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說：革命時代的啟蒙

簡體傳統

    柔石的文學創作，從1923年開始，到1930年創作長詩《血在沸》，前后只有短短7年，而他真正成熟的作品直到1926年才出現。1928年后，他連續發表《人鬼與他的妻的故事》、《舊時代之死》、《三姐妹》、《二月》、《為奴隸的母親》等小說，成為當時左翼文壇的一匹黑馬，受到讀者的關注。然而，有意味的是，柔石的這些小說，無論是主題還是題材，都與左翼文學初期的主流作家如蔣光慈、洪靈菲等人的創作有很大的差別，在他的筆下甚至沒有一篇小說與當時革命加愛情的流行小說模式相似。我們認為，柔石的小說代表作品從寫作尤其是發表的時間來看，已進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但是從這些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形態看，卻與五四啟蒙文學有很明顯的血肉聯系。這一特點，正是形成柔石小說創作獨特的思想文化意義和審美價值的重要因素。
    　　　　一
    柔石的小說從題材上區分，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展示處于新舊文化沖撞與交融時期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態與心態，另一類真實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現狀。但是，不管哪一種題材，柔石的創作視角與五四作家普遍采用的文化視角基本一致。
    20世紀初的中國開始進入文化轉型期，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從無奈被迫到主動接受西方先進文化，期間經歷了十分痛苦的磨合。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敬告青年》一文中，把“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作為對青年的六點希望之一鄭重提出來，標志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已經具備了自信的開放心態。以《新青年》創刊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仿佛打開了一扇通過西方文化的窗戶，加速著古老中國的文化轉型。我們注意到，在這場文化啟蒙運動中嶄露頭角的新文學作家，通常都是從文化的視角展開對現實生活的描寫，著眼于文化啟蒙或表現青年人的文化覺醒。魯迅的小說揭示了長期處于封建蒙昧中的人民大眾的國民劣根性，以及新生代知識分子如何在新舊文化的夾縫中徘徊的情景；郁達夫、郭沫若的小說通過主人公性的苦悶和生的苦悶的展示，重在表現覺醒了的知識分子如何掙扎在封建文化的如磐黑夜中。考察柔石的小說創作，在創作視角上與上述五四作家非常相似。
    《舊時代之死》是柔石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長篇小說，它描寫一位名叫朱勝ｙǔ@①的青年，在守寡的母親艱苦支持下，勉強讀到大學二年級，終于失學就業。后來又受不了老板的專橫氣勢，辭去了C社書記的職務。對社會的強烈不滿與放縱狂飲，加重了他原來就有的肺病。而他的母親，又早為他說下了一門親事，正逼著他回家完婚。小說就在這樣的氛圍中展開情節。我們看到，失學、失業、包辦婚姻、信念危機等，這些在五四小說中常常出現的小說題材，構成了《舊時代之死》的主要小說要素。這部小說描述的重點是主人公的心理，是主人公遭受一系列的生活打擊之后的心理反應，那種頹廢、狂放的知識分子形象特征，與郁達夫、郭沫若的小說主人公形象有許多相通之處。柔石在小說的《自序》中這樣說明他的創作目的：“這部小說我是意識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悶與呼號，湊合青年的貧窮與忿恨，我想表現著‘時代病’的傳染與緊張。”(注：轉引自鄭擇魁、盛鐘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53頁。) 柔石所謂的“時代病”，是指“五四”高潮過去之后，由于個性解放的理想化成泡影，又找不到反抗黑暗社會的有力武器和出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普遍產生的一種苦悶和仿徨。這樣的寫作動機，我們可以在很多五四作家中找到，郁達夫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名作家。抒發主人公的苦悶情懷，表現他們由此而生的頹廢和變態的心理言行，從而揭示出一種“時代病”，是郁達夫抒情小說的基本特征。郁達夫對柔石的影響很大，鄭擇魁先生就指出過這一點：“柔石當時對郁達夫等作家十分崇拜和仰慕，他寫成《生日》后，就寄給郁達夫請求教正，他的作品明顯受了‘身邊小說’這一流派的影響。”( 注：鄭擇魁、盛鐘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第104頁。)
    柔石的另一部名著《二月》，雖然創作的時間要比《舊時代之死》更晚，但仍然與五四啟蒙文學有著明顯的精神聯系。這部由于在20世紀60年代初被改編成電影《早春二月》而家喻戶曉的小說，其藝術成就為廣大讀者所公認，但如果拿30年代革命文學的標準去衡量它，你卻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很多“不足”，如作家沒有為主人公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主人公人道主義的軟弱無力，作品沒有反映20年代中期后中國廣大鄉鎮風起云涌的農民運動和日益激烈的政治斗爭，等等(由謝鐵驪導演的《早春二月》1963年剛攝制完成，就被作為“大毒草”遭受批判，其重要原因是小說在上述方面的“先天不足”，它明顯存在不符合革命文學基本要求的“不良”傾向)。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有人這樣評價：“由于他(柔石)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對于革命也沒有深刻明確的認識，因此在《二月》中留下了不健康的東西，這主要表現在對于人物的態度上。柔石不能比自己的主人公站得更高，盡管他認識到蕭澗秋的道路是錯誤的，但是他對于這樣一個人物的風度、情調、姿態……是偏愛的，他自己在感情上和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有共通之處。因此，他不能對蕭澗秋的性格采取更嚴格的批判態度，對他性格中消極的一面：如軟弱、悲哀、虛無之感……也往往是抱著欣賞的甚至是玩味的態度。 ”(注：見北大中文系1956級魯迅文學社《柔石的創作》，轉引自楊東標《柔石二十章》，寧波出版社，2002年，第241頁。)這樣的觀點在左傾思潮橫行時很有代表性，但《二月》受到這樣的批判是極其不公正的。如果我們把這部小說放到與五四啟蒙文學的精神聯系中去考察，上述種種指責便都將無法成立。在我們看來，這部小說表現的仍然是文化轉型過程中新舊文化的沖撞與交融。與早期五四啟蒙作家相比，柔石似乎更關注新文化從大都市向小城鎮和鄉村的濡染與擴散。遠離大都市的芙蓉鎮，仿佛一口平靜的池塘。蕭澗秋和陶慕侃的同學李先生參加北伐英勇戰死，在這小鎮上也只是激起一點小漣漪。然而，曾在杭州、北京、上海等都市生活過的蕭澗秋的到來，卻在這座小鎮中激起了大波瀾。首先興奮的是陶嵐，這位對生活充滿著浪漫的渴望，任性、大膽的女性，被蕭澗秋的談吐、閱歷、學問和見識所折服，特別是蕭澗秋的大都市生活與學習的經歷，在文化學意義上對陶嵐有很強的震懾力。蕭澗秋對文嫂的真誠的援助，在小鎮中也引發了不小的震撼。雖然文嫂丈夫的犧牲以及此后孤兒寡母的凄慘前景，引起過鎮里人的同情，但似乎并沒有人給予她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充斥著小鎮的，還是魯迅揭示過的國民性弱點，愚昧、自私、麻木、人與人之間的冷淡，甚至有咀嚼他人的痛苦為消遣的，至于用淫穢的想象去探索別人的隱私，更是一些人酒足飯飽后的余興。所以，蕭澗秋的無私幫助，讓文嫂一家獲得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但也引發了對蕭澗秋不利的小鎮輿論。這種輿論，可能有一部分來自錢正興(誰讓蕭澗秋“橫刀奪愛”呢)，但大部分來自于魯迅所深惡痛絕的面目不清的“庸眾”。中國自古就有“寡婦門前是非多”的“格言” ，你在大城市可以實行“人道主義”，可以自由戀愛，在芙蓉鎮卻必須遵守祖宗創下的規矩!在小說中，流言蜚語猶如風刀霜劍，把孱弱的文嫂逼上了死路，也把異己的蕭澗秋趕出了芙蓉鎮。蕭澗秋在這個小鎮上成了眾矢之的，面對的是整個傳統社會的挑戰。這簡直就是一幅文明與愚昧的搏斗圖!在強大的傳統文化的壓力下，他不落荒而逃才怪呢。雖然有陶嵐這樣的同盟軍，但最終失敗的，仍然是勢單力薄的蕭澗秋。魯迅評得準：“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注：魯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 81年，第149頁。)
    《為奴隸的母親》是柔石短篇小說創作的高峰。這篇小說創作于1930年1月，這時候，左翼作家已經開始對標語口號式的“革命文學”進行反思，例如潘漢年1929年就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發表題為《文藝通信》的文章，說：“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一切的事物來做題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于無產階級來決定。”(注：轉引自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第140頁。)決定一部文學作品是不是革命文學，不是題材，而是作品的主題。其實，早在兩年前，魯迅就說過這樣的話：“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 ’。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注：魯迅：《革命文學》，見《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44頁。)4年后，他在回答沙汀、艾蕪關于小說題材的提問時，又一次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魯迅與潘漢年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初期革命文學的批評。柔石創作《為奴隸的母親》時，與魯迅已經有了很緊密的接觸，同時又參與了組建左聯的工作，在思想上易于與黨的領導干部(潘漢年當時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左聯是他代表黨中央竭力促成下創建的)相一致，所以，把《為奴隸的母親》列入革命文學的范疇是不成問題的。柔石的戰友林淡秋曾經有一段回憶，有一次，柔石對林淡秋說：“過去我的作品不是革命的，現在我決計轉換內容了。”( 注：參見楊東標：《柔石二十章》，寧波出版社，2002年，第156頁。)從這個材料推測，柔石顯然對自己以前的創作與左翼文學的差異有了一種新的感悟，他是把《為奴隸的母親》作為革命文學來創作的。
    的確，這篇小說突出地表現了作家掙脫知識分子的一己悲歡，把創作視野轉向底層勞苦大眾的努力。小說發表時，《萌芽月刊》在《編輯后記》中這樣寫道：“柔石先生的《為奴隸的母親》，作為農村社會研究資料，有著極大的社會意義，請讀者們不要忽視此點。”其實編輯的担心有點多余。在革命文學方興未艾之際，作品又發表在左翼色彩濃郁的刊物上，讀者是不會忽視這篇小說的社會學意義的。我們以為多年來被忽視的，恰恰是小說的文化學意義。與其它同時期的革命文學相比，柔石的這篇小說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作家仍然采用了與他以前創作一致的文化視角，小說的情節主線是當時普遍存在于浙東地區的一種野蠻風俗——典妻。所謂典妻，就是窮人為生活所迫，把妻子像物品一樣典當出去，租借給他人生育孩子。在這一過程中，女性只是一種生育工具，完全失去了“人”的獨立與尊嚴。許多學者指出，這種社會畸形現象在舊中國的很多地方存在著，尤其以浙東地區最為嚴重。五年前，同為浙東作家的許杰就寫了《賭徒吉順》予以揭露，只不過柔石這篇小說寫得更生動、更詳盡罷了。鄭擇魁先生曾指出：“作者通過‘典妻’這一事件，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罪惡，并展示了造成悲劇的社會原因。在黑暗時代的浙東農村里，‘典妻’這種殘酷的人肉買賣公開‘合法’地進行著。人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怪。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影響下，沒有子嗣的中農也會做‘典妻’這樣的事。正如小說中所寫的那樣：媒婆、轎夫以及探頭張望的婦人，都把這看作是極平常的事。”(注：鄭擇魁、盛鐘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第130 、277頁。)在這篇小說中，造成春寶娘悲劇生涯的原因，首推經濟的重壓，但也不能忽視文化的作用。這種文化的作用，既來自中國傳統封建道德的影響，如鄭擇魁先生所指出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道德，也包括區域文化的因素。越地遠離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女性的貞操觀相對薄弱，在人的生存發生危機時，出賣女性的身體換錢養家便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有意味的是，這類行為在當地逐漸演變成了風俗，成為一種合法合理的事，所以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都不以此為異。把這篇小說的主題歸結為表現當時中國農村的階級壓迫自然不算錯，但總讓人覺得有些粗疏，沒有完全說到點子上去。從客觀上說，這篇小說的確反映了當時農村中貧苦農民破產的慘象，但是考察作家的寫作動機，我認為柔石是站在以人為本，尊重人，重視人，特別是尊重女性的現代文化的立場上，揭露與批判“典妻”這種反人性的地方文化惡習。在這篇小說中，我們能看到魯迅《祝福》的深刻影響。與魯迅一樣，柔石既同情女主人公，但對她不思反抗的心態，也有著“怒其不爭”的批判的一面。
    　　　　二
    從文化的視角展示生活，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寫好“人”。魯迅的《吶喊》與《仿徨》就是以現代文化為武器，從文化的角度認識、描寫社會，高度凝練地、本質地描繪出辛亥革命至五四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撞擊、融合的“完整性、獨立性的形象。所以，魯迅創作小說雖然有很強的社會功利目的，即他所說的“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注：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11頁。)，但我們今天讀來仍然覺得韻味無窮。柔石的小說也是如此。
    柔石的創作正處于中國現代文學從第一個十年向第二個十年的過渡期，幾位激進的年輕作家與文學理論家已經在為“革命文學”搖旗吶喊，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與“進步”，作為五四文學的代表作家魯迅與郁達夫也受到他們的無情批判與否定。寫過《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丁玲，在革命文學的熱潮中創作了《水》這樣的“速寫”式小說，以表現底層人民行將爆發的革命熱情。蔣光慈更是這種革命文學的代表作家。然而，這種文學作品，存在著嚴重的缺點。茅盾在為陽翰笙的《地泉》寫的序《＜地泉＞讀后感》，就借批評《地泉》說了他對這類革命文學的看法：一是“缺乏社會現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認識”，以至“嚴重的拗曲現實”；二是“缺乏感情的地去影響讀者的藝術手腕”，而沒有用那種“精嚴而明快的形象的言詞來表現那‘深入’‘轉換’‘復興’”，作品“ 只是‘深入’‘轉換’‘復興’等三個名詞的故事體的講解”。(注：轉引自趙遐秋、曾慶瑞編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1頁。)在茅盾看來，早期革命文學的突出缺點，一是作家對生活缺乏正確的把握，二是表達上的公式化、概念化。
    柔石并沒有趕這個時髦，他仍然按照自己對生活和文學的理解扎扎實實地創作著。他的小說難以讓人一眼就讀出慷慨激昂的革命主題，他尊重生活的邏輯，不為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隨意拔高人物，不塑造突變式的英雄，也不去尋找或編造革命、反抗的故事。柔石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為題材，真實地表現這人生。所以，他的蕭澗秋只能從芙蓉鎮落荒而逃；春寶娘生了秋寶后，也會產生在秀才家多留一些日子的念頭。這種寫法，在當時頗為一些革命文學理論家所不屑，但是，隔半個多世紀后讀這些小說，我們卻能夠感覺到作品中人物的鮮活和內涵的豐富。就如魯迅為《二月》所寫的小引中所說：“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于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注：見北大中文系1956級魯迅文學社《柔石的創作》，轉引自楊東標《柔石二十章》第241頁。)何止當時的讀者能夠照見“ 自己的姿態”，就是今天的讀者，也能夠從中照見自己。因為小說中的人物并非作家觀念的產物，他們來自奔流激蕩的生活，有著時代與文化的鮮明印記；也因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撞擊與交融，至今仍在進行著，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仍然能夠激起我們的共鳴。
    除了表現新舊文化的沖突與交融，柔石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繼承魯迅先生的國民性批判。柔石曾在1923年2月16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軍閥專橫于朝，貪吏欺詐于市，而一部分人民有愚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輾轉于水深火熱，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注：見《柔石日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3頁。)芙蓉鎮的流言和春寶娘的忍辱偷生，正是柔石這段日記的形象寫照。我們可以在柔石的許多小說中找到有關這個主題的證明。如在《三姐妹》中，柔石對男主角章先生的諷刺性的描寫；《希望》的主人公李靜文為換一個美艷的新夫人，竟然希望家父的來信內寫有“汝妻不幸，一產病故!”在《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的妻的悲劇，一半來自人鬼，另一半來自村里的流言蜚語。她死后，天賜和人鬼同去送葬，竟然“路旁有人冷笑說，‘她倒有福，兩個丈夫送葬。’”《沒有人聽完她的訴說》里，在北風中乞討的老婆子面前，所有人在滿足了他們的窺私欲之后，無一人肯對這位可憐的老婦施以援手，這種人性殘忍的描寫揭示了人們普遍性的卑污陰暗的心理。
    　　　　三
    柔石文學創作中的文化視角十分明顯，構成了他的小說思想與藝術的基本特點。要探討的是，作為一名堅定活躍的左翼作家，柔石如何能夠在革命文學逐漸成為主流文學的 20年代末堅持和發揚了五四作家的文化視角呢?我們認為，造成這種創作現象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青年》發動新文化運動時，16歲的柔石剛進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這所學校的校長經亨頤，當時正著手進行教學改革，在夏丐尊、李叔同等著名教員外，增聘了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等具有革新思想的教員。“一師風潮”后，繼任校長姜琦又聘請朱自清、俞平伯、劉延陵等新文學作家担任國文教師。整個五四時期，浙江一師校內的空氣極為活躍，不僅《新青年》、《星期評論》、《新潮》等刊物在同學中間廣泛傳播，省內新辦刊物《浙江新潮》、《錢江評論》等刊物也擁有很多讀者。在當時，浙江一師就是浙江的“北京大學”。一師校內學生中有很多是文學愛好者，他們于1921年10月成立“晨光文學社”，潘漠華、馮雪鋒負責，除柔石外，汪靜之、魏金枝等人都是重要成員，他們還聘請了葉圣陶、朱自清、劉延陵為顧問。生活和學習在這樣的氛圍中，青年柔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十分密切。雖然當時柔石一心想做學問家和文學家，對政治活動不怎么熱心，但以文學革命為中心的文化啟蒙運動對他的影響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魯迅的身傳言教。魯迅與柔石同是浙東人，柔石在浙江一師讀書時就很崇拜魯迅，閱讀過魯迅的許多作品。1925年在浙江一師畢業后，柔石曾去北京大學做旁聽生，選修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和“文藝理論”，親聆魯迅的教誨。“據吳文欽回憶，柔石在北大讀書時，曾經寫信向他述說了魯迅講課后的興奮心情：真是平生之樂事，勝過了十年寒窗!”(注：鄭擇魁、盛鐘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第29頁。)1928年柔石離開寧海到上海，不久就與魯迅聯系上了，他此后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都在魯迅的關懷下進行。魯迅自打發表《狂人日記》后，在他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一些熱愛他、崇拜他的青年作家。如五四時期的許欽文、臺靜農、許杰、孫伏園、川島等，左聯前期的馮雪鋒、柔石、殷夫，左聯中后期的張天翼、沙汀、艾蕪、巴金、胡風、蕭紅、蕭軍等，這些青年作家在成長過程中，都受到過魯迅的關心和幫助，他們也自覺把魯迅作為學習的榜樣。有學者曾把這批作家命名為魯迅派，柔石就是魯迅派作家中的重要一員。魯迅派作家與魯迅的交往經歷，有的通過書信(如魯迅與沙汀、艾蕪之間的著名文藝通信)，更多的是用回憶錄的形式(魯迅逝世后上述許多作家撰寫了回憶與魯迅交往的文章)保存了下來。然而魯迅與柔石之間因為交往密切，并無書信交流的必要，又因為柔石先于魯迅逝世，他也不可能寫下與魯迅交往的回憶文章。幸運的是，柔石寫了有關日記，讓我們約略知道一些兩人交往的情況。另外，魯迅在柔石壯烈犧牲后，也曾有幾篇文章寫柔石(如《為了忘卻的記念》、《柔石小傳》等)，馮雪鋒等人也寫過回憶魯迅與柔石交往的文章，從中我們知道，柔石敬重魯迅，魯迅也很看重柔石的為人與才華，他們在1928 年至柔石被捕前交往十分密切，情同父子。(注：關于這方面的情況，鄭擇魁、盛鐘健的《柔石的生平和創作》上編第六、七、八節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因此，可以推斷，在這段日子里，柔石曾多次當面向魯迅討教過文學創作的問題，魯迅也一定像回答沙汀、艾蕪的提問那樣，細致深入地與柔石探討過這類問題。柔石開始文學創作較早，但是他的真正成熟的作品，均發表于1928年之后，這與魯迅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第三，越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文化熏陶對一個作家的深遠影響，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而在這種文化熏陶中，區域文化的作用十分重要。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里回憶柔石時說過一句很有意味的話：“他的家鄉，是臺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注：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82頁。)魯迅指出柔石的性格是硬氣而又有點迂，而造成柔石這種性格特點的主要原因，則是區域文化即越文化的影響。自從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以來，學術界對越文化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越地因為處于東南沿海，與中原主流文化存在著相當多的差異。與以“仁義”為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越地重“智”，重商，重變通。近代以來，其面海的地理位置和相對發達的交通，又使其成了文化革新的重鎮。浙江人重文化革新，而非政治革新，這是清代三百多年來浙江學術發展的成果，也是清末民初浙江與兩廣、湖南等地知識分子之間的最大差別。這種思想文化上的特點，自浙東學派——章太炎、王國維、蔡元培——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代代遞傳，形成越文化的一個強大的文化傳統。(注：關于這一點，可參看彭曉豐、舒建華：《“S會館”與五四新文學的起源》，第一章、第二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正如越文化的“ 石骨鐵硬”的性格特征對柔石有強大的影響，越文化重思想文化革新的思路對柔石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柔石在1928年12月23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自己與魯迅先生的談話，他這樣寫到，“以后又談起中國人素來沒有信仰的，從來沒有宗教的戰爭，道士和和尚，會說三教同源，哪里有什么信仰。都是個人主義，要個人活下去就是。中國革命之失敗，就在這一點。”(注：見北大中文系1956級魯迅文學社《柔石的創作》，轉引自楊東標《柔石二十章》，第106頁。)這一話題，顯然是魯迅從留學日本開始就一直在思考的中國國民性問題在第二個十年的繼續，即探討如何在文化上改造中國社會。從柔石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與魯迅在這方面見解完全一致。其實，柔石重思想文化革新的思路早在浙江一師時期就顯示了端倪。他雖然來自農村，對當時的社會有十分強烈的改革欲望，也對俄國十月革命表示歡迎。但是，對“當時以政治斗爭為主要內容的學生運動，并不特別熱心。”“盡管他在五四運動里接受過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對社會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和評價，但對于具體的政治活動，卻并不積極參與，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讀學業上。據魏金枝回憶：‘那時，柔石拼命讀書，弄得兩眼非常近視，他的目的是想成為一個學問家。’”(注：鄭擇魁、盛鐘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第12-13頁。鄭擇魁先生認為這是柔石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上的通病所致，我則認為這與越文化對他的影響有關。)不能把他的這種表現簡單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通病，這也不是個人的興趣好惡問題，從深層意義上看，這都與越文化的思想傳統有關。
    　　　　四
    重視柔石小說與五四啟蒙文學的精神聯系，對于認識柔石的作品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就柔石的小說來說，這樣的研究視角，有助于去除籠罩在作品之上的意識形態遮蔽，還柔石小說的本來面貌，使我們的閱讀能更切近作者的創作初衷。同時，也有助于揭示，為何柔石的小說要比當時許多所謂的“革命文學”更有藝術魅力。
    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這樣的定位，讓我們能夠更真實地認識和審視文學發展的歷史。近年來，學術界對這一點基本上達成了共識：新文化運動是一個不徹底的文化啟蒙運動。由于北洋政府的壓迫以及20年代政治形勢的迅速變化，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文化啟蒙運動在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之后就走向低潮，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后，國內的革命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中國現代史把此時界定為五四時期的結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開始。然而，當時實際的文學創作并沒有如此簡單地轉型。在30年代，左翼作家之外但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一部分進步作家，仍然延續著五四啟蒙文學的軌跡進行文學創作。老舍、巴金、曹禺、王統照、許地山的作品，就閃耀著文化啟蒙的光輝。在左翼作家內部，也有類似的創作出現，如張天翼、沙汀、艾蕪、蕭紅以及稍后的路翎等人的作品就呈現著同樣的色彩。當然，這些作家的作品與五四時期的文學創作有著一定的區別，但我認為這種區別主要是時間性的，在文化啟蒙的創作內在動機與作品藝術效果上，兩者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柔石正是這些作家中的重要一員。
    文學史在宏觀地描述文學歷史方面，有其必不可少的功績。但是，這種描述，往往化復雜為簡單，突出作家們的共性而遮蔽他們的個性，從而多少歪曲了歷史的真實。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都是復雜的，30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也是如此。柔石，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柔石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一位英勇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說創作，從作品主題到創作視角，既深刻體現了新的時代特點，又與五四啟蒙文學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系。不注意這一點，恐怕難以完全讀懂柔石的文學創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浙江學刊杭州117～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建新/孫曉菲20042004柔石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一位英勇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說創作卻處于五四文學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轉型階段，從作品主題、題材、人物形象到創作視角，柔石的小說都與五四啟蒙文學有著明顯的精神聯系。我們在解讀左翼作家柔石時，不應該忽略他與五四啟蒙文學特別是魯迅的精神聯系。啟蒙/文化/小說/解讀基金項目：浙江省2000～2003年社科規劃課題(編號：M95H15)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On the Latent Intention of Antagonism in Zhang Ailing's Literary Style
   LIU Yong
   Wuhan Institute of Industry,Wuhan 430023,China陳建新，男，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曉菲，女，浙江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杭州　 310028)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117～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建新/孫曉菲20042004柔石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一位英勇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說創作卻處于五四文學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轉型階段，從作品主題、題材、人物形象到創作視角，柔石的小說都與五四啟蒙文學有著明顯的精神聯系。我們在解讀左翼作家柔石時，不應該忽略他與五四啟蒙文學特別是魯迅的精神聯系。啟蒙/文化/小說/解讀基金項目：浙江省2000～2003年社科規劃課題(編號：M95H15)邁夫

網載 2013-09-10 21: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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