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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820(2003)01-0097-03
　　在當代中國，隨著生活方方面面的變遷，藝術生活化與生活藝術化也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實。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學者對審美文化的研究，[1](PP.131-132)便是此種社會發展趨向的自覺反應。進入21世紀，國內文藝學界也開始了自覺的學科性反思。然而，出現了一些令人担憂的因素——譬如，文藝學越界的主張。換言之，有些學科性反思思路，表面看來很具拓展意義，實質上卻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筆者將針對陶東風教授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以下凡出自該文的引文不再注明[2](PP.3-9)進行學術性的批評，以求教于方家時賢。
　　　　一、審美的泛化與文藝學越界
　　“大眾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相應的審美活動的日常生活化（或曰審美的泛化）”，是陶東風教授主張文藝學研究對象必須擴界的一個重要理由。雖然我們也認為當代的文藝已不同于傳統，但是，不論哪種文藝，只要它還配得上這樣的名稱，它與美就不是同一種東西。進而言之，“審美的泛化”自然會也應該成為審美科學關注的對象，但卻不能使文藝學將其納為研究對象變得合理。誠然，文藝學對于“審美的泛化”不能熟視無睹，可重視它并不意味著文藝學研究范圍可以隨意地擴大——像陶東風教授列舉的“上海酒吧”、“成功人士”等，就明顯不屬于文藝學所該專門討論的對象。假如承認文藝學與美學在對象上還有差別的話，那么，這樣的結論就應該是文藝學研究者的一種共識。
　　由于模糊了美、文學、藝術與審美活動、文學藝術活動等一系列概念，所以，陶東風教授才會這樣寫道：“不管我們是否承認，在今天，審美活動已經超出所謂純藝術／文學的范圍，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此處的不妥至少有下列兩點。第一，今天的審美活動已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這一事實是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變遷的結果[1](PP.156-179)，而非審美活動超出了“純藝術／文學的范圍”所使然。第二，審美活動從來就不僅僅局限于文學藝術活動——更別說“藝術／文學”的純與不純。眾所周知，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對于自然、社會與“不純的藝術”的審美；至于審美科學，創始人鮑姆嘉通也將其確定為感性認識的科學，而不是文藝學。
　　當然，文藝學的對象范圍并非不可改變，可是，它不能決定于審美活動范圍的大小，而應該根據文藝現象本身的變化來確立。實際上，文藝學研究的對象范圍一直都在變。就狹義的文藝學而言，從詩歌、戲劇文學到小說，再到影視文學和網絡文學，可見其研究范圍的不斷變化。就廣義的文藝學而言，從傳統的七大藝術門類到近現代的攝影和電影，再到現當代的電視、裝飾藝術和網絡藝術，也同樣可見其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文藝學研究范圍是否可變，而在于文藝學的擴界不能太隨意，否則就會越界，而越界的結果就是取消學科的規定性。
　　德國后現代哲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寫道：“在我想象中，美學應該是這樣一種研究領域，它綜合了與‘感知’相關的所有問題……接下來可能就令人驚訝了：我想象，美學學科中有關‘感知’的部分，是該學科中的活躍分支。”[3](PP.136-137)對涵蓋面更廣的美學，只作如此審慎的“跨學科設計”也會“令人驚訝”，更何況是陶東風教授的文藝學越界主張？必須看到，人的現象與社會現象，是人文社會科學作為一個整體所要著力探究的對象，而任何一門學科，既沒必要也無法面面俱到，它只能深入地研究某個特定的領域。當然，學科研究范圍可以具有豐富性，但“豐富性”并不等于“全面性”，“全面性”的研究任務應該交給人文社會科學乃至整個的科學來完成。倘若文藝學一定要越位，把酒吧、吸毒、愛滋病和種族歧視等這樣一些屬于別的學科所要著力探究的對象當作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則不但會取消學科的規定性，而且還是在舍本求末。
　　應該指出的是，文藝學并非完全不能探討諸如酒吧之類的社會現象，但如果它不是與所要研究的文藝現象密切相關的話，那么，它就不應該為文藝學所多言。在這里，有一點是需要予以特別強調的：能否成為學科的研究對象與學科能否討論它有著很大的差異——前者是學科所要探討的焦點，是學科必須系統把握的核心問題，是學科應該完成的中心任務，是學科的質的規定性之所在，而后者完全可以不是這樣。譬如，經濟學并非完全不涉及不討論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政治問題、法律問題，但如果它不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系統把握的核心問題）的話，那它就不該被命名為“經濟學”。無論哪門學科，只要是不自量力地想涵蓋所有的學科領域，就必然走到含混不清的境地，就必然成為模棱兩可的犧牲品——文藝學不會是個例外。
　　　　二、文藝本質的探尋與文藝學越界
　　陶東風教授認為，“我們的文藝學”之所以令人不滿，之所以“在解釋90年代新的文化與文藝狀態時依然顯得十分無力”，不但是由于研究范圍的沒有擴大，而且還由于“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導致了“中國文藝學”“不能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反思知識的歷史性與地方性”。在陶東風教授看來，正是“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限制了文藝學的擴界，從而“導致文藝學知識創新能力的衰竭”。難道情況真的如陶東風教授所言？非也！
　　首先，陶東風教授用以論證其觀點的三個例子是缺乏說服力的。譬如，許許多多的文藝學著作不僅不像陶東風教授所講的那樣“設定了僵化固定的創作‘階段’”，而且還非常明確地說了諸如此類辯證的話：各個創作階段“不能和整體分割開來，它們緊密相連，互相滲透”。[4](P.194)盡管文藝創作過程確實是復雜得難以言清，但是，誰也無法在價值層面上否定文藝理論對其所作的基本“劃段”。陶東風教授批評“機械創作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根本無法解釋日新月異的創作活動，尤其不能解釋今天的網絡文學創作。在網絡文學創作中，構思、寫作乃至批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如此說法，錯漏顯而易見。其一，“幾乎同步”并不等于“完全同步”，也就是說，其過程還是有先有后的。其二，文學創作中最具代表意義的“同步性”，并非是“今天的網絡文學”，而是人類早期就已存在了的口頭文學。故此，如果非要斷言目前的文藝創作論“根本無法解釋”什么，那么，首先應該是最古老的文學，而不是“日新月異的創作活動”。雖然強調“知識的歷史性與地方性”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理論上掌握“知識的普遍性”卻是科學的主要任務。固然，個別事實并非總是無關緊要，但正如物理學家羅杰·G·牛頓所言：“一般說來，個別事實通常對科學沒有什么益處。”[5](P.86)綜上可見，陶東風教授以“知識的歷史性與地方性”為武器來批評“知識的普遍性”，指責文藝理論界對文藝創作過程的“劃段”，是不科學的。其次，陶東風教授認為文藝的本質并非永恒不變。應當說，這一看法非常正確。由于事物的本質須經人類的揭示和抽象才能獲得，所以，只要人類對于事物的探究沒有停止，關于事物本質的結論就完全可能發生變化。然而，這并不等于事物沒有“質”、類的事物沒有“共同的質”，也不等于人類可以放棄對事物本質的探尋和揭示。遺憂的是，陶東風教授雖然否定了時下“本質主義思維方式”所產生的關于“文藝本質”的結論，而今日的“文藝的本質”變成了什么卻未能提供一個他自己認為正確的答案。如此這般，是否是在告訴人們：今日的“文藝的本質”是“無本質”？
　　最后，陶東風教授雖然在言論上極力反對“本質主義”，可在行動上卻又與之相反。譬如，他在粗略梳理幾十年中國文藝學教材的缺陷時，[6](PP.34-427)便采用了他自己所批評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就像日本文學批評家桑原武夫所說的：“人類一旦面對混沌不分的外界，就會為尋找應對的辦法而苦惱。所以，有必要使外界在某種程度上條理化。于是，各種各樣的事物便被置于原因——結果、本質——現象、現實——象征、實現——預兆等等諸種關系的網絡之中。”[7](PP.96-97)本來,對文藝現象的本質進行揭示并沒有什么不妥，不妥的是揭示得還不夠深刻或不夠準確。換言之，我們可以宣稱并批判某些本質揭示是膚淺的、錯謬的，卻不可以對“揭示本質”行為本身加以指責。倘若不是如此，則所有的科學研究活動都將徒勞無功，所有的學者努力都一樣滑稽可笑。
　　依筆者的看法，我們的文藝學之所以在回應文藝現實時不夠有力，原因非常復雜。就文藝學研究主體的缺陷而言，有些是作為一般的學者共有的[8]，有些則為特殊的學者身份所造成。理想的文藝學研究主體，應該是理性與感性高度發達、高度平衡的人。不難看到，部分文藝學學者由于對五花八門的文藝現象沒有充分的感性認識，缺乏深入體驗和深入了解的激情，所以無法從中抽象出較具學理性的概念來。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某些新的文藝現象才常常不是隔岸觀火，就是狂轟濫炸，由此也招來了文藝實踐者們諸多的不滿。相反，部分文藝學學者由于過分融入當下的文藝現實而喪失了作為一個學者面對現實時所應具有的審視精神。加上知識儲備的不足和追求名利的浮躁心態等原因，結果，也未能從中抽象出令人信服的理論來。
　　　　三、文藝學學者的越界與文藝學越界
　　盡管我們認為必須審慎地對待文藝學的擴界問題，更反對不顧文藝學的學科規定而越界，但我們并不反對文藝學學者研究上的越界。陶東風教授的意見非常正確：“應該拋棄學者、大學教授以研究廣告或時尚為恥的傳統觀念。”不過，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文藝學學者的越界研究，如廣告研究，并非就是文藝學研究。一方面，文藝學研究既可以由文藝學學者來進行，也可以有甚或需要非文藝學學者的參與；另一方面，以文藝學學者的身份進行研究，既可以是文藝學問題，也可以是非文藝學問題。進而言之，是否屬于文藝學研究，關鍵看對象是否屬于文藝現象，而不能以研究者的身份作為判斷的依據。倘若把文藝學學者對非文藝現象的研究當作是文藝學研究，則不但使學科研究變得混亂，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
　　正如卓有成效的科學家W·I·B·貝費里奇所言：“任何一個人，他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在某個研究階段上要想超出一定的范圍，實際上是不可能的。”[9](PP.132)就連專業研究的“超段”都不可能，何況“超專業范圍”的研究？所謂“學有專攻”，假如一個文藝學學者樂意在自己熟悉的領地里耕耘，那么，他拿出來的成果相對更有價值。雖然專家在專業范圍內也會失手，可是，專業范圍內的勞作，失誤必定相對較少。基爾斯藤·馬金說道：“文化研究只會讓某些對文學一無所知的人獲得英文博士學位，就像讓某些不懂營銷的人大寫廣告詞……這樣保證了教授們享有源源不斷的出版物，對保留終身職位、加薪、找工作大有益處。”[10](PP.5)這話或許偏激了些，可就其認識判斷而言，還是相當正確的。
　　顯而易見，無論哪個學科的研究，都需要多個學科眾多專家的參與。基于此，對那些有志于超越個人專業范圍的研究，我們不僅不宜潑過多的冷水，而且有時候還必須予以鼓勵。不過，文藝學學者在越界研究時，知識儲備應該充足一些——這對于已有一定聲譽的學者來說，尤為重要。
　　收稿日期：2002-03-08
新疆大學學報：社科版烏魯木齊97～99J1文藝理論鄭惠生20032003文藝學越界的主張，表面看來很具拓展意義，實質上卻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審美的泛化”自然會也應該成為審美科學關注的對象，但卻不能使文藝學將其納為研究對象變得合理。倘若文藝學一定要越位，則不但會取消學科的規定性，而且還是在舍本求末。文藝學學者的越界研究——如廣告研究，并非就是文藝學研究。文藝學/越界問題/商榷　　Literature Science/Beyond Bounds/Problems/Confer責任編輯注：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一文請見本專題2002年6期。On Science of Literature Beyond Bounds——Confer with Professor TaoDong-feng　　ZHENG Hui-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tou Teachers'College,Shantou 515041,Guangdong)The idea of literature science beyond bounds appears aggressive but does not help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bject."Aesthetic Generalization"will naturally become a concern of aesthetic science but fails to make the object of research in literature science become more rational.If literature science is bound to go beyond bounds,it does not only cancel prescription of subjects but lose the substance for the shadow.The research beyond bounds made by the scholars of lierature science——Ads research,is really not research in literature science.鄭惠生(1963-)，男，廣東澄海人，汕頭教育學院副教授，從事美學和文藝學研究。汕頭教育學院　中文系，廣東　汕頭　515041 作者：新疆大學學報：社科版烏魯木齊97～99J1文藝理論鄭惠生20032003文藝學越界的主張，表面看來很具拓展意義，實質上卻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審美的泛化”自然會也應該成為審美科學關注的對象，但卻不能使文藝學將其納為研究對象變得合理。倘若文藝學一定要越位，則不但會取消學科的規定性，而且還是在舍本求末。文藝學學者的越界研究——如廣告研究，并非就是文藝學研究。文藝學/越界問題/商榷　　Literature Science/Beyond Bounds/Problems/Confer責任編輯注：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一文請見本專題2002年6期。

網載 2013-09-10 2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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