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留在陜西的一本賬
本文原載《說古道今》
近年來，史學界和文學界都興起了一股“晚清熱”。一百多年前的許多“明星”重又閃耀在天際，吸引了眾多的注意。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說他：“廉不言貧……曾國藩見其所居陋小，為別制二幕貽之。其廉儉若此。”他位極人臣，權傾一時，手握重兵，“西征”時籌措的軍費約達一億兩銀子左右。比當時全國全年地丁、雜賦、厘金、關稅等十四項財稅總收入還多五分之一，但卻自奉甚儉。行軍時不住官衙住軍帳，與部隊同甘苦。當貪污奢侈之風遭到普遍痛恨的時候，左宗棠一時成為一些人傾慕的理想人物。
但是，作為一個陜西人，作者對這位聲譽顯赫的左文襄公，卻另有一段深刻的不能抹去的記憶。這就是他的“平定關隴”。
按照左宗棠自己的總結，這是一場超越漢唐的奇功：
“通計：陜回七八十萬，存者除白彥虎股尚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過六萬余眾而己；甘回……是法所必誅、時不可緩者也……亦已悉數芟夷，而后安西、肅州、甘涼一帶二千余里，并無回族聚處，實漢唐未有之奇。”（左宗棠：《覆陳擬辦事宜并辦理營務城防各員請獎折》，見《左文襄公全集》卷四四）
換言之，當時陜西境內七八十萬回民群眾，包括老弱婦孺在內，十分之九左右都成了左宗棠的刀下之鬼。甘肅方面的情況則較陜西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殺得兩千多里的地段內不見回民的人煙。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左宗棠自己所作的這個總結，并沒虛冒戰功、浮夸不實之詞：
“因最終平定新疆而建立了不世之功的著名政治家左宗棠將軍，與曾國藩一樣，確信對叛賊只有斬盡殺絕。在西北大動亂前夕，陜西回民估計有七十萬至八十萬。經過十多年的戰爭后，據報告只有二十萬至三十萬回民幸存；五十萬至六十萬逃往甘肅，但其中大多部分最終也難免一死。
盡管由于近代甘肅的方志較少，難于對人口的減少作大致的估計，但一種以大量文件和奏折為基礎的左宗棠傳記將（“平定關隴”中）甘肅的死亡記錄定為數百萬。”（何炳棣：《1368年～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
據此說來，當時死在左宗棠刀下的陜甘兩省回民的人數至少在數百萬人。
對于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于人的生命的珍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和標尺之一。中國的先哲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斷然認定：“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他把“殺一不辜”視為連“得天下”也不能予以抵銷的最大罪行；由此，他對使用戰爭暴力進行大規模殺戮更深惡痛絕，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左宗棠是孔孟之徒。這些話他當然是熟讀能詳。他在不得志時也曾悲天憫人地賦詩：“誰將儒術策治安？”但一旦身為陜甘總督，就不眨眼地一口氣殺掉了這兩個省的數百數十萬他心目中的“叛賊”，其中當然絕不至是“殺一不辜”！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什么樣的行為，什么樣的人格標準？希望將來有人把這本賬算清以后，再給左宗棠這樣一位歷史人物一個真正的全面公正的評價。如果論者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則希望不要忘記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一再強調的理想：“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不要一味地跪倒膜拜在殺了如此眾多的人命的劊子手面前。
為了研究左宗棠當時的心態，這里順便介紹一下左宗棠在其家書中寫下的一段話：
“陜回就撫而仍包藏禍心，其頭目皆市儈賤種，其黨伙皆悍鷙兇人……吾知其不可抗則決計剿之……故吾于諸回求撫之稟直揭其詐而明告以用兵之不容己，并未略涉含胡”(左宗棠：《自乾州大營與子孝威書·左文襄公家書》）
這是一個簡單明了的說明。左宗棠向自己的兒子解釋了為什么不接受戰敗者的投降而一定要斬盡殺絕、“悉數芟夷”的理由，它可以看作是大規模屠殺陜甘起義回民的一種內心獨白，也可以算是一種未公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的思想理論。就這一點而言，這位左文襄公似乎堪稱70年后德國希特勒的一位異國先驅，雖然希特勒也許并沒有聽說過左宗棠的名字以及他的超越漢唐的“奇功”。
（作者：西安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李國光 2011-04-11 19: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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