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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愛管閑事的精英們

我時常自問自己，是我的情緒太過沉重，還是中國本身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就讓人沉重？想著想著就想起了幾年前出的那本書《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與《中國可以說——冷戰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雖然這是代表著一種民族主義的表達，但是反過來一想，還的確是有些不愿的事情一直困擾著國民的情緒。抑或說，困擾著一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于社會問題總是非常熱切的關心，對執政者進行忠誠式的諫言，對弱勢群體進行發自內心的同情，對民族未來進行無比的担憂。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學術的精英群體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之后，對問題開始反思與堪琢，最后得出一個確切的可行性方案來供權力的操作者采納，以改善中國目前的現狀。
那么，這樣一個群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是就是愛管閑事的人呢？
其實不然，這個社會難道愛管閑事的多嗎？不多了。就如現在對好人的評價一般，不做壞事就是好人，而原先卻是做好事的人才是好人。以此類推，愛管閑事往往寓意著這個“人”還有知識分子的良心，還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可言。當所有的人都在關切自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時，而他們卻在關切這個群體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護與尊重，“你”的正當性的權利是否受到保護，“你”的利益訴求是否受到表達與解決。等等。可是往往這樣一群人又受到誤解：其一，社會理解力（社會對于某件事情、某個觀點的看法、觀念、態度等）認為這樣的往往是吃飽了沒事干，每天都在自娛自樂。這里的“吃飽了”并不是說他們有一份為了獲得某種利益而去干什么。其實每個人都不會像郎咸平一樣，據說收了人家200萬就采訪了郭美美，從而試圖靠著自己的力量去撇清郭美美與紅會的關系。更多的學者還是會站在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去說話，抑或保持基本的沉默（沉默權也是一個人的權利）。帶著某種作秀性質的“分析”往往是一種被大眾所瞧不起的知識分子。其二，這樣一群愛管閑事的人往往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與獻聲將民眾的某種意識喚醒，進而對自己的公民權利有一個基本的自我保護意識，而不讓其被政治權力無緣無故的閹割。這種公民意識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有好處的，因為公民之所以為公民，其最大的一個特點便是對于法律條款的尊重，而不會采取以暴力的方式去表達。如此，才可以避免那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如增城事件，石首事件等就是一種暴力的反抗。古往今來，暫且不說培養如何的公民意識，單單就只是說“喚醒”就浪費了多少人的口舌，梁啟超先生也費盡苦心的說過，魯迅先生的言語那更是說的再不能具體了。可是，中國人依舊改變不了那種狗奴性。所以才會有如今與民主背道而馳的一種說法：中國實現不了民主，只能采取集權。而現在又是病急亂投醫，從所謂的儒家中去尋找憲政，豈不是笑掉了國人的大牙？那么中國怎樣才能實現民主化政治？

二、集體的平庸與媚俗

當前所出現的社會另外一個不好的社會現狀便是一種“集體的平庸”，不消說，這種現狀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不關心自我利益，而只在乎自我享受。享樂主義與拜物主義的浪潮感染了國人的心，每個人都在往一處使勁，那就是如何獲得更多的經濟物質以滿足如今高高的房價，抑或進入體制之內進行利益的占取。前不久，一位中科院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參加工作后，不到五年就貪污了百萬元。僅僅是為了買房結婚。人們不僅會問：如此的高級知識分子居然還會把自己的道德感當做兒戲，擅自的打破不說還侵害人民財產。與此同時，另外一部分就說這不是被逼迫的嗎？這種解釋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就好比一個即將餓死的人就一定要去殺人搶奪嗎？一個健全的個體更應該懂得如何去用雙手創造財富，更何況還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呢？在教育作為社會分層的一個必然手段之后，這些所謂的資源只不過就是時間問題了，必然會滿足于你的需求。
另外，集體的媚俗導致人們從無聊變得更無聊。僅拿若干年前的那句話“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在數小時之內被二百多萬人遙相呼應。人們整日浸泡在一種虛擬的空間內，與真實的社會自我隔絕，就靠著這樣的“胡鬧”來打趣，甚至還進行不良輿論的制造。這不是媚俗是什么？再如選秀類節目的繁多，娛樂節目的低俗，大尺度的圖像被諸多媒體所利用，不評點一些“小三的那些事”還領導所批評，為何這般？——僅僅就為了抓取大眾的眼球？我至今都還記得一位制片人所說的話，估計是傳媒業的一個真理之言：做新聞評論就是如何的“騙”，你要把讀者引入到你的話語體系來，讓他們一步步的跌入你所制造的這個“深淵”，最后的效果是讓其離不開你。這個“騙”除了一些文字功夫之外，無非就是弄一些不著邊際的百姓故事來進行再加工。難道現在的媒體上的情感故事都不是人編撰的？或許只有承担著社會良心的這個“媒體”最心知肚明了。

三、如果我也有一個夢

我時常的問自己，是不是我太過沉重，還是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本身就讓人沉重？
真實的答案告訴我，的確是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就讓人沉重，甚是是厭倦。這種厭倦是一種感覺到無望的掙扎，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呼喊，更是一種基于社會事實與社會問題的“絕望”。你不能自我的選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被選擇自我。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已經將你刻畫為那個人，你成為那個人就是你接下來應該做的事情。再者，你沒有基本的選舉權利，更多的還是一種“代表”，但是誰來“代表”我，我自己卻不得而知。在獨立參選人出現的時候，卻是被權力折磨一通，你不能行使這種正當的權力，而只能被動的服從。所以，知識分子才無數次的從憲政出發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
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期，權力的下方與法制建設被重新提上案頭，可是如何改革卻已經貌似是去了原動力。僅僅靠經濟的現代化掩蓋政治的非現代化估計是再也說不過去的事實。但是，現在所面臨的另外一個事實就是如何將農民進行啟蒙。9億農民應該被啟蒙，他們才能活的更好。難道一個政權的只能不就是代替人們的意志去實現社會最優化的管理，進而讓百姓活的更好么？
我們對此抱著無數的希望，在所謂的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應該做的那些事情中徘徊與呼救。希望得到的答案還遠遠不止如此，更希望的是讓中國高興起來。這種高興不是一種民族主義對另外一種民族主義的鄙夷與反抗，而是弱勢群體能夠得到利益的保護，人民的意志能夠得到真正的尊重，群眾的利益訴求能有一個暢通的渠道，自我的權利能夠得到真正的實現。
所以，如果問我有什么夢想，我也只想說：我也有一個夢：讓中國高興起來，這高興的背后就是四個字：國泰民安。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于武漢

劉晨 2011-09-05 02: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