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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281(2006)02-0114-05
　　“唱反調”有有意刁難、無理取鬧的意味，還有嘩眾取寵的意味。所以，在當代中國，“唱反調”的文學批評是一種很不受歡迎的文學批評。但我認為，“唱反調”的文學批評對克服和糾正文學批評的不正之風，對促進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唱反調”對于文學批評來說，其實是一種很好的品質。當代中國文壇特別需要“唱反調”的文學批評。
　　法國批評家蒂博代把“唱反調”的文學批評稱為“求疵的批評”。在蒂博代的描述中，“求疵的批評”是下定決心要挑作品的毛病，不挑出毛病批評家就好像顯得沒有水平或者沒有學問似的。并且，蒂博代引用了伏爾泰的一段話：“我們看到，在致力于文學發展的現代國家里，有些人成為職業批評家，正像人們為了檢查送往市場的豬是否有病而設立了專門檢查豬舌頭的人一樣。文學豬舌檢查者沒有發現一個健康的作家。”[1] (P. 33)但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則完全相反，在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筆下，似乎沒有一個當代的作家不是文學大師，似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優秀的作品，似乎每一作家以及每一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進入文學史的經典行列。文學“批評”完全變成了文學“表揚”，變成了文學的歌功頌德，變成了人際關系的工具。文學批評對很多文學批評者來說，不是出于對文學的責任，不是出于對于文學本身的熱愛，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謀生的手段。既然文學批評是“謀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學批評這種職業來謀取利益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從這種人際關系和物質利益出發，“作揖主義”、“好好主義”便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普遍現象。其結果是，既害了文學創作，也害了文學批評本身。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為什么缺乏活力？為什么沒有重大的理論建樹？為什么沒有廣泛影響的文學批評大家？為什么沒有產生文學大師？應該說與文學批評本身的未盡職責也有很大的關系。
　　現在看來，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就，產生了那么多優秀的作家，創作了那么多經典性作品，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批評的監督作用功不可沒。概括起來，文學批評無非是兩種類型，一是表揚，對某些文學現象的肯定和正面提倡，對某些探索的鼓勵，對某些新的具有藝術性的文學的發現并指出它的藝術性之所在。二是批評，對某些不健康、錯誤、鄙俗、低級趣味、有損藝術聲譽的文學現象的批評，對文學創作中重復、抄襲、知識錯誤以及不道德現象的揭露。前者是肯定，后者是否定。肯定和提倡，扶持新人等固然重要，但批評和揭露文學創作中的不良現象也同樣重要。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健全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它既具有肯定性的批評，又具有否定性的批評。而“唱反調”的批評或“求疵的批評”就是否定性批評的一個很重要的類型。
　　實際上，“唱反調”的批評或“求疵的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種非常廣泛的文學批評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沒有誰是不可以批評的，沒有哪一位著名的作家是沒有被批評過的，不敢說每部(或篇)經典作品都被批評過，但至少可以說絕大部分經典作品都被批評過，并且越是大名作家，越是大名作品越是容易被批評。
　　在中國現代史上，魯迅的名氣是最大的，文學成就是最高的，地位也是最高的，是公認的世界級的文學大師，毛澤東稱贊他是中國現代的“圣人”。但恰恰是魯迅遭受的批評最多，從林紓、章士釗、陳源到蘇雪林，從各類文化名人到各類無名小卒，從封建頑固派到封建復古派，到新文化運動的“右翼”，再到激進的“左翼”，我們能列出一長串的名單。魯迅的《吶喊》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之作，更是公認的中國現代小說名著，但卻遭到成仿吾的激烈批評。成仿吾明明知道魯迅“是萬人崇仰的人，他對于一般青年的影響是很大的”，明明知道魯迅“名聞天下，門人弟子隨處皆是”，可他就是要“干眾怒”，“吹毛求疵”，就是要和普遍的“共識”“唱反調”。在成仿吾看來：“《狂人日記》很平凡；《阿Q正傳》的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孔乙己》、《藥》、《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評論；《頭發的故事》亦是隨筆體；惟《風波》與《故鄉》實不可多得的作品。”[2] 郭沫若更是大罵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3]。這已經不是“求疵”，而近乎人身攻擊了。
　　歷史自有公論，現在看來，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批評在觀點和看法上是錯誤的，原因在于他們的文學觀過于褊狹，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魯迅和魯迅的文學創作。但另一方面，他們對魯迅的批評本身并沒有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凡是批評過魯迅的人，不管其批評的是錯誤的還是正確的，一律都遭到人身打擊和政治上的迫害，這是非常荒謬的。郭沫若批評魯迅是法西斯，但政府的公安機關并沒因此就把他抓捕起來；梁實秋說魯迅“領盧布”，這是絕對不懷好意，是“政治構陷”，所以魯迅非常生氣，但當時國民黨政府和公安機關并沒有因此就把魯迅當作共產黨“嫌疑犯”。這說明當時的文學批評環境是正常的。
　　在這種正常的文學批評環境里，我認為什么都是可以批評的，至于批評的正確與錯誤則當由批評者個人負責，所謂“文責自負”是也。所以，不僅郭沫若、成仿吾批評魯迅應該被容許，其他一切魯迅批評都應該被容許。我認為，這些批評不僅不會損害魯迅的偉大，反而會成就魯迅的偉大。對于批評，魯迅一方面是反批評，并在反批評的過程進行正面的建構，魯迅雜文中很多精彩的篇章都是屬于這種反批評性的建構；另一方面，面對批評，魯迅常常會自覺地反省自己，反省使他不斷地學習，也不斷地進步，比如魯迅就是在和“左翼”文人的爭論過程中讀了很多蘇聯的文藝理論著作的，這些理論對魯迅文學思想的全面性有很大的幫助。同時，批評也使魯迅非常慎重地對待他的寫作，盡量的嚴謹以便不給論敵留下把柄。從長遠的效果來看，批評對魯迅來說是一件好事，試想想，如果沒有批評，魯迅還是現在的魯迅嗎？我們過去講魯迅，認為其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其“戰斗性”，而“戰斗性”不正是在批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嗎？
　　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絕大多數都曾被批評，魯迅是這樣，郭沫若也是這樣。沈從文曾專門寫過一篇《論郭沫若》的文章，這也是一篇“唱反調”的文章。沈從文認為：“郭沫若小說并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他不會節制。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制。”不能節制便是“廢話”，“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么東西”。由“節制”出發，他還捎帶性地批評茅盾：“在國內作者中，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他批評成仿吾是“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惡罵”。沈從文對整個創造社的批評可以說是非常尖銳：“創造后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卻并不為夸張過分的。”[4] (PP. 155～156)現在看來，這可以說是太苛刻了，并且對錯參半。
　　沈從文的批評雖然有錯誤，其主要原因是從他自己的藝術愛好出發，以自己的文學標準為一切文學的標準，屬于典型的“作家批評”，是一種排斥異己的批評，有一己之見，雖失之片面，但我仍然要為沈從文辯護，我認為這是正常的批評，對于作家來說，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從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出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更為根本的是，這種文學批評對于整個文學事業來說，可以說是有益無害的。對于郭沫若和創造社的一些成員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提醒，他們應該意識到“喊叫”在小說創作包括詩歌創作中的缺陷。沈從文的批評不會使郭沫若從根本上改變文學信念，改變創作方式，但它或多或少會對郭沫若有所影響，這對郭沫若在創作時的情感上的“節制”應該說是有幫助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僅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批評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且流派、社團之間的相互批評也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大的方面，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相互之間存在著爭論和批評，小的方面，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內部又有分歧和爭論。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流派眾多、社團林立，文學理念、風格各異，因而批評和論戰比比皆是。新文學派與林紓之爭、與學衡派之爭、與甲寅派之爭、與鴛鴦蝴蝶派之爭，左翼文學派與新月派之爭、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之爭、與論語派之爭，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爭，京派與海派之爭，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之爭，“兩個口號”之爭，周揚與胡風之爭，關于大眾語文之爭，關于現實主義之爭，關于民族形式之爭，等等，這些都是現代文學史上非常有影響的爭論。
　　縱觀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我們看到，批評者的動機各種各樣，有純粹的文學愛好、文學信念、文學觀念的不同，有文化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還有個人的私怨以及文人幾乎與生俱來的“相輕”。批評的程度也不一，有的激烈，有的溫和。批評的水平也參差不齊，有的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雖然最終來看未必正確，但必須承認它講得“有道理”，有的則純粹只是一種態度，甚至連“觀點”都稱不上，有的則純粹是個人攻訐，屬于雜音。但總體上，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是作用巨大的，它不僅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更重要的是使中國現代文學充滿了生機、創造和活力。在爭論中明辨是非，在批評中建構理論。文學和文學理論正是在這種批評中相互競爭、相互促進，從而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
　　但反觀當代文學批評，我們甚至可以用“死氣沉沉”來形容。沒有性格鮮明的文學流派，沒有具有獨立藝術主張的文學社團，沒有真正藝術觀念之間的交鋒。文學批評似乎變得高度統一，一種理論模式，一種文學觀念、批評模式的統一，批評標準的統一，甚至于批評的文風都非常接近。文學批評和爭論大多是“藝術內部矛盾”，即沒有藝術原則上的分歧，也沒有藝術根本觀念上的分歧，實際上是站在同一平臺上說話，不同的只是限于局部的。有些文學觀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尖銳對立，但內在上卻驚人的一致。很多爭論都不是藝術觀念上的根本分歧，而是雞毛蒜皮的個人恩怨或細枝末節的個人趣味。對某一部作品，大家不用通氣就會有共同的看法，并且好壞的標準和好壞的具體內容都是一樣的。批評家與批評家之間太和氣，批評家與作家之間太客氣。大多數的批評文章都是拈好的說，盡量往好處說，最后來點缺點作為點綴以示公正。當今文壇上可以說充滿了太多吹捧的批評，太多肉麻的批評。批評家的誠信度已經降到冰點，讀者已經不再相信批評家，作家也不再相信批評家。
　　在當代中國，“唱反調”的批評，或者“求疵的批評”可以說是“久違”了，已經變得非常稀有。“從眾”已經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集體無意識”。如果大家都說某個作家好，有一位批評家跳出來說這個作家不好，那么這個批評家肯定會遭到冷遇甚至嘲笑、譏諷。如果批評家仍然堅持己見、一意孤行，就會遭到孤立甚至圍攻，就會被排擠在文學批評圈之外，成為“另類”。
　　另外，行政干預、半行政干預和其他種種非文學批評方式的干預仍然時有發生，這不僅使批評者感到精神上的壓力，也使發表批評文章的報紙雜志有來自行政上干預的壓力。對于批評，我們的作家有著太多的誤解，有著太多的敏感，太害怕批評，太承受不起批評，包括不正確的批評，有“文革”“草蛇癥”或“驚弓癥”，以為批評就是批判，就會遭來“殺身之禍”，就會身敗名裂，就會從此抬不起頭來。很多作家還是在“否定”的意義上來理解“批評”的。因此，批評家在評論時，不論是對人還是對己，都非常小心謹慎，盡量以和為貴。
　　其實，今天的文學批評環境雖然不能說絕對寬松，但批評家自由表達文學觀念哪怕是錯誤的觀念還是被容許的，文學批評家不會因為文學觀念錯誤而遭受人身自由方面的壓力和限制，起碼公安機關不會按照批評家的指責包括政治指責去抓人。王朔曾經批評魯迅，認為魯迅的小說并不好，“蒼白”、“食洋不化”、“概念化”、“游戲”，沒有寫長篇小說，屬于沒有“真本事”[5] (P. 124)，因而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這其實也是一種典型的“唱反調”的批評。王朔的批評讓很多人驚慌、憤慨，因而大加撻伐，一時甚至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王朔的批評引起了那么多的議論和關注，這實際上反映了當代文學批評的不正常。對于王朔的批評，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實際上，王朔并沒有真正理解魯迅，而且我認為就目前王朔所達到的藝術和思想的深度來說，他也不可能理解魯迅，在這一意義上，王朔的魯迅批評實際上是沒有必要認真對待的，也是不值得一駁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極力為王朔的批評辯護，王朔有他表達觀念的權力和自由，并且有表達不正確觀念的權力和自由，當然王朔也必須承担表達不正確的責任，必須承担文學批評由于學養不夠從而給他帶來的聲譽上的后果。王朔批評魯迅的意義不在于具體的觀念，而在于批評本身，在今天，敢于批評魯迅，敢于對魯迅提出不同意見，這是王朔的了不起。
　　魯迅生前遭受過那么多人的批評，且批評者中不乏名人，包括政治名人、文化名人、文學名人，這么多批評都沒能扼殺或摧毀魯迅，反而使魯迅愈來愈高大，難道王朔的批評能撼動魯迅嗎？如果王朔這樣的批評都能使魯迅受損，那魯迅還是魯迅嗎？所以，對于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來說，關鍵還不在于如何批評魯迅，而在于魯迅是否可以批評。魯迅也可以批評，這才是批評的正常。“唱反調”的批評更在于監督作家、激勵作家、幫助作家。魯迅已經遠離我們而去，現在的批評不會對魯迅本人有影響，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魯迅。但對于當代作家來說，批評的作用和意義就不同，批評將使作家對他的寫作非常慎重。當今文學，低水平重復比比皆是，模仿成風，抄襲時有發生，這其實是批評的嚴重失職。對有些偷懶的作家，對有些自我感覺過好的作家，對有些心術不正的作家，尤其需要尖刻的批評。
　　最近讀了李建軍先生的《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對他的很多觀點，我都不同意，我認為它明顯具有某種偏執，主要體現在他對賈平凹的批評和對先鋒文學的批評。老實說，我不同意他關于《廢都》和《懷念狼》的總體評論，也不同意他對賈平凹后期創作的基本估計和定位。賈平凹的創作當然存在著某些問題，包括知識方面的問題，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硬傷”，但他作為當代中國文壇大作家的地位是不能被否定的，他是當代中國少數的幾位重量級作家之一。從《廢都》到《懷念狼》，賈平凹在創作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退步了，而是進步了，在藝術上成熟了，在思想上更加豐富從而具有了立體感和深度，表現了更多的探索，具有了更多的現代性意味，也更加耐讀。當然有些嘗試和探索富于爭議，不論是出于某種現實的原因，還是出于藝術的原因，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李建軍先生批評賈平凹的標準過于傳統，有過多的個人藝術愛好和個人藝術趣味的成分在里面。
　　然而，對李先生的坦誠、大膽、勇氣、探索，不怕得罪人，我又懷著一種深深的敬意，對李先生對當代文壇的憂慮、對文學批評的執著、傾盡心力，我同樣懷著深深的敬意。我非常欣賞李建軍先生的這種“直諫式”的批評，我覺得當代文壇需要這樣一種尖銳的批評，不論是對文學批評本身還是對文學創作都是好事。李建軍先生的文章很有氣勢，富于感染力，文筆也很優美。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他的很多描述都符合當代文學的創作實際，他的很多批評也是一針見血的，值得我們深思。
　　趣味無爭辯。我本人比較喜歡賈平凹的小說，但這構不成反對別人不喜歡賈平凹的理由。的確，趣味不同，愛好不同，理論基礎不同，批評標準不同，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肯定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更進一步，對于賈平凹來說，由于他的創作在藝術風格、思想主題、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所以對他不同時期的創作肯定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其實，不只是評論賈平凹如此，對大多數作家的評論都存在著這一問題。在這一意義上，我雖然不同意李建軍對賈平凹的總體評價，但我充分尊重他的觀點，特別是尊重批評本身，這是批評家的權力和職責。這是正常的批評，我們應該保護這種批評。對賈平凹這樣知名的作家，過去的批評缺乏尖銳性，恰恰是不正常的。我覺得作家本人也應該對這種批評抱著善意，也應該理解這種批評。
　　就像政治需要監督一樣，文學也需要監督。政治如果沒有監督就會出現腐敗，文學如果沒有監督同樣也會腐敗。文學的腐敗不同于政治的腐敗，主要表現為作家在文學精神乃至整個人文精神上的墮落，甘于平庸，不思進取，小有成績便沾沾自喜、自滿自得。如何防止文學的腐敗，文學批評則是最重要的監督之一，而“唱反調”的文學批評作為文學批評中的“反對派”，其監督性尤其不可或缺，不論是對作家來說還是對文學批評本身來說，它都是一種監督。為什么那么多作家敢粗制濫造，甚至抄襲，應該說這與文學批評的缺乏有很大的關系。“唱反調”的文學批評的意義和作用是雙重的，對作家及其文學創作是一種制約、激勵和壓力，對文學批評本身則具有反思性和挑戰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文學批評吹毛求疵，挑毛病可以說是普遍的現象，只有言之成理，才可以得到認可，才可以獲得聲譽，才可以流傳，這可以說是社會對這種“唱反調”文學批評的一種獎勵，這種獎勵的后果之一便是促進文學的繁榮。
　　中國當代作家在作家的層面上可以說過得太輕松了，也太容易了，只要寫出幾部甚至幾篇像樣的作品就能出名，就能成為知名的作家，有的作家，甚至根本就沒有像樣的作品，卻也莫名其妙地成了“知名作家”。中國的作家，一旦出名便會終身受益，一旦成名便會被國家養起來，便會終身不愁飯碗問題。在中國，從事文學事業的人很多，但卻缺乏激烈的競爭，不管什么人，似乎只要愿意，就可以在文學這個行當里混飯吃，所以，文學界實際上充斥著“閑人”。
　　中國當代文學整體上還非常落后，其重要的表現就是缺乏大師級的作家和具有廣泛影響的藝術精品，所以，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先進水平，還需要艱苦的努力。但現實卻是，我們的作家整天生活在自得之中，生活在社會的恩寵之中。自我感覺良好的作家太多了，他們沒有藝術精神上追求創造這一層面的痛苦，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痛苦缺乏敏感，更不能承載社會的痛苦。他們在思想上缺乏先覺性，豈但不是“先知先覺”，簡直就是“后知后覺”，因為他們不是走在時代思想的前面，而是走在時代思想的后面，當代文學中可以說充滿了思想上的“媚俗”。在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的意識中，似乎到處都是文學大師，似乎每個作家都是大作家。
　　當代中國文學的這種不爭氣狀況與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過于溫和有很大的關系，作家們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進取的精神，享樂主義至上，不愿意讀書，不愿意學習，在知識儲備上嚴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的批評家太客氣，或者說姑息遷就所致。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并沒有盡到批評的責任。對那些陳舊的藝術觀念，重復性的創作，沒有創造性、沒有新鮮意義的創作，我們的批評家不敢批評。生活中的和氣和團結是好事，但文學批評上的一團和氣絕對不是好事，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太客氣了，太一團和氣了。一味地表揚，對作家以及對整個中國文學事業都是不利的。中國當代文學需要尖銳的批評，需要“唱反調”的批評。當今中國不論是政治環境還是文化環境，都為這種“唱反調”的文學批評提供了保障。
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114～118J1文藝理論高玉20062006
“唱反調”/文學批評/當代文學
“唱反調”的批評即西方文學批評中的“求疵的批評”，它也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傳統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僅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批評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且流派、社團之間的相互批評也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大的方面，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相互之間存在著爭論和批評，小的方面，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內部又有分歧和爭論。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流派眾多，社團林立，文學理念、風格各異，因而批評和論戰比比皆是。這些批評和論戰對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則完全相反。文學批評對很多文學批評者來說，不是出于對文學的責任，不是出于對于文學本身的熱愛，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謀生的手段。既然文學批評是“謀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學批評這種職業來謀取利益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從這種人際關系和物質利益出發，“作揖主義”、“好好主義”便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普遍現象。其結果是，既害了文學創作，也害了文學批評本身。
作者：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114～118J1文藝理論高玉20062006
“唱反調”/文學批評/當代文學

網載 2013-09-10 21: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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