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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 516.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162(2008)04-0009-05
　　一、現象學作為一門嚴格的科學
　　胡塞爾畢生致力于建立一門真正的科學的哲學[1](P359)。首先可以明確的是：“胡塞爾是通過實證科學發現了通往哲學之路的”[2](P169)。而這又與他個人經歷中的科學背景直接相關。胡塞爾在中學階段(1869-1876)就展示了數學和天文學上的興趣和才能。在萊比錫大學期間(1876-1878)他學習過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在柏林大學期間(1878-1881)曾師從數學家克羅奈克和魏爾斯特拉斯。1883年，胡塞爾以《變數計算理論的論文集》在維也納大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在跟隨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布倫塔諾學習期間(1884-1886)，他和當時的馬赫協會以及之后的維也納小組的成員一樣，是在一種對實證科學的成就倍加推崇的氛圍中接受哲學熏陶的。1887年，胡塞爾在施通普夫的指導下完成教授資格論文《論數字概念·心理分析》。在哈勒大學任私人講師期間(1887-1901)，胡塞爾繼續研究數學和邏輯的基礎問題，除了同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審查人之一的數學家康托爾保持密切聯系之外，他也是當時德國少數幾位回應弗雷格所提出的算術基礎問題的哲學家之一。在作為當時的數學中心之一的哥廷根大學任教授期間(1901-1916)，他同希爾伯特及其助手柯朗、克萊因等人一樣，都認為數學的目標是一種普遍形式的公理化規范科學。同時，胡塞爾也對數學家布勞威爾、物理學家韋爾非常熟悉，柯瓦雷是他這個時期的學生之一。在弗萊堡大學任職期間(1916-1928)，他的研究班中有邏輯學家卡爾納普和涅爾。在退休之后(1928-1938)，他依然在對邏輯基礎問題和近代科學進行考察和反思。
　　“科學”(Wissenchaft)一詞在德語中完整地保留了“認識”(wissen)這層涵義，胡塞爾也是在這種傳統中來理解科學的，實際上這同古希臘意義上的與dóxa相對的epistéme有著相近的含義。哲學在古希臘是與科學一體的，在這個體系中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對經驗事實的確證，另一個是為人的思想和行為尋求普遍的準則和理性。前者屬于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知識，主要是經驗事實方面的學問；后者屬于哲學，是關于事物產生及其演化的始基即“自然本性”的學說[3](P85)。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體系中充分表現了科學和哲學的一體化狀況，形而上學在這個體系中被稱為第一哲學。而胡塞爾認為“早在古代的哲學觀念——這種觀念在一切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有其統一性——中，就同時包含一種存在的有意義的層次，因此包含存在問題的有意義的層次。因此，形而上學，有關最高和終極問題的學問，就獲得了諸種學問的王后的尊嚴。只有形而上學的精神才賦予一切認識，一切其他學問提供的認識以終極的意義”[4](PP.19-20)。現象學作為第一哲學為科學奠基，就是要恢復哲學作為追問arché意義上的始基和本原的學問，而非僅僅作為命題的原理或者因果律的意義的學問。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科學”一詞對于胡塞爾來說不僅僅意味著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科學，而是具有哲學與具體的事實科學雙重層面上的含義。
　　在哲學層面上，他認為“就哲學的觀念而言，哲學對我來說是最普全的并且在徹底意義上的‘嚴格’科學。作為這樣一種科學，哲學是源自最終論證的科學，或者可以說，源自最終自身負責的科學”[5](P406)。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哲學“可以滿足最高的理論需求，并且在倫理一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種受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成為可能”[6](P1)。這種哲學觀可以在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向最終論證、最終奠基的回溯被理解為向認識主體的“意義給予”之成就的回溯，這種回溯是直接進行的，自身負責的，任何間接的中介都必須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獲得了經過最終論證的真理之后，哲學的任務還在于，將這種真理付諸于實踐并且根據這種真理而承担其主體性的責任與義務，這也是一門哲學倫理學和價值論的中心任務[1](PP.358-359)。而現象學就是這樣一種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哲學。斯特洛克認為，作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可以在四個方面予以限定：1.一種確定的現象學方法，這種方法是描述性的并在還原中獲得一種特殊的明察，也就是本質地明察到世界的被給予性樣式，以及獲得超越論的態度(transcendental attitude)①；2.“無預設”也就是“無前提性”的要求；3.獲得“絕對”知識的要求；4.對知識奠基的要求，在此基礎上所有的具體知識和所有的科學知識都能夠建立起來[2](P32)。
　　因此，現象學必然要向自身提出兩點本質要求：嚴格性和徹底性。“嚴格性”是指，超越論的現象學不僅要從一個絕對清晰的開端出發，而且在其每一個步驟上都力求達到絕對的清晰性和最終的有效性。胡塞爾說：“這個開端是指：它的絕對清晰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本己意義上所預示出的方法以及絕對清晰地給出的最低層工作領域的實事。在任何地方都不可放棄徹底的無前提性”[6](P69)。“徹底性”是指，超越論的現象學將一切“客觀性”都回溯到最終的基礎或起源上。胡塞爾認為，他的現象學體現出一種嶄新的科學理想，即“一種從直到一切構成物之最后的原初根源上，并因此也是從一切在這些認識構成物中認出的存在之原初的真正意義之最后的原初根源上，對自身進行理解的，并對自身辯護的科學之理想”[7](P143)。同時，現象學這兩點本質要求又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徹底性”必須以“嚴格性”為基礎，因為只有從一個絕對的開端出發并在每一個步驟上都能獲得絕對的正當性證明，才能保證向最終的基礎或起源回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嚴格性”也必須從“徹底性”中獲得支撐，因為只有回溯到最終的基礎或起源上，才能在“嚴格性”之每一個步驟上達到最終的有效性、亦即獲得絕對的正當性證明[8](PP.9-10)。胡塞爾認為，作為這種嚴格科學的哲學，在現象學之前“尚未開始”[6](P2)。
　　二、具體的事實科學及其現象學的奠基
　　在胡塞爾那里，處于具體的事實科學層面上的科學包括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方面。胡塞爾對自然與精神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進行了區分。“精神”在胡塞爾這里是指一種作為意向相關項之種屬的精神活動，也就是通過意識活動而被構造的意向相關項：“精神世界”。在“精神生活”中起作用的最基本規律是“動機引發”。精神科學作為人格科學產生于人格對其本身生活的理論興趣，這門科學的前提是本質人類學。從經驗一歸納的角度來看，在人格主義觀點中經驗到的東西構成了精神科學家的對象領域。也就是說，精神科學根據這個將它構造起來的人格主義觀點而始終將最寬泛意義上的歷史之物一同作為自己的課題[1](PP.331-332)。精神科學在“所有特殊的和一般的科學中，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中，因此在人的歷史性視域中考察人”[4](P16)。
　　與自然科學相比較而言，精神科學居于較為優先的地位：“與對自然的深入相比，向普遍精神生活的深入甚至為哲學家提供了一個更原初，因此也就更基本的研究材料”[6](P53)。我們可以通過最內在的“追復生活”而“追復感受”到那些制約著精神生活的動機。在這里，胡塞爾對精神科學的研究方法作出了回答：精神科學不可能采用自然主義和實證科學探尋因果律的方法進行研究，而只能通過“追復”也就是通過反思精神和觀念的動機的方式進行。否則精神科學將遭遇到將“一切評價的態度，一切有關作為主題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構成物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問題全部排除掉”的危機[4](P16)。運用自然科學的方式去“‘理解’人類的精神生活，這肯定是一件偉大而美妙的事情。但很可惜，即使是這種理解也不能夠對我們有所幫助，也不允許被混同于那種為我們揭示著世界和生活之謎的哲學理解”[6](P63)。精神科學的首要任務就在于消除自然主義的預設。當然胡塞爾也不會認為通過這樣一個對自然主義態度的“懸擱”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純粹觀念，而至多只能和其他事實科學一樣，獲得一種經驗和事實上的一致性。
　　而相比較于精神科學而言，胡塞爾顯然對自然科學方面的考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從《邏輯研究》到《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以下簡稱《危機》)，胡塞爾在其主要著作中都對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進行了大量的探討。本文在對胡塞爾現象學的科學觀進行研究時，一般也是針對這個意義上的科學而言。從這個方向而言，現象學主要是對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進行批判的理論和方法，科學由此也可以劃分為“精確的”自然科學和“嚴格的”現象學科學，二者的關鍵區別在于：前者是對經驗的理想化，而后者以觀念化為其方法特征。以數學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是“精確的理想科學”，它們的方法標志在于“精確化”和“理想化”。與這些科學相對應的是超越論的現象學，它的方法標志在于“嚴格性”和“描述性”[1](P442)。胡塞爾終生都對自然科學的成就予以很高的評價，“當實際的自然科學在說話時，我們是樂于傾聽并甘當學生的”[9](P27)。但是，胡塞爾也從不高估具體科學的成就，更不會將自然科學視為所有知識形式的典范，或者將其視為闡明真理的唯一手段。自然科學知識只是眾多知識形式中的一種，只是知識的某種樣式。胡塞爾對自然科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反思的目的不是去反對自然科學本身，而是要使這種科學具有更加充分和自覺的理性，并將純粹的作為第一哲學的現象學科學從意識形態化的科學主義中分離開來②。
　　胡塞爾十分清楚當時德國哲學界的中心問題之一是精神科學(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爭。對于胡塞爾而言，解決這場爭論的途徑在于對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的觀念予以澄清，并同錯誤理解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之間關系的自然主義進行對抗。現象學不僅要彌合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之間的分裂，而且要彌合日常生活經驗與事實科學的知識專斷之間的分裂。現象學的目標是以一種徹底的無前提性來明察各個學科的真正的性質，并由此為具體的事實科學進行奠基。當然，胡塞爾現象學以其目標和成就而言，“并不僅僅被限定于這樣一個基礎的作用上。因為它的目標是對知識的現象學澄清，以及在整體上對理性知識進行批判的闡明和現象學的奠基”[2](P169)。
　　胡塞爾認為，現象學如果要對具體的事實科學進行奠基，首先就要對科學知識體系與獲得這種知識的認識行為進行區分，而這種區分又是以對心理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批判為前提的。而且，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知識和認識行為這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一種完整的科學必須能夠說明認識的行為是如何對它們的理論對象進行把握的。胡塞爾的目標是達到一種真正得到充分奠基的主體性的客觀科學，這種科學在其自身中認識到主體性的意義構造功能及其所構造出的意義的客觀性。和那些否認第一人稱經驗價值的自然主義者不同，胡塞爾認為真正的客觀性非但不排除主體性，而恰恰要在這種主體性中才可以得到說明。現象學的目的是：在一種有關認識行為本身的科學中為所有的科學知識提供奠基作用，同時保證自身不會陷入到那種將認識過程還原到自然過程的心理主義中去。
　　三、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的轉向
　　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事實層面上的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確實取得了成功，胡塞爾也承認科學具有“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功的自明性”[4](P14)。在這樣的背景下，胡塞爾提出所謂“歐洲科學的危機”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是胡塞爾界定科學危機的真正理由是：科學的理性觀念開始轉變為對事實的研究，科學的事業就是建立事實，事實就是具體實證科學的客觀真理。但問題是，實證科學僅僅告訴人們世界在事實上是怎樣的，并不是對人的根本問題的有效回應。作為精神存在物，我們不僅要知道世界在事實上是怎樣的，還要知道這些事實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僅要知道生活的事實，還要知道生活的意義；不僅要知道歷史事實，還要知道歷史的意義何在。我們所問的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終極問題。我們在發問，但是科學在沉默。胡塞爾認為，實證科學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它根本無法提出這些問題，這就意味著它失去了對生活的意義。它無法為作為精神存在物的人的處境發揮作用，正是在這里隱藏著科學的危機。
　　但是這種危機還預示著更深的危機：理性自身的危機和主體性自身的危機。作為知識體系和實踐形式的科學是理性的一種表達方式，所以當真正的哲學意義上的科學被限制為具體的實證科學的時候，真正理性的范圍也就被限制在建立事實的實踐中了，而理性因此就被膚淺化，并“陷入‘自然主義’和‘客體主義’”[4](P404)。但是，真正的理性要越出科學的實踐，越出事實的領域。具體的實證科學排斥了“形而上學”的問題，但是也同時排斥了“理性——處于其全部特殊形態中的理性——的問題”[4](P19)。實證科學在理性的問題面前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指向了理性的危機，因而也指向了對意義問題進行探求的主體性的危機。所以，胡塞爾遇到了兩個問題：第一，哲學沒有成為一種科學；第二，具體科學自身同普遍知識的理性觀念脫離了開來。胡塞爾和康德一樣，認為哲學還沒有做到自身所主張的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目標，而是在不同的體系、爭論和混亂中陷入困境，這繼而會導致道德退化和文化衰落，因為哲學作為最終論證的真理的同時也是倫理學和價值論的基礎。對于胡塞爾而言，具體科學的新方法即“精確化”和“理想化”的應用只是帶來了實證科學的成功而非真正的科學即哲學的成功。胡塞爾在其一生中反復提到了實證科學的一路凱歌以及與此相伴隨的傳統形而上學的步步敗退，對于這種失敗的原因，胡塞爾的回答也是在康德的意義上來做出的：理性的基礎沒有得到澄清，理性依然需要進行批判。
　　古爾維奇曾對近代科學史做了三個階段的分期：第一階段是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在這個階段，伽利略提出科學的任務在于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解釋自然，而笛卡爾等人則以哲學為科學提供有效性基礎。第二階段以1748年歐拉的《對時空反思》(Reflexions sur l’ espace et le temps)一書作為科學的“獨立宣言”，科學不需要哲學來探討其有效性，其本身的合法性已經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哲學的作用就是“接受這個決定并相應地適應這種事實”。康德接受了這種“作為事實的科學”，后來的實證主義者和邏輯經驗主義者也同樣如此，在這種“接受”中，科學的哲學實際上已經成為“科學的辯護學”。第三階段是胡塞爾對伽利略科學的意義提出質疑，對科學基礎的有效性重新提出問題并予以現象學的分析[10](PP.35-39)。我們可以根據古爾維奇的這種劃分，即沿著有效性確認、作為事實接受、提出質疑這條線索來反向解讀胡塞爾的科學觀。首先是對科學進行質疑和探問，這就需要再對作為事實來接受的科學命題和判斷進行懸擱，使得這種有效性的確認成為問題。最后，通過生活世界理論和超越論的主體性的構造成就，為科學的有效性問題提供論證。
　　生活世界作為一種由主體構造出來的并且始終與主體有關的“世界視域”，是所有客觀世界的始基。由此現象學的世界概念與客觀科學的世界概念便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對立[1](P505)。現象學必須排斥自然科學對自在世界的“客觀”解釋，回溯到前科學的“主觀”經驗世界，即“生活世界”之上。相對于自然科學的世界而言，生活世界是直接、原初的被給予性，它構成所有科學規定的根本基礎。自然科學的世界本身僅僅是從生活世界中發展出來的諸多世界類型之一，盡管是一個在當代占主導地位的類型[1](P503)。生活世界具有先于自然科學的世界觀的“在先被給予性”，而“這種在先被給予性的意義是這樣被規定的，即同屬于這個已在先被給予我們這些當代成年人的世界的，是一切由近代自然科學在存在者的規定上所成就的東西”[11](P59)。因此，對生活世界“在先被給予性”的把握可以有助于人們對當代主宰世界的自然科學的理解。
　　在《危機》中，胡塞爾用生活世界這個“論題概念”來澄清導致了具體科學的觀念中的客體主義、自然主義、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動機[12]。這就意味著在對哲學的觀念進行認識時要采取一種更加嚴格的反思，并以這種方式來澄清其中所隱匿的預設和素樸性。這種歷史的反思不僅要澄清科學的危機，也同時在進行自身思義[1](P425)。“我們作為哲學家，按照‘哲學’這個詞所標明的目標，按照概念、問題和方法，是過去的繼承人”[4](P29)。這樣做的意義在于：哲學家能夠以把握近代哲學的歷史因素的統一以及澄清其基本預設的方式，來探尋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更加充分的理性。此外，哲學家還要探尋那些在本原和永恒的哲思中所保持的東西，并以對哲學本身的可能性的理解來達到一種更廣泛的自身思義，以此克服理性和主體性的危機。這可以“使潛在的理性達到對它自己的可能性的自身理解，由此使形而上學的可能性作為真正的可能性成為可以理解的”[4 ](PP.25-26)。這會不可避免地引入超越論的現象學的轉向。因此，這不僅是對危機根源的目的論的一歷史的反思，而且也揭示了一種在方法、任務和主體性上真正普遍的哲學，即超越論的現象學的反思性的明察。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胡塞爾“通過對我們的科學和哲學的危機狀況的根源進行目的論的—歷史的思考，論證哲學進行超越論的—現象學的轉向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4](P2)。
　　注釋：
　　①對于“transzendental(transcendental)”一詞的翻譯問題，可以參見王炳文(《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譯后記.662—664頁)、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義與中譯[J].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3)：72—77)、孫周興(超越·先驗·超驗——海德格爾與形而上學問題[EB/OL].[2005-10-27].http：∥www.cnphenomenology.con/0505104.htm)、鄧曉芒(關于現象學文獻翻譯的思考[J].學術月刊，2007，(9)：37—44)等人的相關討論，本文采用“超越論的”這一譯法。
　　②關于“科學主義”的定義，索瑞爾認為：“科學主義是這樣一種信仰：即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是人類知識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之所以是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因為它是最有權威的、最認真的、或對人類最有好處的。”(T. Sorell. 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M].USA and Canada: Routledge，1991.轉引自劉杰.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及其現象學的超越[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193.)另參見黃小寒.“自然之書解讀”——科學詮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26—27.
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蘭州9～13B6外國哲學任軍20082008
胡塞爾/超越論的現象學/科學
　　Husserl/phenomenology of transcendental theory/science
The Meaning of Science in E.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Scienc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has the meaning of both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concrete facts. As a strict scientific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should have strict and the thorough features. On the level of fact science, sc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spiritu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 could be the basis of fact science. Husserl believes that the crisis of modern science implies the rationality and independent crisis, and implement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theory of life and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fer the evidence for scientific effectiveness so as to realize phenomenology transformation.
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科學具有哲學與具體的事實科學雙重層面上的含義，作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哲學特別是現象學，必須具有嚴格性和徹底性的自身要求；在事實科學層面上，科學可以被分為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方面，而作為嚴格科學的現象學具有為事實科學奠基的任務。在胡塞爾看來，當代科學的危機預示著理性和主體性的危機，他認為應該通過生活世界理論和超越論的主體性的構造成就，為科學的有效性問題提供論證，并由此實現超越論的現象學的轉向。
作者：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蘭州9～13B6外國哲學任軍20082008
胡塞爾/超越論的現象學/科學
　　Husserl/phenomenology of transcendental theory/science

網載 2013-09-10 21: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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