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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外學術界，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觀點，以為資本主義是首先發生于西方某一國之內，然后才逐漸地傳播于世界的。換言之，在這些人看來，發展資本主義的能力和條件只存在于個別西方國家，而世界上其余絕大多數國家都與此無緣。它給人一種很強的經濟宿命論的印象。
　　但從學術上看，資本主義萌芽究竟是僅西歐某國才有的歷史事實，還是有著某種普遍性的歷史現象？仍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因為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在我國學術界尚未認真進行過。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僅以某個國家的事實為根據，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筆者以為，此問題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解決，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人們過分估量了“萌芽”的“成熟性”和“連續性”，并進而將“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主義形成”及“資本主義確立”混為一談，以為有了“萌芽”，資本主義就一定會發展起來，或者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萌芽”就肯定不曾發生過，以致把本來復雜的問題過于簡單化。
　　其實，“確立”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在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占的主導地位為標志的，而“形成”雖然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成熟并在某些行業顯示出優勢，但顯然還未在整體上突破舊的社會結構的外殼，至于“萌芽”只不過是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內剛產生的一種“胚胎”、一粒種子，盡管它意味著新的生產關系已作為一種“經濟實體”而存在，但還帶有明顯的有限性和脆弱點。最早提出“資本主義萌芽”這一概念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對此做過一個著名論斷：“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373、406、806—807頁。） 他在此論斷中所說的“資本主義萌芽”是何含義呢？查核德文原文，“萌芽”一詞原本用的是“Anf＠①nge”（復數）一詞，（注： Karl　Marx,　　FriedrichEngels, Werke·　Band 23,　 Berlin,　1973. p743.）該詞的原型“Anf＠①ng”在德語辭典中基本含義有三：（1 ）開始、開端；（2）起源、來源；（3 ）初步（嘗試）（注：《德漢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頁。）。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文中，馬克思在講到“資本的原始形成”即資本主義起源時，明確地說明它是指“正在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指“已經成為決定的、支配整個生產的”（注：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6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著作和思想中，“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主義起源”這兩個概念是相通的，都是指“正在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而還不是成熟的處于“支配”作用的生產關系，更不是在整個國家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關系。
　　有人對馬克思“起支配作用”一語作過專門研究，以為它就是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手工工場”或“工場手工業”階段，因為馬克思說過“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形式，在真正手工工場時期占居統治地位”（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373、 406、806—807頁。）， 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373、406、806—807頁。）。這是因為，在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形式中，雇傭勞動已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雇工人數已經達到可以進行分工協作，即每一個工人都可以專門化為只從事某一道固定的生產工序的程度。因此，對照上文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推斷，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萌芽”，就資本主義生產的形式而言，還處于前工場手工業即手工作坊時期，至多是工場手工業初期，不會比這更晚。由此可知，那種把“萌芽”看得過于成熟，以致把工場手工業及其發達形態也看成是“萌芽”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克思愿意的。
　　對“萌芽”作這樣一種辨析，在理論上是必要和重要的。首先，通過這一辨析，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萌芽”大體處于資本主義手工作坊階段，或者說可以資本主義手工作坊的出現為標志。而在此階段，“萌芽”帶有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它已包含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因素，因為它以交換價值的生產為主，并采用了雇傭勞動即工資勞動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還帶有許多舊的生產方式的痕跡，作為資本家的作坊主還不是典型的產業資本家，而作為勞動者的雇傭工人也還沒有完全脫離農民的身份，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甚至還需利用農奴或奴隸勞動，來為資本服務，而與自由勞動并存。第二，我們知道，處于手工作坊階段的“資本家”，雖然也有從行會主人、小生產者及其他身份轉變而來的，但大多數都是由包買商充當的，或者說是由商人資本或高利貸資本轉化而來的。因為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各種可能性上存在著的資本中，只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最容易轉化為“本來意義的資本”（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頁。）， 即產業資本。因此，只要在哪里存在著較為發達的商業和商業資本，進而存在著社會經濟生活商品化的趨勢，以及由此引起的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解體的事實，那里就有了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可能性。“萌芽”不大可能是僅西歐、甚至西歐某一國才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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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資本主義雖然最早萌芽于意大利，但資本主義萌芽在西歐就不限于意大利一地，它先后出現于西班牙、尼德蘭和英格蘭等國家和地區，以致人們很難判斷說：萌芽”是先出現于意大利還是英格蘭或尼德蘭，只能在時間上大體排出個先后次序。
　　在意大利，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于14世紀，其標志是資本雇傭勞動關系的產生，在這方面威尼斯雖然發生最早，但佛羅倫薩卻是它的光輝代表。據研究，14世紀初佛羅倫薩的呢絨產量就在7萬匹以上（注：HarryA·Miskimim,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pp146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p120.），堪稱意大利最重要的工業中心，1338年時全城從事此行業的雇工已達3萬。 到14世紀末，該城的毛織業作坊在200家左右， 其中絕大多數由兩個以上作坊主合伙經營。如由尼可羅·地·諾弗里·斯特羅齊和喬凡尼·地·克雷迪合伙，于1386年10月至1390年1月開設的毛織廠每年至少生產呢絨200匹，年均用于勞力、羊毛和其他生產費用的經費超過9，000佛羅琳，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支付雇傭工人的工資。（注：堅尼·布魯克爾：《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1頁。）為了確定當時企業的規模，雷蒙德·德·魯維爾曾對阿爾伯蒂公司留下的“秘冊”做過仔細研究，發現該公司1304年9月20日—1307年1月1 日用于工資支付的款項為4，198佛羅琳，其中，據朱龍華推算，真正支付作坊雇工工資為2，200—2，300佛羅琳，按當時雇工年工資10—20佛羅琳的標準計，該公司實際雇傭工人數約五六十名。（注：Raymond　de　　Roover,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Late Medieval andEarly Modern Euro-pe.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4，P76；朱龍華：《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企業》，《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第98頁。）這些研究在史論結合的基礎上揭示了該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都是可靠的。據馬克思的解釋，意大利之所以成為資本主義的發祥地，是因為那里“農奴制關系也瓦解得最早”。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同一地方作的補充說明：“在這里，農奴在獲得某種土地時效權之前，就已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們變成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這些無產者又在大部分還是羅馬時代保留下來的城市中找到了現成的新主人。”（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84頁，注 189。）換言之，羅馬時代遺留下來的城市商人和作坊主成了孕育新生產關系的“現成的”代表，從而把意大利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追溯到古老的羅馬帝國時代。
　　西班牙給人們留下一種奇怪的印象，似乎它就是專制、保守和落后的典型，但不應忘記，它在十五六世紀曾是地理大發現的推動者和“大西洋時代”的開拓者，對現代社會的創立建立過不朽的業績。試問：是什么原因令它得以扮演世界歷史的這一“英雄”角色？這一切都是偶然的歷史巧合嗎？當然不是。研究表明，1504年西班牙的統一曾給這個民族帶來巨大的活力，在斐迪南和伊薩貝拉統治時期僅塞維利頒布的法律就達119 件，　以便統一和維護卡斯蒂臘呢絨業共同的質量標準（注：Harry A·Miskimin,op. cit.p 107.）。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實際上西班牙的工商業已發展到相當水平，并產生了一個雖不能說十分強大但人數不少的市民階級，我們在名為“圣厄爾曼達德”兄弟會的城市聯盟中可發現它的身影，“正是這些人而不是西班牙的君主，促成了對美洲的發現”（注：〔德〕保羅·維爾納·朗格：《哥倫布傳》，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頁。）。據統計， 哥倫布第一次探險的費用計200萬馬拉維迪，除由路易斯·桑坦海爾提供了140萬國家貸款外， 其余都是由哥倫布和他的朋友及商人提供的。（注：〔德〕保羅·維爾納·朗格：前引書，第56頁。）美洲的發現，給西班牙帶來巨大財富，1521—1544年間每年從美洲輸入西班牙的黃金和白銀，估計分別達3，900公斤和30，700公斤。（注：Φ.Я·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48、455—456頁。） 盡管這些財富大多以不同渠道流往國外，但仍有相當數量的財富在國內轉化為資本，否則很難對16世紀西班牙工場手工業的繁榮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據統計，16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塞維利已成為西班牙乃至西歐巨大的呢絨業中心之一，該城擁有的紡織業作坊將近16，000家， 這些作坊使用的雇傭工人人數達130，000名。16世紀中葉，絲織業在西班牙也達到新的高度， 僅托列多城生產絲織品的作坊就有3，000家，從業雇傭工人達30，000名。（注：Φ.Я·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48、455—456頁。）顯然， 在西班牙已有資本主義萌芽，應屬不爭的事實。（注：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附錄中，曾提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工場手工業發達的個別分散的點”。《剩余價值理論》（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0頁。）
　　低地國家，包括今日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是西歐孕育資本主義的又一重要地區，而以荷蘭為主要中心。人們通常把荷蘭稱作“海上馬車夫”，其實它也是十六七世紀資本主義的典型，而資本主義萌芽在十五六世紀業已出現。據記載，早在1436年，萊頓市政當局頒布的一部有關呢絨業的法規，除了限令市內一律使用經加來市場轉輸的英國羊毛為織呢原料外，還附有禁止市民擅自增加織機及雇傭鄉村勞動力的條款。它表明，15世紀初資本主義已在荷蘭有了萌芽，否則沒有必要對雇傭勞動力加以限制，限制本身體現著新舊生產關系的矛盾。進一步的研究證明，直到16世紀中葉，荷蘭的資本主義仍處于萌芽階段，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這可從以下事實看出來：1450—1530年，萊頓市號稱“呢布商”的成員約400人，但可列為大呢布商的人不過50至100名，其余 3／4實際上都還屬于小工匠，他們一般只擁有2臺織機，雇工人數在3—6名之間，雇主本人還需直接參加勞動。（注：P.s.DU Plessis and M,C. Howell,　 Reconsidering the Early Modern llrban Economy: TheCases of Leiden and Lile, Past and Present,No.94,1982.p54.）不過，荷蘭的資本主義萌芽，在16和17世紀之交，由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獲得長足的進步：（1）1609年，荷蘭國會與西班牙簽訂休戰協定， 尼德蘭北部得以擺脫西班牙的專制統治而獲事實上的獨立，這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保證；（2 ）一種新的制呢技術即被稱為“塞斯呢”的制呢技術在荷蘭各地傳播，由于這種新呢只需采用荷蘭本地產普通羊毛為原料，使荷蘭的制呢業不再依賴英國和西班牙的原料供應。結果，為適應這種大眾化商品生產迅速擴大的需要，一些以大批發商為總委托人、而以呢布商為委托代理人和生產組織者的生產組織形式應運而生，雇傭勞動力的數量也顯著增長了。（注：陳勇《商品經濟與荷蘭近代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3—71頁。這是國內第一部關于本主題的專著，從廣度和深度上揭示了輝煌時代的荷蘭史，可供參改。）據統計，1670年萊頓市人口共7萬，其中從事呢絨制造業的就有4.5萬，占了64％。（注：F.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2,New york, 1982,p500.）
　　毫無疑問，英格蘭是西歐“萌芽”最早的國家之一，但“萌芽”究竟最早產生于工業還是農業，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提到，“與工人為敵的關于雇傭勞動的立法，在英國開始于1349年愛德華三世的勞工法”（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373、406、806—807頁。）。 農業中資本主義發生的條件，是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變，而按E.A.科斯敏斯基的意見，“十三世紀英格蘭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地租形式已是貨幣地租”（注：E.A.Kosminsky,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Oxford, 1956, p191.據他研究， 13世紀后期，貨幣地租在地租總量中的比重，在英格蘭各地區大約分別是：東部61％，南部76％，西部79％，北部52％。（E.A.Kosminsky, ib,p194—195 ）。），因此在英國農業中很可能在13世紀以后也會有資本主義萌芽。不過，無論是在別的地方還是在英格蘭，發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陣地恐怕還是工業領域，特別是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輕紡業，因為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在這里比較容易。事實正是如此。在英國，從14世紀中葉起，城市商業資本開始逐漸向鄉村羊毛工業滲透，并在呢絨業中催生出資本主義幼芽，顯示出強勁的勢頭和氣象。萌芽的典型形式，是所謂“外放加工制度”（putting out system），它雖然原創于威尼斯，但在英格蘭才得到充分展示。它以兩種形式出現：一些商人為了把鄉村毛紡工人納入自己控制之下，對其原料和產品都實行“包買”，但并不關心和介入他們具體的生產過程，從而形成分散的“家內制”呢絨業；而另一些商人則以不同方式直接投資于鄉村工業，并逐漸把分散的家庭工人集中于他控制的作坊之內，從而形成早期的工場手工業。其結果，便是鄉村呢絨工業的普通興起，以致被史家們稱為英國的“民族工業”。據研究，在1561—1562年倫敦出口的呢絨，來自格洛斯特郡的26個生產中心中，只有幾個稱得上是城市，大部分是鄉鎮（注： G·Ramsa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loth　Industry　in　1561 —2. English Histoyical Review, V.57.NO.227,1942.）,到17 世紀初，在格洛斯特郡，從事毛織業者2，637人，其中鄉村工人占95％。（注：A.J.Tawney,An Ocell pational Censu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Hisrotical Review, V.5,1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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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西歐之外，在大凡商業貿易和商業資本的發展達到相當程度、而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又有所松動的地區和國家，也都涌現過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我們在奧斯曼、中國和日本所看到的那樣，所不同者只是早晚和程度而已。
　　奧斯曼這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在14至16世紀曾有過自己輝煌的歷史，很可能是西歐之外最早產生過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而不為國際學術界所注意。作為東西方交通的必經之地，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的初期，奧斯曼地位的優越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使之成為當時僅次于西歐的最大的商業區，巴格達、開羅、伊斯坦布爾和布爾薩（Bursa）（注：布爾薩（Bursa），位于東經29°04’、北緯40°11’，地處馬爾馬拉海的南岸，與北岸的伊斯坦布爾遙遙相對，1326年始納入奧斯曼帝國版圖。G. Barraclough ed.,The Times ConciseAtlas of World History.New Jersey,1992.p49。）先后成為伊斯蘭世界重要的商業中心。而伊斯蘭主義不僅不反對發展商業和貿易，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它為所謂“伊斯蘭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Islam）提供了精神支柱，因為《古蘭經》不僅不反對財產的不平等更不反對獲取大量的財富和“報酬”：“你看我怎樣使他們中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17∶21）；“我將他們在今世生活中的生計分配給他們”（17∶21）；“使他們彼此相差若干級”（43∶32）；“安拉曾準許貿易”（2∶275），但商人們應“禁戒重利”并使用“公平的秤”（11∶85）（注：引自約·阿·克雷維也夫：《宗教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頁；朱寰等編：《世界上古中世紀教學參考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頁。）。正因為如此， 在伊斯蘭世界財富的積累曾達到很高的水平，如有人對1467—1468年間布爾薩的319名個人財產統計研究后發現，其中擁有10，000阿克（akches）財產者占84.1％，財產在10，000—50，000阿克者為12.6％，但有3.3 ％的人其財產在50，000阿克以上。（注：H. Inalcik,　　CapitalFormation in the Offoman Empi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29,No.1（1969）,p108—109.）但伊斯蘭資本主義并不都是“商業和消費者借貸資本主義”（a　　commercial　and　　consumer-CreditCapitalism）（注：S.Labib,　Capitalism　in　Medieval　 Isla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29.No.1（1969）, p93.），也從中孕育和培植了大批“商業和工業資本家”，他們從事的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注：H.Inalcik,op.cit.p108,116.），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據統計，在1586年布爾薩的絲織業中，僅25家作坊主就擁有織機（looms）483臺，其中7人共擁有織機41 臺（每人4—9臺），10人共擁有織機136臺（每人10—20臺），6人共擁有織機200臺（每人21—40臺）。 研究表明，在這些人中，最大的兩位作坊主，分別擁有織機46和60臺，　　花于勞工工資的費用至少5000杜卡特（ducats）。（注：H.Inalcik, op.cit.p144.）H·艾拉爾塞克在研究了這里的資本主義萌芽后，寫道：“此種工業的勞動落入三類人之手：奴隸（kul）、徒工（shāgid）和承諾按公開的市場標準支付工資的工人。每星期六，作坊主和第三類工人在城內指定的地方集合，由6 個叫做ehl—i hibre中的兩位有經驗的成員，在那里為主人挑選所需要的合適的工人。工資按編織的原料為價值的一定比例確定，提前一周支付。”（注：H.Inalcik,op.cit,p155.）我們認為，此處所說的“第三類工人”在性質上應是早期自由雇傭勞動者，雖然是每周在市場上招募，卻不一定是臨時的。
　　至于中國，早在1936年時，呂振羽就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在中國曾有“布爾喬亞工場手工業”（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黎明書局1937年版，第491—492頁。）的萌芽，但這一觀點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至今在史學界仍爭論不休。據說，根據馬克斯·韋伯的意見，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得益于“新教倫理”所激發的“資本主義精神”，而中國沒有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因而便產生不了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萌芽的溫床，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商品化，而不是什么“新教倫理”，凡是在社會經濟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商業資本就可能轉化為產業資本，催生出資本主義幼芽來。據外國專家研究，宋元豐時鐵產量已達12.5萬噸， 相當于歐洲17 世紀末的水平。（注： R.Hartwell,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rprise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Century Chinese　Iron　and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6.1,1966.）元末明初以后，棉花、蠶桑、甘蔗、煙草、茶葉等經濟作物種植擴大，在江浙、珠江、太湖、湖廣、川中等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種植區，成為民族工業發展的基礎。以北京、南京、 徽州為中心形成大小商路不下200條，（注：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并帶動了大批市鎮和市墟在全國的興起，以販商、牙商、鋪商、錢莊、票號為主要成分、以江浙、湖廣、山西、安徽商人為主要代表、有濃厚中國特色的商業資本應運而生。到鴉片戰爭前，有可靠的證據顯示，全國商品的總流量已在白銀3.9億兩以上，其中來自棉花的價值約占1／ 4。（注：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 吳承明等發現，在36個傳統手工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清之際已遍及20個行業，包括紡織、采礦、鑄鐵、造紙、制瓷等等，而在江南某些絲織業中尤為明顯。（注：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頁。）據史書記載，明朝中、后期，蘇州絲織業分化日益擴大，有的已擁有織機20—40余張、雇工數十人，其主人已被認為是“以機杼起家”、“室至數萬金”、甚至“百萬金”的作坊主了；（注：張瀚：《松窗夢語》卷六。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八。）在這類產業中，雇工們自己沒有織機，專以出賣勞動力為生，屬于“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計日受值”者之列，（注：《明神宗萬歷實錄》卷三六一，萬歷二十九年七月。參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 頁。）顯然已初具自由勞動者身份。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資本方面還是從勞動方面來看，要否認其資本主義萌芽性質，恐怕是很難的。
　　最后，再來說日本。日本被稱為亞洲唯一“脫亞入歐”的國家，在經濟上不會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如果說日本資本主義萌芽于“江戶時代”后期（1716—1845年），那么為其萌芽準備溫床的工作在此之前就開始了。（注：日本學者南亮進認為，日本農業，“在工業化以前就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從1600年到1872年其年增長率為0.3％。 〔日〕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頁。）從1582年開始的“太閣檢地”到1588年的《刀狩令》，不僅使兵農分離并使之固定化，也使武士從此脫離農村而居于城市，由此引出以確定農民年貢、雜役負担量為主要目的石高制，以適應兵農分離后對糧食的巨大需求。農民先把用石數表示的米谷作為年貢上繳領主，領主再將其在城下町和以三都為中心的中央市場出售，由此造成了一種普遍性的“消費和商品經濟”（注：〔日〕竹內理三等《日本歷史辭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2頁。）。德川幕府建立后，禁止人身買賣和使用家奴，（注：吳廷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頁。）　 重新調整大名領地并把它們分配給“三百大名”（注：Takao Tsuchiy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Porcupine Press, Inc.1977.p148.作者還說：“這一措施促進了城市商業和借貸的發展，因為從農民那里征收來的大多數年貢都是賣給城市商人的，這些商人從中獲得大量利潤而變成資本家和高利貸者。”（p149）“三百大名”只是一個大致的數目，實際是二百六、七十名（見竹內理三等《日本歷史辭典》，第111頁。）；約翰·惠特尼·霍爾說，17世紀初為295個，到中期減為245個，統治末期是276個，見作者著：《日本——從史前到現代》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32頁。），同時，為了增加年貢來源，又通過代官、村吏等招農民包墾荒地，從而強化了日本農業商品化的趨勢。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經濟顯著發展，以大坂、江戶、京都為中心，形成了全國性商業網。例如，秋田藩的棉紡業，原棉由大坂沿西行航路運來，在秋田紡紗織布后再運往藩外出售。正是在這種商品經濟的涌動中，18世紀中葉以后資本主義的幼芽開始在日本萌生，商人通過“問屋”包買農村手工業品進行販賣，他們預付定金到期收購；或貸給農民原料令其加工，然后付給微薄加工費（實物）收買成品。往后，除原料之外，還預借生產工具給農民，如在棉織業中由商人借棉紗、織機等，生產者只出賣勞力而不必使用自己的工具，加工費也改用貨幣工資形式。這種被稱為“前貸制”的包買制度，其實就是西歐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流行的“外放加工制度”的翻版，因而是日本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初形態。再往后，有的商人開始招集農民進行集中生產，在此形式下生絲、織機、機房皆為商人所有，“機織下女”即女工在生產中已有所分工，這就造成了一種更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在歷史上被稱為“機屋”。據研究，18世紀中后期，此種工場手工業已存在于絹織、造紙、釀酒等行業，遍及桐生、足利、甲府、福井等地，乃至全國許多地方。到1867年，即明治維新前夕，日本各生產部門的這類工場手工業已達420個， 其中至少有1／4是建立于1854—1867年間（注：參見周一良《關于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 《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1頁。）。由此可見，在日本，不僅在1868年明治維新前就已有了周一良先生所說的“資本主義關系”（注：參見周一良《關于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 期，《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1頁。）的萌芽，而且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從封建社會內部孕育出來的。關于這一點，周先生35年前所作出的結論，至今看來仍是不可動搖的。
　　從以上的考察不難看出，資本主義萌芽作為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經濟因素，即使按嚴格的定義即把它看作一種采用工資雇傭勞動從事剩余價值生產的生產方式，既不是西歐某國才有的現象，就是在亞洲也不限于一國的范圍。總之，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性的歷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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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意見以為，在西歐以外的國家，譬如中國這樣的國家，未發現像西歐那樣的“外放分工制度”（putting—out system）， 因而不能說它有資本主義萌芽。這種看法恐怕不妥。
　　這只是形式問題，而不是本質問題。判斷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主要應看是否有新的生產關系產生：（1 ）看它的生產是否以利潤的追求或以出售為主；（2）看它是否采用了工資雇傭勞動形式；（3）看勞動者是否擺脫了依附關系而擁有人身自由。離開了這些標準，即避開爭論的本質問題，來談是否存在“萌芽”問題，在學術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說在西歐之外在歷史上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認為這在奧斯曼、中國和日本都不存在問題，正是根據這些標準。
　　講到形式，還必須指出：第一，“外放分工制度”的采用，并非僅在西歐國家發現過，在東方某些國家或地區也存在過，如日本的“前貸制度”即是。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第二，在西歐各國，在所有已發現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地方，也不一定主要采用這種所謂“外放分工制度”，如在佛羅倫薩的毛織業中，雖然也采用過“外放分工制度”，但“合伙制”似乎更流行；第三，“萌芽”并非限于紡織業，在航海業和采礦業中或許出現更早，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談不上什么“外放分工制度”，對此馬克思曾有過明確的診斷。因此，不能以此為標準來否認西歐之外的資本主義萌芽。
　　其實，如前所述，資本主義萌芽并非什么神秘的“天外來客”，它乃是社會經濟生活走向商品化的必然產物，無論什么地方只要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了這種趨勢，也就有了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可能性，因為它是孕育資本主義的溫床：第一，它培植了商業資本家；第二，它刺激了對商品的社會需求；第三，使封閉的農本社會發生結構性解體，所有這些都為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必不可少。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走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個來源，即廣大群眾的市場需求”，或叫做“需求的大眾化”（注：馬克斯·維貝爾（韋伯）：《世界經濟通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頁。）。
　　當然，就“萌芽”本身而言，從全球的角度觀之，有幾點尚需在此說明：第一，就“萌芽”的時間來看，雖然東方和西方都先后發生了“萌芽”，但比起西方來東方顯然來得要晚，至少要晚大約二三百年。第二，其發展過程前途很不一樣，大致可分為如下三種類型：（1 ）持續發展型（如英國）；（2）中間斷裂型（如意大利）；（3）藕斷絲連型（如中國）。第三，從總的趨勢看，西歐各國雖然有些曲折，但最終基本上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但只有英國堪稱成功的“典型”；而東方各國雖有所發展，但最終基本上都失敗了，而未發展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形態，只有日本是個“例外”。從而在東西方之間顯示出巨大的差異來，這其中包涵的豐富的歷史內涵，是難以用三言兩語來說明的，當專文論述。
　　但盡管如此，我們終不能武斷地說，資本主義萌芽僅是西歐某一國才有的歷史現象，而它以外的任何國家和地區都與此無緣，根本無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這既不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符已發現的歷史事實，乃是一個應當拋棄的觀念。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69～76K5世界史何順果19981998長期以來，在國際學術界流行著一種觀點，以為資本主義是在西方個別國家“發生”，然后才逐漸傳播到全世界的。本文認為，“發生”即指萌芽，資本主義萌芽乃是社會經濟生活商品化的產物，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只要哪個地方出現了商品化的趨勢，也就造成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溫床，“萌芽”不可能僅是西方某國才發生的現象。而且，“萌芽”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其形式要受生產類型和條件的制約，在不同經濟領域會有不同形式，不能把“外放加工制度”看作“萌芽”的唯一形式。“萌芽”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既有生命力也有脆弱性，其發展前途不外乎三種：或持續發展，或中間斷裂，或藕斷絲連，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不一定都會成功，資本主義沒有成功的地方不一定就沒有發生“萌芽”。資本主義/萌芽/形式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69～76K5世界史何順果19981998長期以來，在國際學術界流行著一種觀點，以為資本主義是在西方個別國家“發生”，然后才逐漸傳播到全世界的。本文認為，“發生”即指萌芽，資本主義萌芽乃是社會經濟生活商品化的產物，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只要哪個地方出現了商品化的趨勢，也就造成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溫床，“萌芽”不可能僅是西方某國才發生的現象。而且，“萌芽”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其形式要受生產類型和條件的制約，在不同經濟領域會有不同形式，不能把“外放加工制度”看作“萌芽”的唯一形式。“萌芽”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既有生命力也有脆弱性，其發展前途不外乎三種：或持續發展，或中間斷裂，或藕斷絲連，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不一定都會成功，資本主義沒有成功的地方不一定就沒有發生“萌芽”。資本主義/萌芽/形式

網載 2013-09-10 21: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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