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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珠江邊，一位白領大聲吶喊，發泄工作和生活的壓力。（CFP/圖）

三個月后，張一軒受夠了老家那個長江邊上的地級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夠了北京，頭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樣。

他走那會兒，正好趕上“逃離北上廣”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增長，白領中興起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討論。而張一軒的歸途，又趕上了“逃回北上廣”的熱潮。

單就回家這一段路，張一軒走得要比其他人順暢。父母在當地頗有聲望，沾他們的光，張一軒自然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甚至沒有參加統一的公務員招考，當地煙草局就收了他，領導很大氣，說，明年考一個試就完了，你肯定過。

一批年齡在30歲上下，混跡于北上廣的外省青年們，當初也都和張一軒一樣，以為老家意味著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愜意的幸福細節。逃離北上廣。口號叫得嘹亮，帶著爺不留此處的痛快。

重返家鄉，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終究需要一個臺階，事關面子，這無異于讓他們承認，迄今為止所有出走的嘗試都失敗了，丟掉既有的圈子，他們應當放棄不切實際的努力，讓鄰里鄰居眼睜睜瞧著，這個迷途知返的人。

不過再怎么著，面子也比蝸居的現實更廉價。搖擺之間，返程的機票或者車票就訂好了。

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張往返程的票根，是兩個城市對他們下達的“不適宜鑒定書”。北上廣以及家鄉都不適應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貴的，擁擠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廣。而回到小城市，是勢利的，關系的，拼爹的，依舊是別人的。

來者與去者

張一軒吃回頭草、在北京石景山那邊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頭的工作的時候，祖籍江蘇的劉寅則醞釀著離開北京。

劉寅租住在北京東六環，每次到國貿打車，黑車司機在嚷嚷，20塊，通縣走不走？他非得糾正，是去通州嗎？說的是一個地方，但他怕那個“縣”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劉寅生在江蘇一個縣城，來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過萬，兩年沒加過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長，觀望了幾年的結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貶值，時至今日，他買不起北京五環內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無車無房無根，撤離的念頭連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來越茁壯。他變得像罹患產前憂郁癥的卡夫卡，買房、擠地鐵、喝水，甚至呼吸空氣，日常生活的一纖一毫，都讓這個80后男人疲憊不堪，“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

在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里，劉寅是北京市704.5萬外省市來京人員之一，數字仍在往上走。這近千萬人口大數里，許多像劉寅這樣勉強的中下產，抵達了人生的某個瓶頸，幸福指數開始往下走。

也有“蟻族”，大學擴招后迅速膨脹的畢業生們，他們生活在郊區的聚集群落，月收入兩千左右，可以沒有獨立的廚房和廁所，但決不能沒有網絡。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沒有實現夢想，大部分選擇離開，往往“三十而離”。據估計，北京地區至少還有十五萬“蟻族”。（數據來自學者廉思的調查《2010年中國“蟻族”生存報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動人口到“服務”外省人的華麗轉身，而這管控的態勢，隨著1800萬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來，愈發嚴峻了。年初一連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門檻：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購令，車市限購令，“以納滿稅五年”為條件，搖號另算。

上海白領早班地鐵生活：上海人民公園地鐵站，早晨八點多鐘，往浦東新區趕早班的人們。（田鳴/圖）

有專家呼吁年輕人不要扎堆北上廣，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個聲音在感召，“去農村吧，去基層吧，廣闊天地，大有所為”。

很多次，劉寅假設人生三種曲徑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滯留北京，繼續苦哈哈的生活，能認識更多人，更多學習機會；

其二，回歸南京準一線的市井，買車買房，吃吃喝喝，心寬體胖；

其三，回縣城找塊地，養鴨子喂豬，徹底的田園牧歌。

沒有數據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劉寅式的糾結。

山東姑娘唐果，和張一軒一樣，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廣”者。

她第一次來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業中的農村女青年唐果氣咻咻地離家出走了，伙同幾個同學，從山東濟寧一火車坐到北京，只揣了讀書時賣資料攢下的兩千塊。

首都沒有電視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藍，公交地鐵擠得慌。偶爾路邊還躺著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幾個男生起哄說蘇寧在招聘，職業規劃圓滿，前途無量，于是她去了大興區的蘇寧電器，賣電視，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遠，在豐臺區西局村里一條望不到盡頭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滿豪車的東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間比棺材強點兒，只一張床，沒廁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邊亂糟糟，在木樨園公交站等車，站牌被“廣東少婦求子”類的小廣告貼了個遍。老家房子倒是闊氣，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還有了空調電腦，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時候這個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當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學著跟北京人一樣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擠”在地鐵公交里，擠得元神出竅，佛祖現世。

經過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決定找個北京人嫁了。實在不行，找個男朋友，至少能做個飯，搭個伙，順便提高安保系數。籌碼：23歲，一米七的個頭，大專學歷。有人給她介紹一大興男。大興過去是北京郊縣，這些年隨著攤大餅的城市化進程列入市區，大興農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遷而生的千萬富翁俯拾皆是。見了一回面，這事兒就吹了，倒不是因為別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勁兒。

中國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普遍的就業壓力與高企的生活成本、社會階層的日益固化與上升通道的狹窄，讓一代普通青年面臨艱難的就業與生活抉擇。（馮飛/制圖/圖）

用了windows7的系統，就用不慣windows98的了

來了，又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為什么要回來？

張一軒1988年生，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畢業去向班里約是三三開：除了簽約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的極個別，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掙三千多的月薪。張一軒屬于最后那類，在CBD一家傳媒公司上班，每個月一半的錢轉給銀行房貸，其他一切從簡，每天麥當勞肯德基（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惡心了。

他有點像《蝸居》里的小貝，高大帥氣，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個北京姑娘談戀愛，一心要奮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經濟規律無情地左右了他的個人命運——姑娘跟一個留學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鏈。吹了。

吃惡心了麥當勞肯德基，顯然不是張一軒“逃離北上廣”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為了寫一個明星劇組如何不畏發燒拉肚子堅守片場的宣傳稿，他熬了一個白天加半個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級瞥了一眼說，還是用第二稿吧。

他決定聽爸媽的話，回家當公務員。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溫暖故鄉，父母把一切都準備妥帖了。

新工作性價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個人占了會議室那么大的辦公室，工作內容基本是偶爾發發傳真和每天陪領導吃飯。多數時間坐著玩電腦，下班跟爹媽吃飯、看電視、睡覺。日子懶洋洋的。很快，懷著專欄作家夢的張一軒發現了一個糟糕的信號，他寫不出東西了。

一天上班，領導說，走，查煙。張一軒很好奇，學著領導，把“煙草稽查”的袖章一個個往身上戴，一臉嚴肅地列隊出門。所謂查煙，就是查云煙、湘煙，發現一條罚一千。當地的煙商看樣子也不缺錢，人民幣一摞一摞地拿出來，畢恭畢敬。一天下來，少說幾萬到手，報紙一包就扔公車上。

這筆罚款在財政體系運作之外。不用入賬，拿了錢，哪里貴就往哪里去“燒錢”。查禁的煙呢，領導對張一軒說，拿回去給你爸抽。那一天，張一軒“覺得自己特像個狗腿子”。

第二次查煙以后，張一軒說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別人看來，北京的這些年里，外省青年們學會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們眼里，也許是小城市變得更加世故了。他們和北京出租車大叔聊人民幣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亞獨裁者，那時候他們覺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憂了。回到小城市，年輕人們忙著老去，城市忙著建新城，忙著變“堵”，忙著讓房價跟一線城市看齊。

張一軒的師兄劉沛，因為姥姥身體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媽都是下崗工人，給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職成都某家電視臺。結果，他名牌大學的學歷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負累，同事看不慣他高調，背地里說：北廣畢業的又咋樣，還不是跟初中生一樣在扛攝影機。地方電視臺禁忌多多，連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車自燃事件也被禁止報道。倒是各種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節目，收視率居高不下。

身邊人踴躍買房買車，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車，也得先補缺再說。有時他們抱怨，唉，又堵車了，話語里帶幾分家鄉經濟蒸蒸日上、邁入“堵城”的自豪感。劉沛騎自行車上班，別人納悶：你咋不買車呢？逍遙慣了的劉沛說：騎車15分鐘就到，買車干嘛？

“裝了windows7的系統，就用不慣windows98的了。”劉沛很是水土不服。

為了增強歸屬感，有人給他介紹了一樁親事，對象是某稅務局局長的女兒。媒婆激勵他：娶了這姑娘，你的人生少奮斗二十年！劉沛許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個科級以上中青年干部結婚，從此安下心來。劉沛鼓著勇氣出門了，結果實在沒看上。

咸魚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維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質化模式化，出門跑現場，看來看去都是那幾個人；總是去九眼橋的蘇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張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樣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劉沛腦子都有點鈍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個問題總橫在腦子里，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在老家當死咸魚呢？

堅持了近兩年后，唐果決定放棄北京。每個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飯，晚飯是幾串麻辣燙加方便面，三塊錢搞定。發工資那幾天，才去吃一頓呷哺呷哺。這樣的開銷，勉強維持基本的溫飽。買大件就算了，像筆記本電腦花了3799塊，還是她媽瞞著家里人給她匯的。家里倒是不差錢，唐果她爸種西瓜，搞沙場，每年能掙個五六萬。

電話那頭，消了氣的爹娘開始天天召喚：回來吧，考個老師，起碼是個鐵飯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卻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終擊垮唐果的現實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點過下班回家，橫豎開不了門，發現鑰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來中介把別人快到期的房子轉租給了她，另收取中介費600元。第二天唐果報警，警察懶洋洋說這事我們沒法解決。這起租賃糾紛以唐果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臉告終，凈虧損600元。

二、萬惡的地鐵。為了方便到圖書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環的上地。這意味著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八點，她需要在13號線煉獄——這是“蟻族”的生命線，繁忙時段的密度不亞于2008年冰災時的廣州火車站。那些素顏的、打著哈欠的、沒來得及系領帶、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輕人奔跑著涌來，成為候車隊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點，地鐵管理者為了控制流量，設置了重重鐵柵欄，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長。即便成功上了地鐵，也是“擠得五臟六腑都出來了”，時不時有人卡著地鐵門，還得靠門外使勁一推，咳，地鐵門這才關上，安心開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擊：圖書公司來了一個城里姑娘，機靈又會來事，村里來的唐果是根直腸子，迅速被比下去，辭職了。

2011年5月，唐果決定回家。

擠在北京海淀區六郎莊膠囊公寓里的外地青年。（南方周末記者王軼庶/圖）

覆轍兩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離開北京，抑或是離開家鄉，都躲不開一個“逃”字。

從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沒人拿她當大城市里回來的人，鄉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說起國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愛聽，覺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著。

村里那點破事她也煩。每過完年西瓜育苗那時候，她媽就反復叮囑：你在外頭少說話。生怕得罪了誰家，別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給點了，反正西瓜苗從播種到茁壯成長到換成票子存進銀行以前，心得一直提著。

還有各種狗血雞毛讓她覺得生活凌亂到拎不起來：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萬，后來她家蓋房子了，找二姑要錢，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來；她爹和她爺爺也為了兩萬塊鬧崩了。好多親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著臉，一副活不下去的樣子。

她開始適度地認命了，打算響應父母號召，考個縣里的老師當當。筆試她倒不担心，“面試得走關系，這是常識”，可她農村的爹娘找不到門路。所幸在唐果寥寥無幾的人際關系里，還有個高中同學，那同學家境好，父親是縣里干部。家里就給唐果準備了一兩萬，打算筆試過了去托托關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沒有關系的時候，可以通過人情和禮物去建立關系，去僭越層級。雖然他們都不清楚一個林業局局長能對教師面試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鄉話來說，“有棗沒棗，先打一桿子”。

結果考前十天，筆試臨時換了考綱，唐果措手不及，掛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著，上網，看書，思考一個終極問題：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著別扭，在縣城體面的工作不好找，賣衣服、當超市收銀員，又嫌丟人，“大學生最麻煩，高不成低不就的”。

“自由”，這是一無所有的北京，對唐果最后的誘惑。“我還想再折騰兩年。”抱著一種暮氣沉沉的信心，唐果說。

但在北京的初冬，蟻族聚居區唐家嶺已經拆除，房價不斷驗證著那個房地產商狂喜的預言，連龍澤一帶，也漲到了兩萬多，什么都在猛漲。限購的物品從住房到汽車，都跟她沒關系，新地鐵通了，但一出生即擁擠。“蟻族”已經回他們星球了，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在忙著裸婚。

幾乎隨時都能邂逅一些挫敗她在北京“耗下去”的信心的細節。有一天，唐果在樓下看到一條橫幅：格爾頓幼兒園優惠招生（1180元/月）。截至今日，她的月薪還是1500元，包住宿，不夠在北京養個孩子。

這座城市并不歡迎她，她心里也清楚，此地不宜久留。生活無風無雨，有點橡皮人的味道。最欣慰的是，上班地點離住處幾百米，再也不用擠地鐵了。每天她早上九點上班，對阿里旺旺上每一個詢問的賣家笑臉相迎：親，有什么可以幫到你？機械的重復對話持續到下午六點結束，下班回家。六人一屋，是大學寢室的上下鋪。她晚上躺上鋪，用在中關村買的MP4看愛情小說。

她在城和鄉之間打轉，找不到出路。最近，她對人生有了進一步規劃，去日本。他們村好些人這樣，交3萬塊中介費，從青島到日本打工去，學名叫“研修生”，聽說一個月起碼掙一萬。

劉寅的下一站在那里呢？

上個月，劉寅看了部叫《白蛇傳說》的片子，里邊一個角色最能詮釋他對京城的感觸：有個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結果還是變蝙蝠妖了。

去而復返的張一軒，仍然延續著兩年前“快餐吃到惡心”的生活。靠目前的收入過日子，偶爾還是得“啃老”，不過他的心態放得很平和。他喜歡每天下班回家，調暗燈光，喝點清酒，看部電影，周末踩著單車環游西山。更重要的，開始有雜志約他寫專欄了，比如介紹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這一次“歸去來”的旅程，并沒有改變每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質量。這些折返者內心的某些地方，似乎已經開始衰老：王可人認為自己特別跌宕起伏的劇情已經在前兩年演完了。

她生于1987年，黃岡師范學院畢業后，她不愿意聽父母的安排，一張72塊的站票從九江坐到了北京，差點鬧得脫離母女關系。

在北京，一年多時間，王可人換了三份工作，工資始終徘徊在三千上下。她不大會節約，一直負開銷，職場競爭讓她不再極端地與社會家庭對抗，她有所頓悟：不聽爸媽話的人，下場很慘。可惜回家考公務員落敗。她懷念地壇和各色音樂會和展覽，帶著更明確的職業規劃，她決定再到北京充電，“有些人生的投資要趁早”。

回到北京，一切從零開始，打包行李，租房子，海投簡歷。找工作面試那幾天，王可人把稻盛和夫的《活法》帶在地鐵上看了一半，這本書像職場圣經，她感謝它“賜予我力量和好運”。封面上寫著：一部風靡全球的超級暢銷書，讓無數人在迷茫時代找到活著的意義。

死扛的日子

但終歸，這里是北上廣，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豐茂的應許之地，它們形成罕有的頂端優勢：大多數名校、最好的醫療條件、奢侈品旗艦店、名人精英……“北上廣”更多的高樓里，駐扎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500強”企業，它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更大的發展空間。

蘭州青年胡陽過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豎起了一水兒的仿貨：山寨海底撈，山寨錢柜，山寨毛家飯店……當地人還自豪地宣布，2010年全國房價漲幅蘭州第一。許多二線城市也在學北京發家，修完二環修三環，一個勁往外撐。這幾年它們流行挖路修地鐵，承辦各色園博會西博會，穿衣戴帽修場館……

胡陽得到一個啟示：全國各地都在學習北上廣好榜樣，作為一名上進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北京對于外省青年還是老樣子，烏泱泱的一片人。商人們見縫插針，廊坊市的樓盤廣告打到了昌平，極盡挑逗之能的小廣告滿地鐵撒著：15分鐘抵達CBD。

斷片的北京生活，看起來有了嶄新的開始。憑著一口英語，劉沛進入萬達酒店担任項目發展經理。出差時全國飛來飛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談生意，夜宿五星級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還是住得像貧民窟，盡管在東三環，周邊是菜市場、公用廁所。看不見風景的窗戶已經老朽，一推就拼命往樓下墜，劉沛去宜家買了塊布，把外面鬧哄哄的世界隔開了。

即使是在北京過“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一次就業考試，讓唐果認識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會”。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條大魚小蝦都有自己的狹窄水域。“拼爹”、拼人脈更加明顯。

但這尚不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區別的全部：前者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更廉潔高效的政務部門，更現代、更有質感的生活細節——張一軒就是因此而舍棄父母在故鄉給他安排的舒適生活。

這也就是念叨了幾年，劉寅始終還沒有離開北京的原因。關于人生假想種種，始終停留在浮著白沫的自來水，擠不上去的地鐵，買不起的房子和無限虛擲的時間成本里。眼看著，孩子就要出生，他還在艱難地為去留做決定。11月4日他做了個夢，他出國了，天上有一條金燦燦的中國龍在飛，正歡喜呢，一泡尿把他給憋醒了。一醒來就看見窗外灰蒙蒙的，沒有遠處和陽光，心忽然沉了沉。

來源：南方周末記者 周華蕾 實習生 劉勝男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