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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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對科技發展作人文思考,是一種“新思維”、“高思維”(注:圍繞最近出版的奈斯比特的《高科技·高思維——科學與人性意義的追求》一書的宣傳中,就作如是說。我不理解,原書名中的High Touch為什么譯成“高思維”。我在這里是在通常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在我看來,這種思維的老祖宗,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對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
  馬克思主義總是從人的觀點來考察科學和工業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自然科學看作是“人對自然界的理論關系”,把工業看作是“人對自然界的實踐關系”);總是從人和人的社會關系的框架內來考察人和自然的關系;總是從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上、從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上來考察資本主義進程中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就其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來說,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代表著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人文精神,代表著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改造人類社會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運動,從一個方面說,正是最充分地估計科學技術發展在人類社會發展、在勞動解放和社會解放、在人的解放、在所有人和每個人自由發展中的作用的社會主義。
  所以,馬克思主義決不是對科技發展不作人文思考的、與人文精神相沖突、相背離的什么“科學主義”。
  新世紀對科技發展作人文思考的重大意義
  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迅猛發展,新世紀可以預期的科學技術更加迅猛地發展,提供了百年前、幾十年前人們難以想象的變革世界、開拓世界的嶄新手段和無窮力量,極大極深地影響了人類生活和人類命運的各個方面,使人們對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更加關注,使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了新的重大意義。
  人類面對諸多困境,這其實是20世紀已經提出的老問題;面對新世紀的來臨,又以新的形式或者新的尖銳性提了出來。
  戰爭武器問題
  科學技術制造的新式武器,使人類面對著可能被這種武器毀滅的危險。科學家能不思考?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令科學界和廣大人們深深憂慮。當然,核冬天的預言可能言過其實,不過是核秋天。但是,核秋天也夠受,何況新世紀毀滅性武器的發展,威力會越來越大,人類被自己所制造的武器毀滅的威脅是存在的。所以,要維護和平與發展,要為限制和禁止毀滅性武器而斗爭。這是要使科技為人類造福而不是給人類招災的斗爭。要針對的是戰爭勢力和侵略勢力,而不是科學和“科學主義”。
  環境污染問題,生態破壞問題,資源枯竭問題,食物匱乏問題,人口爆炸問題
  在20世紀早已發出警告,新世紀將更形緊急,人在自然界在生存條件的許多方面,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許多方面,有走向更形惡化的危險。可續發展,成為時代的強音。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成為新世紀對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的一大主題。
  從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來看,人對自然的認識越來越發展,工業越來越發展,人對自然的主動地位越來越發展,這是人類進步的過程。在蒙昧時代,人在自然的壓迫下能動性很小,最初的狩獵和采集對自然影響甚微。農業和土地開發,逐漸較多地影響和改變著自然。工業發展起來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導的能力,越來越強。然而,當人憑借科技和工業力量在急劇地改變著自然的時候,上述一系列問題日益顯現和尖銳起來。人類對科技和工業發展不能不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是人對自然的認識的新的前進。這里的關鍵是如何對待科技發展和工業文明的負效應。正是許多科學家在這方面先知先覺,向人們發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向前看;一種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對科技和工業發展作消極評價,持否定態度,似乎科技和工業發展以前的人類狀態,才是值得懷念的美好狀態。向前看,則是清醒地研究我們面對的問題,相信這些問題總是能夠在科技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中得到解決。
  現在一些人頌揚天人合一,批評人定勝天,想從中國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為21世紀找藥方。在我看來,天人合一和人定勝天都要肯定,人定勝天的思想和實踐,是天人關系的一個進步,是人類的自覺和自信。當然,人定勝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壞自然,而是要在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時,科學地保護自然,求得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要在更高的科學和工業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協調的發展。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不是回到過去,而是推進到更高階段的將來;不是否定科學和工業發展,而是否定工業的盲目發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關系的蒙昧狀態,而是要開辟人和自然關系的更加自覺的新狀態,依托于科學和工業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學態度和精神的新發展狀態。
  還要看到,過去學者們提出的一些悲觀的預言,并不都為實踐所證明。所以,研究這類危機,也存在一個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問題(注:《中國科學報》曾連載美國羅納德·貝利在《未來學家》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對環境問題七大預測質疑》。作者認為,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是值得重視的,但迄今尚無科學根據表明存在某種威脅全人類的全球危機。他用事實證明下列七大預測是錯誤的。第一個錯誤預測是,1968年人口預測學家保爾·埃利希在《人口炸彈》一書中預測“本世紀七十年代全世界將經歷一場饑荒,將有幾億人餓死,即使現在采取一些緊急措施也無濟于事”。預測的時間早已過去,事情并未發生。第二個錯誤預測是不可再生資源將用盡,羅馬俱樂部1972年預測:1981年黃金將用盡,1985年水銀將用盡,1987年錫將用盡,1990年鋅將用盡,1992年石油將用盡,1993年銅、鉛、天然氣將用盡。預測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事實也并不如此。在這期間所有金屬和礦產資源的平均價格降低了40%。第三個錯誤預測是污染將越來越嚴重。實際情況表明,經濟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以后,隨著它的進一步增長會導致更少的污染而不是更多的污染。第四個錯誤預測是將出現新的冰期,第五個錯誤預測是南極臭氧洞將危及整個地球,第六個錯誤預測是美國上空將出現臭氧洞,第七個錯誤預測是全球變暖。文章的論據是否充分可靠,我不敢說,估計會有爭論,但有些則已經被事實證明,無可爭議。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說這些悲觀預測沒有價值。提出問題,發出警告,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可續發展思想的形成和傳播,就體現了這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也是如此。動員各方面的科學技術力量和社會公眾力量,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可續發展應該是能夠實現的。實現這一發展目標,靠什么思想指導?還是要靠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靠科學技術的進步。不能靠懷疑科學和反對“科學主義”。
  信息技術的挑戰,基因工程的挑戰
  當今時代被稱為信息時代,21世紀被預測為生物學世紀。這些挑戰,較之前面所講的那些挑戰,更深入地觸及人們日常的生活,以至人類的自身,顯現出高技術條件下社會生活中許多新的人際關系問題、倫理道德問題、人生價值和人性意義問題,等等。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地球變小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頻繁、更緊密了,是不是也出現了可憂慮的人與人之間的更疏遠、更隔絕?信息傳播的密度和速度大大增加了,人們的知識增長更快了,暴力、色情宣傳的影響面和影響力是不是也大大增加了?羊是克隆出來了,人怎么樣?克隆出一個人來,是你兒,還是你弟?基因修復已經可以治病了,能不能用基因設計出標準美人、品牌兒童?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對這類科技發展作人文思考,無疑成為21世紀各種社會思潮的熱門話題。
  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隨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的創造性學說,必須面對當代世界這許多尖銳問題,面對當代各類社會思潮圍繞這些問題的諸多論點,在充分了解和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思想和材料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觀察、思考、分析和判斷。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需要,也只有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為科學地觀察和分析這些問題提供理論的基礎和框架。
  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對科學主義
  這里還想專門談一談“科學主義”問題。近年來在中國,批評和反對“科學主義”或者“唯科學主義”(這是對Scientism的不同譯法),在一些人那里成為一種時尚、一種似乎已經沒有異議的“公論”。對此,我以為還可以、還需要提出異議,加以討論。
  我這里所討論的,不是從純粹學術的意義上,從這種或那種哲學學說的流派特征上,來談科學主義或人文主義的問題。我想要討論的,是從社會政治思潮的領域提出的問題,主要是中國近代和現代的社會政治思潮中的所謂“科學主義”問題。我以為,在近代和現代的中國,提倡科學,提倡用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發展和人生問題,提倡發展科學技術,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根本上說,都屬于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思潮,不管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對科學的理解和詮釋上有沒有過一些不夠成熟和不夠全面的地方。我不贊成拿出一頂“科學主義”的帽子,對這些主張科學、提倡科學的思潮加以貶低和指責。
  何謂“科學主義”?最常說到的定義有兩個:一個是“科學萬能論”,一個是“認為科學方法能夠也應該運用于所有研究領域(如哲學、社會、人文)的原則”。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和民主(又稱科學和人權),歡迎賽先生和德先生。能夠說,這是把科學當作新的神來信仰、主張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嗎?既然單獨一個賽先生不夠,還要一個德先生,說明五四健將們并不認為科學萬能,至少還得要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民主、人權是不是人文目標呢?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什么“科學主義”,而是引進科學思想和更新人文觀念(道德觀念、政治觀念、婚姻觀念、家庭觀念、文學觀念、藝術觀念)的新文化運動。
  隨后在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論戰的中心問題,是科學與人生觀有沒有關系,科學對人生觀有沒有意義。挑起論戰的玄學派,批評“科學萬能”,認為科學對于人生問題無能,要把科學排除在人生問題的探討之外。起而應戰的科學派,則針鋒相對,認為科學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討了如何建立科學的人生觀。科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適。胡適還試圖列出一系列基本觀點來描繪他所主張的科學的人生觀。(艾思奇在1950年代批判胡適運動初起的時候說過,胡適這篇對科學的人生觀的描述,是確能表明胡適有過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光彩的一篇文章。)當時這場論戰,以科學派的勝利而暫告結束。不管胡適和丁文江的科學觀,有著多少可以和應該批評的地方(注:他們的科學觀,特別是丁文江的科學觀,本來帶有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性質,到哲學層次上卻同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適運動的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們大都對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所以那時丁文江,胡適在這場論戰中的維護科學的光彩,也被抹掉了。上面所引的艾思奇那個分析,甚至被有些人認為是對胡適批判“不夠徹底”的一個失誤。現在人們當然不再采取這種簡單的態度來對待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對待胡適和丁文江了。),我以為,這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進步,而沒有理由把它評價為該譴責的“科學主義”統治的濫觴。
  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參戰的還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觀派,以陳獨秀和瞿秋白為代表。他們支持科學派,又力圖站到新的科學高度,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來闡明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這是中國思想界的又一個進步。特別是瞿秋白參戰的幾篇文章,顯示了剛剛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理論青年,面對中國思想界的爭論,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在后人看來,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若干觀點的論述,還有哪些顯得有點稚嫩和簡單的地方,從根本上說,他在重要的思想論戰中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其歷史意義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不必說他有什么“科學主義”傾向,給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什么“科學主義”的流弊(注:2000年7月從《光明日報》上讀到一篇《“科玄論戰”對中國文化哲學的影響》。其中提出,陳獨秀、瞿秋白在這場論戰中對科學主義思潮的支持、對唯物史觀的科學化的理解、對形而上學的拒斥,構成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無法剔除的解釋學背景。科學主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主要積淀和濃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之中。這主要表現在有關價值論的問題長期處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視野之外;“實踐”范疇始終未能溢出認識論、知識論的范圍;對辯證法的唯科學主義理解;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長期存在以自然主義和發生學的態度,糾纏在作為物質總體的自然界的“先在性”問題等等。正是這種哲學詮釋的科學主義化,從而使得作為科學指導的理論長期落在實踐的后面。這篇文章是基本上肯定陳、瞿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的。文章對傳統哲學教科書的批評,有一些我也是贊成的。這個問題是哲學界近年討論的一個焦點,見仁見智,十分熱鬧。對此我缺乏研究,不擬多論。我所不理解的是:如果說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確有某些缺點,那么這些缺點自有其來源,更有份量的來源,沒有理由要歸咎于陳、瞿在科玄論戰中支持了科學派的“科學主義”。拿出一頂“科學主義”的帽子來批評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缺陷,我覺得,無助于用歷史的具體的科學的方法來分析這方面確實存在的缺陷,而只會引起對人文科學、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的意義的沒有根據的懷疑和動援。)。
  國外傳來一種論調,把胡適、丁文江稱為“經驗論的(唯)科學主義”,把陳獨秀、瞿秋白稱為“唯物論的(唯)科學主義”,由此引申下去,把認為對社會可以作科學研究的主張,把“社會科學”的稱謂,都叫做“科學主義”。當然,稱馬克思主義為科學,這更是“科學主義”。毛澤東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這也是“科學主義”。這樣來評論和反對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中的“科學主義”,完全離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前進潮流,完全沒有什么科學性。說一句笑話,主張對社會思潮的歷史研究要有科學性,這不正好是該譴責的“科學主義”的表現嗎!
  近年來對“科學主義”的批評,與上述的對中國近代思潮的歷史批判有關,還與別的一些因素(自然科學方法向社會科學研究的滲透,科技發展與人類困境的討論)有關。
  1987年,我在中國科協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盟委員會的一次座談會中,對這種批評提出質疑,《科技日報》作了報道。我當時是這樣說的:
  “當然,如何將自然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去,是一門學問,需要聯系本學科的實際加以研究。目前,有的文章在運用這些方法時,確有生搬硬套的問題,因此引起人們的議論是自然的。但是熱心于將現代自然科學的一般方法論滲透到社會科學研究中去,方向還是對的,應予鼓勵,不要簡單地批這是‘科學主義’。”
  198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一次座談中,我又提了這個質疑。我是這么說的:
  “科學精神是現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義。那么,要求重視科學、發揚科學精神,叫做‘科學主義’也無妨。近年來看到一些文章,批評和反對‘科學主義’,我不大理解。
  是不贊成‘科學萬能’嗎?‘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梁啟超就以歐戰造成的破壞來說明‘科學萬能’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更嚴重。但是,這些都是資本帝國主義制度的罪惡,不能歸咎于科學,不能成為貶低科學的意義的理由。
  是要強調科學技術發展破壞了生態環境、物質資源嗎?認識環境問題、資源問題,這正是對發展問題采取科學態度的結果;解決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也不是靠抑制科學技術發展,而是有賴于科學技術更好地發展。
  是不贊成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社會和人文現象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講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質的對象要用不同質的方法去研究,高級、復雜的運動形態不能歸結為低級、簡單的運動形態,同時又承認世界的物質的統一性,承認研究客觀世界運動規律的科學方法的統一性。盡管不能不同意在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方面存在一些簡單搬用、生吞活剝的毛病,但是決不應該因噎廢食。向自然科學學習和借鑒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概念,無疑是社會和人文研究進步的一種推動。
  是反對把科學意識形態化嗎?我們應當反對為了一時被認為是意識形態利益和需要的東西而拋棄或歪曲科學真理。認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自然而然地同科學吻合是過于理想化了。但是我以為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無產階級的思想界,的確應當努力去建立真正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真正服從科學真理的、因而應當稱之為科學的意識形態。
  總之,我以為,我們現在仍然缺乏足夠的科學知識,缺乏足夠的科學精神,缺乏對科學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足夠理解和重視,而不是多了個‘科學主義’。”
  這個發言當時沒有發表,后來收在我的一本書里。這個不贊成批評“科學主義”的意見,沒有引起注意和討論。
  幾個月前《中國文化報》上發表了何祚庥的長文,不久前《中華讀書報》又發表了對何祚庥的訪談,題為《我為什么提倡科學主義》,兩處都引用了我那句“也無妨”的話。《中華讀書報》同一天還發表了何宏的文章《“科學主義”:我選擇回避》,接著又發表了朱有志和方舟子的兩篇文章,算是在一個偏遠的圈子里有了一點討論。何宏對于“幾位名人樂滋滋地(把科學主義的帽子)拿來戴在頭上”表示驚訝。其實,我哪里是什么樂滋滋,不過是對那種把“科學主義”當作一頂貶斥的帽子,戴到從胡適到馬克思主義、到毛澤東思想、到各種主張發展科學來解決人類困境、主張借鑒自然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科學問題的人們的頭上的做法,作了一個極而言之的反駁而已。我不贊成這樣反對“科學主義”,并無意于舉起科學主義的旗幟。要講舉旗幟,我們的旗幟,還是馬克思主義。
  在反對偽科學和迷信的斗爭中,也遇到了所謂“科學主義”的問題。搞偽科學和迷信或者對反對偽科學和迷信表示不贊成的一些人,有一個論點,叫做“用科學來反對迷信,是科學主義”。其理論基礎是文化相對主義,說科學也好、迷信也好、醫學也好、巫術也好,各自都是一種文化,不同文化,沒有真假、對錯、優劣之分。此種高見實在難以茍同。當然,對各種社會文化或者反文化現象,都要作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而不能簡單視之。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優越于過去的唯物主義的地方。但是,總要比較、鑒別,那就要憑是否符合客觀實際、能否經受實踐檢驗來作判斷。而這,在相對主義者看來,就是該反對的“科學主義”!這樣來反對“科學主義”,不過是為偽科學和迷信提供庇護所。
  有高度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與有現代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的結合
  關于人文精神的學術討論諸多歧見,就得到人們較廣泛反響的意見來說,是針對著這些年不少人物質欲望惡性膨脹,精神追求、道德理想出現滑坡而發的,也是針對許多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相對說來不夠受重視、甚至受到不應有的冷落和歧視的情況而發的。這些的確是應該認真注意和努力解決的問題。
  鄧小平理論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又特別強調科學精神的解放作用。倡導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主張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就是要求用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本身。所以鄧小平理論講科學,既把它當作偉大的物質力量,又把它當作偉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只看到生產力。鄧小平理論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講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在科技工作會議上,同時講了兩篇話,一篇講《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一篇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都是屬于社會和人文的范疇。此事有偶然性,也可以說有一點必然性。鄧小平理論重視科學技術,而科學,鄧小平說,當然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現在中共中央也強調要把精神文明建設擺到更高的戰略地位,要更加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精神文明包括兩大方面,一個方面是科學、教育、文化,再一個方面是理想、道德、紀律。精神文明建設中兩手齊抓,科學發展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科并重,從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
  在反思迷信和偽科學盛行的教訓的時候,許多同志指出,我們教育的缺失,不僅在于科學精神不足,而且在于人文精神不足。我贊成這個意見。
  什么叫人文精神?人們說了許多,有些說得很有啟發,有的說得玄玄乎乎。我無意在這里給人文精神作一個界說。我以為,通俗地說,用我們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說,就其核心來說,我們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講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義,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價值等等,這中間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屬于我們要發揚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虛,就是由于這方面的失落、混亂和迷誤而來的。生老病死,得失際遇,窮達禍福,順利和挫折,機會和風險,在人生途中,在這些問題面前,如果沒有科學的、通達的態度,沒有高尚的、坦蕩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義和迷信所俘虜。
  所以除了要講世界觀、方法論,這是解決認識問題;還要講世界觀、人生觀,這是講價值問題。
  不應該把人文精神同科學精神對立起來,在批判什么“科學主義”的基礎上來提倡人文精神。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講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義和反理性主義。
  從1920年代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一直到今天,始終存在著把科學和科學精神排除在探討人生觀問題之外的思潮。在這種思潮看來,人生觀問題似乎只能是宗教和玄學的事(注:《讀書》1999年第12期發表了田洛的一篇《宗教、迷信和科學》,2000年第10期發表了荒川的一篇《宗教、迷信、科學、理性和吸煙》同前一篇討論,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
  探討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樹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觀,當然不能只靠科學。文學和藝術,哲學和歷史,倫理和道德,政治和社會,對人生觀的影響甚大,但這些又都必須貫串科學精神而不能違背科學精神。
  而科學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義。近代科學的誕生,把人從神權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不是充滿著人文精神嗎?自動化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把人從繁重的單調的勞動下解放出來,控制論奠基人維納(N.Wiener)的著作,書名就叫《把人當人來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希望改變把人當機器來用的狀況,不也是充滿著人文精神嗎?
  科學界的優良傳統中的道德觀念,既是一種寶貴的科學精神,同時也是一種寶貴的人文精神。古往今來,科學界的優秀分子,為真理、為科學、為人類進步而斗爭,充滿著獻身精神,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他們在科學研究中孜孜不倦,鍥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聞達,把精力傾注在事業中,而不是花費在享樂上。他們意識到自己從事的科學工作對于社會、人類的責任,積極地參加反對侵略戰爭、維護和平與人道、保護生態和環境的種種斗爭。這都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結合的體現。對科學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重視不夠,張揚不力,也是我們的科學教育、科學宣傳中的一個弱點。
  總之,我們提倡的人文精神應該是具有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我們提倡的科學精神應該是充滿高度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
  (本文原為作者在2000上海科技論壇上的綜合報告,本刊發表經作者審閱同意。)
《科學》滬10~14N1科技管理龔育之20012001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科學精神/人文精神/科技發展龔育之,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Gong Yuzhi,Professor: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Peking University;Chairman of Association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 of China. 作者:《科學》滬10~14N1科技管理龔育之20012001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科學精神/人文精神/科技發展

網載 2013-09-10 21: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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