人崇尚政府，政府在他們心中往往就是正義的化身，長時間的政治教育使得這種崇尚被夸大且十分牢固。中國人崇拜人格魅力，榜樣的教育力量是無聲的，偉人的言行往往關系著國家政策的內容及執行。“英雄觀”由來已久，它已成為人們精神上的信仰和支柱，屢禁不止的“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卻擊潰了榜樣在他們心中的社會正義形象，隨著政治信任感的降低，政府權威也隨之下降。影響政府權威下降的另一主要因素是一些關系到公眾切身利益的政策在制定和執行上的某些欠缺之處。各地方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和經濟基礎，政府相應制定的政策也就不同，從而對人們的經濟利益的獲得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由于現行體制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一些掌握國家資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深入分配領域進行干預，造成政策執行和資源分配的不公。這種條件下，人們的權威崇拜意識逐漸稀釋，政治信任感亦逐步淡化。而人們社會心理危機的形成會片面夸大各種消極效應，并向深度和廣度進一步發展。
　　 三、危害表現
　　公眾的這些具有危害性的認識偏差和行為偏向，一旦超過其心理張力，便會盲目地發泄，導致嚴重的后果，其危害主要表現在：
　　第一，個體對于他人、群體或社會政治的偏頗認識具有傳遞性，一些人的不滿在時空上擴大和加深，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個體言行在一定的人際關系互動中把觀念傳遞給對方，受暗示者在目睹社會不良現象真實存在的誘發下，也滋生出這些認識偏差。雖然這些消極態度一時不會造成明顯的危害，可是當其泛濫開來，會加深人們的自利與不合作行為，進而為各種丑惡現象的蔓延推波助瀾。
　　第二，部分人的不滿心理和行為會造成群體間的隔閡、不信任甚至敵對，導致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很多情況下，社會成員間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公平競爭的結果，而是由所在群體及享受的優惠政策等外在條件所決定。收入微薄的個體付出諸多努力卻無法進入利益分配豐厚的群體，從而產生群體間的敵對，引起人際關系的緊張狀況。社會群體間的不和睦程度逐步加深，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不利于社會的穩定。
　　第三，當這些消極心態與行為擴展為一種群體心理時，會導致他們對國家政策直至政治制度的不滿、曲解與錯誤執行，導致社會強震的爆發，這是一種需要認真對待和冷靜分析的社會現象。有時，社會成員將其不滿歸因于政府，他們在利益喪失的情緒狀態下，對社會和政府產生了怨恨。或者，他們盡其所能彌補自己的心理失衡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資過低者利用其手中的各種資源與關系另辟利益來源，工資過高的單位又怕政府有關部門前來調查，就以獎金或津貼的形式發放，購物券常常高達幾千元。公眾對政府信任感的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整合能力與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這無疑會對改革的順利進行制造障礙，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四、建議與對策
　　人們的心態趨于尋求更多的安全感，快速變化的現代社會無法滿足其心理需求，相反卻在不斷地給他們制造出危機感，這些必然強烈地影響到他們的心理狀態。許多人對一些不良社會現象表示出見怪不怪的態度，但這并不是個體心理成熟、心理承受能力提高的標志，而是部分人在承受巨大壓力的過程中，為平衡其心理，只有自己尋求種種解釋作為釋放壓力的“安全閥”。對于一些導致公眾心理失衡的社會現象，政府和輿論界又無具有說服力的合理性解釋，一旦有某個因素的促使，這些人的心理失衡就會以一種極端的形式爆發出來。因此，必須把公眾的心理失衡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來治理。
　　首先，建立良好的社會價值觀，迅速完成文化轉型。價值觀是人們評價事物和現象的內部準則，是態度體系中的核心成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而這些個體的價值觀又統一在其所屬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之下。價值觀影響著社會成員的思想行為，群體的行為又會對社會的發展起著加速或阻滯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文化氛圍濃厚的社會里，許多人的言行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傳統的痕跡，逃脫不了所屬的文化背景。在現存制度下建立能引導公眾理性思考和健康行為的價值模式，應在調整人們的利益動機與獲取方式的前提下，保留傳統文化價值模式中的積極因素，倡導理性化的富有生命力的人生態度，樹立富有參與性與創造性的人本精神，同時有條件地吸收其他文化精神的精華，凝聚成全社會統一的價值體系，達到個人利益、群體利益與社會目標的整合。當然，這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時間的宣傳與教育才能完成。
　　其次，加強政治生活的公開化、平等化，提高人們的政治參與度。政治是外在的，也是強大的，政治情感是諸多情感中威力最大、導向性最強的情感。社會成員在社會地位上的等級化，造成了人們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大部分成員參與熱情極低，產生認為社會不公的心理失衡及某些認識偏差；而政治生活的低透明度、低公開化程度，再加上政治信息的閉塞、溝通渠道的阻滯，會影響人們對政策的正確理解和對事物的客觀判斷，導致種種流言的散播及本應可以避免的反規范集群行為。一般個人的行為不一定是政治問題，多數人的群體行為則必然會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實現政治生活的公開化與平等化，使信息溝通暢通，對于促進社會成員客觀公正地理解認知事物，平衡其心理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實現社會公正，營造清潔的社會氛圍。中國力圖建立人類歷史上一種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使社會成員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能得到極大的發展，因而，社會公正不容忽視。在一手抓改革開放的同時，必須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等各種丑惡現象，掃除社會邪惡勢力，凈化社會環境。為此，要加強法律調節力度，維護社會成員的合法利益；加強廉政建設，增大反腐敗力度和透明度，提高政府的社會聲望。在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社會腐敗行為造成的，而懲治腐敗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功能與社會資源財富的調配功能，使社會利益公正化，增強人們的社會信任感與安全感，弘揚社會正氣，形成健康文明的社會環境。
　　此外，個人也要有意識地主動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充分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優秀品質，提高自身文化素質與心理素質，防止不健康心理的滋生蔓延，將個人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很好地結合起來，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
　　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心理波動比較大，且隨著社會的發展狀況而不斷變化，這對改革的進展會起到制約或促進的作用。強大的積極的心理推動力固然利于社會的前進，可是，社會的變遷所導致的一部分人消極心理的產生，會壓抑他們的創造性與積極性的發揮，阻滯社會的發展，尤其當這些消極心理集合在一起時，甚至會對社會造成危害。因此，必須認真研究轉型時期的公眾心理，引導他們的心理世界趨向健康文明，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穩定。
　　[①ａ] 課題組：《改革的社會承受力研究》，《管理世界》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①ｂ] 賈雨橋：《論社會誤解》，《福建論壇》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②ｂ] 王奮宇、李璐璐：《當代中國制度化結構體系下的社會心理特征》，《社會學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天津社會科學108-112B4心理學樂國安/劉春雪19971997樂國安 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劉春雪 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108-112B4心理學樂國安/劉春雪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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