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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位偉人說過，世人誰也沒喝過抽象的水，平日喝的只是具體的水，如井水、河水，抽象的水是無數具體的水的總和。
　　不過在閱讀和寫作中，有時倒有必要喝點抽象的“水”（即從具象中提煉“抽象物”），使思維從無數具體的知覺材料中得以提升，深邃起來，靈動起來。
　　先說閱讀。例如人教版高中語文課本第4冊里，“童年逃逸的那一只“蟋蟀，怎會“一跳跳過了海峽，從臺北上空悄悄降落”，在余光中的院子里叫他？
　　配套的人教版《教參》提出了“兩個不僅”（“不僅是客觀自然中的物體”，“不僅僅是借物寄托情思”），竊以為不然。
　　詠物之筆，確多有借物以寓意的。但無可置疑，全詩無一句在描述余光中四十年前后聽到的哪一只蟋蟀。沒有了“客觀自然中的物體”，那么與以往熟知的茅盾禮贊白楊，楊朔夢幻蜜峰就有所不同，應是借“抽象物”以抒情。
　　看詩的前三節，“那一只蟋蟀”是幾千年來幾萬里疆域中包括流沙河和余光中在內的無數文人以至“孤客”“傷兵”耳朵里那蟋蟀的總和，是積淀了中華民族特有文化底蘊的一個抽象載體。如此認識，才能理解為何這只抽象的蟋蟀，竟會勾起了每一個“你”“我”的童年記憶（第4節），“啼叫在鄉愁者的心窩”（第5節），才能“猜到”它的鳴唱中灌注了一個古老民族怎樣的精魂。
　　同理，喝點抽象的“水”，有助于正確地認識高中語文課本第5冊里那只魂化的蟋蟀。并非作者以嫻熟的浪漫主義寫作技法“宣揚因果報應，麻痹群眾”（《教參》語），而是封建社會里一介寒士深沉的悲愴心理在絕境中合乎邏輯的外現。
　　面對著籠虛兒癡，成名一夜“僵臥長愁”，心知再無問卜而得佳蟲之機緣，腦里無數只具體的蟋蟀（下文出現一串蟋蟀名，絕非僅為列舉），只能凝聚成一只抽象的蟋蟀（故下文僅以“小蟲”呼之而無名）。“忽聞門外蟲鳴”之后的“喜劇”描述，其實是“迂訥”的老童王癡顛地以這只抽象的蟋蟀在編織適意的白日夢（蒲松齡的《王子安》即描述了另一類困窘時的癡狂），只不過作者實在同情這位與自己一樣“久不售”的“長厚者”，不忍使之從人生愿望的滿足中“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李白詩），去面對殘酷至極的現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聊齋自志》語），何來“宣揚因果報應”？
　　再說寫作。現今學生因長時間喝具體的“水”（遲至高中第4冊《詞兩首》才說了一句想像是“由一個形象而創造出另一個形象”），即使想像，也不外乎將昨天的俠客、孫悟空和明天的機器人、外星人拖到今天的作文紙上。因此，流沙河和蒲松齡的借“抽象物”以抒情和展開情節，對學生作文不無借鑒意義。
　　如果說流沙河聽余光中一聲慨嘆，能心騖八極，神游萬仞，從幾千年來幾萬里疆域中尋覓了無數只具體的蟋蟀，幻化成一只抽象的蟋蟀，以鳴唱一曲鄉愁，那么高中生也可在無垠的中外文學原野上策馬，踏得奇香異彩，抽象成一個什么意象，藉此將所思所感翻作抒情新曲，至少可使習作多點歷史感或空間感吧。
　　如果說遠古的祖先能下意識地將無數變化莫測的自然現象抽象成一個神怪，據此表達征服自然的渴望，幾百年前的蒲松齡也能有意識地將成名的一夜愁思抽象成一只神蟲，以此設置從反面訴冤苦的幻境，那么新世紀的高中生為何不能將聽見所聞抽象成一個什么幻物，將身邊的人事演義一番？
　　有過一種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神怪文學不再的說法，竊以為不說是臣服于物質世界而想像枯竭的托詞，至少也是出于靜止的歷史觀的偏見。在千年之后的人們看來，目前藉以自詡的科技手段并不比千年之前高明多少，就是我們所面對著的變化莫測的世界（包括沉迷于俠客、強人以至邪教的現實），也仍在召喚著“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語）的現代神怪文學。
　　何況，提倡高中生寫些新的幻物，因需顧及物性、人性、神性的統一，比起搬弄還不甚了了的俠客、機器人、外星人，或可少點信馬由韁。
　　綜上所述，從具象中提煉“抽象物”，能使高中生在閱讀中多個把握的尺度，較清晰地理解與幻想相關的抒情、描述，在幻想作文構思時多塊踩腳的階石，以跨向深邃和靈動。
　　當然，讓學生多喝點抽象的“水”，還包括至少高中教材應多選點像《過萬重山漫想》（1999年才與學生見面）、《黃山記》（一直作自讀課文處理）之類的現代幻想作品（不僅限于詩歌），以供揣摩和借鑒。這樣，今后的學生才可少點1999年高考生面對作文題時的驚詫和無從下筆之感。
語文知識鄭州G31中學語文教與學潘才鴻20012001浙江象山三中 潘才鴻 作者：語文知識鄭州G31中學語文教與學潘才鴻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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