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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主義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實現革命變革的關鍵。沒有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仍然是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唯物主義，是舊唯物主義的翻版。可是即使唯物主義歷史觀不姓馬，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中的某些規律性因素遲早也是會被發現的。19世紀上半葉西歐的思想史已經顯示了這種端倪。這就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是社會歷史規律問題，因而同時代的卓越思想家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提供某些類似的思想。但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又包含歷史價值觀，它反映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創立者的立場和社會理想。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可以發現階級和階級斗爭現象，但得出的是有利于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的結論；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看到了勞動與價值的關系，看到了物質生產、財富增長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但得出的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結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歷史唯物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不可分割，全部歷史唯物主義都是以為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為最高使命的，因而只有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代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可能創立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統一的、比較系統完整的歷史觀。
　　當然，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創立以來，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爭論、斗爭就沒有間斷過。各種附加、錯誤的理解或攻擊都時有出現。我們的一些理論家對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教條主義表示不滿，要求全面準確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完全正當的；而且，他們提出的一些疑難問題和熱點問題，有利于進一步深化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研究。但我們應該防止在反對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回歸馬克思歷史觀的口號下，全面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原理。如果這樣，必然在理論上引起混亂，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導致上述錯誤認識產生的原因，或出于對歷史唯物主義本質的錯誤理解，或出于未能分清歷史規律的邏輯表述、理論闡述和實際應用的區別與聯系。就此，我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作為引玉之磚。
　　 一、否定社會發展基本規律，就沒有歷史唯物主義
　　1.不能以教科書的缺點來否定歷史唯物主義
　　斯大林載于《聯共布黨史》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缺點，蘇聯以斯大林的著作為范本的教科書有缺點，這是無可諱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本寫于70多年前的哲學教科書沒有可批評、可補充、可發展之處，倒是難以理解的。恩格斯說過，后人批評我們的錯誤，會比我們批評前人的錯誤還要多。這是真正充滿智慧的徹底唯物主義者的論斷。但是我們在評論斯大林和蘇聯哲學教科書時，如果不能區分其中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限于歷史條件的不充分甚至是錯誤的論述，一并橫掃，必然導致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否定。
　　何謂傳統的唯物史觀?人們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在西方，有些理論家把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標志的馬克思的歷史觀稱為人本主義的歷史觀，而把恩格斯的歷史觀稱為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并認為后者是對馬克思歷史觀的背離和偽造。恩格斯的歷史觀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正統的歷史觀。這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謂兩個馬克思，所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問題。蘇聯解體以后，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蘇聯的哲學教科書、以及中國哲學教科書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被視為傳統的歷史觀。實際上，在西方一些學者心目中，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以及前蘇聯和中國的哲學教科書中的歷史觀，都是與恩格斯的歷史觀一脈相承的、傳統的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它與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不同的。所以才有回到馬克思的問題，才有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問題。在我國理論界，這種激烈的極端的意見很少，但對教科書中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論述有不同意見的并不少。其中有的意見是合理的。例如社會生活的主體性問題，實踐在歷史觀中的地位問題，社會規律起作用的機制和實現方式問題，規律的客觀性與人的活動選擇性的關系問題，以及歷史唯物主義中的認識論和價值論問題，就有待深入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根據當代實踐經驗和科學研究的新成就來豐富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都是必要的。
　　如果問題只是涉及哲學教科書的缺點，那么它本來無需爭論。可如果在批評所謂傳統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同時，完全否定哲學教科書中闡述的社會規律，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都是純思辨范疇，根本不存在，這就不是如何看待教科書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是關系到如何理解甚至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對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缺點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成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批判。因為否定上述規律，就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顛覆。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發現，正在于他們發現了包括上述具有普遍性的規律在內的社會發展的規律。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可能窮盡對社會歷史規律的認識，但沒有上述一些規律，歷史唯物主義就會變為毫無內容的空殼。如果否定上述規律，所謂回歸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新歷史觀，也只能被視為虛晃一槍的空話。
　　同樣，我們不能盲目推崇西方某些哲學思潮特別是存在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存在“人學空場”的指責，而應該對問題的實質進行分析。在我們的哲學教科書中，對人和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沒有很好地論述，這是教科書的缺陷，但不能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沒有對人的問題予以重視。相反，馬克思主義實現歷史觀的變革的立足點，就是對現實的人和人類的實踐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予以最充分的估計。當我們讀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神圣家族》中強調“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強調“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創造歷史的“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可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要成為科學的理論，僅僅停留于對“人”的關注上是不夠的，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這連維科都知道。他在名為《新科學》的傳世之作中就說過，歷史是人創造的，因此人能認識歷史。可以說，從文藝復興起就逐步開始了從神學歷史觀到人本主義歷史觀的轉變，開始了從神創造歷史到人創造歷史學說的過渡。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把人本主義歷史觀作為立足點和核心的抽象的人變為現實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沒有停留在人的意識、動機和個人行為的層面，而是通過人的活動并在人的活動中發現歷史規律。這就叫做走向歷史的深處。
　　歷史唯物主義當然要研究人，但歷史唯物主義不能歸結為人學。按照當代存在主義哲學、生存哲學、生命哲學來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驢唇不對馬嘴。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使命是要推翻在歷史上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通過對人與人的活動的研究深入到對歷史規律的揭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偉大發現不是對人的發現，而是對社會規律的發現。恩格斯說過，“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76頁，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本質內容不能離開它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規律。很顯然，如果否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歷史規律，停留于人的觀念和動機層面，并在此基礎上張揚所謂“人的發現”和“人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也只能是一種唯心主義歷史觀，最多是返回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本主義歷史觀，根本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變革。
　　2.正確理解歷史的主客體與社會結構的關系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人之外的全部社會生活、社會結構都是人創造的客體。社會的一切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創造物，因而主體是社會中的決定因素，選擇論才是唯一正確的歷史理論，任何強調社會發展有自身規律特別是強調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都是機械決定論，都是對人作為主體的否定。如果沿著這個思路，那么我們只能重新通向歷史唯心主義：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對人的崇拜取代了對上帝的崇拜。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當然重視社會生活中的主客體關系。但是馬克思的歷史觀并不是簡單的二分法。人是主體，社會中的一切都是主體創造的客體，這是馬克思曾經批評過的人與社會的抽象對立。如果我們從生產力中抽象掉人，生產力就變為對社會和人沒有任何作用的死的生產工具和勞動資料，就不再是現實的生產力，而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生產力的歷史殘骸；從各種社會關系中抽象掉人，社會關系就變為純物質性的社會環境。一切都決定于主體，就會認為社會的一切秘密都潛在于人的本性。這完全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從人和人的活動中，從社會生活的主客體結構中進入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把作為社會活動主體的人放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考察：“人，作為人類歷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冊，545頁，人民出版社，1974)這樣，才可能有人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個人活動的意識性與集體的無意識，人的活動的目的性與結果的非目的性的矛盾問題，才有規律的客觀性與人的活動的選擇性的矛盾問題，也才有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問題。
　　社會中的一切都是人創造的。可人不能因為自己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能動物，就可以自由地、不受制約地進行所謂創造。人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進行創造活動的。人所進行活動的歷史條件是既定的、給予的，因而人的活動又是被制約的。人的活動的被制約性也就是人自身的被決定性。人是什么并不決定于人本身，既不取決于人的主觀愿望也不取決于人的抽象本性，而是取決于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即取決于生產方式。馬克思說過，人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生產什么又和怎樣生產是一致的。沒有奴隸制生產方式就不會有奴隸主與奴隸，沒有資本主義私有制就不會有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當然，我們可以說，奴隸制是奴隸主創造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家創造的。可是歷史證明，每一種所有制形式和社會關系的出現都經歷過在舊制度母腹中孕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發的，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才會轉變為特定人群的自覺創造。這說明社會發展有自身的規律，或者如馬克思說的，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主體是人，但它又有不依賴人的意志的方面。這個規律既是人的活動規律又是社會規律。這兩者是一致的。從起源和實現方式看，它是人的活動規律；從對社會、社會關系的依存和對社會發展的支配看，它是社會規律。歷史唯物主義要發現的就是這個規律，這使它能夠正確處理社會生活的主客體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而不致倒向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所以只有在承認社會規律的基礎上才可能正確處理歷史的主客體關系。馬克思關于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的論斷，就是以規律為依據的主客體關系的形象表述。
　　馬克思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0頁，人民出版社，1995)這里實際上講的是，“神秘東西”能夠由實踐形成的社會結構中得到合理的解釋。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不懂得正是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導致宗教的產生。因為他雖然知道宗教是人創造的，但不理解產生宗教的社會基礎，因而他的認識仍然沒有揭示宗教的本質。社會生產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發展的規律性，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根本性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講到歷史唯物主義時反復強調：“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92頁，人民出版社，1995)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中把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和理論驅逐出去，還有什么歷史唯物主義可言呢?
　　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和社會結構理論與堅持實踐的觀點是一致的。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上述認識后進一步解釋說，“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同上)。從物質實踐出發解釋觀念，就是以社會結構的觀點解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反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物質生產和社會結構的觀念，也就是堅持用實踐解釋觀念的觀點。任何以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來否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和社會結構的理論是難以理解的。因為離開社會基本矛盾的人類實踐活動，和離開人類實踐活動的社會基本矛盾一樣，都是不存在的。
　　理論和事實都表明，關于社會的主客體理論只有真正深入到社會結構內部，揭示社會歷史的基礎和運動規律，才能成為具有科學性的理論。正因為這一點，列寧把兩個歸結，即把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看成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科學性的依據。而任何關于社會結構和社會規律的理解，又不能離開正確處理社會生活中的主客體關系。離開科學的社會結構和規律的主客體理論，往往會倒向主體論、選擇論；而離開社會主客體關系的社會結構和規律的觀念，則往往掩蓋著機械論和宿命論。我們在歷史觀中的許多爭論和錯誤，都與這種割裂有關。
　　 二、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規律的邏輯表述、理論闡述和實際應用問題
　　1.邏輯表述
　　理論的邏輯表述是完全必要的。這一點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都是一樣的。邏輯表述是一種理論成熟的標志。不能用定理、公式來表述的對自然的認識，表明其仍處在經驗認識的階段；不能用概念和范疇來表述的哲學認識，表明其還沒有達到對事物本質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歷史觀，當然可以通過邏輯的方式來凝結和概括。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表述，是純邏輯的方式，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范疇，高度凝煉地、系統地從相互制約中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最根本的原理。這不是歷史發展的單個規律而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群。它根本不同于絕對觀念的自我運動，如黑格爾在他的《小邏輯》和《精神現象學》中論述的那樣；也根本不同于冒牌的黑格爾主義者蒲魯東，把范疇看成是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馬克思認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這位哲學家蒲魯東先生還告訴我們，這些原理和范疇過去曾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1頁，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表述與黑格爾的純邏輯表述不同。雖然我們在馬克思的邏輯表述中沒有直接看到人的活動，但不能說它是純思辨的。因為它是以人類活動為前提并從人類活動中概括出來的，是對人類活動規律的提升。這種邏輯的表述不僅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一致，而且也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因為它把每個社會的基本矛盾、矛盾的激化和解決過程，以及社會形態的更替、歷史的發展方向用邏輯的方式呈現出來了。
　　任何科學的規律性表述都是無主體的。自然規律是物質運動的規律，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但關于自然規律的表述完全可以是公式和定理，物體本身仿佛被抽象掉了，可這并不影響它的科學性。同理，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是社會規律，同時也是人類活動的規律。它存在于人的活動之中并通過人類活動來實現。可這并不是說，我們在邏輯上表述歷史唯物主義的每條規律時都要加上主體，如果這樣，它的表述就變為人的生產力與人的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人的經濟基礎與人的上層建筑；人的社會存在與人的社會意識；人的階級斗爭規律或以人為主體的社會形態更替，等等。這種表述純屬疊床架屋，多此一舉，因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馬克思關于歷史無非是人類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動這個原則，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對人類的所有歷史活動的總結，已經為防止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變為范疇和規律的自我運動筑好了最堅固的堤壩。如果不是誤解或有意曲解，決不會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和范疇視為無人的純概念的運動。
　　以范疇和科學規律的方式來表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完全必要的。缺少這種概括，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可能上升為具有科學性的歷史觀，也不可能發揮它的理論和方法論效能。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規律的表述，特別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理論論述具有永久的理論魅力，其原因正在于此。這是理論的力量，規律的力量，邏輯的力量。
　　2.理論論述
　　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邏輯表述不能代替理論的論述。在對規律的邏輯表述中，我們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因為馬克思已經從具體進入抽象，舍棄了得出結論的依據。實際上，馬克思關于社會歷史規律的邏輯表述是此前全部研究的結晶。但是如果沒有對規律的邏輯表述進行理論展開和正確論述，就會或者把它變為教條，或者曲解它的原意。事實上，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作用和作用方式的論述，我們的研究都很欠缺。我們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的一個缺點就是停留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邏輯表述上，而沒有進行較充分的論述，沒有具體論述社會規律實現的機制和特點，千篇一律地套用作用與反作用或相互作用這種泛泛之論。但這種論述中的缺點不能成為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規律及其邏輯表述的根據。
　　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是純粹的思辨規律，在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這是非常大膽武斷的結論。人類社會不進行生產就不可能生存。要生產和不斷再生產，就必然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沒有生產力的生產和不結成一定關系的生產都是不可能的。歷史和現實的生產都證明了這一點。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科學規律揭示的不是兩者量的關系，不是量體裁衣，也不是鏍釘與鏍母，可以絲絲入扣。它是宏觀規律，揭示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不是無人參與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自我運動，而是一定的人群(階級或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一定條件下的選擇。利益不是生產方式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它決定于人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的不同地位和狀況。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時，就說明這種所有制和分配關系不僅有利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能給直接生產者帶來比舊的所有制下更多的利益；相反，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矛盾激化，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那就意味著繼續保護這種所有制關系只符合原來的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利益，而不利于新的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任何改變舊生產關系的企圖都會遭到與舊生產關系密不可分的統治階級或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在階級社會中表現為階級利益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表現為人民內部利益分配的矛盾。把人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抽象出來，把利益關系變為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無關的第三者，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就變得不可理解了。
　　另外，人的參與與利益的中介作用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本質。利益關系本身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性質的體現，不同的生產關系以及人在生產關系中的不同地位，不同生產力條件下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不同方式，都蘊涵有不同的利益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正是借助于人們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而實現的。當恩格斯說自有階級以來正是人的惡劣情欲成為歷史發展的杠桿時，就道出了這個真理。所謂人的情欲背后的深層的東西，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這一點甚至連參與活動者都不一定覺察得到，這是規律的自發作用。
　　人的利益的實現不能違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相反只有在實現這個規律的要求時才能滿足自身利益的要求。馬克思說人不能自由地選擇生產力，它是一種歷史的既成力量；人也不能自由地選擇生產關系，只能選擇與生產力性質和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講的就是這個規律的客觀要求。自古以來，為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不少思想家試圖選擇一種公平合理的所有制關系，可沒有人能做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種種實驗失敗了；毛澤東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試圖實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給人民帶來的不是利益而是饑餓和貧困。這說明利益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任何階級的利益都不可能通過超出生產力水平選擇一種理想的生產關系來實現。人在一定條件下只能選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利益主體的生產關系。這就是規律，如果違背這個規律就會受到懲罚。
　　利益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的中介作用不能忽視，沒有利益的推動就沒有改變生產關系的活動。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生產工具的狀況，因為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系統中的重要部分。馬克思非常重視生產工具在生產力中的地位，他不僅把生產工具作為生產關系的指示器，而且說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2頁，人民出版社，1995)有人或許會問，難道生產工具自身會要求某種生產關系嗎?當然不會。生產工具是物，它沒有語言、沒有欲望、沒有主動性。但生產工具是人掌握的，是人用來進行生產的。人不僅需要一定的生產工具來提高生產率，而且還會選擇一定的所有制去促進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更好結合。因而生產工具只要不是被放在博物館里而是被實際使用，就會要求適合它的生產關系最充分地發揮效能。社會化大生產和機器的使用，要求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結合方式，而簡單的手工工具的使用與個體所有者的財產關系相適合。正是一定的生產工具的使用為一定的生產關系的出現和存在提供了可能。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可能沒有現代化的生產工具，企圖在手工工具基礎上長期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空想。只要我們不否認歷史，就會看到社會形態的演變總是與生產工具系統的變化相伴隨的。人類為了充分發揮生產工具的效能從而滿足自身的利益，總是要或遲或早選擇與生產工具性質相符合的所有制關系。我們反對簡單的生產工具決定論，但我們也同樣反對只把生產工具當成不會說話的物而輕視它的作用，不懂得區別在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工具和作為歷史化石的工具。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個復雜的過程。與生產力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確立會經歷一個選擇過程。但是最終決定人們選擇某種生產關系的是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因為這是利益主體的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曾以羅馬被德意志的所謂野蠻人占領為例，說明任何占領者遲早要依據被占領國的生產力水平確立社會制度：“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社會制度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沒有這種適應，那末社會制度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而發生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頁，人民出版社，1960)中國歷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也不可能把整個中國變為牧場，相反要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的要求和狀況發展農業。這說明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中，人的選擇活動歸根結底是以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要求為依據的。這既是規律的要求，也是每個時代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的利益所在。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概念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是不能任意解釋的。這是區分兩種歷史觀的核心問題。社會存在是人的社會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社會意識是社會的意識而不是個體的主觀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不能歸結為人的肉體與靈魂的關系。社會存在不能離開人與人的活動，它是人的實際生活過程；而社會意識是人的社會意識而不是個體的意識。個人的意識就其本質來說也是社會意識，是社會意識的個體化，它同樣受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互關系規律的支配。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區分是從社會總體結構方式而言的，它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兩個部分。社會意識當然也是一種存在，但這種意義上的存在不是區分社會結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用語，而是生活用語，它無非表示意識不是虛無，不是非存在。它存在于哪里?存在于人的頭腦中，存在于以語言和文字為載體的文化內涵之中。這種以物質為載體的存在方式并不改變它作為社會意識的本性。恩格斯曾經批判過杜林企圖用存在來抹煞物質與意識的區別的拙劣伎倆。這種錯誤我們不應該重犯。
　　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上就必須堅持唯物辯證的觀點。盧卡其理論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在他的社會存在的總體論中，不區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片面強調社會意識就是社會存在，一切都包括在社會存在的總體之中，從而混淆兩者的界線，背離歷史唯物主義。在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除此以外沒有別的來源。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當然重要；一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影響當然重要；國外的思想影響當然重要，特別是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這種意識領域中的相互作用更為重要。可這一切只能歸入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而不能歸入社會存在的范圍。我們應該區分社會意識的源與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解決的是意識之源的問題，它揭示了為什么不同社會形態下會有不同的社會意識；而意識領域中的傳統和相互影響解決的是流的問題，即在大體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個人的意識或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由于歷史傳統和外來意識影響如何發生變形的問題。流不能離開源，因為人們如何對待和解讀傳統，如何對待外來文化，歸根結底還要決定于社會存在的狀況和人們在社會存在中的不同地位。
　　千萬不要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誤解為“死”的物決定“活”的人的思想，把社會存在物化為死的無人的社會物質環境。機器不能決定人的思想，決定人的思想的是機器的使用方式即人的實踐活動。錢不能決定人的思想(人們往往以為貨幣的多少能決定人的思想，簡單地認為錢多思想道德就一定壞，錢少思想道德就一定好)，決定人的思想的是賺錢的方式，即財富積累方式。因為財富積累方式屬于生產方式，而貨幣則是生產關系的物化。物一旦離開人的活動，就只能是作為物的存在，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講的社會存在，因此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永遠是現實的人的現實活動中的存在與意識的關系。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把社會存在說成是人的實際生活過程、人的實踐活動過程，而人的社會意識則是對人的實際生活的反映與回聲。
　　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中的一切都是人創造的。可誰都不能說，人可以任意創造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如果這樣，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就不成其為規律。人既是物質生產者又是精神生產者。正如馬克思在批評蒲魯東時說的，人不僅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而且適應生產力的需求也創造一定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和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2頁，人民出版社，1995)
　　由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表述到理論闡述，包含著艱苦的理論研究工作。不僅因為對原著解讀的差異，要求必要時回到原著本身，而且對原理本身也會存在不同的理解。特別是如何結合歷史的和現實的實踐經驗正確闡述原理，仍然是哲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自己的理解絕對正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堅持“雙百”方針。但不能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論述與邏輯表述對立起來。
　　3.實際應用
　　如果說由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表述到理論闡述屬于理論范圍，屬于由具體到抽象的范圍，那么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應用則是從抽象回到具體，由理論回到實踐。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發揮它的職能決不可少的，又是更為復雜更為困難的問題。少了這個環節，歷史唯物主義就重新回到舊的歷史哲學水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歷史唯物主義的應用問題。他們一再強調，他們的歷史觀不是教義，不能用來剪裁歷史，而是觀察歷史和現實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也可以說是它的最卓越的應用者。我們只要讀讀《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德國農民戰爭》、《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資本論》等著作，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在這些著作中沒有公式，沒有套語，只有在堅持認識社會基本矛盾、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基礎上所作的深入的理論分析。毛澤東的著作也是如此，他的著作，特別是他關于美國白皮書的幾篇著名評論，同樣是大氣磅礴、條分縷析，充分顯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價值。
　　認識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價值，不能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表述和理論論述。如果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理解不正確，就容易犯教條主義、實用主義以及亂貼標簽的錯誤，如搞“窮過渡”、“一大二公”是符合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規律，破“四舊”、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符合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規律之類的荒謬論證，就是如此。
　　對原理正確的應用不能離開對原理闡述的全面準確。在錯誤的理解下是不可能正確應用原理的。如有人認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高度發展，可仍然是資本主義，中國生產力落后，反而建立了社會主義，這難道不說明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的規律是子虛烏有嗎?這確實是個應該認真研究的問題。早在近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他說，革命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高、無產階級人數很多的國家成功，而首先在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比較低、無產階級人數比較少的國家成功，例如俄國和中國，這個問題需要好好研究。我們沒有好好研究。結果蘇東劇變成為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這是個復雜的理論問題。在我看來至少涉及對唯物主義原理的整體把握的問題。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是規律群而不是單獨起作用的規律，任何規律的作用都不能離開它的社會歷史條件，也不能離開與其密切相關的規律的協同作用。生產力是否要求改變生產關系并不取決于生產力的絕對水平，而是取決于它們之間矛盾的程度。當生產關系還能容納生產力發展時，它是不會滅亡的。我們不能把社會基本矛盾割裂開來，不能忽視資本主義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調節作用，事實上，西方推行的福利政策和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緩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舊中國情況不同。中國的生產力絕對水平比西方低，可它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卻比西方尖銳，因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的占有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極其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使其沒有任何發展的空間，而整個上層建筑特別是舊政權實行的殺雞取卵的剝削和稅收政策，則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人民除了革命別無出路。這說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是在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規律相互聯系中起作用的。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過，生產力的絕對水平是革命的唯一原因和標志。脫離社會基本矛盾的整體運動，單獨考察生產力水平是非歷史唯物主義的。
　　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同樣有個正確應用的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毫無疑義的。掌握國家政權和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處于統治地位的肯定是在生產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的肯定是在生產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所謂強有力的力量事實上就是具有強大經濟力量的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是他們在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給予他們以力量。以為在生產關系之外有一種強大力量在創造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就是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選舉選來選去總選不出一個代表人民的總統的原因。正如恩格斯說的，刺刀再銳利都敵不過棉花，經濟力量最終勝過暴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是完全正確的。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使社會區分為不同的社會形態，但這并不否定同一類型社會形態中存在著具體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從文化傳統看，從現實的文化狀況看差別都很大。即使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不同的政治體制，從總統制到君主立憲制，不僅有女王還可以有天皇。這種現象的出現不能簡單地歸之于經濟基礎。恩格斯說過：“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語的音變的起源，那么，很難不鬧出笑話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696～697頁，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具體的歷史研究總是要求深入分析具體情況，不能簡單套用某些現成結論。
　　對于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在內，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只是理論和方法，它的偉大意義是推翻了唯心主義歷史觀對歷史所作的解釋，但沒有規定任何社會科學應該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人類社會是個寬廣的領域，可以從各種角度研究，可以研究各種問題。無論是研究社會史、人的發展史、文化史還是研究社會生活其它方面，諸如幫會史、娼妓史、乞丐史之類，根本不存在突破歷史唯物主義視野的問題。以歷史研究領域的擴展來論證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理論缺陷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表述、理論論述和實際應用存在區別，但不存在理論矛盾，它們在基本理論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的應用面對的是現實和實踐，由對理論的錯誤理解而導致應用的失敗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并不少見。可是正確總結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又可以豐富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并糾正對理論的錯誤解釋和附加。
　　 三、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價值
　　1.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是不可超越的
　　恩格斯把歷史唯物主義視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并對它在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轉變中的作用，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意義予以高度評價。他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幫助了工人階級，他證明：人們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學、宗教等等觀念歸根結蒂都是從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從他們的生產方式和商品交換方式中引導出來的。由此便產生了適合于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和斗爭條件的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548頁，人民出版社，1965)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一個半世紀以來，歷史唯物主義正是由于它嚴格的科學性和代表全世界勞動者的利益，從而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顯示了不可抗拒的說服力。這一點任何有良知的學者都不能否認。
　　由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持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項目成果《當代史學主要趨勢》，充分肯定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對歷史學的巨大影響，強調“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沒有唯心主義史學家任意挑選來作為標準的‘諸如自由、個性、民族和宗教等亂糟糟的主觀主義概念’”。甚至鼓吹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也不敢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性內容，把“重建”定位在對已有理論的重組。他說：“復興似乎意味著對一種在此期間已被人們所拋棄了的傳統的更新。馬克思主義沒有必要復興。我們所說的重建是把一種理論拆開，用新的形式加以組合，以便更好地達到這種理論所確立的目標。這是對一種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潛在力量仍舊(始終)沒有枯竭的理論的一種正常態度”。(《重建歷史唯物主義》，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歷了19世紀的產生和傳播，20世紀上半葉的凱歌行進和下半葉的跌宕起伏。現在已進入它產生的第三個世紀。21世紀是社會發展更為迅速也更為復雜多變的世紀。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和蘇聯解體后的世界新格局，如何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如何觀察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觀察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才能科學地回答上述問題。人本主義歷史觀、文明沖突論的文化史觀、歷史終結論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歷史觀、趨同論，或兩種制度永久共存論的折衷主義的歷史觀，都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依據它們進行研究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2.觀察當代世界的科學理論和方法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大趨勢。如果不具備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歷史眼光，擯棄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就無法理解經濟全球化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內在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關于人類歷史向世界史的轉變，和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所必然具有的資本擴張趨勢的論斷，為我們觀察當今的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論和方法。
　　20世紀下半期的科學技術革命，使資本主義誕生后緩慢的、延續很久的資本擴張本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開。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生產的高度社會化，就不可能有全球性的資源配置、信息交流、貿易和經濟合作。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不可分的。因此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壟斷組織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當今世界終究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7頁，人民出版社，1995)的時代了。許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同樣要力圖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來發展自己。發展是時代的一個重要主題。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富國與窮國，以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在處理經濟矛盾中，各個國家的上層建筑主要是國家必然要參與，這表現為各個國家都制定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對策。如果一筆勾銷了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就會在觀察世界局勢中陷于困境。
　　不能由經濟全球化推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這似乎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政治與文化的理論，實際上是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的抽象推論。經濟全球化并非經濟一體化。因為各個國家的所有制性質、政權性質和體制，以及文化的民族傳統和文化的民族性都是不同的。在仍然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具體的，它構成一個國家現存的社會形態。全世界不可能有統一的經濟基礎，也不可能有統一的上層建筑。所謂經濟全球化的含義和作用是有限定的。因此，經濟可以全球化，但政治應該是多極化，文化也應該是多樣化。盡管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政治，例如，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確立要求的政治上的民主和法治，經濟全球化中文化交流的加速和便捷，有利于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并帶來某些文化現象的相似性，但這并不等于一體化。這不違背經濟與政治和文化關系的決定論原則。因為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改變各國的經濟基礎的性質，不同國家都是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上層建筑的，并由此確定對本國有利的對策。
　　我們也應該以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來考察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終結論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完美制度，不存在社會基本矛盾為依據的。事實上，當今社會的現實并不能證明私有制的優越性。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外，基本上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并有幾個?絕大多數國家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并沒有表現出優越性，它們的發展速度遠遠比不上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即使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也同樣存在貧困、兩極對立及種種困擾它們的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社會基本矛盾，而不單純是所謂文化危機，所謂人文精神的失落。只有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才能為我們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方法。
　　3.關系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
　　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也取決于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處理。當年斯大林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完全相適應；晚年雖然承認兩者有矛盾，但也很不徹底，因而社會矛盾越積越多。到后來處于上層建筑核心地位的共產黨的領導層，不是通過加強社會主義的改革來調整矛盾，而是通過自己錯誤的路線和政策來激化矛盾。他們宣布解散共產黨，取消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推行私有化，結果導致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復辟。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非常典型地表現了社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如果上層建筑中處于執政黨地位的共產黨能夠通過正確的路線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協調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蘇聯的解體并非是必然的。但事實是它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到生產力停滯和人民生活貧困的地步，這樣，原有制度的崩潰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所取得的碩果。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偉大成就。可惜他在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時有失誤。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他著重于改變生產關系，不斷改變所有制；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中，他著重于上層建筑的所謂革命；在上層建筑中，他著重于意識形態而忽視了文化建設和法制建設。這樣就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法制的完善，不利于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鄧小平同志接受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并沿著毛澤東開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前進。但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他著重于發展生產力；在上層建筑領域中他注重完善法制和教育、文化。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三個有利于的理論，從根本上說，就是以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為中心，改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各種不適應甚至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這是一條通過正確處理社會基本矛盾使社會主義不斷自我完善的道路。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本質上說，也是以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為依據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的要求，實際上就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前進方向的要求；而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則是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出發點和結果。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思想，解決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即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的問題。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實際上是關系到按照什么樣的路線來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大問題。如果黨變了，黨的上層變了，路線變了，不僅不能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相反會被矛盾所吞沒，這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江澤民同志提出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執政黨的規律，并提出了四個如何認識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都離不開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它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的理論。它為觀察當代世界、當代社會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這就是它具有當代價值的最主要表現。如果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否定它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必然使我們黨失去正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使全部改革開放政策，使從三個有利于到“三個代表”的思想都失去理論支點。使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失去卓有成效的理論研究工具。這個問題遠遠超出了歷史學的范圍，因而必然受到包括哲學界在內的整個理論界的關注。
　　
　　
　　
高校理論戰線京35～44B1哲學原理陳先達20022002作者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作者：高校理論戰線京35～44B1哲學原理陳先達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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