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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北上廣”、“退居二線”、“回老家去”開始成為不少歷經千辛萬苦“擠”進大都市的年輕人熱議的焦點話題。在網民評出的10個最想逃離城市榜單中，上海、北京、廣州毫無爭議地排名前三。人滿為患、房子太貴、娶不到老婆、壓力太大、焦慮失眠、漂泊感……各種逃離理由勾勒出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再不走，我要一輩子打光棍了。”網友的吐槽流露出對大都市的迷茫和失望。

然而，真要退守到三四線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則會在發展機會公平、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面臨與一二線城市巨大的差距。城市之間的鴻溝，城市中心和邊緣的斷裂，讓許多人無所適從，逃離與堅守進退兩難。

高成本之城：想說堅守不容易

今年8月上旬的一個晚上，白天的高溫還沒有散去，賀云龍走在上海的一條街上，四處尋找房產中介租房，襯衫已經被汗水浸透了。這是房東給他的最后時限，如果今晚不搬到別的地方，他的行李就會被丟出門外。

小賀在上海一家單位已經工作5個年頭了，而立之年的他樂觀、開朗，希望在上海能站穩腳跟，有穩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屋——哪怕是蝸居，然后娶妻生子。而現實是他仍然光棍一個，還因拒絕房東不合理的漲租，而將被掃地出門。“如果再找不到房子，老子今晚要露宿街頭了。”他在微信上說。

同樣是這個晚上，天津華燈初上，湯亞超下班后坐了近一個小時公交車從市里回到郊區。穿過一片攤販林立的市場，湯亞超指指“廣告墻”后面的小區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在這里租了一個床位，每月不到200元，但兩居室的公寓內一共住了7個人，都來自外地。回到“家”后，湯亞超洗了手開始做飯，晚上吃炒圓白菜外加一個饅頭。“這樣省錢，外面吃太貴。”

湯亞超是天津城鄉接合部候臺社區的眾多外來人口之一。大城市的風景似乎與湯亞超沒有什么關系，雖然辦公地點高樓林立，但他感覺自己始終處在城市的邊緣和角落。

在大城市城鄉接合部、城中村等擁擠破舊的空間，扎堆居住著遠離城市中心的邊緣人群。他們主要是畢業待業大學生、已就業的低收入大學生、做小生意的商販、征地拆遷戶、從事體力勞動的外來務工人員等。對于已經進入大城市的他們而言，生存成本高企，生活品質差，幸福感低。

去年大學畢業的張海濤在陜西西安東三爻村住了半年，他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每個月的工資1900元，要給家里父母寄回500元，還有500元的伙食費，100元的通訊費，200元的雜費，加起來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沒地方可住。”

租住在西安北山門的劉志超大學畢業后決定留在西安。“西安這幾年的物價一天天在攀升，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畢竟比住別的地方便宜許多。”不過，西安市區內的城中村改造這幾年進行得很快，劉志超不得不越搬越遠。頻繁的搬家讓劉志超疲憊，也讓他極度缺乏安全感。

“這座城市我已經生活快十年了，現在還是感覺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夠申請條件，城中村的房源也開始緊張了，在西安有個棲身之地真是越來越難。”劉志超抱怨。

每個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許芳準時起床，6：30出門趕乘小區門口的公交車，20分鐘后到達松江新城地鐵站，這個時候地鐵車廂里正常已經擠滿了上班族。歷經21站約一個小時后，許芳達到浦東世紀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鐘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這個路線圖返回。“每天3個小時耗在路上，只為能回到家中睡一覺。這個新城，對我來說只是個‘睡城’。”

“住在郊區3年多，我們夫妻倆幾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沒有看過一場電影或演唱會，很少參加朋友的聚會。”許芳說，每次去上班都是“進城”，雖然在城市里工作，但這個城市離自己很遠，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遠。

被房東趕出，險些露宿街頭的賀云龍幾經周折，在上海一個角落終于找到了落腳之所。三室兩廳的房子被分隔成7間，有的房間還有上下鋪，總共住了十幾個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還要擁擠。小賀以2500元/月的價格簽下租賃合同。室友中有剛畢業的大學生、小白領和暫時沒有工作的人，還有幾個喜歡濃妝艷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關門睡覺，周末也不大出來。”小賀說，自己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身為財經記者，白天可能會在高檔寫字樓里采訪跨國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參加一個高端論壇的晚宴。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鮮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縮在自己的小床上時，才會感覺到其實那個“圈子”離自己很遠。

“最糟糕的是他們離夢想的距離不是更近，而是越來越遠。”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蟻族的社會關注顯著偏向負面事件，他們中的多數不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艱苦的居住條件和不理想的就業，很容易擊碎這些年輕人的夢想，奪走其奮斗目標，使其滋生不滿情緒，通過互聯網又會使這種不滿情緒放大，存在很大的社會風險和隱患。

糾結在這種高成本生存壓力下的，不光是蟻族、白領，還有為生計疲于奔命的農民工一族。

37歲的農民工晏勤老家在重慶奉節縣山區，現在在重慶主城區一家紡織廠工作。自2009年母親患上慢性肺氣腫后，晏勤不得不將母親接到城里照顧。晏勤說，現在母親治病一個月花費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母親的醫療保險在城里接續、報賬都很復雜、報銷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負担。

“自從我媽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鄉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體現了出來。”晏勤告訴半月談記者，“我媽參加的是農村醫療保險，在重慶主城區二級醫院的醫藥費報銷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醫院看病，能報銷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我媽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給掏空了。現在她有病也強忍著，生怕再給我增加更多負担。”

35歲的秦大姐來自河南駐馬店，到天津10年來一直在候臺社區附近從事廢品收購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內幾乎沒有光線，夏天雖然室外氣溫較高，但屋內仍然陰冷潮濕。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點多就起床，四處收購廢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計3000多元。

秦大姐告訴記者，由于是外地人，又是收購廢品的，她們經常受人欺負。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看病太貴了，真的看不起。”她和丈夫收購廢品、打零工，沒有社會保險。常年在外，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參加了新農合。

蝸居城市：想說逃離不容易

今年29歲的岳旺已經離開天津回到家鄉山西晉中。回憶起畢業后在天津的4年時光，他記憶猶新。“當年從天津農學院畢業后，6個同學合租一套兩居室。我當時五險一金齊全，戶口掛靠在人才市場。然而，集體戶口效力并不大，如果不在本地買房獲得房產證，就沒有正式的戶口。很少有單位同意上集體戶口。”

岳旺對記者說，每當吃著盒飯，站在窗前看著城市的外環線的時候，他心里總有說不出的孤獨感和失落感。

岳旺逃離了大城市，但更多的是不能、不愿逃離的人群。

“我是學軟件的，剛開始工作，脫離專業別的什么都不會。我打算在天津干幾年，有了工作經驗后就回家轉行做別的。”湯亞超說，其實他不喜歡大城市，喜歡安靜的地方，很想回家鄉河北承德工作。“但承德沒有單位招軟件專業的人。”

“不到山窮水盡，不會離開這個城市。”賀云龍說，最初自己堅信知識會改變命運，從農村老家進城工作，背負著整個家庭的希望，不能回去，也回不去。有時也會想自己的將來，但是如果沒有辦法改變現狀，寧可自己一個人這么過下去，也不愿下一代在上海繼續被“邊緣化”。

楚天香2006年高考后離開青海西寧，來到北京一所知名語言類院校就讀，之后又讀了該校的研究生，去年畢業后在一家文化傳媒單位工作。即便買不起房子，她也不愿因此離開北京。

“我學的專業是外語，回家鄉根本沒有用武之地。北京比一些二三線城市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工作機會，更不用說比小城鎮了，總覺得在北京更容易成功。而且，看慣了北京的繁華和現代化，再回去總不情愿，和家鄉的關系已經淡薄到只剩下看望父母朋友了。”楚天香說，每次回去參加同學聚會，留在家鄉的同學基本都買了房子，有的甚至都結婚生子了，日子過得特別悠閑。每當此時，自己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糾結。

是去是留，一些農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群體也在盤算個中利害得失。

秦大姐表示，雖然在城鄉接合部打工挺辛苦，并且難以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可是回家種地的話，收入更低。總得為后代著想，多攢點錢。

在濟南經五路小學附近的一個房產中介公司，半月談記者遇到來濟南看房子的山東臨沂人劉家麗。她告訴記者，她想把家安在濟南，為孩子以后上學著想，打算買個好學校周邊的房子。

記者了解到，在國家出臺就近入學政策以后，很多城市要求孩子入學，除了有當地戶籍，還要有這個區域內的房產證。名校資源有限，且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區。于是，擇校演變成了擇房，以致位于城市中心區域的學區房價格不斷被抬高。

退守小城市：想說發展不容易

無怪乎大城市邊緣群體寧可“漂”在大城市，也不退居三四線城市尤其是小城鎮，因為后者無論在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資源資源配置上，還是在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上，都與前者有很大差距。

不同于一二線城市，三四線城市往往更是一種“關系社會”、“熟人社會”，在各種資源、機會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找關系”、“走后門”、“找靠山”非常盛行。上學找關系、就醫找關系、打官司找關系、就業找關系、升遷找關系……不找關系就覺得心里不踏實，一旦擁有關系，就能抄近路，走捷徑。

尤其在就業和提拔上，一些市縣用人單位暗箱操作，內部招聘、蘿卜招聘等時有發生。“關系就業”、“火箭提拔”現象，縱容了市縣有權有錢人為所欲為，使寒門學子十幾年苦讀變得一文不名，難以找到安身和用武之地。

去年，湖北利川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為其直屬事業單位城鄉居民保險管理局招聘兩名工作人員，共20多人應聘，結果被網友舉報為“蘿卜招聘”、“世襲局”。據記者調查，此次招聘最終選出的兩人確為人社局內部職工子女：一人是利川市人社局某科主任的兒子，另一人是人社局下屬二級單位一名職工的兒子。

即使削尖腦袋進入了三四線城市的機關和事業單位，發展前景也不容樂觀。

位于秦巴山深處的四川省萬源市，是一個人口60萬人的縣級市。萬源市發改委綜合股股長秦中榮說，萬源市一直積極引進人才，除了提供住房外，到萬源市工作滿一定年限后還可以享受行政級別的提拔。盡管如此優待，但是在面試過程中，一些招聘對象仍然覺得小縣城沒有太大的上升空間，很多都選擇了放棄。

中小城市如此，小城鎮的發展空間更為逼仄。

來自重慶江津區永興鎮的周強在2011年大學畢業后，曾想過回家鄉工作，一個月收入也能有3000多元。但當他把想法對父母說出來，馬上遭到了反對。父母認為，周強回到鎮里工作是一件丟臉的事情，等于4年大學白讀了，而且在一個鄉鎮發展天地太小。最后，周強聽從父母意見，選擇了重慶江北區一家國企。

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受小城鎮就業創業條件不佳、上升渠道不暢等因素綜合影響，小城鎮對人才的吸附力較弱，人才流失嚴重。

以基層急需的醫務人員為例，在重慶彭水縣，2010年招聘的醫務人員中，當年流失率就超過30%。婦產科醫生林艷萍2010年從四川達州醫學院畢業后，僅在彭水縣普子鎮中心衛生院工作一年，就因待遇低、環境差等原因辭職。“鎮衛生院開出的工資2000多元，除開基本生活費之后，我一個月剩不下錢。”

重慶涪陵區敦仁街道衛生服務中心從2000年起基本上沒有進人，現有人才隊伍也不穩定，2011年就流失了4個護士。中心副主任張毅說：“在街道一線工作，除了每月收入要比上級醫院相差1500元以上，在職務晉升、職稱評定上也吃虧。不少醫衛人員都會選擇跳槽到重慶主城大醫院。”

小城鎮的生活質量差、公共服務差，也讓試圖逃離大城市的人群望而卻步。

記者在重慶萬州區長嶺鎮看到，鎮上房屋沿一條國道兩側無序鋪排，背街小巷的道路坑洼不平，有的還是泥土和碎石路。鎮上居住著近2萬居民，但排污管網尚未建成，大量生活污水、垃圾被傾倒進穿鎮而過的小河，河水又黑又臭。

長嶺鎮副鎮長曾繼勇對半月談記者坦言，鎮里的經濟總量雖然在各鄉鎮中排名靠前，建成區面積也擴展到2平方公里，但配套設施的確很欠缺，沒有正規的農貿市場、汽車站，衛生院也比較老舊，只能開點兒藥、打打針，更頭疼的是鎮上中小學校場地和師資都嚴重短缺。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說，中小城市、小城鎮的發展機遇、公平競爭環境比不上一線大城市，如果衣食住行等生活環境還惡化的話，那么，渴望發展的人們就更不想回來了。

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關信平認為：“前幾年外地人來到大城市，主要是因為這里機會多、條件好，特別吸引他們。而近幾年大城市過度擁擠、城鄉接合部陷落，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已經不大了，他們依然堅持來到大城市是因為其他地方更糟糕，這是一種兩難的選擇境地。”

來源：半月談 作者：張濤 魏宗凱 等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