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1.把結論寫在前面

最終如何處理周永康案，目前還看不來端倪。無論怎樣處理，周永康案都將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這里所說的“影響”，不是指黨內黨外的政治震蕩，也不是指權力機器內部的人事更迭，而是指：它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決定著中國的政治走向，決定著中國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位置，決定著大國關系和世界政治格局。處理得好，中國也許會在經年堆積起來的政治廢墟中涅槃重生，融入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秉持的價值體系當中；處理得不好，則有可能繼續沉淪，在對“特色”的堅持中進而成為對內對外意義上的非正常國家。

2.我們目前所處的位置

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我們不做就事論事的推論，而是從常識入手，在“國家類型”或者曰“國家政府的權力譜系”當中，具體看一下我們所處的位置。

世界上有很多種國家類型，分別被冠以不同的名稱，譬如民主主義的，權威主義的，極權主義的……不管有多少名稱，實際上都可以簡略地歸為兩類：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其政府也可以區分為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還可以細分為民主制和有限民主制，我把前者稱之為完善的民主制，將后者稱之為不完善的民主制。完善民主制的國家特征是：兩黨或多黨，普選，切實保護個人自由，朝向社會和經濟平等的垂直流動，憲法對政府有具體的限制和制約，權力制衡機制，新聞出版自由，公職敞開招聘，對結社不加限制。不完善民主制的國家特征是：一黨獨大，限制候選人的普選，缺乏權力制衡機制，有限的個人自由，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部分社會和經濟平等，憲法對政府有限的制約，部分開放公職，允許某些政治團體存在。

非民主政府同樣分為兩類：權威主義政府和極權主義政府，也可以表述為權威主義國家和極權主義國家。權威主義的國家特征是：一黨或無黨，個人決定或政黨決定的領導權，完全沒有權力制衡機制，等額選舉，對個人自由不穩定的寬容，憲法對政府極少或者沒有限制，對社會間歇性的管制，軍隊直接影響政府，政府決定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政府控制新聞。極權主義國家特征是：一黨制，個人或政黨決定的領導權，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選舉權但僅限于贊成政黨候選人，缺乏憲政，極其有限的政治自由，國家決定社會結構，政府牢固控制經濟，政府控制大眾傳媒。在上述極權主義之外，還有一種被稱之為絕對極權主義的國家，特征是：絕對一黨制，人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人民沒有個人自由，政府高懸于社會之上，控制新聞媒體，被強制的經濟和社會分層，政府完全控制經濟，嚴格的思想控制，個人良知泯滅。

眾所周知，由于個體差異，人們對時間、空間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同樣，在判定一個國家是民主主義的、權威主義的還是極權主義的，也會有很大不同。然而這不影響人類在大致相同的價值基點上對自身位置進行確認，這是因為名稱僅只是概念符號，而概念是從人的生存經歷中得來的，是不可改變的——譬如，我們都經歷過中國人所經歷的，這種經歷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改寫鐫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記憶——正是這種確認，使我們從周永康案中看到了它之所以產生的必然性緣由，看到了促使它產生的國家特征和政府特征，在這種條件下，名稱實際上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一個國家歷史和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那個國家的國家形態和政府形態，而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具體到我們的話題，是中國獨有的歷史，是中國獨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了周永康案的必然發生。來源于歷史的中國政治文化是有毒的，其政治、經濟、文化架構是扭曲的變形的，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互為因果——扭曲變形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決定了中國必然連續不斷發生周永康案之類帶有黑暗性質的政治事件，此類政治事件也說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之嚴重的扭曲變形。

于是出現了“如何處理周永康案”的問題。

有兩種選擇，一是在某種政治強制狀態下，不觸動政治、經濟、文化架構，只是將其視為偶然發生的腐敗案件，讓人民在淺層次的反腐敗幻象中陶醉，施行綿延數千年的法家路線——表現為高度體現國家意志、將人民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的酷法統治——將他們引入到對新皇的崇拜與效忠之中；二是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的氛圍中（哪怕僅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極為有限的政治自由），還給人民思想的權利，釋放人民的政治智慧，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以“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允許民意進入的方式，審視這個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和架構，按照人民的意愿，刻不容緩地對所謂特色制度和特色體制進行深刻的反思、變革和改造——即本文標題所謂全面推進政治改革。

兩種選擇，兩種結果。

3.周永康案不能就案說案

盡管在如何處理周永康案上目前還看不出端倪，然而依據歷史記憶，依據我們卑微生存中的過往經驗，依據被置身于政治過程之外的當下處境，我的直覺是，做前一種選擇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即便是在看到高層發出“依法治國”的宣示之后也是如此。如果真的是這樣，對案件的審理和解說必定會以“可控”作為第一位的政治原則，僅只是就案說案，只在反腐敗層面淺嘗輒止，那就意味著必定會有很多不能規避、不能切割的問題被刻意規避和切割，而這些問題又如此重要，重要到讓“腐敗”這個詞都失去分量，重要到所謂“周永康案”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重要到關乎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向，關乎到——就像我開頭所說——這個國家正常還是不正常，甚至重要到這個關乎這個國家得以涅槃重生，還是在一片岑寂中走向沉淪死亡。

這些問題是——

如果如官方所說周永康是一個陰謀家和腐敗分子，那么，他是怎樣攫取國家權力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是什么樣的制度、體制、機制把他送到了如此令人驚嘆的權力高位？在這個制度、體制、機制中，國家權力的來源究竟是什么？是人民經由選舉權表達的同意，還是更大權力帶有黑箱政治色彩的私相授予？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為什么無法進入國家政治過程？中國何時可以將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宮廷政治轉變為開放的民主政治？我們應當從周永康案中追究怎樣的制度責任、體制責任和機制責任？

周永康是偶然出現的個體，還是制度性麇集起來的團伙中的一員？有沒有同級別或者比他更高級別的人用同樣的手段攫取了國家權力？有沒有人仍然人模狗樣地一邊接受膜拜一邊還在巧取豪奪？除了周永康之外，還有沒有人讓子女親屬盤踞在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命脈部門，通過所謂“國企”的方式壟斷資源、壟斷經營，在金融、電力，通訊、水利、交通、礦產領域瘋狂饕餮和掠奪社會財富和民脂民膏？關于“500戶”的傳聞究竟是真是假？《紐約時報》披露的家族財富真的是“西方敵對勢力”編造的虛假新聞嗎？如果剔除了周永康仍舊不能阻止利益集團的其他成員繼續為非作歹，如果人民面前仍舊虎狼當道，如果人民仍舊被掠奪，如果社會仍舊喑啞，如果思想仍舊被視為洪水猛獸，如果政治、道德、人性仍舊繼續潰爛并無可抑止地向全身蔓延，又該怎么解釋作為局部事件的周永康案與全局性的中國政治結構、政治形態的關系呢？

周永康以“維穩”之名肆無忌憚地破壞法治，恣意侵犯公民權利，僅只是他的個人行為嗎？如果沒有一整套嚴格的制度保證和機制遮護，如果沒有集團式的國家級政治運作，周永康個人能做到喑啞所有社會聲音、禁絕任何思想流動，以封建時代“文字獄”的方式打擊和迫害行使思想權利的民眾嗎？賦予這個人國家權力的更大的權力者當時在干什么？如果周永康個人就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們又如何評價在他上臺之前和下臺之后幾近相同的社會政治形態呢？在一個因為統計地震遇難孩子人數和姓名就可以受到指控的國家，在一個因為為舉牌要求政府官員公布財產就被以尋釁滋事罪遭到逮捕的國家，在一個因為對不合理制度、體制、機制發表幾句非議就會被“喝茶”的國家，僅只是周永康一個人在用國家暴力踐踏人權嗎？究竟誰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又是誰在以國家的名義消解和褫奪了公民的權利？就連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想要挪動一下腳步都不得不將個人生死毀譽置之度外，究竟是什么樣的黑暗勢力擁有如此強大的脅迫力量？

上述所有問題，中國人民都需要一個說法。

周永康案的發生，使這種需要變得急不可迫了。

你再也不能回避了，沒有退路了。

4. 特殊利益集團是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敵人

是的，中國人民需要一個說法，需要一個回答，人民在等待。

但是，讓誰來回答呢？倘若仍舊緣木求魚，讓作為掠奪集團的豺狼、老虎來做回答，人民將得到什么，已經被慘痛的歷史一再證明過了，我們看得到大地上流淌的鮮血和游蕩的冤魂，林昭是也，張志新是也，被以各種奇怪的方式剝奪話語權的知識分子精英是也，被碾壓在推土機下面的村支書是也，被槍斃的小販夏俊峰是也……這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從他們那里得到回答，他們給我們的唯一回答，只能是政府暴力，猶如我們目前隨處可見、已經見怪不怪的征地強拆一樣，死人都已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何況“說法”乎！

有些事情需要換位思考。特殊政治利益集團已經把中國政治弄得如此骯臟腐爛，中國的大好河山已經被他們掠奪得如此貧瘠破敗，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經如此形單影只，他們除了用一個又一個疊加的謊言繼續欺騙和蒙蔽民眾之外，除了成癮性地強化使用國家暴力壓制民眾意愿和利益訴求之外，還能做什么？如果是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原因很簡單，作為當事人，他們比任何局外人都深知，哪怕后退一步都將遭受滅頂之災，咆哮的民意是不可能放過他們的，必將像驚濤駭浪一樣把所有腌臜與丑陋蕩滌一空……如此跌宕激越的政治前景，即便是稍微的想象也讓他們膽戰心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怎么可能會給你什么“說法”呢？永遠不會。

想起了小人物楊佳的話：“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楊佳的這個說法未必不是一個說法。這個說法在觀念意義上的合理性在于，每一個個體，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都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與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沒有任何區別，他們有權利審視這個國家的事物，有權利就重大政治問題說出自己的見解，有權利理直氣壯地要求政府履行對人民的義務與責任。這當然很難，甚至可以說難于上青天——在討要說法的過程中，你非常有可能流淌鮮血，也非常有可能成為冤魂，猶如在此之前仆倒的那些人一樣。然而，既然你認為這些問題至關重要，既然你認為只有做出回答才能確證你自己是值得驕傲的天地之靈，付出鮮血乃至于生命又何足道哉！？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放棄這種做人的權利，那個裹挾著國家權力的特殊利益集團，還敢不給你一個說法嗎？換一句話說，如果上述所有這些不容切割、不容規避的問題在“可控”的意旨下仍然遭到了切割，遭到了規避，那么，你除了必須給他們一個說法之外，難道還有別的什么事情可做嗎？！

這就是本文標題所表達的，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的全面推進，周永康案無意義，它充其量是一部似曾相識、反復上演的政治滑稽戲，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無意義，對置身于國家政治過程之外的中國人民更沒有意義。好在歷史進入到了一個重要的關節點。我這里所說的“關節點”，不是指通常意義上的那種所謂“歷史關頭”，而是強調一種愈見明顯的現實政治情態。

這種政治態勢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特殊利益集團大比例地裹挾了國家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與文化權力，已經很難把他們與國家區分開來了。他們的經濟掠奪越來越具有國家特征。為了保證這種掠奪持續進行，他們對人民越來越頻繁動用國家暴力。我們當然可以不把他們視為整體意義上的國家，然而不能不承認，人民在伸張自己的權利時，遭遇的往往是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政治力量的阻滯和鎮壓，他們就像寄居蟹一樣鉆進了“國家”的軀殼，并且以此對人民耀武揚威。我們通常所看到的權力罪惡，幾乎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如果說有什么中國特色的話，特殊利益集團對國家的綁架和對人民的勒索，才是最大的中國特色，是這個特色而不是別的什么使中國成為了中國，世界才用懷疑的乃至于警覺的看待我們。他們完全無法判斷，在如此這般的非常態的政治文化架構下，這個國家究竟會走向哪里，無法判斷它將會給世界帶來什么，這也是我們陷入國內政治晦暗僵滯和國際政治外交困局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個層面比第一個層面更值得警覺，那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哪怕是把傳說中的“500戶”聚拢到一起，也畢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它只是國家肌體中的侵入性力量，這就決定了特殊利益集團必然在終極意義上成為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敵人，這一點，隨著時間的延續將會越來越看得清楚。當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上下其手呼風喚雨的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是什么他們借助于國家宣傳機器所指認的“國外敵對勢力”，更不是什么秉持自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識分子，把國家和人民同時置放到了生死攸關的危險境地，他們用腐敗和饕餮掏空了人民的國家認同和愛國意識，國家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為根基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撐……還有什么比這種情形更危險的嗎？！

如果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么我們可以用它來照一照120年前的中國與當下的中國，看一看有沒有相似點？我們會吃驚地發現，歷史來了一個無情的輪回，中國再次置身于與甲午戰爭前后幾近相同的處境。一個國家強大與否，不取決于戰爭機器，甚至也不取決于經濟實力，而是取決于那個國家的人心背向。就像清朝的皇權貴族和地主階級無法承担戰勝日本的歷史責任一樣，如果現在發生一場高烈度的國家間的戰爭，特殊利益集團也一定會摒棄這個國家，攜帶著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逃向美國，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是那些被排除在國家政治進程之外、既無選舉權又無言論自由、無法表達利益訴求的人的子女，如此這般的一場戰爭，結果還用得著預測嗎？最近我看到有人担心地問：“如果這時候爆發一場國家間的戰爭，中國會不會像甲午戰爭那樣重蹈慘敗的歷史覆轍？中國會不會再次遭遇與甲午戰爭之后類似的奇恥大辱？”我認為這同樣用不著回答。

上述兩個層面的政治態勢，一方面說明中國的處境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家和人民難得地出現了利益契合，兩者極為偶然地獲得了突破特殊利益集團所設種種政治藩籬的共同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中國處在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關節點。

必須指出，這個關節點所創造的歷史機遇是轉瞬即逝的。這個關節點既可以產生創造宏天偉業的治國巨人，也可以產生誤國的蠢人乃至于禍國的罪人，全看最高權力者作何選擇了。我們當然寄望于前者——插一句：我曾多次在文章中說，最高當局應當勇敢地“向人民借力”，打一場圍殲特殊利益集團的人民戰爭，很多人認為我天真，然而我至今仍然認為這在目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寄望于人民意志與領袖意志交匯和融合，形成一種反抗黑暗政治力量的合力，在全面深刻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在人民行使最基本的選舉權、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的公民權利的過程中，把祖國這條大船拉回到正確的歷史航道上。如果這種局面真的出現，則中國幸甚！中國人民幸甚！世界幸甚！

盡管希望渺茫，可我們仍舊沒有絕望，我們在晦暗的天空中看到一抹彩霞，我們希望它能夠在陰云的包裹中不斷擴展，擴展出一片光明，讓這種光明普照大地，這就是我們明明預感到周永康案很有可能會在“可控”的國家意旨下被淡漠處理，人民很有可能仍舊無法進入這個最重要的國家政治過程，卻還在這里談論這件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5.基于同意基礎上的合法性

人類是不完美的社會動物，天生就有一種想把自己歸入群體并遵守它的規范的需要，正是這種需要，使人類社會成為可能并進一步造就和維系了政府權力。世界文明史告訴我們，人類需要永遠都是合理的，然而因為需要所產生的社會結果，譬如政府權力，卻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是人類生活的福音，又可能成為殃及每一個人生存的遮蔽性力量。

我們需要把話題延伸一下：權力可以簡單地被定義為一個人讓另一個人做某事，然而如果把它上升到國家層面，問題就不這樣簡單了，這是因為，政府權力的存在必須附帶一個必要的支撐條件：合法性。

合法性是政治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最初含義是指皇帝有權繼位是由于他們的“合法”出身——在中國，謂之“天子”——然而自中世紀以來，至少在西方，它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不再單純指向“統治的合法權利”，同時還指向“統治的心理權利”。及至現當代，合法性更是表現為“人們內心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確認政府的統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所以，合法性的基礎是同意，美國《獨立宣言》表述為“對統治的同意”，即被統治者同意被統治。

這里的所謂的“同意”，是通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即選擇由誰來代表人民管理人民的事業（國家）來實現的。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表述：人民為了自己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所以才委托一部分人組成政府來保護自己。眾所周知，這是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1632－1704）的觀點——洛克發展出了一套與托馬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完全不同的理論，主張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完全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合法性。具體地說，是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權利推翻政府……洛克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開國元勛，這種影響集中反映在了《獨立宣言》之中。

既然合法性是“人們內心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就一定是一個完整的邏輯鏈，它不會僅滿足于賦予而不過問結果。譬如，倘若人們內心的對統治的同意發生了動搖，就會覺得沒有必要遵守一個不合法并且不公正的政府的法律。在此種情況下，不遵守法律不再被認為是骯臟的和不誠實的，因為政府本身就是骯臟的和不誠實的。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失范”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態，具體表現為：權力橫行無忌，社會人群大面積道德畸變、良知泯滅和人性扭曲……我在前面已經把這種國家狀態概括為“沉淪”。

如果這種局面繼續發展下去，政府仍舊作為國家力量強制性地褫奪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繼續無止境地攫奪社會財富，并且無法也不可能在自身利益與民眾利益的博弈中做出妥協和讓步，那么，這個國家就有可能爆發全面內亂，正是諺語所言“忍無可忍，無須再忍”，人的利益訴求會以極端的方式進行爆炸式的激烈表達，即：推翻政府。這就是我們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看到的情形。這種情形，從獨裁者倒臺的角度來說固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然而整個社會所承受的代價——這種代價就像爆炸之后的煙塵一樣，最終會落到老百姓身上——也是巨大的，巨大到無法承受。

無可否認，目前至少特殊利益集團裹挾的那部分國家權力，這種被基于同意基礎上的合法性松解了，潰散了，它成為了高懸在國家和人民之上的一種政治異在。這是觀察當代中國的最重要視點。有了這樣一個觀察角度，很多似是而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就會得到解釋。如果這種高懸在國家和人民之上的政治異在得不到抑制，甚至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坐大，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洛克已經做了回答，世界現當代史也已經做了回答。

無論他們如何處心積慮地用“特色”把中國與世界隔開，然而中國人的人性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性是一樣的。對自由的渴望，對民主的渴望，對尊嚴的渴望，并不會由于特殊利益集團利用國家公器肆無忌憚地抹黑人權、詆毀普世價值（我們看到，經過連續不斷的貶損和討伐，自由、民主、公共知識分子、律師、維權、訴求之類的詞匯已經被他們涂抹得面目全非了，散發著可疑的味道）而終止。中國人終究是要說話的。千萬不要以為沒有聲音就是安靜。在很多時候，安靜恰恰是狂風暴雨來臨的前兆，你不能忽略這種不祥的前兆。同樣，中國也和世界上所有國家一樣，絕不可能由于你強調了“特色”而逃脫歷史規律的制約，更不可能由于你用國家吞噬社會就可以逃脫歷史規律的懲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僅只是何時發生以及以何種方式發生而已。

當下的歷史已經遠遠不是過去的歷史，換一句話說，歷史條件發生了巨大改變，過去沒有發生的絕不意味著當下不會發生，更不意味著未來不會發生，這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如此。

那時候將會是怎樣的情景呢？那將是劇烈的社會崩解，是國家版圖的四分五裂，是真正意義上的“亡黨亡國”。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世界不可能不對中國的事情做出反應，然而這只是外因，內因是：特殊利益集團“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兇殘掠奪和對民意的嚴酷壓制，必然會一步步增加社會壓強，并最終制造出劇烈的社會爆炸。令人唏噓的是，一旦這種社會爆炸發生，最終付出沉重代價的，仍舊是平民百姓，就像我們在伊拉克、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看到的那樣。

6.中國怎么辦？

說實在的，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我想，任何人，包括最高領導人，也無法給出萬全之策，像蓋房子那樣按部就班地解決中國所面臨的諸多難題。難題之難，不僅在于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經年累月的深層扭曲，更在于有一個裹挾和綁架了國家的強大特殊利益集團，他們尾大不掉，擁有的幾乎就是國家力量本身，這就決定了它是一種很難對付的黑暗力量。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多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改革家，其結果不是被車裂就是被滅族，所為者同樣是寄居在在國家肌體上的特殊利益集團。誰也不敢保證當下的中國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僅僅是反腐層面的周永康案，就要最高領導人如此殫精竭慮，支付如此昂貴的國家政治資源，直到今天還有人憂慮老虎們會不會聯手反撲，更深入的政治改革將會面臨多少難以預測的兇險，幾乎不用想象。

然而，等死嗎？我想，這絕不是中國人的回答。

我前面說過，中國處在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關節點，全看如何選擇了。如果最高領導人具有偉大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了解目前的中國恰恰是由于堅持“特色”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一個不尷不尬的位置，奮力矯正這艘大船的歷史航向；如果最高領導人真的想讓人民成為創造歷史的動力，以巨人一般的膽魄和胸懷，聚集起社會共識，讓人民站到政治舞臺中央，在行使國家主人權利（最主要為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過程中進入國家政治過程，永久性地結束帶有中世紀色彩的秘密政治；如果最高領導人看得到中華民族恰恰是因為被剪斷思想的翅膀才導致的大面積精神沉淪和種種社會亂象與危局，意識得到只有讓思想流動起來才能夠完成對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救贖，意識得到只有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價值體系，以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相似的或者相同的精神質地，才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他就會緊緊抓住周永康案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毅然啟動全面深刻的政治改革，借助于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與特殊利益集團進行一場血戰！如果這種局面真的出現，人民一定會戮力同心，舍上性命跟上他走，去共同面對任何艱難險阻，中華民族一定會譜寫出讓世界矚目的而不是警覺的歷史篇章！

然而，“如果”這個詞就像“假如”一樣，很多時候表現的是一種無力感，一種帶有“徒然”色彩的寄望和等待，事情怎樣發生，完全不是我們所能預測的，所以才有了寫在前面的結論——

最終如何處理周永康案，目前還看不來端倪。無論怎樣處理，周永康案都將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這里所說的“影響”，不是指黨內黨外的政治震蕩，也不是指權力機器內部的人事更迭，而是指：它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決定著中國的政治走向，決定著中國在世界政治版圖中的位置，決定著大國關系和世界政治格局。處理得好，中國也許會在經年堆積起來的政治廢墟中涅槃重生，融入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秉持的價值體系當中；處理得不好，則有可能繼續沉淪，在對“特色”的堅持中進而成為對內對外意義上的非正常國家。

這個結論，至少在目前，還是一種有價值的觀察依托。

至于中國怎么辦,中國人民怎么辦,答案就在“如果”之后。

2014-8-18

網載 2015-08-23 08: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