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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長江日報

長江日報記者楊于澤 北京報道

從政治角度審視中國5000年歷史，有所謂“歷史周期律”問題。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赴延安考察的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毛問黃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提出：“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2012年12月24日、25日，習近平走訪民主黨派，再次談到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以兩三百年為周期不斷地改朝換代的？知名學者吳稼祥去年出版《公天下》一書，試圖對此作出科學解釋，揭示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本質及其根源。記者近日赴京，就此對吳稼祥作了專訪。


“高壓穩態”導致政治腐敗與反叛

對中國政治和政治史的分析，必須高度重視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這不僅指中國的疆域長期排在世界各國前列，而且人口長期居于第一的位置。


5000多年前，中國還只是黃河流域炎黃部落的聯盟，但到禹的時期，部落聯盟已經擴張成“九州”、“天下”。吳稼祥用“河流域文明”概念來解釋中國國家的發育過程：為了治水，我們的祖先必須控制黃河、長江全流域，由于安全、救災等方面需要，政權還要向外擴張，這就是“規模依賴”。


“規模依賴”轉化成“規模壓力”，統治者為了達到對疆域的全面有效控制，自然就實行中央集權，這就是“凝聚偏好”。據《公天下》一書中分析，在一個超大規模國家，中央權力要傳導到末端，其力度自然要大，通過高壓形成一種社會的穩態。

吳稼祥分析，高壓穩態其實是一種“高壓穩態陷阱”。因為高壓，社會失去活力，政權機構惡性膨脹，朝廷外戚、宦官、后宮、奸臣、方士等“五蠹專權”，苛捐雜稅日增，隨著水旱災害出現大規模流民。

至此，中國政治的一個周期行將結束：或農民起義，如秦末、東漢末、唐末；或權臣皇袍自己加身，如五代周末。有時候，則是農民起義與外族入侵同時而起，如宋末、明末。

分權帶來四個活力“黃金時代”

習慣上，我們將秦以來中國稱為“封建社會”，其實它是一種“反封建社會”，即中央集權社會。

所謂封建，是“封土地，建諸侯”，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從這種本義上講，西周到春秋時期是真正的“封建社會”。《公天下》梳理的史實是，周武王、周公先后三次分封，據說有400個諸侯國之多，史書有載的就有130個。

吳稼祥認為，西周春秋時期，中央不靠權力而依宗法制度凝聚地方，結果是規模壓力的緩解，社會自由度增加，社會活力迸發。隨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還有西漢文景之治、唐初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清中康乾盛世，吳稼祥稱之為“曇花盛世”。文景時期，與同姓及同族異姓分天下；唐初，存在同姓王非世襲分治，同時與東西突厥等諸部族分治；清，滿族與漢族分治天下，清初還封過5個漢王，雖然后來削藩，但為了羈縻人心，清統治者不得不以仁政標榜。

但分治也有其政治風險，吳稼祥分析：分治是權力體系的“低壓”或“負壓”，地方權力膨脹，中央權威瓦解，西周春秋之后是戰國亂世。“高壓穩態”的高度中央集權，恰恰是對“分治”的矯枉過正。

超大規模國家的治亂，在于如何在確保主權統一、社會穩定前提下，充分釋放社會活力。“歷史周期律”與西周春秋分治、“曇花盛世”給了我們正反兩方面啟迪。

采訪手記

以思想為志業

在距離北京師范大學不遠的一個咖啡館里，見到了大名鼎鼎的吳稼祥。對于歷史研究、政治哲學以及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他非常健談，雖然年近花甲，卻意氣風發。

現在人們稱他為“獨立學者”，因為他既沒有任教大學，也沒有加入任何官方或民間研究機構。作為“獨立學者”，近年來陸續出版了《果殼里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等一批高質量學術著作，引發知識界廣泛討論。

上世紀80年代，吳稼祥也曾是“體制內”一員，在中宣部、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央辦公廳任職，見證并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摸索階段。

后來，他躋身“私營企業主”行列，炒過股，創辦了公司。

對于這種體制內又體制外的人生軌跡，吳稼祥并不后悔。他辦了公司，但沒有發很大的財。他的“主業”是讀書、思考和研究。書擠占了他家的客廳和臥室，有2萬冊之多，相當于一個社區圖書館。相應的社會身份，就是“獨立研究者和撰稿人”。

在一次題為《學術與政治》的演講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探討了志業與飯碗的不同，“志業”就是全憑興趣做事。吳稼祥應該可以被稱為一個以思想為志業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5年發表《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思路》，是國內最早提出對企業股份制改革思路的人之一。1988年，他出版《鄧小平：思想與實踐》，在國內最早對鄧小平的思想與改革實踐進行了系統研究。

《公天下》，20年思考，3年寫成。吳稼祥對人說：“此書，朝成夕死可矣。”出版一年多，迄今印數已達10萬冊。

社會活力跟穩定一樣重要

求知：近兩年特別強調“頂層設計”，其實政治才是這項工作的基礎部分，也是它的最頂層。你對中國歷代治亂之道有系統研究，你認為中國的“頂層設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吳稼祥：政治頂層設計的最核心問題，是最高權力的更迭。所謂最高權力更迭，是指國家元首如何從前任過度到后任。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元首的任期，是任期制的，還是終身制的；二是新元首如何產生，是選舉的，還是前任元首指定的，或者是按規定規則繼承的。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元首稱為“皇”（三皇）、“帝”（五帝），或“皇帝”（后秦），或“王”（周代）。堯舜時期，實行元首禪讓制，元首是非終身但也非任期的，方式是半指定半遴選的，這樣的政治很不穩定，因而被大禹的世襲制所取代。世襲制也有兩種，一種是兄終弟及，做元首的去世，弟弟繼承其職位，另一種是父死子繼，現任元首去世，他的兒子繼承。商朝混合實行這兩種體制，很亂。周朝開始，中國開始實行比較穩定的父死子繼的嫡長子繼承制，相當穩定，但適應性差，政治上是靠天吃飯，現任元首生個好兒子，天下有幸，生個傻瓜，百姓遭殃。能夠兼顧穩定性與靈活性的最高權力更迭體制，還是當代民主制。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書探討的核心問題，就是超大規模國家的治理問題，目標是既要穩定又要有社會活力。怎么理解呢？

吳稼祥：中國有兩條河，黃河長江，從發源地到入海口，直線距離不少于3000公里，因此，自古以來，中國的國家規模，方圓大多在5000華里左右。這是超大規模國家。國家規模越大，中央集權的壓力就越大，中央越集權，社會活力就越小。結果社會衰敗，民不聊生，天下戰亂。老祖宗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最偉大的發明，就是周代的封建制，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聯邦共和制國家：天下統一主權，在天朝，多中心治理，在諸侯。它運行了近800年，最后搞不下去，是因為沒有發明現代意義上的人民授權。

求知：社會活力的標準是什么呢？

吳稼祥：這是個好問題。社會活力的標準，就是個人，以及個人組成的團體，有權利在不損害社會秩序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單純穩定外表下可能是腐爛 求知：延安時期，黃炎培曾和毛澤東談到過歷史周期律。每個朝代幾十上百年后就腐朽不堪，人們經常歸咎于封建制度沒落腐朽，但提得最多的是皇帝昏庸、宦官專權、橫征暴斂之類。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哪里？吳稼祥：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它植根的土壤里。每個新王朝，都是一朵鮮花，但都只能插在皇權傳統的牛糞里。嫡長子繼承，產生昏君是必然的；為了穩定，重農抑商，流民之亂是必然的；天下之權都集中在這堆牛糞里，被蛆蟲（后宮、宦官、外戚、方士、奸臣酷吏）盜用是必然的；機構龐大，不斷膨脹浮腫并最終癌變是必然的；對官員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即時更換，腐敗是必然的。

求知：儒家強調“仁”，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也是朝廷的仁政。但你認為歷史上的仁政主要是政治競爭壓力帶來的。怎么理解呢？

吳稼祥：戰時或中央集權條件下的權力競爭是殘酷的，因而常常是匪氣與痞氣的競爭，最殘酷、最流氓的人最終獲勝。這種條件下，談仁政的，都是腐儒，會被拋棄，甚至被坑。只有在制度化分權條件下，比如西周春秋，西漢早期等封建制條件下，帝王和諸侯面臨對天下人才和人心的競爭，各個元首才會選擇仁慈。因此，我在《公天下》里才說，“分權出黃金（時代）”，或“分權出仁政”。可以說，仁政都是權力和平競爭逼出來的。

求知：社會活力、政治活力跟“朝政”腐不腐敗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吳稼祥：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社會和政治活力越大，朝政就越新鮮。

從歷史治亂中尋求中國治道

求知：在中國的“頂層設計”問題上，大量學者是從“民主”等既定價值出發，通過道德論證開路，以理想主義者自我標榜。你走了一條歷史經驗論證的路徑，原因何在？

吳稼祥：其實，我這本書對“多中心治理”的所謂“頂層設計”，不只是歷史經驗論證一條路徑，有三條路徑，第一條是“數理論證”，提出了“權力-自由曲線”，論證了非多中心結構，不能緩解超大規模國家的“霸權鐵律”；第二條是“易理論證”，論證了“多中心矩陣模式”優于“單中心模型”，在矩陣模型里，規模擴大不會導致中央集權；第三條是“事理論證”，也就是“歷史經驗論證”，結論是，只有制度化分權，才有良性政治競爭，或者說“良治”。所有這些論證，暗含著對民主（良治）的論證，你們能這樣提出問題，表明你們思維的深度不同尋常。從“天賦人權”的虛構前提出發，論證自由民主，在西方是可以的，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事后論證”，比如英國，有了君主立憲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約論思想，也才有法國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這樣的論證容易完美，但不太實用。中國沒有這樣的前提，是“事先論證”，必須借鑒歷史經驗，這是一種發生學論證，或功能主義論證。我能這樣做，得益于我首先是個經濟學家，看重變量關系。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書中說，中國古代最有活力的時期，是西周及春秋、漢初文景之世、唐貞觀開元之際以及清康乾時期，而宋以來中國已進入螺旋式沉論階段了。具體怎么理解？

吳稼祥：加上民初十年，就是中國史家取得最低共識的五大“黃金時代”。黃金時代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是有個好皇帝，或明君，第二，社會穩定，且充滿活力，生活富足，思想活躍，文化繁榮。所有這些，只有在制度化分權，或多中心治理，且沒有導致分裂動亂時，才有可能。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之所以不僅少，而且短暫，就是因為穩定的制度化分權這個條件，在非民主制下很難獲得。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沒有制度化分權，中央集權愈益嚴重，所以在五大“穩定悖論”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現在有人謳歌宋朝小朝廷，說宋朝文化如何如何，這是小腳愛好者。女人的小腳無論怎樣完美，也不是自然美。宋朝最大的時候，也不是中國傳統“天下”版圖上最大的國家，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政治之腐敗、懦弱與無能，令人發指。文化之所以還可以，得益于當時的列國紛爭，文人有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自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家思想家和踐行者之一丘處機，對于南宋來說，就是個愛國“華僑”。

求知：你從歷史的經驗中總結的中國治道叫做“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請你解釋一下。

吳稼祥：多中心治理好理解，中國自己的版本，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就是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周天王和各諸侯國；當代版本，最歷史悠久的是瑞士，1291年開始實行聯邦制，最“眾所周知”的版本是美國，1787年實行聯邦制；最貼近我們的，就是大陸-香港-澳門“一國兩制”。多中心治理，并非列國并存，而是在一個主權國家中央管轄下，地方自治。孫中山與毛澤東早期都主張這種國家體制，二十年代初中國興起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是想在中國實行多中心治理。歷史經驗表明，就單個政權而言，多中心治理是生存能力最強的國家體制。兩周生存了800年，兩漢也只有400多年，唐不到300年，兩宋320年，其他更短命。瑞士像中國春秋時期的莒國，夾縫里求生存，保持中立，居然免于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主要原因，就是瑞士主權不在任何君主手里，無權出賣國家、百姓以求自我生存。不僅如此，瑞士也幸免于多次歐洲金融危機，從沒有聽說瑞士有歐債危機，只聽說它的競爭力一直在世界排行榜前10位。這主要是因為多中心治理帶來的巨大活力。當然，新教倫理，也有作用。不過，多中心治理有古典形式于現代形式之分。古典形式，是君主聯邦，權力自上而下“分封”；現代形式是民主聯邦，權力自下而上授權。雙主體，是指公民個人和地方實體，地方實體在法律上是法人。中央聯邦政府及其首腦的權力，不僅來源于全體公民授權，也來源于地方法人授權，就是雙主體法權的意思。

全球化時代活力就是競爭力

求知：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開啟了國家競爭的時代。中共中央文件反復強調，當前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日趨激烈。你提出在國家競爭中，效率相同規模大者勝，規模相同效率高者勝。效率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吳稼祥：這么高端的問題啊。這里的效率，對國家而言，就是活力的另一種提法。在個人層面上，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在社會群體，包括地方、企業、社團，憲法框架里的自治和自主，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我還想強調，只有效率還是不夠的，還有效益問題。中央集權國家，有時候干一件事情，效率很高，比如大躍進時期，很短時間，把全國的鐵鍋都砸了，但效益很差，好鍋變成廢鐵；蘇聯時期，搞了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號稱全球八大生態工程之一，結果是生態災難。中國建高鐵，快得很，美國呢，且搞呢。消極后果越小，效率越接近于效益。沒有活力的效率容易陽痿，比如當年趕英超美。中國搞了市場經濟，經濟活力被釋放，結果怎么樣？英美不用趕，慢慢就到后面去了。

求知：《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度，要“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現在流行的理解，是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否可能，又是否足夠？

吳稼祥：這是必要的，值得給予高度評價，但只減少行政審批，釋放的主要是經濟活力，還不能是社會活力。要釋放社會活力，宏觀上，就是多中心治理，微觀上，就是讓個人和社群有更多的自主權利。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深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顯然不僅僅是審批權下放的問題。

求知：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有專制的傳統而缺民主、法治的文化。在有關民主政治的理論探討中，你把防止蘇聯式崩潰作為一個重要前提，這似乎表明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嗎？

吳稼祥：你看得真準。有些偽自由主義者，一提到國家統一，就呲之以鼻，如果這樣，美國怎么從13個殖民地，到現在50個州？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最偉大著作，不是坊間哼哼唧唧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而是《論美國的民主》，他在那本書里提到，美國最牛B的地方，是把小國的自由，與大國的強大結合起來了。一個國家公民的護照的價值，就是由這兩種要素構成的。圣馬力諾是自由的，舊體制下的中國是龐大的，但它們的公民如果在外國被非正義逮捕，是很難得到救援的。因為前者沒有力量，后者不講人權。美國呢，整個艦隊就開過來了。

求知：不管怎么說，中國歷史周期律背后的“高壓穩態”窒息社會活力并導致權力腐敗，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路徑依賴。你的信心來自哪里？

吳稼祥：信心來自四個方面。第一，中華民族是一個創制能力很強的民族，從古到今，至少創制了8種國家治理體制，1，平天下，王道禪讓（堯舜），2，平天下，單中心王道A版（夏商），3，兼天下，多中心王道B版（西周），4，霸天下，單中心立體中央集權（秦帝國），5，分天下，多中心王霸道A版（漢初、唐初、清初），6，龍天下，單中心王霸道B版（劉邦-劉徹創制，后漢各朝代常規政體），7，元首任期+一國兩制，當代大陸，鄧小平創制，8，總統制憲政民主，當代臺灣，蔣經國創制。第二，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也必然體現在其他領域，它要求與其相適應的政治結構，不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嗎？第三，中國共產黨奉行共產主義的“公天下”理念，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識來自傳統污染，并非把保持權力當做黨的宗旨，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人民不要的“服務”，不會一再強加。第四，習李體制是我在當下能設想的最好體制，團隊精神強，領袖素質好。領袖素質有三條最重要：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三者具備，無事不成，雖有九九八十一難，三素質具備的唐孫班子還是取來了西天真經。

該文發表在《長江日報》2014年4月24日第19版求知，發表時有刪節。

網載 2015-08-23 08: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