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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日本發動外交攻勢，積極開展“拉拢印度外交”①。從2003年開始，印度取代中國成為接受日本日元貸款（ODA）最多的國家。2006年2月，雙方簽署《日印租稅條約修改議定書》，為擴大相互投資創造條件。與此同時，自2004年以來，包括小泉在內，日本先后有20余位內閣成員和政府要員先后訪問印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9月競選自民黨總裁期間，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先后發表談話，主張加強日印關系。麻生提出要將“深化”同“亞洲最大民主國家印度之間的戰略關系”② 作為日本的外交重點之一。安倍則建議每年舉行一次日美印澳首腦或外長級對話會議，以便在亞洲攜手推廣“共同價值觀”③。此外，外務省還成立“南亞部”專門負責印度等南亞與東盟各國事務。日本為何如此積極地拉拢印度，其用意和目的何在，值得認真思考。
　　一　日印關系的歷史與現狀
　　日本與印度在1952年建立外交關系。建交50多年來，盡管雙方均標榜為民主主義國家，但以往印度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并不高，兩國關系長期處于疏遠狀態。就首腦交往而言，兩國首腦互訪甚少。在過去50多年中，日本首相只訪問印度五次。1957年2月岸信介上臺后，于當年5月啟程出訪印度等五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這是戰后日本首相首次對亞洲地區的出訪。其目的是在出訪美國之前，先訪問亞洲，然后再以“亞洲領導者”的身份訪問美國，以提高日本同美國進行會談的身價。1960年岸信介倒臺后，池田勇人繼任首相。池田內閣推行經濟高速增長政策，對外開展“經濟外交”。在這種背景下，池田為擴大對外經貿往來，擴大原材料進口，于1961年11月訪問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和泰國四國，同印度就擴大雙方貿易和資本輸出達成一些協議。1965年印巴克什米爾戰爭爆發后，1971年印度同蘇聯簽訂帶有軍事含義的《印蘇和平友好條約》，導致印美關系惡化。此后，日印關系停滯，首腦互訪中斷了23年。1983年中曾根康弘上臺后，提出爭當“政治大國”的口號，把重建日印友好關系，鞏固日本在南亞的戰略立足點作為其對外政策目標之一。為此，他于1984年5月訪問印度，改善了日印關系。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海部俊樹內閣改變“外交姿態”，開始由“消極被動型外交”轉為“積極能動型外交”，企圖利用國際戰略格局變化的有利時機，提高日本國際地位。在這種背景下，海部于1990年4月訪問印度等六國。后來，由于日本國內政局動蕩，內閣更迭頻繁，加上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后日本對印實行經濟制裁，又導致首腦互訪中斷十年。2000年4月森喜朗上臺后，為了“填補外交空白”，拓展外交空間，于當年8月訪問印度、巴基斯坦等四國。在訪印期間，森喜朗與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就建立“全球伙伴關系”達成協議，著手修復雙邊關系。森喜朗訪印后，“發現”了發展日印關系的戰略意義，并為此發出“日本首相十年沒有訪問這一地區是政府的失策”的感嘆。④ 大約又過了五年，小泉純一郎于2005年4月訪問印度，日印發表題為《亞洲新時代下的日印伙伴關系——日印全球伙伴關系的戰略方向》的聯合聲明，日印關系全面升溫。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和外交關系疏遠期間，兩國在經貿領域的來往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資料顯示，從1997年到2002年雙邊貿易總額一直徘徊在40億美元上下。2003年開始恢復性增長，當年為43.8億美元，2004年為49.8億美元，2005年達到68億美元。然而，盡管近年來經貿來往有所恢復和發展，但其貿易量在雙方進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比率仍然很低。2005年，日本對印進口額在印度出口總額中占2.5％，居第十位；日本對印出口額在印度進口總額中占2.8％，也居第十位。印度對日進口額在日本出口總額中占0.5％，居第26位；印度對日出口額在日本進口總額中占0.6％，居第29位。此外，日本對印直接投資也長期處于低水平。據日本政府的統計資料，從1991年印度開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以來，直到2005年12月，日本對印直接投資額累計為25.18億美元（印度政府的統計資料為20.1億美元）。其中，1997年最高曾達到4.34億美元，此后逐年減少，2004年降為9700萬美元，僅占當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0.27％，占印度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3.1％。⑤
　　2005年小泉訪印和聯合聲明的發表，標志著日印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聯合聲明強調，今后雙方將進一步“深化全球伙伴關系”，在雙邊關系、地區及全球問題上加強和擴大合作。為此，雙方確定了包括八項內容的合作框架。其主要內容是：舉行高級別戰略對話，建立全面經濟關系，加強安全與科學技術合作，擴大人員交流，在亞太地區與國際機構中加強合作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聯合聲明特別強調：“雙方將加強包括日印安全對話、防衛政策對話以及防衛當局間協商在內的安全與防衛領域的對話與交流。”⑥
　　以小泉訪印為轉機，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實際步驟加強與印度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關系。
　　在政治領域，小泉把聯合印度、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作為訪印的重要議題之一。雙方會談后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在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問題上兩國將“相互支持”。眾所周知，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日本多年的夢想。為了減少阻力，擴大影響，2004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其咨詢機構提出的包括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數量在內的聯合國改革方案后，日本積極撮合印度、德國、巴西，組成爭取“入常”的“四國集團”，并于2005年聯合國大會舉行前，擬訂出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安理會改革決議案。該案胎死腹中后，日本改變了以“四國集團”為中心的“入常”戰略，打算單獨提出提案，以爭取美國支持，然而策略上仍“腳踏兩只船”，表示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繼續“加強四國集團的合作”，以避免損害日本同印度等有關國家的關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12月舉行的“東亞峰會”上，為了牽制中國和東盟提出的舉行“10＋3”會議的主張，爭奪峰會主導權，日本將印度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拉入峰會，博得了印方的“歡心”。
　　在經貿合作領域，近年來日本投入最大的是向印度提供大量日元貸款。如前所述，從2003年開始，印度取代中國成為獲得日本ODA最多的國家。不僅如此，2003年以來，其貸款額逐年大幅增加。2003年度總額為1250.4億日元，相當于當年度日本對外日元貸款總額的20％、印度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17.5％。2004年為1366. 66億日元，比前一年增加9.3％，相當于當年度日元貸款總額的19.2％、印度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24.7％。2005年為1554.58億日元，增加13.8％，相當于當年度日元貸款總額的27.4％、印度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24.7％。⑦ 而同期，日本對中國的日元貸款每年遞減20％。此外，2005年小泉訪印時，雙方還決定采取措施，擴大和深化兩國經濟、貿易和其他有關合作。這些措施包括：（1）雙方確定未來五年將年貿易量提高到200億美元。（2）雙方決定當年6月成立由兩國政府機關、產業和學術界代表組成“日印聯合研究會”，就未來擴大經貿合作進行研究，并提出建議。該研究會于2006年6月完成有關作業，向兩國政府提出了研究報告。（3）為擴大對印直接投資，減輕企業課稅負担，2006年2月，雙方修改《日印租稅條約》，將企業在所在國的所得稅一律減為10％。（4）自2005年小泉訪印以來，日本產業界先后組織派遣了五個代表團訪問印度，就投資環境進行實地調查。
　　加強安全與防務合作是小泉訪印時的另一個重點議題。為此，在雙方聯合聲明和新合作框架中，除前面提到的“加強包括日印安全對話、防衛政策對話以及防務當局間協商在內的安全與防務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外，還特別強調要加強兩國軍人之間的交流，加強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備隊的合作，以及開展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之間的交流與互訪等。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備隊的合作開始較早，自2000年以來每年都在印度洋或阿拉伯海舉行一次打擊海盜與海上恐怖活動聯合演習。而雙方軍人之間的交流則起步較晚。2004年7 月印度空軍參謀長首次訪問日本，2006年2月到4月，日本海、陸、空自衛隊幕僚長（參謀長）先后訪問印度，就加強雙邊軍事關系與地區性問題進行了磋商。
　　二　日本拉拢印度的背景與意圖
　　以上情況表明，日本近年已開始重視日印關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進日印關系的發展。日本所以重視和發展日印關系，主要是出于以下幾方面的需要。
　　首先，戰略上企圖利用加強日印關系牽制和抗衡中國。眾所周知，近年來，尤其是小泉上臺以來，中日關系跌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小泉上臺以來頑固堅持參拜祭祀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破壞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導致中日關系惡化。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綜合實力迅速增強，日本對此心存疑懼，担心中國強大后，對日本自身及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造成“威脅”，因而外交上把牽制和抗衡中國作為其長遠戰略目標之一。出于防范中國的戰略考慮，日本一方面倚重美國，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另一方面，則在“對抗中國和反華情緒支配下”開展亞太外交。在日本看來，印度是其牽制和對抗中國的“天然伙伴”。2000年森喜朗訪問印度時就聲稱：“日印關系在戰略上也是重要的。只要看一下地圖就可一目了然。我們要在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上同印度緊密合作。”⑧ 森喜朗雖然沒點“中國”的名，但當時有日本媒體指出，他要說的意思是明確的。在這個問題上說得最直接與明確的是安倍晉三。2005年3月， 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在訪問印度后的一次座談會上說：“必須使印度成為我們的戰略伙伴……21世紀，我們面臨的問題，對內是人口的減少，對外是與崛起的中國如何相處。經濟上崛起的中國，對我們有可能成為機遇，然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則有可能構成威脅。對此，重要的是首先要加強我們同東盟之間的友誼。……（同時）在人口上，能夠與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應對的只有印度，經濟上也有充分潛力。”⑨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5月，日本媒體引述外務省人士的話說：“日本除了與美國構筑顯而易見的同盟之外，還要與印度和澳大利亞建立‘潛在的同盟’。”⑩ 與此相關聯，近年來日本各界正在就如何制定針對大陸國家（主要指中國）的“海洋國家戰略”進行“熱烈”討論。他們大多主張日本應該爭取建立“亞洲海洋聯合”，東面包括日本、中國臺灣、東盟、澳新，西面讓印度發揮“鎮伏作用”(11)。凡此種種言論，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謀求發展和加強日印關系的戰略考慮。
　　其次，配合美國，推動建立“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對話機制。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日本除力圖通過發展和加強日印雙邊關系加以牽制外，還企圖配合美國，建立“美日澳印”戰略對話機制，以便利用四國聯合的力量進行牽制和抗衡。前述安倍關于每年舉行日美印澳首腦或外長級對話會議的設想，顯然是這一戰略企圖的具體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3 月美日澳外長在澳大利亞舉行的“三邊戰略對話”的動向。此次三邊對話的重要議題之一，是“強化與印度的合作問題”。在三邊對話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稱，論壇成員“認識到加強我們與印度的全球伙伴關系至關重要”。澳大利亞外長唐納在會后會見記者時強調：“印度是一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正在崛起的大國。”(12) 在此前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美國總統布什和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相繼訪問新德里，表明三國聯手“強化與印度的合作”已經開始付諸實際行動。眾所周知，近幾年布什政府針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全面調整亞太戰略，在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強化美日與美澳同盟的同時，開始大力加強同印度的“戰略伙伴關系”，力圖“幫助印度成為21世紀的世界強國”(13)，以便從東西兩翼牽制中國。為此，2004年1月，美國同印度發表關于“戰略伙伴關系后續行動”的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將在和平利用核能、太空開發、高科技貿易以及導彈防御系統的共同技術研究等四大領域擴大戰略合作。2005年6月，美國同印度在華盛頓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美印國防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美國賦予印度享受聯合生產先進武器、加強導彈防御領域合作、解除對印出口敏感技術禁令等“準盟國”待遇，并許諾向印度出售“愛國者—3型”導彈和F—16型戰斗機等先進裝備。2006年3月布什總統訪印時，根據2005年7月印度總理曼莫汗·辛格訪美時達成的美國承認印度核大國地位和美國承諾加強與印核能合作的協議，正式宣布美國將向印度提供核能技術與核燃料。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布什上臺以來，媒體一再披露，美國愿與印度結盟，或與印度聯手建立“亞洲版北約”(14)。從以上情況看，安倍關于建立“美日澳印”四國對話機制的主張，與美國的戰略目標和步驟是一致的。
　　第三，企圖通過加強日印海上安全合作，確保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線的安全。眾所周知，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國內所需物資大部依賴進口。目前，在其進出口貿易中，95％的物資依靠海上運輸。其中，約70％的石油需經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運進日本。因此，日本把自阿拉伯海起，經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海和東海至日本的海上航線視為生命線。印度扼該海上航線要沖，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日本看來，加強同印度的海上合作對保障其海上航線安全具有重要意義。1999年11月，日本一艘貨輪在馬六甲海峽遭海盜劫持，后在印度海軍協助下獲救。自此，日本更加重視這一海上航線的安全。自第二年起，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備隊便開始了每年一度的海上“打擊海盜與海上恐怖活動”聯合演習。近年來，日本（包括印度）又對中國協助巴基斯坦修建瓜德爾港心存疑慮，担心中國會增加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威脅其海上航線安全。因此，在小泉訪印時發表的八項合作框架協議中，除表示繼續加強日本海上保安廳與印度海岸警備隊的“有效合作”外，還特別強調，兩國首腦“指示日本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進一步加強包括交換意見、友好訪問及其他相關活動在內的相互合作關系”。
　　第四，把印度視為“尚未開拓的市場”。如前所述，由于種種原因，迄今日印貿易與日本對印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水平。出于加強日印關系的戰略需要，同時，由于數年來印度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日本企業進入印度提供了機遇，日本開始重視發展日印經貿關系。小泉訪印時，把“構建綜合性經濟關系”作為日印首腦會談的重要議題之一，并就此達成共識。印度擁有11億人口，面積是日本的9倍。自1991年實行經濟自由化以來，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并曾一度達到8％以上；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產階級人口達到2億。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印度總理辛格提出五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的龐大計劃。在日本看來，上述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設想，將為日本商品和投資提供巨大的市場。目前，日本企業已開始把目光轉向印度。2006年1月日本在印度投資的公司共328家，比2003年8月的231家，增加近100家。(15) 據日本有關機構調查，日本企業對印度的投資意向，中期繼中國、泰國之后，居第三位，長期在中國之后，居第二位。(1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本向印度提供巨額日元貸款， 其目的一方面是作為外交手段，企圖用來加強日印“全球伙伴關系”，另一方面則是打算通過日元貸款帶動對印投資與貿易。目前，日印經濟合作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印度基礎設施落后，投資環境不佳。印度有人估計：“如果印度設法創造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完善的基礎設施、大幅度的稅額優惠和靈活的勞工規章……日本公司就會蜂擁而至，在印度建立基地。”(17)
　　三　發展日印關系的有利條件與制約因素
　　從當前亞太戰略格局、雙方戰略意圖以及兩國國內實際情況看，日本促進日印雙邊關系的發展，既有有利條件，也存在諸多制約因素。
　　在有利條件方面，從政治與戰略層面來看，加強相互關系符合雙方各自的國家利益。首先，在中國快速發展問題上，兩國有著類似看法與疑慮。有關日本對中國的看法與對策，前面已經談及，這里不再重復。眾所周知，自1962年爆發邊界軍事沖突以來，由于長期存在領土爭端和歷史恩怨，印度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時更公開聲稱中國是對印度的“頭號潛在威脅”。近幾年來，尤其是2005年溫家寶總理訪印以來，兩國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發展中印友好關系已成為印度對華政策的主流。然而，不可否認，在印度政府內部，尤其是軍界，對中國仍懷有很大戒心。因此，在推行對華政策上，日印兩國有某種“共同的戰略意識”。其次，如2005年組建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四國集團”所表現的那樣，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依然是兩國共同的目標。在這個問題上，預料今后兩國仍會繼續相互支持與合作。此外，像近年來日本政要經常在口頭上強調的那樣，兩國有共同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同時，兩國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爭端，兩國民眾之間互抱好感，日本把印度視為“親日國家”，印度則稱“印度沒有反日情緒”（印度總理辛格語）。以上各點均會構成兩國建立和加強“全球伙伴關系”的政治基礎。
　　從經濟層面看，兩國經濟互補性很強。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有豐富的資金、很高的技術水平與產品開發能力，印度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擁有近11億人的巨大市場、高質量的大量勞動人口以及2億人的中產階級，加強相互經濟合作，具有很大潛力。近年來，印度十分渴望引進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以促進本國經濟快速發展。2005年11月，印度總理辛格在會見日本媒體時明確表示：“強烈希望日本對印度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18) 因此，近年來日本加大向印度提供日元貸款的力度，同時作出加強相互經濟合作的具體承諾，既可推動日本擴大對印度的貿易和投資，又能滿足印度的要求，帶來加強和鞏固日印關系的政治效果。
　　從美日印三角關系看，發展和加強日印關系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將會得到美國的支持。如前所述，為了牽制和防范中國，美國確定的新外交政策目標是“幫助印度在21世紀成為世界強國”，并為此決定向印度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和裝備。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強盛不僅表現在擁有強大的軍隊，更主要的還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本決定增加對印度提供的日元貸款，進一步加強日印經濟合作，不僅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還含有在經濟層面上協助美國將印度培養成“世界強國”的意味。因此與美國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或者說兩國的戰略目標殊途同歸。
　　就影響雙邊關系發展的制約因素而言，首先要指出的是，日印兩國發展雙邊關系的出發點和目的不盡相同。如前所述，日本（包括美國）拉拢印度的主要出發點和目的是企圖與印度聯手牽制和防范中國，以防中國的快速發展對其自身及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構成威脅。而印度發展與加強同日本以及美國的關系，固然其中包含有“中國因素”，然而其主要出發點和目的，一方面是企圖通過加強同日本以及美國的關系提高其國際地位和發言權，另一方面則是爭取日本以及美國的資金、技術，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眾所周知，印度是一個自主性很強、大國意識濃重的國家，目前奉行同俄、美、中、日、歐盟等加強友好關系的全方位外交方針，同時對美日拉拢的戰略企圖又抱有較高警惕。2005年6月，印度國防部長普拉納布·慕克吉訪美，在簽署印美《國防合作框架協議》后發表的一篇講演中特別強調，印度將堅持其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反對任何關于“單極”世界的主張。(19) 同期，新德里防務研究所所長烏代·巴斯卡拉針對美印簽署上述“框架協議”也說：“我認為，印度的DNA不允許它變成一個日本或英國，而接受從屬于美國的地位……印度的戰略文化不允許這樣。”(20) 2006年3月，印度評論家蘇蒂亞拉揚針對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發表的前述“討好印度”的言論指出：“該論壇的成員不僅僅是‘長期以來的民主國家’，而且是‘經濟發達國家’，此外，日本和澳大利亞還是美國的軍事盟國。……因此，新德里應當小心行事，避開核不擴散問題上的陷阱，因為這可能使其與北京改善關系復雜化”。(21) 筆者認為，由于雙方改善關系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預料日美拉拢印度、牽制中國的戰略企圖難以如愿。
　　其次，中印友好關系的發展將會“抑制日印安全合作”。前面提到，近幾年來，尤其是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印以來，兩國關系有了很大改善。目前， 兩國高層來往日趨頻繁，經濟合作發展迅速，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步伐加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兩國經貿合作的迅猛發展，將為相互加強政治關系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2000年到2004年，兩國貿易額以年均46％的速度增長。其中，2003年為76億美元，比上年（49.5億美元）增長53.5％，2004年為13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9.1％。在前幾年連續增長的基礎上，2005年達到187億美元，比2004年又增長37％。2006年前七個月為137億美元，有望在2006年提前實現溫家寶訪印時確立的貿易目標（到2008年達到200億美元）。面對中印關系“多方面”的發展，尤其是貿易額的迅速增長，印度一位已退休的內閣秘書指出，出于對中印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的担心，有可能“抑制”印度同日本“加強安全合作的任何努力”。(22)
　　第三，日印經貿合作短期難以達到雙方預期的水平。如前所述，目前，日印加強經濟合作的主要障礙是，印度基礎設施落后，投資環境不佳。目前，印度機場、道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陳舊，電力短缺，通信困難等，使外國投資者大多望而卻步。近年來，盡管印度提出未來五年投資1500億美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目標，但從其內外投資環境來看，很難如期實現。如果印度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不根本改善，就難以吸引日本企業進行大規模直接投資。前面提到的日本有關機構對日本企業投資意向的調查表明，無論中期或長期，日本企業對印度雖然抱有投資意向，但仍將其排在中國以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之后。經驗證明，如果直接投資滯后，就很難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大幅增長。從今后發展趨勢看，日印經貿關系要達到中日經貿關系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以上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來看，未來日印關系會有較大發展，但卻是有限度的。美國原太平洋美軍總部屬下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薩圖·利馬耶在評論美國加強與印度的戰略關系時稱：“在可能的遏制中國策略中，我們不能指望印度會支持美國”，“印度和中國的關系，雖然沒有好到要建立一個‘中印軸心’的地步，但是也沒有壞到它想要和美國建立正式的聯盟”。“印度將繼續兩面下注，以求從美國和中國兩方面繼續得到好處”。(23) 筆者認為，上述看法可以套用在中日印三邊關系上。
　　注釋：
　　① 堀本武功「ィンドに急接近するァメリカ」、『Voice』2006年3月號。
　　② 『朝日新聞』2006年8月18日。
　　③ 『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7月19日、2006年4月4日。
　　④ 『産經新聞』2000年8月26日。
　　⑤ 日印聯合研究會：《日印共同研究報告》，2006年6月，參見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 html。
　　⑥ 『新國策』特別資料、2005年6月1日。
　　⑦ 日印聯合研究會：《日印共同研究報告》，2006年6月，參見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 html。
　　⑧ 『朝日新聞』2000年8月25日。
　　⑨ 『新國策』2005年6月1日。
　　⑩ 『産經新聞』2005年6月2日。
　　(11) 多田則明對岡本幸治教授的訪談錄《亞洲海洋聯合的展望》，《世界報道》2004年9月10日。
　　(12) 《印度教徒報》2006年3月24日。
　　(13) 參見英國《衛報》2005年4月8日。
　　(14) 2001年11月9日印度《今日新聞報》披露，布什政府曾向印提出與印建立軍事同盟的建議。2003年4月3日英國《簡氏外事報道》周刊稱，獲得一份機密分析報告，美國和印度正在結成旨在遏制中國的長期防御和安全聯盟。同年5月29 日合眾社報道，五角大樓和印度政府的高級顧問舉行秘密會談，討論了為亞太地區民主國家建立一個新安全體系的可能性。同期，澳大利亞和日本高官也提出過類似建議。
　　(15) 『ジェトロセンサ一』2006年4月號。
　　(16) 日印聯合研究會：《日印共同研究報告》，2006年6月，參見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 html。
　　(17) 阿魯尼·慕克吉：《印度召喚日出之國》，香港亞洲時報在線網站，2005年4月27日。
　　(18) 『日本經濟新聞』2005年11月24日。
　　(19) 參見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5年6月30日。
　　(20) 同上。
　　(21) 《印度教徒報》2006年3月24日。
　　(22) 參見《香港亞洲時報》2005年6月15日。
　　(23) 《華盛頓觀察》周刊2005年11月23日。
日本學刊京69～80D7國際政治趙階琦20072007
日印關系/“美日澳印”戰略對話/海上安全合作/經貿合作
以2005年小泉訪印為轉機，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實際步驟，加強與印度的政治、經濟與安全關系。其目的是：戰略上企圖利用加強日印關系牽制和抗衡中國；外交上配合美國推動建立“美日澳印”四國對話機制；軍事上加強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線安全；經濟上將印度視為“尚未開拓的市場”，為日本企業進軍印度開辟道路。日本促進兩國關系發展，既有有利條件，也存在諸多制約因素。預料未來兩國關系會有較大發展，但卻是有限度的。
作者：日本學刊京69～80D7國際政治趙階琦20072007
日印關系/“美日澳印”戰略對話/海上安全合作/經貿合作

網載 2013-09-10 2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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