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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140(2002)04-0066-08
　　20世紀后半葉，隨著科技發展創造的物質文明越來越高，西方社會片面追求物質現代化的負面效應日益暴露，如以消解意義為主，對物欲橫流的世界玩世不恭、精神空虛、人情冷漠的后現代主義，只重過程不講目的，只重現實不講未來；只重實用不講情義，只講征服不講和平。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愈演愈烈，人類與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針對現代西方工業文明所出現的弊病，國際學術界都愈來愈注意到東亞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文化因素，開始青睞東亞文化中人際和諧、“天人合一”等理論，強調法律文化背后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作用，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作用，探索人類新的文化模式。
　　人才的密集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固然是東亞經濟起飛的內在原因，但是，人口因素最終離不開文化的養育。本文擬從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上的現代東亞民族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振，證明東亞儒家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兼容、再生、轉化和同化能力，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以求教于同行。
　　 一、舉世矚目的東亞奇跡
　　東亞是一個地理上的空間單位，指的是歐亞大陸太平洋岸的邊緣和半邊緣地帶，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越南、東南亞區域；從文化上講，大體是漢字文化圈影響所及的地區。長期以來，東亞地區在人類古典諸文明中遙領風騷。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形成的華夏文明的農耕技術、帝國官僚體制、教育制度、儒教人文主義等，都領先于西亞和地中海文明，很早就具有長時期的整體關聯性。但是18世紀的西歐工業革命使世界文明的羅盤針發生了重大轉向，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入侵使東亞國家先后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到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華夏古典農業文明被嶄新的西方工業文明所取代。但是，二戰后東亞的崛起使世界的時針又開始重新轉向，獲得獨立的東亞各國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在短短的40年間，使東亞的經濟發生奇跡般的巨變：日本在戰后千瘡百孔的國土上建起了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只用了10多年的時間就把經濟建設的規模推進到舉世震驚的地步，“東亞病夫”變為東亞社會主義工業國；東盟國家也已改變殖民地面貌，追蹤“四小龍”進入工業化。尤其是東亞的人文發展的指標(以人口的壽命預期年齡和成人識字率作為基本指數)遠遠高于經濟發展的指標。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統計，日本人的人文發展指標居世界第一位(按由低到高的順序為136)，經濟發展指標居世界第五位(126)；中國的經濟發展指標居世界第109位(22)，而人文發展指標居世界第65位(2)。新加坡、韓國等的人文發展指標都已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1]從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西方先進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最高達到3%～5%，而戰后東亞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達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先進發達國家平均增長率1倍以上。[2]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的最高經濟增長速度，形成了世界有史以來經濟發展最快的新型工業化地帶。這就是引起舉世矚目的“東亞奇跡”。
　　東亞有5000年文化史的巨大遺產，尤其是中華文化遺產。東亞“儒家文化圈”存積有價值無比的寶貴的人文資源。所謂“儒家文化圈”是指由中國儒學源流相關的東亞各國所形成的文化復合體。歷史上的東亞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中國文化儒學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由中華文明滋養哺育出來的“亞文化”。“東亞奇跡”出現對國際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一是不能從單純的經濟觀點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成功的原因，而要重視地區性的悠久歷史聯系與文化資源。馬克斯·韋伯關于東亞的傳統文化——儒家倫理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假說受到了挑戰。二是“東亞奇跡”表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成功的結果決不是西方“原生型”工業化模式的全盤移植，而是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工業化—現代化浪潮的全球推進，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根據本國國情，采取各種方式探索工業化的新道路，以更快的速度爭取現代經濟增長和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結果，這是對觀察現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論”觀點的修正和突破，也是對西方“經典工業化理論”的重構。
　　 二、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東亞民族精神的重振
　　中華民族5000年光輝燦爛的文明史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營養，中國歷史整體上的民族精神是一個多元一體、多樣統一的精神綜合體。先秦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薩滿教等都對漢文化有過重要的補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仁義”、“忠誠”、“謙讓”、“兼愛”、“中道”、“禮義”、“大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儒家學說產生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在創立之初就不是完全封閉、絕對排他性的思想文化體系。到了西漢經董仲舒等人詮釋，被漢武帝定為官方思想，之后歷代皇朝也不斷補充了自己時代的精神營養。到了宋代，經程頤、朱熹的重新詮釋，又對儒學作了較大的改造。即使在清代，以康熙為代表的滿族統治者十分虔信儒學，也還是融入了少數民族的一些優秀思想。再加上道家、法家以及歷代民間文學和明清小說給廣大人民的教育，共同構成了極為豐富的中華文明精神體系。此外，對于異質文化的傳入，儒學在保持其學統承傳的同時，總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為主地會通、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佛陀東來，景教入華，伊斯蘭教傳入和西學的東進，大體都經過“磨合”之后成了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直到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內聚力，起著維護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也正是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教文化圈”奠定了基礎。但是，不能否認傳統儒學在成為官學之后的歷史局限性。如在漢代，由于倡導獨尊儒術，墨學中絕，自然科學的研究不受重視，雖然也出現了一些科學家，但從兩漢到明清2000年間沒有產生過近代的實驗科學。與此同時，明、清兩代還一度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阻礙了中外的文化交流。這就使中國文化大大落后于西方文化。特別是由于傳統儒學興盛于封建社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思想和小農意識，不適應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儒學失去了封建政權的支撐，從官學的地位跌落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民主、救亡、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以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批判運動掃除了封建批判儒學的影響，為社會進步掃除了障礙。此后，人們逐漸肯定了科學技術的重要價值，并認同了“民主”意識。正是在此種情況下，有了“新儒學”之說。
　　所謂新儒家文化，指的是進入近代特別是“五四”運動后，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進而又吸取了西方現代合理主義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復合的儒教文化。這種文化以華人、華僑為媒介在東亞地區落戶，并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當地民族的修補和改造，得到了連貫性的鞏固和發展，而且東亞國家經歷了歐風美雨的工業化的洗禮，經歷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在新的歷史轉型時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市場經濟)內，在新儒家學說的根基上發展了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的新的民族精神：
　　第一，新興民族主義精神與快進取的憂患精神
　　儒教倫理中所包含的新興民族主義精神與快進取的憂患精神是推動東亞經濟飛躍的一種獨特的精神因素。東亞的民族主義不同于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出現的民族主義，東亞的民族主義是東方民族主義的一種形態，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是東方民族主義是在反殖民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的，具有“應激—反應”性特點，這樣就形成了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雙翻身的特殊精神動力；二是由于擁有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東方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勁的融合機制(和諧性、兼容性、變通性)；三是東方民族主義往往與權威政治相結合，成為旨在使社會生活一體化，并通過“強政府”的群眾動員來推進現代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這種民族主義精神在中國表現為“反應—自衛”型民族主義，在日本表現為“防守—進攻型”民族主義，在韓國表現為“反應—自衛”型民族主義，在新加坡表現為“融和型”民族主義。
　　憂患意識指的是在特殊困境中形成的反抗逆境與勤勞奮進的社會意識。東亞國家有儒家的入世進取和建功立業的奮斗精神，但他們又都是較早接受西方經濟管理方式而步入經濟現代化的國家，要把東方原有的農業文明迅速改變為工業化，就必須吸收西方快速高效的進取方式。因此，東亞的趕超型經濟就使得他們的人文精神也帶有鼓點般快節奏的特點。眾所周知，日本人上班是“小跑”，韓國人出勤是“快走”。經濟發達的日本人從來都是強調自己的資源不足、發展不夠，正如日本索尼公司的創業人之一盛田昭夫寫道：“我們日本人為生存所困擾。我們腳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動……除了水，我們的島上幾乎什么也沒有，適宜居住和耕種的土地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對我們來說，現有的一切都是寶貴的。”[3]位于國際大都市漢城人身上從未有“京老大”的影子，總是在“國家如何之小，個人如何再努力”的信念中爭分奪秒地拼搏。充滿了綠色的新加坡仍然不斷強調“天人合一”的儒學精神。一方面快進取，一方面找不足、動力加壓力，形成了東亞民族獨具特色的“一分為二”文化觀。這兩種力量正是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啟動的重要支柱。
　　第二，人情網的義理精神
　　相對非理性的宗教神學而言，東亞傳統的儒教文化是理性的、功利的、和諧的。它是世俗化的人生哲學，維護皇權秩序的政治學說，也包括規范化的生活方式信條，它具有實踐理性的內涵。其中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兩個主要支點：一是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對“仁”的強調，對“禮”的推崇，對“利”的貶斥，以及宣揚“以和為貴”、“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主張，都是為了協調、規范和平衡人際關系。與此同時，在個人修養方面，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為了協調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二是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即主客觀互融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文化的這種理性特征，具有很強的應變適應能力。儒家文化中依據理性的思考，依據一定的環境與人們的利害關系、擇善而從所制定出來的準則。一旦環境變化，人們的利害關系發生變化，某種準則如果不能證明自身的存在對人類利益的必要性，就會迅速地為人們拋棄。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沖擊下，東亞各國在古典農業時代形成的重經驗輕科技、重農抑商、三綱五常等觀念和政策紛紛轉變為發展現代科技教育，推行工業化，提倡民主和科學等。
　　第三，“勤勞”、“敬業”精神
　　與西方把“勞動”、“分工”視為“神的召喚”的新教徒倫理不同，儒教倫理把“勤勞”、“敬業”精神與每個人的家庭義務、社會責任聯系起來，因而具有更加現實和牢固的基礎。人們對所從事的職業持何種態度，在勞動中是否能勤勞工作，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享樂主義一直是西方世俗方面的主導人生觀。這種人生觀顯然不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了扭轉這種不利趨向，天主教倡導禁欲主義，而基督教新教則力圖確立個人獲取成就需求的合法地位。在新教徒倫理看來，積極工作是善良的人生目標，而反對自我放縱、倡導自我克制和自我監督，由此構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韋伯對新教徒倫理的解釋打破了古老神學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拋棄了天主教的禁欲主義見解，改變了人們把勞動視為對人的罪惡的懲罚的觀點，從而確定了個人換取成就的需求的合法地位。但應當指出的是，新教徒倫理中仍然把人所從事的職業勞動看成是“神的召喚”，是“天命”和上帝的“旨意”；把人們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看成是神或上帝的“恩典”。這種宿命論的觀點畢竟離現實太遠，它不僅難以抑制世俗生活中不斷滋長的個人享樂主義，而且當人們在實踐中遭受奠折時，還往往會導致這種信仰本身的破滅。
　　東亞的儒教則有所不同。儒家把“忠”、“孝”作為鼓勵和推動個人辛勤勞動的動力。在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的辛勤勞動與對家庭盡贍養和撫養的義務，對社會和家庭應盡的職責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與基督教新教把勞動視為“上帝增光”的教義不同，儒家以德育代替宗教，重視人的現實關系的傳統，無疑使人們的“勤勞”、“敬業”的道德規范，得到了更為現實、更為強大和更為持久的推動力。正因為如此，在東亞各國經濟的成長中，勞動者的勤勞、敬業的素質，成了一個無可否認的重要因素。
　　第四，集體主義精神
　　東亞各國自古以來就是比任何西方國家都更加重視集體的力量，個人的價值往往要在社會效益中得到體現。它不是以個人幸福、人格尊嚴和自我完成為優先，而是以團體的目標和利益為優先；不是靠契約而是通過上下之間的共識維系團體的人際關系；不是將自我的尊嚴和成就與團體的利益與規則相對立，并不認為個人的尊嚴和成功必須首先依靠個人的才智、奮斗和機遇，而是認為自我尊嚴與成就是經過團體達成的。這是一種團體本位主義，強調集體，甚至要求犧牲自我的傾向。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人們歷來崇拜為群體、國家、民族、社會、人民、無私奉獻的人，他們被稱為英雄、志士。這種精神又時常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忠”、“義”價值觀來體現。英國學R.多爾指出：“義理”和“非個人主義”在履行契約和達到目標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些均植根于儒教。[4]
　　第五，教育優先精神
　　儒家一向重視教育，儒學中的“學而時習之”、“富之，教之”和“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東亞各國把儒學中尚賢、重教的傳統轉化為教育優先的原則，長期把智力投資放在重要的地位上，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
　　西方國家的教育普及，人的文化素質與技能素質都較高。而自然資源缺乏但人力資源豐富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地區則把重視教育、普及教育作為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轉化為對人力資源的大力開發。在這方面，日本從明治時代以來就以高識字率著稱于世。韓國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教育發展的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在東亞社會，一貫重視子嗣的香火傳承，望子成龍，父母親督促子女的學業。據調查，美國的母親們40%以上對子女的學習成績“非常滿意”，而中國和日本的母親們持類似觀點的不到調查人數的6%。在幼兒園階段，臺灣與美國兒童數學成績沒有顯著差別；但進入小學以后，臺灣學生的數學成績優于美國學生，而且年級愈高的差別愈大。[5]東亞的留學生在西方國家普遍取得優良的學習成績，這也是眾所周知的。
　　第六，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精神
　　東亞國家把儒家文化中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的思想，與西方文化中重視法制、重視制度創新的思想相結合，從而產生了經濟運行的高效率，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儒學中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和重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的思想，暗含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儒學中重視對人的道德因素的研究，有利于形成市場經濟所必要的道德基礎。東亞國家在實施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工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相繼以國際上比較完善的法律為依據，制訂出即適合于當地慣例，又有利于形成市場環境的民法和商法。其中最主要的是肯定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的合法性，并明確規定了對物質、金融和智力資產擁有使用權、受益權和自由處置權所應具備的條件。這就為經濟主體有效使用資源提供了法制保障，促進了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如果說儒學中重視和諧、主張忍讓的思想長期被封建統治者用來把民眾“教化”為效忠于皇權的馴服工具的話，那么，在現代社會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下，儒學中的這種思想則有利于引導人們成為遵紀守法的公民。在東亞經濟崛起中，起作用的文化因素不是集權制和與此相適應的強人政治，而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礎上的法律制度。只有在民主的法律制度下，人民群眾才會有既遵守道德規范，又保持個人的自主性和創造精神；因為他們服從的是民主的法制的“權威”，而不是專制主義者的“權威”。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正是在弘揚儒學的優秀傳統，并進行必要的制度創新的情況下，實現經濟起飛的。
　　總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寶庫，不只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沒有發掘完她的豐富內涵。在這個民族精神的整體中，單就孔子、孟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就曾經給并且現在仍在給世界以巨大的精神貢獻。1988年，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召開會議，會議結束時發出了一個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6]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泰勒博士在一個國際性孔子學說研討會上說：“如果人們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人們很快邊會發現……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屬于過去，也會鑒照今天和未來。[7]
　　 三、民族精神在東亞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滲透
　　日本是非西方世界取得現代化最大成功的國家。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在于從固有的傳統中尋找與現代化的結合點。雖然日本在推行西方式資本主義海外擴張時，利用了傳統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抑制了自由民權主義的發展，導致了現代軍國主義的惡性膨脹，把國家引向了災難之路。但是，在戰后日本迅速趕超西方國家，成為東亞經濟奇跡的領頭雁，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某些傳統因素不是在削弱，而是在繼續發揮其功能。
　　在現代日本，作為意識形態體系的儒學已不復存在，儒學僅僅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對象，成為中國思想史或日本史著述的評價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學在日本的現代生活中完全喪失了影響力。儒學的一部分價值觀、倫理觀已積淀為日本人的道德規范和民族心理。并且適應了當代日本獨特的社會結構，作為現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主流文化的補償而存在。“當代的日本人，顯然已經不再是德川時代他們祖先那種意義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們身上仍然滲透著儒教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儒教或許比任何其他傳統哲學或宗教對他們的影響都大。”[8]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中，到處都體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兼容關系：工業上是小型家庭企業與現代大工業并舉；思想上是東洋精神與西洋技術并存。
　　如集體主義精神強烈地體現在日本企業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形成了日本企業的家族經營主義。家族意識就是群體意識(自覺參與、歸屬感、感情紐帶、激勵創新、危機感)，它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靈魂和支柱。
　　“大和”精神深深地滲透在日本的工商業文化中而成為一種經營理念和處世哲學，“以和為貴”在日本人那里被理解為和諧、合作、友愛、互助、寬厚、忍耐、諒解等。就個人智能及才能方面，日本人在世界上并沒有超常之處，但就整體而言，日本人卻顯示了為其他許多民族所不具有的強大的內聚力和粘和力，并創造了在許多領域領先于世界的奇跡。“和諧”作為日本一種基本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為多數人所認同的行為方式，和諧和協調構成了許多企業的經營原則，協調和競爭在“和諧”的日本文化傳統的沃土上取得了完美的結合，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構成了日本能夠在戰后迅速崛起的精神源泉。如日本東京的秋葉原電器街，有3000多家同類商店，這種配置現象本身，就是日本企業經營者注重“和諧”，在“和”中獲利的有力證明。日本松下精神的信條：“惟有集合眾多人的智慧，方能使經營者達到理想的境界”。[9]
　　精誠效忠精神在日本商業精神中體現為企業員工忠誠于集體、公司，而集團、公司忠誠于社會、國家的效忠意識。進入日本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員工，都有一種感恩報恩、忠于公司的“從一而終”的感情。這種感情由于強烈的就業競爭和生活所迫而特別強化。如松下幸助所言：“所謂實業人的使命，就是要克服貧窮，使社會全體脫離貧窮，達到富有”。[10]字里行間都包含了一個實業家對國家、對社會的忠誠意識。日本人的忠誠精神還表現為一種效忠社團的群體意識，企業的員工傾向于把個人同社團化的公司命運聯系在一起，并伴隨著經濟上的某種利害關系，產生精神上的榮辱與共。這種社團歸屬意識與忠誠精神正是形成日本人人本主義管理，并形成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乃至企業社會的精神底蘊之所在。
　　團隊主義精神被日本人熟練地應用于企業管理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這是一種團體本位主義，是戰后傳入日本的、西方以人為中心的行為科學和儒家價值論和倫理觀的化合物。它在戰后被有效地應用于經濟發展，在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意識、緩和勞資沖突與上下級關系中發揮了人所公認的作用。如日本企業結合民族文化特點，通過組建“團隊”集體完成戰略決策、新品開發、生產及營銷工作。“團隊”成員同心協力，以求在較短的時間內出色完成任務。這種組織形式使科學技術迅速轉化為生產力，適應了經濟發展需要，使日本企業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經濟高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業已超過美國，與“團隊”建設有密切關系。
　　勤奮進取精神是日本企業家的精神，有人描繪日本人的工作“像一個晶體管操縱的螞蟻群”。“螞蟻”表明他們勤奮工作，“群”則表明他們的抱團行為。具有抱團精神的日本人，并沒有被集體主義磨去個人棱角。日本企業家是一個由具有勤奮進取個性精神、修身律己、意志堅強的群體所組成。民族自尊和資源不足的危機感使日本人很勞碌，像螞蟻一樣在所不惜。日本企業家小山秋義把自己創業的經驗總結為“懷抱炸彈”經營。
　　論語加算盤是日本企業家的儒家特征。為數不少的當代日本政治家與企業家，在指定政策、制度、規定企業的運營方針時，仍以儒學的理念為指導。他們熱心于從中國古典中尋求智慧，以確立自己的經營方針或構建經營管理形式。《論語》、《孫子兵法》、《老子》、《三國志演義》至今仍是日本企業家最愛閱讀的作品。從明治的實業巨頭澀澤榮一到他培養的眾多門生——豐田、日產等大型企業的創始者，以及現代眾多諸如伊滕淳二的經營者們，都把《論語》作為人生和經營的指南來尊崇。“日本式管理”中吸收、融合了《孫子兵法》的許多思想與智慧，兵貴神速是日本企業家的致勝之道。可以說儒家的思想成為日本經濟命脈中永不停止的血液。
　　以上特征正是日本的歷史文化傳統因素所孕育的，它表明戰后日本的重新崛起也不是單純模仿西方現代化，而包含有東方式的創新。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認為：日本取得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將古老的儒家倫理與戰后由美國引入的現代經濟民主主義兩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奇妙運用；日本是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本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高產乃是為善”的勞動道德觀，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容忽視的因素。[11]1983年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仍主張：“日本要把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導調和起來”。[12]
　　韓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崛起的新興工業國家，在20世紀60年至70年代抓住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機遇，確立了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創造出“江漢奇跡”，用30余年時間創造了世界上最短時間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道路。韓國釜山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金日坤認為：“儒教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倫理具有與其經濟發展的適應性。”[13]
　　在韓國，儒教是最優勢的傳統文化，至今仍作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國家觀和權威觀在韓國轉化為“程序原理”，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避免或克服了急劇變革過程中引起的社會失序現象和發展性危機，加強了對分散的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宏觀控制，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調整了各利益集團的沖突，促進了社會整合。如韓國從1961年樸正熙政權到全斗煥、盧泰愚政權推行了30多年的國家權威，強化了政府職能，提高了政府的貫徹能力和整合能力。幾代權威實施“經濟發展第一”戰略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策，按照傳統儒家文化政治思想，使用行政手段強制性地規范企業經濟行為，推行政府經濟政策，大量介入經濟活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軍人政府的策劃和強權措施下完成了韓國的社會經濟改革。二是按照傳統儒家文化習慣實行有效的政府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歷史條件下，和諧觀作為儒家的核心理念在韓國轉化為獨特的經營思想，從而大大增強了國家政府的凝聚力，緩解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競爭的白熱化而可能對社會造成的震蕩，避免了強勢對抗的發生極其對社會的沖擊，并與傳統的國家觀和權威觀等理念一起構筑了社會穩定、有序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初，貧窮落后的韓國就是沿著以國家統治社會、以政府主導私營經濟的發展道路實現工業化的。三是儒家文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儒家文化強調家庭倫理、社會倫理，提倡人的自覺、自律的道德、禮儀待人、和諧人際關系，對社會有義務感、責任感，講禮儀形式和面子。韓國企業的基本思想意識，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共同體主義，企業資本也就成了共同體的資本。這種家庭企業重視作為共同體的個體，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和人際關系，重視加強以經濟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為中心的國家競爭力等。這種群體主義傳統在維持經濟持續發展中表現了巨大的生命力。在韓國，企業創始人或者他的家庭及所屬企業的社長擁有相當部分的財產，企業是傳統家庭的變形和擴大，人們像對待血親家族一樣，對企業承担著無私的責任和義務。人們在企業中具有更多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重視企業的整體利益。可見，韓國經濟在當代顯示出集體效率來源于歷史傳統，儒家文化圈中以家庭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成為韓國人的基本思想意識。四是儒家文化對教育優先的影響。在韓國，人民信奉的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富”。這已化為一種民族稟性。儒家的尚賢、重教文化傳統已轉化為韓國教育為本、教育優先的原則，并為其經濟騰飛帶來巨大的動力。韓國重視教育、尊敬教師蔚然成風。崇尚教育、尊師重教是韓國人的國民精神。韓國教師的社會地位相當高。學生尊敬教師，家長和社會公眾敬仰教師。教師被看作一種光榮的職業。尊師重教是一種傳統，是高尚的文化，也是崇高的道德風范。韓國人崇尚教育的傳統文化為韓國政府實施“教育優先”戰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韓國歷屆政府都把發展教育放在優先地位。戰后由于推行以普及初等教育和成人掃盲為主要內容的重大教育計劃，1975年，韓國接受過教育的人占總勞動力的84%，其中受過初級教育者占36%，完成中等教育者占42%，完成高等教育者占6%。據1984年統計，韓國的教育經費已占GDP的13.3%，遙遙領先于日本(1983年為5.7%)、美國(1981年為6.7%)和一些西方工業國。[14]
　　中國是一個以儒教人文主義為中心的悠久的文化大國，具有偉大而悠久的獨特文化傳統，其輻射面廣及東亞地區。但近一百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隨著清王朝遭遇了嚴重內部衰敗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入侵造成的半邊緣化而解體。由于中國面臨獨特的內外環境，從“五四”以來大半個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異常曲折，中國的現代化模式選擇發生了多次變換：從仿效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轉為仿效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共和制，最后又轉為仿效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新模式。模式多變，難以定型，而且是愈來愈激進的模式選擇，這是中國現代化道路漫長而曲折的一個突出特征。一直到最近20年推行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新路線并實行重大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才開始實現了向現代工業化大國方向持續前進的重大轉變。
　　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的來說是在傳統價值觀日趨解體的形勢下進行的。盡管儒教文化作為精神支柱已被推倒，傳統的行為規范也被破壞；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與儒學思想的核心成份并沒有被急風暴雨式的大批判所摧毀。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大環境下，傳統儒教文化中受到制度與結構壓抑的許多合理性因素才得以變成促進變革的條件。中國農村通過大辦鄉鎮企業的方式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中出現的兩元文化現象，無不顯示出傳統儒教文化對經濟現代化的積極作用。當然，這只是剛剛起步。
　　綜上所述，東亞的傳統文化在與外來的西方文明并存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出獨特的適應力、內聚力與活力，形成一種東亞式的現代化動力。從東亞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充實近代西方現代文明并又加工優化了的現代東亞民族精神，不僅在21世紀的東亞國家中繼續發揮促進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積極作用，而且也會以持久適用的精神魅力吸引著西方各國的熱心借鑒。由此可見，今天我們在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過程中，特別是在處理現代化和傳統文化的關系上，一方面，要認識到現代化是傳統文化的必然趨勢，對現代化的超前認識必須以傳統文化發展的線索和規律性為依據和前提；另一方面，必須立足于現代化的歷史高峰，全力把握和解剖現代化，才能把握、解剖和認識傳統文化發展的規律和精髓。
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蘭州66～73G0文化研究張宗華20022002東亞是當今世界最具有發展活力與巨大潛力的地區。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上的現代東亞民族精神的重振；東亞現代民族精神在東亞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滲透；東亞奇跡的出現證明儒家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兼容、再生、轉化和同化能力，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現代化理論西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歷史系，甘肅 蘭州 730070　　張宗華(1962-)，女，蘭州市人，講師，武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生，主要從事世界歷史研究。 作者：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蘭州66～73G0文化研究張宗華20022002東亞是當今世界最具有發展活力與巨大潛力的地區。植根于傳統文化之上的現代東亞民族精神的重振；東亞現代民族精神在東亞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滲透；東亞奇跡的出現證明儒家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兼容、再生、轉化和同化能力，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現代化理論

網載 2013-09-10 2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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