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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作為帶有審美特質的歷史現象和具有歷史內涵的審美現象，總是同人的歷史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任何聯系都是雙向的。必須從雙方面來考察文藝同歷史之間的深層聯系。盡管文藝同歷史的發展存在著不平衡規律，但從宏觀上說，文藝的演變和歷史的推進大體上是同步的。這已經成為被歷史老人首肯和定論了的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文藝的產生根源和發展動力、文藝的現實內容和演變機制，歸根結底，都必然受到處于變化狀態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定歷史條件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文藝又反映時代和輻射歷史。從藝術畫面和形象體系中，可以也應當看到一定時代的人的現實生活的情景和風貌，使讀者從中體悟和洞察到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歷史發展趨勢。因此，作品必然脫不凈歷史的胎記。文藝作為歷史的溫馨兒和美的精靈，總會積淀著和表現著歷史意向和歷史精神。優秀的杰出的文藝作品一定會附麗著深邃、厚重和宏闊的歷史感和時代感。
　　　　　　一、關于歷史觀念和歷史精神
　　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作家藝術家，總是能夠通過自己的精彩和深刻的藝術描寫，反映歷史發展的要求，以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始終滋潤和洋溢著奮發的時代精神。誠然，文藝的歷史精神和時代精神，總會因歷史的時代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歷史和時代的上升期與歷史和時代的沒落期的文藝中的歷史精神和時代精神是判然有別的。歷史和時代的上長升期，社會的全面進步給人的全面發展提供重要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機遇，總是伴隨著人的相應的全面的自由發展，把人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境界，推上一個新的歷史臺階；歷史和時代的沒落期，由于社會的畸變和黑暗，往往壓抑和摧殘人的生態和個性，使人處于被作賤被捉弄的悲慘的境況。歷史和人的現實關系是十分復雜的。有時覺醒了的有力量的人推動歷史的轉型和社會的進步；有時變異和沒落了的歷史和社會又轉來壓迫和吞噬人，釀成這樣那樣的人生的歷史悲劇。
　　歷史精神的內涵，可以概括這樣一些重要的方面：叩問和發掘歷史的根源性，正視和肯定歷史的現實性和歷史的規律性，面對現實生活，贗服社會理性，尊重歷史邏輯，盡可能自覺地主動適應歷史發展的要求，努力揭示歷史發展的趨勢，預示、追求和肯定人的歷史發展的光明前景。
　　偉大的作家藝術家總是能一定程度上形象地表現出他們所屬那個時代的歷史風貌和歷史進程，成為他們所屬那個時代的歷史精神的實踐者和宣揚者。特別是處于社會轉型和歷史變動時期的那些具有啟蒙主義、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作家藝術家更是如此。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后，以魯迅和茅盾為代表的文藝家和思想家們，以他們的創作和作品，出色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風暴和歷史面貌；西歐的啟蒙運動和狂飚運動時期，以盧梭和歌德為代表的思想家和文藝家，扮演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先驅和旗手的光榮角色；自覺地充當“法國社會的書記官”的巴爾扎克，盡管是一個政治上的保皇派，由于他看到了自己的階級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于是放棄和打破了他的政治偏見和階級同情，實際上一定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營壘，調轉筆鋒，去辛辣地嘲諷腐朽的貴族男女，而歌頌和贊美代表未來的市民社會的歷史要求的圣瑪麗修道院共和國的英雄們，深刻地揭示了法國革命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取代沒落的封建階級的歷史進程；被列寧稱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的托爾斯泰，批判了帶有原始積累時期某些特征的資產階級的貪樊、狡詐和殘酷，同時無情地冷峻地抨擊了沙俄帝國和農奴制度的黑暗、靡爛和丑惡。他苦苦思索社會的出路和歷史發展的道路，最后變成為勞苦大眾講話的宗法制的農民的思想家。他是從宗法制的農民的立場來審視和訴訟資產階級的掠奪和封建貴族的腐敗的。盡管他的歷史觀是向后看的。固執地守護著令人討厭的保守的和神秘的東方的思想體系——托爾斯泰主義，但他的創作和作品，仍然表現出沙俄帝國從農奴社會向市民社會轉型和歷史巨變，揭示了從沙俄帝國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取代腐朽的地主階級的這個歷史大變動過程中的階級關系的改組、經濟結構的更替、文化思想的重塑和倫理道德觀念的新變。所有這些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的偉大作家藝術家都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表現出一定的社會理性和歷史精神。
　　能表現出一定的社會理性和歷史精神是以起支配作用的與自己相親的和歷史觀念為基礎為指導的。因此，文藝創作、文藝評論、文藝接受和文藝闡釋所表現出來的歷史內容都是根源于特定的歷史觀念。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念，便有什么樣與之相對應的歷史精神。往往能夠看到這樣一種有規律性的現象：當人同上升期的前進過程中的歷史處于相對和諧的狀態時，作家評論家思想家們對他們所屬時代的現實生活持肯定態度；當人同畸型和病變的歷史狀態發生矛盾和沖突時，作家評論家思想家對他們所屬時代的現實生活，總會頑強地執拗地表現出詛咒、逃避、消解和反叛歷史的人文傾向，并誘發和制造出各式各樣的非歷史和反歷史觀念。20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不正常的歷史階段。由于深刻的特殊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原因，造成了歷史對人的摧殘、壓抑和捉弄。這樣的歷史狀態進入作家評論家思想家的意識形態視野，形成了各種非歷史化的廣泛意義上的各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
　　　　　　二、各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和歷史精神
　　（一）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念。艾略特倡導一種反傳統的歷史意識。他認為“傳統是具廣泛得多的意義的東西”，“它含有歷史的意識……歷史的意識又含有一種領悟，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注：《艾略特詩學文集》，第2頁，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他最早表達出用歷史的當代性來沖淡和代替歷史的傳統性的學術策略。一些現代主義的作家和理論家對歷史表現出虛無主義和利用審美手段對非人的歷史進行反叛的意向。喬伊斯說：“人生是一場惡夢”。葛羅茲悲鳴：“我們唾棄萬事萬物，包括我們自己。我們的象征是烏有，是真空，是虛無。”卡夫卡感嘆：被“我們稱作路的東西，不過是彷徨而已”。一些為現代主義創作提供理論根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薩特對所謂的“社會理想”“究竟能不能實現”，感到“一無所知”。馬爾庫塞賦予文學“一種破壞性的潛力”，妄圖通過鼓吹所謂“藝術造反”，對歷史進行“永恒的美學顛覆”。新小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蘭·羅伯—葛利葉呼喊“我們必須制造出一個更真實、更直觀的世界，以代替現有的這種充滿心理的、社會的和功能意義的世界”。他還將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同后現代主義作了比較研究，認定“巴爾扎克的時代是穩定的剛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歡迎的，當時的社會現實是一個整體，因此巴爾扎克表現了它的整個性，但20世紀不同，它是不穩定的，浮動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因此要描寫這樣的現實，不能再用巴爾扎克的方法，而要從各個角度去寫，把現實的飄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現出來”。（注：參見柳鳴九：《于格諾采地上的加爾文》，載《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這種歷史觀念開始把歷史虛無化、 碎片化、模糊化、游移化和不適度的當代化。
　　（二）審美經驗現象學和闡釋學的歷史觀念。杜夫海納認為“我們在歷史中發現的東西，甚至產生于歷史的東西，并非都是歷史的”。（注：《審美經驗現象學》，第10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年版。）他所肯定的歷史不過是時間的歷史或歷史的時間，而“我們指的首先是人的歷史時間，因為作品是一種作為的產物：任何審美對象都是一個‘歷史豐碑’。審美對象又如何處在歷史上呢？它處在歷史上主要不是通過自己的軀體，通過自己的形式和意義，通過人在它身上感知和解讀的東西，通過它講述的有關人的情況和人講述的有關它的情況”。這種歷史觀念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將人的歷史說成是人所解讀和闡釋的歷史。闡釋學并不認同歷史事實的客觀真實性和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歷史的客觀存在的文本形式正是人的理論解釋和話語敘述所使然。闡釋學的歷史觀念通過強調歷史和文本的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實際上把歷史視為一種特殊的文本。一些學者開始用阿爾都塞首創的文本模式和文本理論來解釋歷史，認為“文本的意義取決于閱讀”，歷史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的意義生成，同樣取決于人的閱讀與書寫。文本是歷史知識的產物，對歷史的書寫只不過是分析和解讀這種特殊的文本的“文本生產”。當代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詹姆遜在《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一文中除對“本原歷史主義”、“目的論歷史主義”、“結構主義的歷史主義”、“集體無意識的歷史主義”、“存在主義的歷史主義”、“精神分裂癥式的歷史主義”和以倫理學和心理學為標志的“人文主義的歷史主義”之外，特別對他自己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歷史主義進行了理論闡發。他說：“馬克思主義闡釋學比其它理論闡釋模式更具有語義的優先權。如果我們把‘闡釋’理解為‘重寫的運作’，那么我們可以把所有各種批評方法或批評立場置放在最終優越的闡釋模式之中。文化客體按著這些闡釋模式的隱喻重新寫過。……馬克思主義提出一個主導符碼，……即‘生產模式’本身”。（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第1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這樣，他所力倡的“馬克思主義的語義批評”可以打破和超越所有其它闡釋理論系統的一切隱密的封鎖線。這種把歷史轉換為語義的歷史觀念，只能看作是對馬爾都塞的“文本生產”理論的肯定、確認和自我發揮。
　　（三）后結構主義的歷史觀念。20世紀80年代開始滲透到文藝批評和學術思維領域中的后現代主義或解構主義思潮，不相信存在著一個與人無關的封閉的孤立的文本世界。這種說法標志著一種向解構策略轉型的思維方法的凝定，致力于破除傳統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消解邏格斯中心主義和對人的價值實現和終極關懷，企圖用文學語言的消解和顛覆力量使哲學之“思”遁入語言分析來取代被認知理性和工具理性侵染和泛化了的外部世界，而只把文本當作一種虛幻的修辭構體來閱讀，從而變成削平價值的語言游戲。如果說德里達、佛克馬闡述了后結構主義的一般原理；那么，保爾·德·曼更強調文本的開放性和末定性；布魯姆更注重探尋一種嫁接，夸大和突現解構的顛倒技巧；米勒更推崇對不可窮盡的文本的解析，本質上都只能是誤讀，以消解文本世界的中心性、內在性、整體性和有序性。這種后現代主義思潮同新歷史主義思潮相融通，形成一種帶有后結構主義特征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這種歷史觀念正如美國著名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所描述的那樣：文本理論介入歷史寫作必然發生文本話語和歷史話語的互換問題；歷史應當是被寫下來的供人閱讀的文本話語；歷史文本隱藏著“潛在的深層結構”，具有富于想象性和虛構性的“詩性特質”，可以通過“形式論證”和“意識形態暗示”，進行對歷史文本的自我敘述和自我解釋：史實可以解釋為文本觀念的構造物。這種將創作文本和歷史文本加以易位和倒置的話語轉換論和話語隱喻論，表現出明顯的用語言介入歷史和決定歷史的意向。然而，后現代主義盡管還是一種不確定的概念，但后現代主義總是以標示混亂和破碎為基本特征的。后現代主義者認為“藝術是構成混亂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向獨立的領域，而是用支離破碎的‘現實’和其他全部因素連成一體”。（注：《走向后現代主義》，第2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主客對立、主體消亡、顛倒錯置，構成后現代主義的文本理論的重要特征。發掘和迷信“后現代主義權力話語”的福科，曾稱頌薩特等人是“極為鼓舞人心和氣派宏偉的一代”，他們“一直作為我們的思想規范和生活楷模”，但現在他們發現了“另一種熱情”，即“對概念和我之為系統的那種東西的熱情”，聲稱“我們不是用人，而是用無作者思想，無主體知識，無同一性理論來代替神”。（注：《結構主義》，第12—13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他還充當歷史哲學家的身份，宣布去埋葬沒有規律的和缺乏內在聯系的無意識結構的歷史，使他成為最終被歷史拋棄的哲學歷史學家。富科作為權力話語的思想家，迷信和崇拜泛在的權力機制，探索的追求主體的非理性的改良之路。然而，他的歷史哲學和權力意志的基調是悲觀主義的。他反對抽象的人本主義對人的夸張和神化。尼采說，上帝死了！加繆說，理性的人死了，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來了！而富科卻更加徹底地說，所有的人都已經亡故了！富科的關于權力意志的理論根本無法拯救人類的歷史命運。他往往陷于一方面躲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一方面又妄圖憑借泛在的權力話語的輻射和膨脹，以謀求確立介入歷史的政治手段這樣一種十分虛假和困頓的境地。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日內瓦學派中的一些學者所經歷的從拒斥歷史到回歸歷史的轉向。至50年代始，他們“開始認為時代因素與個人意識有不可忽視的關系。這種向‘精神史’回歸的趨勢，顯示出本世紀以來現象學文學批評的一次根本性的轉變”。（注：參看《文藝現象學》，第21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版。）
　　此外，還存在著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某些后現代主義者的歷史觀念表達了人與自然和歷史相統一的精神意向。物極必反。在“不確定性”和“內在性”的兩極當中，“不確定性主要代表中心論消失和本體論消失之結果；內在性則代表人類心靈適應現實本身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可以通過一種語言來創造自己及其世界”，正是“這種內在性”蘊藏著“走向統一的運動”。（注：《走向后現代主義》，第35—3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四）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語言決定論對歷史事實、歷史真相、歷史本質和歷史過程的歪曲和篡改，比新歷史主義表現得更加突出。
　　對歷史和現在的關系的理論思考是淵遠流長的。黑格爾說“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的自由”。馬克斯·韋伯說“歷史是研究過去的同我們有利害的東西”。克羅齊說“歷史必須滿足一種現在的興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注：《歷史的理論和實際》，第2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新歷史主義的直接的思想來源雖然紛繁駁雜，但主導的理論根據是介入歷史的語言哲學。特別是自德里達提出“先有聲音”的學說之后，打破了西方傳統的語言學觀念，使一些語言學家相信，構成社會和世界的重要因素不是物質、機構和體制，而是交疊的語言敘述和意義結構。新歷史主義者把“非敘述、非再現”的“歷史”轉換成由敘述人講解的“歷史故事”，從而將歷史“文本化”。人們只能通過對作為特殊的歷史文本的敘述和解析，了解被自我化了的過去，以滿足現實的需要。新歷史主義利用后結構主義倡導的“互文性”，把藝術文本和歷史文本視為同類，實現歷史的文本化和歷史文本的中性化，以實現歷史文本的事件和人物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重塑。德里達斷定“文本之外，一無所有”。詹姆遜認為“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或換句話說，只有通過文本化的形式，我們才能接觸歷史”。新歷史主義的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企圖用可以“厚描”文本的“文化詩學”將外部世界包括社會制度轉換為語言世界的“話語層面”，通過“敘述策略”進行審美與政治、虛構與真實的溝通和對話，以實現具有政治傾向和話語權力的解析功能，利用語言文化的拆解和顛覆，向主流的意識形態挑戰，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這種與政治解析相關系的“文化詩學”，從注重“語言本體”向“歷史、文化、社會、政治、體制、階級”輻射，企圖改寫歷史，從語境和語義中尋求重塑過去的權力話語和政治解碼。美國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家蘭克·林特利查響往“找到一個自由空間，從而使我們從那個強迫我們在成為我們所不愿意成為的那個樣子的世界中解放出來”，“并且我們正是在那些產生和使我們成為非我的那些制度里找到我們的不滿”。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宣稱“蔑視社會現實的正統觀念，擁抱那些被正統文化認為是討厭和害怕的東西（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第157—15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應當引起注意的是，這種否定固定的歷史關系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的理論支點，即主張藝術文本和歷史文本的互文性的思想，受到了某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美國的海登·懷特是這樣分析新歷史主義所強調的歷史和文本的“互文性”聯系的：“這種聯系在本質上看作是一種‘互文’，或者也可以說成是兩種‘文本’之間的關系；‘文本’本文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且‘文化’本文則是另一方面。因此，新歷史主義往往被指責為進行雙重意義上的簡化：它首先把社會置于一種‘文化’功能的地位，然后又進一步將文化置于‘本文’的地位。所有這些綜合起來，可稱為一種‘本文主義謬誤’”。這種“本文主義謬誤”助長了“形式主義謬誤”和“歷史主義謬誤”，“使他們無法看到歷史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本質”。（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第9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三、各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和歷史精神評析
　　各式各樣的新歷史主義實質上屬于觀念的、文本的和語言詞句的歷史主義。這種新歷史主義雖然還是沒有確定性的、尚未定型的、甚至是頗有爭議的社會文化哲學思潮。但這種社會文化哲學思潮的總體精神和思想意向是相通的和一致的。文本歷史主義或歷史文本主義，都是把歷史當作一種特殊文本加以“詩化”，隨意進行自我解讀和自我闡釋。經過閱讀和敘述后的歷史文本，不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轉換成或演繹成或生發成自己所希望、能利用的形態，附麗上一層濃郁的人文意蘊和主觀色彩。應當說，這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由于融入一定的人文和詩學的因素，帶有強調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新質，從而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合理性。
　　這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作為感悟歷史的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顯然是對庸俗社會學和狹隘階級論的懲罚，同時是對機械的歷史決定論和簡單的物質一元論的反叛，包含著“人學”和“詩學”情愫的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對人的意向的滲透、濡染和強調，顯示著令人警醒和發人深思的學術價值。
　　對通過閱讀和解析歷史文本，改寫和重塑歷史，要進行具體的鑒別和分析。帶有官方性質的傳統的正史，多半是御用文人按著統治者的意志撰寫的，必然充滿這樣那樣的階級的和史實上的偏見和悖謬。人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大量的文字史和少量的文物史。讀者確實只能通過解析記載歷史的文本來了解人類的過去，對歷史文本的正讀的正寫，可以糾正被誤讀和寫讀了的歷史。只有恢復了應當恢復的東西，改變了應當改變的東西，重塑了應當重塑的東西，才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對人們重新審視和書寫自己的歷史，具有一定的不可忽視的啟發作用。
　　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向和政治色彩。后結構主義者和新歷史主義者們憑借歷史的文本理論來介入政治，以“修正過去的政治偏私”為己任，通過消解文本結構對顛覆社會結構起到一定的輻射和輿論動員作用，可以沖擊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機制。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對包括政治經濟體制和機制在內的強大的物質力量，通過解析文本的方式進行抗爭，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不與統治者合作的姿態，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他們既不代表、又看不到先進的強大的社會力量，這些中小知識分子表現出無奈和懦怯，使他們利用拆解文本這種“跪著造反”的社會效果顯得曲折、有限而微末。但同樣具有深刻的認識作用和強烈的批判功能。
　　新歷史主義者們想假手于解讀文本來消解社會，這只能是美好而蒼白的幻想。他們通過對歷史文本的再度創造，企圖尋求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快樂和狂歡，通過語碼的組合和變幻以及語言的游戲，發泄和釋放自己的智能和潛能，獲得語言王國里的人的暫短的虛假的自由和解放。這無異是一種可憐的而又可悲的自我安慰。
　　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盡管具有一定的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性，但從整體和全局上說，只不過是虛假的和悖謬的歷史觀念。運用這種虛假的悖謬的歷史觀念去審視和評判歷史必然陷入偏執和迷誤。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制造了一種文本形態的歷史客體，這可以概括和歸納為：經過被自我意識化了的歷史變成了一種歷史的意識；把歷史變成了歷史的觀念；把歷史觀念變成了觀念形態的文本；把史實變成了被人們訴說或敘述著的故事；把歷史存在變成對歷史文本的闡釋和解析；把歷史過程變成了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念的演化和嬗變程序；把歷史人文化、主體化、意志化、倫理化、帶有詩意的欲望化；把歷史平面化、淺層化、庸常化、鄙俗化……從而模糊、沖淡和消解了歷史客體的真實性、規定性、確定性、嚴肅性、正義性、神圣性……從而把歷史變成被主觀隨意性所曲解和篡改的文本形態的歷史。既然抹煞了歷史的事實真相和客觀標準，人們對歷史的態度通過自我的自由敘述和自由評判，轉換為憑借歷史故事訴說自己想宣講的話語，這勢必淪為一種戲說和虛擬，可以說幾乎完全應了學者胡適的一句實用主義的名言：歷史變成了自己隨意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的主要悖謬和迷誤是用觀念史掩蓋和取代事實史，從根本上遮避和拋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以被賦予人文化、主體化、意志化、欲望化、詩學化、倫理化的自由意志和精神意向消解和抵制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學說，否認和反對歷史真實性和歷史規律性。
　　人們所面對的歷史與其說是作為文本的歷史，倒不如說是通過文本方式所記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豐富和發展的歷史及其在人的相應的精神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投影和折光的全部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即“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為了能夠生活”，必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東西”，因此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正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種新的需要的生產是第一個歷史活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頁，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不能只關心歷史的文本形式，而無視一定時代的社會生活中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新歷史主義者們正是如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通過歷史文本的解析引導大眾去認識和發現資本社會用物質手段統治勞動者的隱秘，而他們所敘述和閱讀的歷史文本的內容幾乎和改變現實生活的物質條件全然無關。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當作現成的東西承受下來的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像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因為“歷史的每一階段者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而改變歷史狀態、歷史條件和歷史基礎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形式的最根本的途徑和道路不是靠文人的文本批判和文化批判。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闡明的：“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來消滅的”，“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和任何其它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新歷史主義者們迷信通過對歷史的文本結構的拆解達到顛覆歷史的社會結構的目的，這不過是天真而浪漫的幻想。這種企圖假手于批判性地解析歷史文本的敘述策略決不會對一定時代的歷史基礎和生活條件的發展和改造發生什么實質性的作用。即便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啟蒙，總歸取代不了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的巨大的物質力量。“人創造環境”和“環境創造人”的關系是互為前提、辯證統一的。“人創造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創造人”；況且“環境創造人”又以“人創造環境”為條件。人們所面對的現實環境和文字記載的歷史環境，決不限于文本環境。新歷史主義者們想憑借對歷史和現實的文本的解析來改變歷史和現實本身，這不過是一種充滿浪漫情懷的神話。雖不能否認文本和歷史存在著“互文性”的一面，但也確有“歧異性”的一面。這種情況下對歷史文本的解讀和評判往往與客觀對象的本性和真實相背離、相違反，造成人為地紛擾和混亂。盡管重寫歷史文本具有雙重性，有時可能糾正了那些被某些人所誤寫和誤讀的歷史，但有時又可以加重和加深了對歷史文本的誤寫和誤讀，鑄成大錯和新錯。須知，歷史存在雖然不能排除和脫盡人文因素和主體因素。但必須承認，歷史的存在和發展是遵循著客觀規律的。這不是以個人的意志和愿望為轉移的。歷史規律可能表現出一定的相對性和概率性，然而總是通過偶然性為自己的發展開辟前進的道路。一方面，“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一方面，人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同時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后隱藏的又是什么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么？”（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恩格斯的這些分析對通過解讀歷史文本來頑強地表現自我意志的新歷史主義者們在總體精神上是完全適用的。況且，新歷史主義者們之所以憑借拆解文本來消解歷史以及他們“頭腦中發生的這一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們解讀歷史文本的歷史目的和政治目的“根本不提真正的歷史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對歷史進程的真正歷史的干預，他們的敘述不是以研究為根據，而是以任意的虛構和文學胡謅為根據”。（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6 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歷史規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轉的。被人們所公認的具有無可爭辯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容和性質同樣是不容抹煞和篡改的。諸如，希特勒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和元兇，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慘絕人寰的歷史大悲劇。企圖通過解析歷史文本來模糊和改寫這種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豈不喪失了知識分子最起碼的天理、正義和良心，蛻變成歷史和人民的叛逆。
　　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的最大失誤是在于通過文本變換的魔毯，把歷史偷換和篡改成歷史的觀念或觀念的歷史。這樣做，完全顛倒了和翻轉了歷史存在和歷史意識的相互關系。新歷史主義者的自我意識在歷史文本里的自由奔馳，實際上也是“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兜圈子”。歷史盡管是“在人們的意識中反映出來的”，但這絲毫不能改變歷史仍然是不依賴于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的現實過程。新歷史主義者們好像并不知道，歷史觀念和歷史意識實際上只不過是社會存在和歷史條件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在闡釋唯物史觀說：“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由此還得出下列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包括新歷史主義所創造出來的關于歷史的觀念、思想意識和理論詞句，“要從人們的意識中消滅這些觀念，只有靠改變條件，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曾對那些無限度地夸大意識和觀念的作用的唯心主義思想家進行過無情地駁斥。他們說：“關于這些思想家應當指出，他們必然會把事物本末倒置，他們認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創造力和目的，其實他們的思想只是這些社會關系的表現和征兆”，“由于人們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所以他們創造出各種不同的關于自己即關于人的觀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2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文本歷史主義者都是觀念至上主義者。這些思想家們總是幻想靠“假定觀念和思想支配迄今的歷史，假定這些觀念和思想的歷史即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歷史之后，……亦即順應邏輯規定之后，在他們根本把人們關于自身的意識的歷史變為人們的現實歷史的基礎之后，——在所有這一切之后，把意識、觀念、圣物、固定觀念的歷史稱為‘人’的歷史并用這種歷史來偷換現實的歷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 頁，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觀念的歷史主義者使思辨的觀念、抽象的意識變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樣，歷史便成為單純的先入之見的歷史，成為關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2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把“文獻的歷史”和“現實的歷史”嚴格地區別開來。他們并不一概無條件地認同所謂的“互文性”。他們在批判實際上是觀念歷史主義者——“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時指出：“這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像所有德國的思想家一樣，經常把文獻的歷史和現實的歷史當作意義相同的東西混淆起來……他們把自己的始終非常豐富的幻想和現實等量齊觀，以此來掩飾他們在現實的歷史上曾經扮演過的并且還在繼續扮演的可憐的角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1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這是對觀念的歷史主義者的多么精當和深湛的分析。由于觀念的歷史主義者把抽象的人的觀念“描繪成歷史發展的動力”，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公然舍棄了現實的歷史條件，只能“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發展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嘲諷道：“神圣的戰士現在已征服了歷史，把歷史化為思想、純思想、僅僅是思想的思想”。（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8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于是“他把世界當作自己關于世界的觀念來把握，而作為他的觀念的世界，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的觀念的所有物、他的作為所有物的觀念、他的作為觀念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觀念或他的關于所有物的觀念。他把所有這一切表達為一句無與倫比的話“我把一切都歸于我”。（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7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所有這些對夸大自我意識作用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念的批判，用來剖視和分析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念，即文本歷史主義或歷史文本主義的歷史觀念原則上都是適當的。將歷史轉換成文本，通過對文本的解析來改寫和重塑歷史，并融入自我的意識、傾向的幻想，這實際上是憑借文本的敘述、閱讀、變換和組合來演繹和圖解“把一切都歸于我”的自我意識和歷史觀念。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尊重人的實踐的歷史過程和人的實際的歷史存在。他們認為人的歷史科學，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可以涵蓋幾乎所有的科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主張，“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頁，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因此，輕視和蔑視歷史的態度，拒斥和篡改歷史內容和歷史本質的企圖，抹煞和抵制歷史的客觀真實性和客觀規律性的非歷史主義和唯意志主義的歷史觀念都是站不住腳的。
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33～142J1文藝理論陸貴山20002000 作者：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33～142J1文藝理論陸貴山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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