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耶阿本德的科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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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從費耶阿本德的師承談起,簡略地介紹了他對科學哲學中基本問題的看法,他對經驗傳統和理性傳統的歷史分析,以及他批判那種超越時代的理性主義方法論,主張一種具體內容不斷變化的歷史傳統的主旨。
  關鍵詞:歷史傳統 經驗傳統 理論傳統
   * * *
  象T.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樣,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綱要》(1970)已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權威性著作。它在當時的傳統或主流哲學中投下一顆炸彈,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或則批評、譴責,或則同情、支持。影響所及,轉移了當代科學哲學的方向:實用主義、歷史主義的新潮流取代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的舊傳統。當今關于真理與意義、工具主義、實在論和相對主義的爭論被赫西(Marry Hesse)稱為庫恩之后和費耶阿本德之后的(post-Kuhnand post-Feyerabend)大辯論。[1]
  我在拙著《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一書第六章中對費耶阿本德的這本權威性著作已經作出詳細的闡述,現在趁這本名著的中文譯本即將出版的機會,把當今受人注目的、被一些人譴責和嘲笑,卻被另一些人擁護和同情的這位反傳統哲學家的基本觀點描畫一個大體的、全面的輪廓,使讀者對這本名著能夠有更深刻的理解。
  費耶阿本德年青時研究戲劇,接著在維也納大學的奧地利歷史研究所研究歷史,輔助科學,還有物理學和天文學。他當時和一些同學組織了以維也納學派哲學家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教授為主席的哲學俱樂部,定名為“克拉夫特小組”。其成員大部分是學生。馮·賴特(vonWright)、安絲康(Anscombe)和維特根斯坦等著名哲學家曾經參加小組的會議和討論。小組討論斷斷續續,從1949年開始直到1952年或1953年結束。費耶阿本德的博士論文就是在小組會議上宣讀和討論的。1951年他獲得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維特根斯坦當時準備接受他在劍橋大學研究哲學,但在他抵達英國之前,這位哲學家已不幸去世。于是,他到了倫敦,在波普門下研究哲學。1953年,波普邀請他担任助手,他未接受。兩年后經波普和薛定諤的推薦,担任布里斯托大學講師。1958年到美國,任加利福利亞大學(伯克利)副教授,1967年升任教授。以后曾在英國、德國和美國其他大學任教,后來又回到伯克利。同時兼任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學院科學哲學教授。主要著作有《反對方法》(1970,1975)、《自由社會中的科學》(1978),哲學論文集第一卷《實在論、理性主義和科學方法》(1981)、第二卷《經驗主義問題》(1981)、《告別理性》(1987)。
  在哲學思想上,費耶阿本德最初受邏輯實證主義者克拉夫特影響,后來又受維特根斯坦和波普影響。但在形成自己獨特的觀點時,他既反對邏輯實證主義,也反對波普,卻受益于另一位邏輯實證主義者弗蘭克(Philipp Frank)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1960年起他同庫恩的廣泛討論對他的思想的成熟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
  他認為基本問題是理性和實踐的關系問題。傳統科學哲學家的錯誤在于強調理性,滿足于公式和簡單規則的討論,而忘記科學實踐。維特根斯坦的功績就在于批評這個方法,揭露它所含的錯誤,強調科學不僅包括公式及其應用規則,而且包括整個傳統。庫恩進一步把這種批評展開,使之更加具體。他指出,庫恩的范式就是一個傳統,它既含有容易識別的特點,也含有以隱蔽的方式指導研究的傾向和方法,這些是不為人所知的,只當和其他傳統相對比時才會被發現。庫恩用這個可以稱為“行動中的理論”(a theory in action)的復雜和精巧得多的概念,來代替向來支配科學哲學中討論的沒精打彩的“理論”概念,這是很大的進步。
  按照費耶阿本德的看法,一切傳統都是歷史傳統,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已經弄得很明確。但我們能夠把經驗的傳統(empirical traditions)和理論傳統(theoretical traditions)加以區別。理論傳統企圖用帶有抽象概念和概念之間的抽象關系的抽象模型來代替它們的成員所使用的似直覺的和僅僅部分地標準化的方法。人們相信人心的發明最終將取代我們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明顯和隱藏的適應能力,包括情緒和常識,所以整個的創造工作能夠僅僅在人類理性基礎上重新建立。較有批判眼光的理性之友則承認這樣一種全部取代是決不可能的;他們認識到理性頂多能夠改造我們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一小部分,而且這樣一種改造將僅僅部分地符合它的要求。但他們仍然敦促我們在任何可能情況下應用抽象思維。經驗傳統的維護者則否認這樣一種方法的普遍適用,他們斷定為了道德的及經驗的理由有些領域能夠但不應當引進理論傳統。在這些領域中,理性頂多能夠作為生活的工具起作用,不能用它來決定人生的基本輪廓,贊成理論傳統的理性主義者和經驗傳統維護者之間的爭論貫串著自古至今的整個思想史。
  費耶阿本德還指出關于歷史傳統的以下簡單的基本事實。
  (1)經驗傳統和理論傳統兩者都有自己的規律、對象、研究方法和有關的哲學,本身都是一個傳統。理性主義者并非在混亂和無知的地方引進秩序,卻是引進了和歷史傳統的秩序和方法不同的一種由特殊方法來確立的特殊秩序。
  (2)理論傳統的方法在天文學和數學這樣的領域中很有成果。希臘天文學家遵從柏拉圖關于構造抽象模型的建議獲得超乎意料的成功。但成功是不能夠預見的,而且它并不立即導致較之建立于不同的和更富經驗性的原則上的巴比倫天文學家的觀測更準確的預測數值。
  (3)理論方法在其自身內部以及在其克服象醫學這樣的經驗傳統時都遇到嚴重的困難。內在的困難是眾所周知的:巴曼尼德和芝諾的悖論、無理數的發現、語義悖論、感性-理性問題、心-身問題等等。因此有些哲學家和數學家建議甚至在數學的中心部分也回到較富經驗性的傳統(布勞威[Brower]、維特根斯坦、波利亞[Polya]等)。
  (4)理論方法的外部困難表現在:科學醫學和象美洲印第安人醫學、草藥學、針灸等等之間的爭論并未解決。在這些傳統之間作不出令人滿意的評價。我們知道科學醫學在特殊領域內取得的治療效果是其他系統所不易達到的。但是,怎么樣進行全面估量是不清楚的。例如,并沒有證據表明傳統醫學的非科學方法的使用不能夠結束科學的癌癥研究的停滯不前。
  (5)科學史給我們提供一個明顯的悖論。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和數學是理論學科。它們是當希臘理論傳統取代巴比倫人和埃及人的經驗傳統時興起的。但有趣的是:在起初的抽象步驟之后,這些學科成為經驗的(歷史的)傳統。盡管使用抽象概念和方法,卻是以常常和它們的抽象定義相沖突的直覺方式來使用的。這是最近在給予科學變化以“合理的”說明的一切努力都歸于失敗之后才認識到的。只有把學科中所包含的抽象概念轉變為不是由規則(除局部地以外)而是由一個歷史傳統授予其實踐者的機智和直覺來指導的概念,這些學科才能變成復雜的和成功的:“嚴格地說,一切科學都是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2]
  費耶阿本德以其廣博的知識、從思想史的整個發展輪廓來論證科學并不優于非科學,理論傳統并不優于經驗傳統。特別是在科學哲學和研究的哲學(philosophy of research)中,他把理論傳統及其相應的方法和經驗傳統加以比較,試圖表明在這個領域內經驗傳統之轉變為理論傳統標志著“科學哲學的衰敗”。
  費耶阿本德指出,14世紀興起了新的歷史傳統:手藝人、美術家和水手的經驗傳統,航海家的地理發現和手藝人的各種發明及其后果導致人們對知識的新看法,相信可以不依靠傳統的知識保護人和不理會學校的標準而獲得真理。一個手藝人說:“我通過實踐證明許多哲學家(甚至最古的和最著名的)的理論在許多點上都是錯誤的。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煩到我們的作坊來看看,在兩小時內就能夠證實這一點。”(〔2〕,第16頁)這些發現家和發明家并沒有明顯地表述出來的標準方法,他們的觀點部分地是直覺的,部分地決定于他們的職業。他們并不排斥權威,更重視經驗。所謂經驗就是內行應付環境的發展著的能力;它使用航海家、手藝人、美術家的受訓練的眼睛和熟練的手,并隨他的技巧的發展而發展。他們對權威、經驗和知識之間的關系是以下述方式看待并受下列規則指導的。
  (1)閱讀別人關于這個問題所說的,但不要太相信他們。尊重前人,但不要做他們的奴隸。
  (2)適當重視你的行業的經驗,使用這個行業所積累的知識和你掌握的技能去解決問題。但不要滿足于這種知識和這些技能,要試圖改進。
  (3)作出根據(1)和(2)似乎可靠的判斷,因為只有它們包含關于事物的知識。
  注意這些規則的不嚴格的非形式的性質。例如規則(3)并不假定歸納邏輯或“知識”和“經驗”之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或可形式化的關系。它倒假定有已經學會掌握某一歷史傳統、知道怎樣在具體情況下作出似乎可靠的假說的人們,并勸告他們用這個能力去構造知識。這種規則是正在興起的新歷史傳統的反映。它們甚至也符合后代的更精致得多的方法。這種實用的和高度成功的科學研究的哲學不久便被修改而幾乎完全為理論傳統及其相應的方法論所取代。結果出現了伴隨科學直到今天的“科學方法的理論”或“科學合理性的理論”,這些理論使我們對科學的理解產生混亂,有時還干擾科學本身的業務。下列規則就是這些方法論觀點的一個例子(還有不同的思想體系所主張的許多其他規則):
  (1')消除成見。
  (2')注意經驗,并且
  (3')使你的思想同經驗一致,或者由經驗導出這些思想。這些規則表面上和上述實用規則類似,實則大有差別。例如規則(1)勸告我們不要太相信權威,而規則(1')則要求把權威去掉。規則(2)利用一個人所掌握的全部知識和技能,而規則(2')的“經驗”則是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哲學幼想、消除掉一切技能、一切資料、一切原有知識而炮制的。規則(3)勸告研究者使他的猜測適應于觀念、假設、甚至于無意識的反應的整個背景,所要求的那種適應決定于特定傳統中固有的“機智”所掌握的周圍情況,規則(3')則引進一些抽象的關系、“邏輯”,并且準備按照這些關系所規定的方式僅僅接受能夠同規則(2')的抽象證據相聯系的那些思想。
  費耶阿本德指出,此后的發展就是對規則(1')到(3')進行抽象的批評。人們試圖尋找不再面臨休謨的反對、卻符合于邏輯規律的新規則和標準,知識論變成越來越脫離科學實踐,但它的方法的不斷增加的技術性和準科學的專門術語造成一種進步和精益求精的印象。費耶阿本德認為從古典經驗論的牛頓科學哲學開始直到邏輯經驗主義和波普學派就是這樣一種發展過程。19世紀穆勒在他的《論自由》中引進理論增殖(這是牛頓所禁止的),黑格爾發展了概念變化的理論,并且批評牛頓由事實“導出”引力定律的著名主張。穆勒和黑格爾都使合理性標準和方法論規則受研究的前進過程所支配,并且恢復了構成規則(1)到(3)的基本觀點。另一方面科學家也努力使自己擺脫一種哲學方法的束縛。麥克斯韋、赫爾姆霍茲、赫茲、玻爾茲曼、馬赫和迪昂都贊成由過去研究的范例所指導的方法論多元主義,而反對超越研究的標準。費耶阿本德強調方法論多元主義同關于物理實在的思想的多元主義相符合。但當科學哲學在邏輯經驗主義者手里終于變成有特殊的標準和它自己的形式邏輯的專門學科,輝煌燦爛的思想增殖便告結束了。波普同邏輯經驗主義者同出一轍,根源在于波普的這個觀點:認識論必須提供使我們能夠把經驗科學陳述同形而上學陳述區分開的一個嚴格的普遍的標準。于是理論傳統和經驗傳統之間的舊爭論再度出現:但現在科學是被曲解的經驗傳統,而科學哲學則是進行曲解的理論傳統。
  費耶阿本德認為正是普蘭尼(Polanyi)和庫恩恢復了科學的本來面目,使科學哲學起死回生。按照庫恩的看法,科學是一個歷史傳統(即上文說的經驗傳統),它不屈服于外部的規則。指導科學的規則并不總是被人明確知道的,并且隨時代而變化。理解一個時代的科學好比理解藝術風格不同的時代,每一時代有明顯的統一性,但不能夠用幾個簡單的規則來概括,指導它的規則必須通過周密詳細的歷史研究去尋找。因此這種統一性或“范式”的一般觀念是很貧乏的,它只提出一個問題而非提供解答:以不斷變化的具體歷史內容來填充一個靈活的但不明確的構架。這個概念也不是精確的,不象一個理論傳統的各部分有共同的某些基本概念,歷史傳統的各部分卻只由模糊的相似性聯系起來。所以關于范式不可能有普遍的準確的陳述。普蘭尼和庫恩都作出這個驚人的斷定:即使最抽象的科學也是這個意義上的歷史傳統,這是費耶阿本德完全贊同的。依他看,科學決不服從、也決不能強使它服從固定的脫離研究實踐的標準。科學標準受研究過程的支配,正如科學理論受其支配一樣;它們并不從外面來指導這個研究過程。因此試圖借助于超越研究的標準和方法論來理解科學并使科學馴服的科學哲學家失敗了:我們現時代最重要的和最有勢力的制度之一,即科學,遠遠超出大多數當代理性主義者所解釋的“理性”的狹隘范圍,它并不受這個“理性”的束縛和限制。應當指出:費耶阿本德所反對的是理性主義及其對理性的狹隘解釋,卻并不反對人的理性本身,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樣:他所反對的并不是科學,而是以科學的名義來扼殺文化的意識形態。
  參考文獻
  [1] Mary Hesse,"Science and Objectivity",in Habermas:Cri-tical Debates,Macnillan,1982,p.98
  [2] 費耶阿本德:哲學論文集第二卷,《經驗主義問題》,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第12頁。
   (收稿日期:1996年11月26日)
   (本文責任編輯 胡新和)
  [*]此文是我在1988年為王建華先生的《反對方法》的譯稿寫的序。譯稿連同我的序文以及費耶阿本德特為中文譯稿寫作的短論——科學:壓力集團抑或研究工具?——的中文譯稿不久便一起被××出版社遺失了。王譯稿現在是否已被蘭州大學出版社付梓,我不清楚。最近我翻閱以前許多手稿,檢出這篇序和這篇短論,十分高興。我覺得這篇序比我以前關于費耶阿本德思想所寫的幾篇東西都較新穎詳細,而短論對《反對方法》這本名著的主旨、論題以及可由之得出的推斷都作出明確的論述,對我國一般讀者或和科學哲學研究者理解這本名著的內容以及它為何產生如此巨大影響,定有很大幫助。因此,請《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我的舊稿,以餉讀者。
  
  
  
自然辯證法通訊京1-5B2科學技術哲學江天驥19971997 作者:自然辯證法通訊京1-5B2科學技術哲學江天驥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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