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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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一個從湘西古老的山水間向我們走來,進而又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以獨特的方式感受著生活,藝術化地再現了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世界。在沈從文的著作中,盡管我們很少直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這樣的字眼,然而,我們又不能否認這樣大量的事實:沈從文用自己的方式對人的許多精神生活現象諸如性本能、夢境、性心理和性變態等作了細膩的描摹和深刻的解析,用自己的藝術表現顯示了他那突出的精神分析能力,傳達出20世紀中國文學與包括精神分析學說在內的20世紀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訊息。事實表明,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學說之間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契合”關系,因而研究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的關系,是解讀沈從文的一項重要課題。
      描摹性本能:展現生命的歡歌
  沈從文有自己的生命觀。他的生命觀根植于寧靜、幽深的湘西山水,根植于生生不息、蘊含著靈性的自然界。說起來,沈從文對于生命的認識與郭沫若還有某些相似之處,這就是:仰慕自然,崇尚本能,頗有“泛神”的意味。面對湘西山水,面對巧奪天工、天籟自鳴的大自然,沈從文的感覺是“失去了‘我’后卻認識了‘神’”。沈從文鐘情自然,從自然界的植物生長和動物生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歡樂。他曾這樣充滿激情地寫到:置身在湘西山野樹林中,“一拍手,就常常可見圓頭長尾的松鼠,在樹枝間驚竄跳躍。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當成一個球,在空中拋來拋去,儼然在這種拋擲中,能夠得到一種快樂,一種從行為中證實生命存在的快樂。”(注:沈從文:《昆明冬景》,《沈從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自然界所奏出的如此歡快的生命樂章,使作者產生了這樣的“神悟”:“生命之最高意義,即此種‘神在生命中’的認識。”(注:沈從文:《美與愛》,《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在這里,作者所強調的生命中的“神”實際上指的就是自然界的本性:隨心所欲,順其自然,巧奪天工,造化萬物。
  人依賴自然環境而生存。人有自然的特點和靈性。從某種意義上講,自然生命的本性也就是人類生命的本性。他篤信自然生命與人類生命在本性上相通,認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大家族中的一類成員。因此,沈從文說:“流星閃電于天空剎那而逝,從此燭示一種無可形容的美麗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皺眉,無不同樣可以顯出那種圣境。”(注:沈從文:《美與愛》,《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在沈從文的眼中,湘西的人與湘西的山水自然就是這樣靈性相通、九九歸一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在解析人的特性時指出,本我層面上的人與生物界有相通的特性,此時人遵奉的是快樂原則。沈從文筆下的許多湘西主人公正是如此。作者運用自己的生命觀看取生活,從自然化形態的角度去審視許多湘西人的生活群落,熱情地描摹人的本性,尤其是性的本能,展現了一幅幅生命歡歌的樂圖。
  《雨后》可說是一篇展示人的自然化形態特征的杰作。在這篇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在雨后的山深之處,四狗與他的女伴歡樂聚會的情景。在這里,作者描繪的自然界是博大、深沉而富有靈性的,作者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們受到自然靈性的啟迪,敢打敢鬧,敢愛敢恨,舒張自如,皈依自然。要不在四狗的眼中,為什么會“聽一切大小蟲子的鳴叫,聽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處飛,聽樹葉上的雨點向地下跳躍,聽在傍近身邊一個人的心怦怦跳,全是詩”呢?實際上,此時此刻,四狗的心境與大自然的靈性已經和諧地融為一體了。在這里,自然的本能就是人的本能,自然界的生命形式就是人類的生命形式,人與自然實現了最大程度的溝通與交流,甚至消融在自然界的山水之中,人及其生活形態已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了。
  自然與人性是沈從文小說中反復歌詠的一個主題。由于作者對自然靈性的理解出神入化,因而在表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也就游刃有余,顯得十分輕松自如。自然界生生不息,人的生命的歡歌也就縷縷不盡;自然界的形態繁花似錦,人的歡歌形式也就多姿多彩。《夫婦》中的那一對青年夫婦,“因為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丈,走過這里,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得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于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膩,于是記起一些年青人可做的事。”《月下小景》中男女主人公也是這樣:時節從春到秋,兩人的情感也瓜熟蒂落。《阿黑小史》中的阿黑與五明也是這種自然本能與生命歡歌的出色的表演者……在沈從文那里,上述情形都是人生形式的一種理想化形態,生命的歡歌放射出和諧的旋律、悅耳的聲音。
  然而,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人類的這種生命歡歌有時也是憂傷的、凄苦的,甚至是悲劇性的。對此,沈從文曾說過:“個人理想雖純潔崇高,然而附于肉體的動物基本欲望,還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帶水。”(注:沈從文:《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柏子》中的柏子就是這樣一個被生活“弄得拖泥帶水”的人物。也許我們還不能說柏子與那吊腳樓的婦人之間沒有一點兒情的糾葛、愛的纏綿,他每每選擇這位婦人而不到別處去隨心所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指出,柏子為了滿足自己的基本欲望,為了尋求生命的歡樂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慘重的。半月或一月的勞苦積蓄,只在這一晚就開銷了,然后再去沒命的勞作,以等待下一次歡娛的到來。這就是柏子的人生。這種人生表面上也是一種歡歌的形式,但卻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住其中痛苦的、悲劇的實質。因為按照現有的這種生活形式循環下去,柏子將永遠失去自立門戶、自成家業而過上和諧的家庭生活的機會和權利。這不能不說是人生的一種最大的不幸。
      再現夢境:揭示潛意識的特質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對夢的研究和闡述是很有個性和深度的。弗洛伊德指出,無意識的沖動乃是夢的真正創造者,它提供了夢的形成所需要的心理能量;被壓抑的本能欲望改頭換面地在夢中得到滿足;夢的工作就是通過凝聚、移植、具象化、潤飾等象征手法對潛意識本能欲望進行改裝,從而達到調節人的生理機制、平衡人的生理機能和情緒、欲望之目的。
  沈從文對夢的現象本身以及夢境的文學表現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甚至認為,小說中所要描寫的主要是兩種現象,一是社會現象,二是夢的現象。他曾這樣說過:“個人只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即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系;二是夢的現象,即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注:沈從文:《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沈從文的小說觀念中,他認為小說只有第一部分不大夠,因為那樣小說很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而單是第二部分也不行,那樣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需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方可望成為一個小說。”
  沈從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例如,他寫《八駿圖》,就試圖通過“組織一個夢境”,“來表現‘人’在各種限制下所見出的性心理錯綜情感。”(注:沈從文:《水云》,《沈從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該作圍繞著男女性愛問題,活脫脫地畫出了幾位不同性格的病態的教授形象。再如,在《燈》中,那位單純、正直的老兵為了撮合“我”與穿藍衣女子的好事,想方設法,頗費了一番腦筋,甚至他還為“我”做了“最夸張的夢”。他“夢到我帶了妻兒、光榮、金錢回轉鄉下去,他卻騎了一匹馬最先進城,對于那些來迎接我的同鄉親戚朋友們,如何詢問他,他又如何飛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里,稟告老太太,讓一個小縣城的人如何驚訝到這一次的榮歸。”這位老兵,可說是舊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典型的“忠仆”形象,他忠實于主人幾近到了愚蠢的地步,善待他人也幾近于忘我的程度。作者刻劃這種愚忠的性格,既依賴于客觀外在的現實描寫,更突出了主觀心理現實的描寫,尤其是夢境描寫。而且,如果追蹤這種愚忠特質的形成過程的話,我們可以找到促成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挖掘出其豐厚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內涵。
  弗洛伊德說過:“只要外界的神經刺激和肉體內部的刺激的強度足夠引起心靈的注意……它們即可構成產生夢的出發點和夢資料的核心,而再由這兩種心靈上的夢刺激所生的意念間找出一種適當的愿望滿足。”(注: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在沈從文的小說中,類似這樣的描寫是經常可以看到的。例如,在《龍朱》中,就有與此十分類似的情形。苗家族長之子龍朱追慕黃牛寨主的女兒,兩人以歌傳情,心心相印。在有情人未成眷屬之時,煩惱中的龍朱在山野間到處尋找心上人,盼望早些見到她,可總是事不如愿。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此時的龍朱不僅有了“外界的神經刺激”,而且還有“肉體內部的刺激”,并且這兩種刺激都達到了一定的強度,已經“足夠引起心靈的注意”了,由此,“夢的出發點”和“夢資料的核心”都已形成。這樣,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東西,將要轉化為夢境,通過潛意識形式來展開表現,得到滿足。果然不假,接下來沈從文的描寫與弗洛伊德的理論遙相呼應起來。是夜,龍朱和衣而睡,那美麗的女子唱著山歌,慢步走來,緩緩入夢。龍朱大喜過望,勇敢地抱起那女子走向山洞……現實中的追求在夢境中獲得實現,白天里的煩惱在夜晚的睡夢中得到消解。這種藝術處理不僅與人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常態相吻合,而且具有人體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基礎,并與弗洛伊德的理論相映成趣。其實,龍朱夢中所顯現的此情此景,正是他這一階段潛意識思維活動中的核心內容非自覺性外化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此,人的潛意識特質通過夢境形式得到了具象化的藝術再現。
      勾畫性心理:還原人的本相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把人的本能看作為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內在動力,每一種本能都是身體需要的心理代表。而且,在人的諸種本能中,弗洛伊德認為性本能處于特別重要的地位,它對于人格的成長、人的心理和行為都具有重大的意義。盡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論對性作出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的性本能的表現往往更多地受到社會意識形態尤其是倫理、法律、道德等的影響乃至束縛,其表現形式往往就呈現出隱性狀態而不那么清晰和明朗,本來屬于外在的行為方式也就悄悄地轉化或演繹為內在的心理形式。也就是說,性心理表現形式實際上已成為釋放或展示人的性本能的一種經常的和必要的形式了。正因如此,文學描寫中若能準確地把握住人的性心理狀態,并加以勾勒和描畫,就能成為刻劃和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還原人的本相的有效的藝術途徑之一。
  應該說,沈從文的小說在勾畫人的性心理,還原人的本相方面表現得是十分突出和精彩的。甚至我們可以說,他在這方面的文學表現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配合”已經到了十分默契的程度了。
  沈從文的《夫婦》是一篇通過描繪人的性心理來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杰作。該作的情節前面已經提及:一對青年夫婦在大白天里做了該避人而又未避人的事情,被山民們發現,由此引起了一陣喧嘩與騷動。作者借助這一特定的情境,從性心理描寫入手,畫出了一個個活生生的靈魂:有的山民不理解這夫婦兩人,“在女人頭上極可笑的插了一把野花”;那個滿臉疙瘩再加上大酒糟鼻子的漢子,“從人叢中擠進來,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里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而眼前此景則“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才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卻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不答應”;最精彩的是那個從城里來到這山間治療神經衰弱癥的璜先生,他以“城里人”的身份調解了此事,在送走這對青年夫婦時,卻出人意料地向那女人索要那把插在她頭上的野花,然后就“坐在石橋邊,嗅著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的很稀奇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輕輕搖動著。”通過這些描寫,作者刻劃了一系列在中國封建文化背景中所生成的那種心術不正、趁機起哄、借機發泄、性格怪異的畸態人生現象。
  沈從文的另一篇小說《八駿圖》可說是典型的性心理分析小說。該作圍繞婚戀這個中心,從性心理角度入手,描寫了八位大學教授的病態人生品格:他們中有的是香艷詩和美女畫的傾心者,有的表面上信奉獨身主義而實際上在下意識中常常躍動著性欲的沖動,有的則是泛愛主義的鼓吹者……而小說中的主人公達士先生也陷入了情感的漩渦而不能自拔。他一方面與未婚妻書信不斷,另一方面又與海邊的那位女先生情意綿綿,在情與欲之間搖擺不定。作者通過性心理的描繪,揭穿了這些表面上很老成、很莊嚴的“千里馬”們的虛偽、庸俗的畸態面目。
  在沈從文的小說中,還有另一類寫性心理較為出色的作品,這就是《貴生》、《丈夫》等等。這些作品以生活中的底層人們為描寫對象,突出表現他們在精神生活失意或遭到殘酷打擊情況下呈現出的性心理狀態,從而達到刻劃人物性格,揭示作品主題的目的。
  在《貴生》中,貴生是個情感生活的失意者。他一心鐘情雜貨鋪老板的女兒金鳳,而商人重利忘義則把女兒許給了五爺。一怒之下,貴生一把火燒掉了橋頭的雜貨鋪。面對此番情景,村民們不解其中之奧秘,實際這正是作者對貴生此時處于極度憤激的性心理狀態所作的一種準確的揭示和表現,橋頭雜貨鋪那沖天而起的熊熊大火正是貴生翻江倒海、難以名狀的性心理世界的外化形態。它在準確揭示人物性格、還原人的人生本相方面發揮了特殊的藝術功效。
  與《貴生》相比較,《丈夫》則顯得更為深刻,給人以強烈的震撼。這里有舊中國湘西地區特有的人文景觀:停泊在河灘上的煙船,女人在前艙接客,丈夫則無奈而痛苦地鉆到后艙去,在那里低低地喘氣。前艙里發出的種種聲響,針一般地扎在丈夫們的中樞神經上,令其毛骨悚然。《丈夫》中所描寫的這位丈夫,一個樸實的鄉下漢子,與那些麻木而混沌的丈夫們相比較,有著自己獨特而鮮明的個性。今晚,在船上,這令人難以忍受的場面使這個鄉下漢子做丈夫的自尊心復活了,他的憤怒幾乎到了極點。在這里,作者通過他的外在行為描寫揭示了他的性心理狀態:他把船上所有的柴草都扔進河里,女人給他錢,他“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去,兩只大而粗的手掌捂著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這種反常的舉動正是他此刻被激活起來的自尊心和性心理世界中其它多種情感因素難以抑制時的必然表現。它以一種非理性的超常形式準確地表現了主人公的理性情感狀態——美與丑、善與惡、愛與憎等都十分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我們可以說,“扔柴草”、“撒票子”、“捂臉大哭”正是這個鄉下漢子性心理的一種外化形態,是他要“活得尊貴”的響亮的信號,也是他自尊心復蘇后所奏出的高亢的音符。
      敘寫性變態:批判性愛的異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認為,人的本能欲望如果得不到滿足,就會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適與痛苦,甚至導致性變態和其它精神障礙現象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來自內部因素(如人的生理因素)和外部因素(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影響,人的本能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時空地去獲得發展和實現。此時,若人體機能中的調節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話,那么,人的性變態和其它精神障礙癥狀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作家描寫了大量的性變態現象,由此對舊中國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中的性愛異化情景作了淋漓的展示和批判。
  在這類作品中,《都市一婦人》、《劫余殘稿》等篇是比較突出的。說起來,《都市一婦人》中的那位將軍遺孀原先也是一位良家民女,只是誤入上流社會尤其是在性愛的濁流中被玩弄、遺棄后,才開始淪落風塵,以至最終產生性變態,并以異化了的性愛方式去“糟塌男子”的。這種性變態的心理表現達到高潮、走向極端化,就是她竟能買通賣藥人弄瞎那位年輕軍官的眼睛,試圖以此來永久延續她與年輕軍官之間的婚姻關系。動機也許還有幾分善良的意味,然而手段卻是極其殘酷的,其最終結局也只能是以更大的人生悲劇而告終。
  在沈從文的筆下,最典型的性變態人物之一可能要算《劫余殘稿》中的那個道貌岸然的老族祖了。老族祖原先要把巧秀媽說給自己的跛腳兒子做媳婦,遭到拒絕后便暗生惱恨;后來他本人又多次借故調戲巧秀媽,不料反被這有性子的小寡婦大罵一頓。此況之下,老族祖“歇斯底里”般的性變態性格便逐步形成了:他既想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機會來占有巧秀媽,同時又想在適當的場合狠狠地整治她。果然,在處置巧秀媽與打虎匠的事件中,老族祖執意要將打虎匠的兩只腳捶斷,將巧秀媽“沉潭”。作者圍繞這一事件,寫出了老族祖的性變態特點:他“并不討厭那個青春康健光鮮鮮的肉體,討厭的倒是,‘肥水不落外人田’,這肉體被外人享受。妒忌在心中燃燒,道德感益發強,迫虐狂益發旺盛。”以至于他在把巧秀媽掀下水時,表面上“貌作雄強,心中實混和了恐怖與矜持”。在這一過程中,這位老族祖看起來是一位勝利者,而實際上恰恰是一位失敗者。因為巧秀媽在生活中獲得了自己真正的幸福,平靜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老族祖雖暫時茍活了下來,但也好景不長。在恐怖感持續不斷地增強的情況下,他的變態心理愈來愈重、愈演愈烈,以至于不能自控。因此,四年后在祠堂里發狂地自殺便成了他生命的最后的結局。這種結局不能不說是“令人驚異”的。從上述情形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老族祖的人生悲劇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那種在封建文化熏染下所鑄就的畸態性格,而這種畸態性格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種典型的性變態。
  沈從文所描寫的性變態有著多種形態。其中主要的有兩種:一種是顯性的性變態,另一種是隱性的性變態。顯性的性變態即是我們上面以《都市一婦人》、《劫余殘稿》等為例所討論的情形;另一種是隱性的性變態。它不像顯性的性變態那樣在表面上大起大落,甚至轟轟烈烈,而是在性變態的表現方面主要地通過人的思維活動、心理變化等內化的形態呈現出來,有時甚至不易為人們所覺察。例如,在《上城里來的人》中,作者寫到一農婦對軍閥士兵強奸婦女行徑的看法。盡管她自己也曾身受其害,然而她卻以平常心態看待這種現象,認為這是常事,不必害怕,甚至在她的表妹被士兵擄去后還很平靜地去勸慰表妹。在她的麻木不仁的表象中,作者刻意寫出了在情感、倫理、是非標準等方面都已嚴重失衡了的一種典型的性變態性格。而這種性變態性格恰恰是以隱性形式出現的,稍不留神,就會從作家乃至讀者的眼皮下溜走。再如,在《夫婦》中,沈從文還突出地描寫了一種“看客”形象,他們大多也有這種隱性的性變態心理特征。當那對在山野歡愛的夫婦被發現后,許多山民興高采烈地來看熱鬧。他們中不少人在人群中擠來擠去,顯得很興奮,甚至有人主張把那對夫婦的衣服剝下,還有人在那婦人的臉上趁機摸了一把,更有許多單身男子因為飽受性饑渴的煎熬而對這對夫婦大白天在山野間歡愛而憤憤不平,心中涌動著一種莫名的騷動……凡此種種,無一不體現著隱性形式性變態的心理特征,它也是一種畸形的人生品格,然而往往又是易于被忽略的。沈從文及時捕捉并把握住這種生活現象,在小說中作了細膩的反映和表現,可見作家對人生品格尤其是那種畸態人生品格的感悟、解析和批判達到了多么深刻的程度!
  當代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約翰·霍夫曼在談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對文學影響時指出:“在對二十世紀寫作的形形色色的影響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響之一……現在,通過考察一大批小說家的作品細節來估價弗洛伊德影響的多種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們的一大問題。”(注:霍夫曼:《弗洛伊德主義與文學思想》,三聯書店1987年版。)霍夫曼認為,20世紀受到弗洛伊德理論影響的作家是相當多的,諸如喬伊斯、勞倫斯、卡夫卡、托馬斯·曼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清晰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形式”和“力量”。同樣,我們認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對本世紀我國的現代和當代文學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這一現象進行系統的梳理、細致的分析和準確的評價是一項既艱巨而又很有意義的工作。這就是我們研討了沈從文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之關系后的一點體會。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2~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成平19991999沈從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對人的許多精神生活現象諸如性本能、夢境、性心理和性變態等作了細膩的描摹和深刻的解析,用自己的藝術表現顯示了他那突出的精神分析能力,傳達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包括精神分析學說在內的20世紀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訊息。事實表明,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學說之間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契合”關系,因而研究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的關系,是解讀沈從文的一項重要課題。沈從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契合周成平,江蘇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42~1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成平19991999沈從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對人的許多精神生活現象諸如性本能、夢境、性心理和性變態等作了細膩的描摹和深刻的解析,用自己的藝術表現顯示了他那突出的精神分析能力,傳達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包括精神分析學說在內的20世紀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訊息。事實表明,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精神分析學說之間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契合”關系,因而研究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的關系,是解讀沈從文的一項重要課題。沈從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契合

網載 2013-09-10 21: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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