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蔡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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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繪圖/蘭躍峰Lanski


“復旦投毒案”是否會讓你想起另一場審判,“這些追問似乎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一條生命,卻在倉皇之間被剝奪了。”今日推薦蔡崇達的《審判》,南方周末2011年度傳媒致敬之“年度特稿寫作”。

審判

by

蔡崇達


(本文原刊于《智族GQ》2011年9月號。)

你以為你知道這個故事,其實你知道的只是結局——2011年6月7日,萬眾期待中,藥家鑫被執行死刑。

然而,這個激起公憤,被公眾輿論呼吁處決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人?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么?他究竟是驚慌之間的犯罪,還是冷血殘殺?是否真有一股隱秘的力量試圖保住他?這真是場庶民對權貴的司法決斗?

這些追問似乎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一條生命,卻在倉皇之間被剝奪了。

置藥家鑫于死地的,僅僅是他的罪,還是隱含了我們對陰謀的想像?審判他的,確實是法律,還是被道德情緒綁架的人群;最后,正義真的獲勝了嗎?

張平選是死者張妙的父親,其辯護律師徐濤說,這其實是個非常簡單的案件,他不理解為什么會被賦予那么多的命題。因為全民參與,這已經注定成為載入史冊的判決,然而這判決本身,又是否經得起歷史的審視?

關于暴力,孟德斯鳩有個很哲學的判斷:哪個人以為自己能當別人最后的審判官,他的所作所為就是暴力。在藥家鑫案當中,我們有多少人無意中充當了這樣的審判官,實施了這樣的暴力。

GQ記者在藥家鑫被處決當天抵達西安,隨后半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們拜訪了遇害者張妙的父親、弟弟、妹妹、丈夫、公婆等家屬,面訪了受害者的代理人張顯、雙方的辯護律師,說服藥父在案后首次接受了采訪,并參加了張妙最后的葬禮。

現在我們試圖講述的不僅是案件,更嘗試還原參與這個案件的每一個個人,他們的性格,生活境況,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位勢,關鍵言行的來龍和去脈。我們盡力清除覆蓋在這案件之上的種種謠言和想像,盡可能一點一點、一寸一寸地接近真相。

兩個多月的采訪和寫作之后,我們發現,就整個審理過程而言,這確實不是一起簡單的案件,參與者不只是與事件直接相關的10多個人,案件現場也不僅僅是西安翰林路郭南村口,這是一個巨大的現場,從現實到網絡,從案件直接關聯者到影響每一步判決的蕓蕓眾生,沒有局外人。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誠意和勇氣,接受這起案件的審判。

結局


掛完電話,張平選突然發覺,自己對藥家鑫還是很陌生:這娃到底是個性格怎么樣的人?他當時為什么要那么做?張平選才意識到,自己從來沒能當面和他說上話,甚至連長相都記得沒那么明晰——幾次庭審,他從來只能遠遠地看著。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殺害了自己的女兒,因為自己的起訴,“在今天早上被執行死刑了”,電話里代理律師王勇說。

王勇律師的聲音很激動,張平選還是如往常說話那般的平淡:哦,謝謝。

這一年來,因為這樣平淡的語調,張平選被一些人怪罪過——“您能在這個時候盡量再表現得開心一點兒”,或者“您能盡量難過一點兒嗎?”

雖然無數人試圖引導,讓他在合適的時候做出最合適的表情,但他永遠是那樣的神情:一種帶著壓抑和執拗的平靜。他不了解周圍人的要求,讓一個人死“應該開心成那樣”?面對親人的死亡最負責任的就是無限制地難過?

他似乎一直不相信這種格外的情緒。就像農地里的作物一樣,認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樣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接電話時,他正在吃午飯,一碗捏面片,拌了點辣椒油。他沒舍得也沒習慣加一塊臘汁肉。他掛完電話,繼續如以前那樣一口一口吃完。和貧困相處多年,沒激起他另外的情緒,反而讓他更加認定了許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個事要怎么講道理,他有他的頑固。

這天是6月7日,藥家鑫被二審判決死刑的第17天。他記得法院宣布二審判決那天,一走出法院門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兒都激動到痛哭,一堆閃光燈圍著他們閃。但他沒哭出來。他聽不懂身邊那些慶賀的人說的“匡扶正義”等這類大話,他只是想了幾個事情:這下對張妙有個交代了,對女婿有個交代了。但他還想了另外的事情:張妙的兒子毛蛋以后怎么辦?藥家鑫的父母怎么辦?我還三個娃,他們家就一個。

這幾個月來,他聽了很多藥家鑫的故事,還有些故事,“據說是他講的”,被外面的人說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農村生活,使得他對每句話都聽得很重,他因此好幾次困惑,不得不問身邊的人:有人和我說他家是軍代表,勢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說他父親其實只是一般退休員工,家境實在一般,哪個才會是真的?那娃前幾天聽人說特別蠻橫,后來又聽說其實還是個好學生,還挺孝順。

總會有人提醒說“張老不要被他們家釋放的煙霧彈蒙騙,要不張妙的公平討不回來”。他就馬上噤聲了。

這是他最懼怕的一點。但他抑制不住自己對這么一個年輕罪犯的困惑和好奇,他畢竟是個活著的人,要宰一頭畜生都要有原因,都要對那畜生憐憫,更何況要處死一個人。

這個處死請求確實是他發出的,但他發覺自己控制不住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種傳言、各種他想都不敢想的“陰謀論”主導。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燒草的農民,看著想像和流言的火勢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無辦法。

判決結束,記者開始散了,賀喜的人少了,時間開始多出來了,自己住的這個房子顯得更空了。妻子在家里總是坐立難安,張妙的死讓她耳朵一下子失聰了,仿佛是內心自發地用這種方式來抵擋這個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實地在她內心里鼓搗,讓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來走去,或者窩在一個地方嗚嗚咽咽地哭。

那空出來的房間也是確實的,張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個房間,像只巨大的眼睛盯著他。這兩重壓力更讓張平選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讓小女兒帶著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兒子當的晚班在睡覺,家里只剩下他一個人。

他拉了個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廳里,但張妙的房間就在那兒盯著,他又挪到門外。外面不斷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終究還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個人抽著煙,不斷回想,回想著亂哄哄的半年多到底發生了什么?他在想,藥家鑫到底是怎么樣一個人?

又一個電話來了,是小女兒張朗。這個喜訊理所當然地被律師王勇興奮地到處傳遞。張朗說話很沖,脾氣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樣?”

“沒怎么樣。”

對話到此結束了。

過一會,張朗帶著妻子回來了,妻子一路上是邊哭邊笑。他沒和她說話,抽著自己的煙。

晚飯很簡單,他堅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到床上去了。一躺上床,他發覺有什么東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沒睡著,但他還是堅持躺在這兒,等到通常起床的時間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廳里發了一下呆,終于忍不住了,打了電話給徐濤——自己的律師,“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很難過啊。”“大爺您是好人,這畢竟是一條人命。”徐濤這么安慰他。

考慮了半天,張平選還是終于忍不住撥打了藥家鑫代理律師路剛的電話:“他們家父母沒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們。你說這娃為什么要干這種事?他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辦法?”發了一連串的問話,張平選很倉促地掛了電話。張平選不想問下去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內心的疑問越來越多。

張妙


“其實,我只想給張妙一個交代”,出事后張平選就經常這么自言自語。

交代,這是一開始張平選確定的底線,也是他全部的目標。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個邏輯,以清理內心的淤積,或者,他也希望能從對方身上找到可同情、可理解的部分,讓對方幫助自己去寬恕。

內心的創傷分析起來并不是太復雜:不解、憤怒、失去的悲傷。張平選的邏輯很簡單,就像對待一棵生病的大樹,他希望能用理解或者寬恕去除掉帶給他那些傷痛的根系。這樣才能讓他,讓他的家庭得以重新扎根在生活中。而且,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張平選掩飾不住自己對張妙的愧疚。

出事之后,老伴就一整天都窩在張妙生前的房間里,不斷翻箱倒柜,尋尋覓覓地摸索了好多天,最終摸出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銅板。多是一毛一毛的,大概有一百多枚。從此老伴就抱著那銅板不放了——張平選這才明白過來,老伴是在尋點女兒的痕跡作為紀念。然而她尋覓了這么多天,卻只有找到這包銅板。

自己這偌大的家之所以找不到張妙一張照片,確實是張平選的緣故。張平選一直覺得,女兒嫁出去了,就是別人家的人。他嚴格地控制著張妙在這個家里參與的程度。換洗的衣服就那幾身,除了基本用品,個人的東西都不要帶到這里來。

妹妹張朗記得那樣的情形:每次張妙總是以家里的西紅柿熟了、辣椒熟了等各個理由,往娘家里趕,早早地來,安安靜靜地待著,似乎想偽裝家里的某種植物。然而一到夕陽沉了,張平選就一直盯著張妙看,直到張妙無法不離身,一步步往婆家挪,邊挪邊回頭,走得異常緩慢。

相對于妹妹張朗,張妙是個太認命的人。小時候張朗總拉著弟弟,在父母不在家的時候欺負張妙。被打傷了的張妙從不反擊,而總是選擇窩在一個角落躲著,暗自收拾自己的傷痕。等到父母回家,循著她身上的一些痕跡問話,她總是推脫說,是自己做農活笨拙自己傷了。

張妙太像父親了,眼睛里認定的世界從來只有村子。姐弟仨出去玩,走到村口,她就不愿意再走了。從小到大,她只說過唯一一次愿望:我想當村里的小學老師。當時妹妹張朗不屑地說,你就這點出息。

張妙讀初三的時候,張平選做工傷了腿,家里揭不開鍋,妹妹弟弟的學費也發愁了,張妙掙扎了好幾天,和父親說,我到城里打工吧。父親同意了。要出門那天,全家人把張妙第一次送到村口,妹妹張朗邊罵邊哭:不是膽小鬼嗎?還逞什么英雄去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肉鋪,一個月二百多;第二份工作是飯店的服務員,一個月三百;然后是紡織女工。張平選的腿好了,弟弟妹妹的學費頂過去了,張妙馬上回到村里來。

書讀不了了,年齡也到了,該結婚了。這和作物的生根發芽一樣正常。有個媒婆介紹了隔壁宮子村的王輝。張妙點點頭,于是就嫁了。

生了孩子,張妙卻突然常常回娘家。張平選幾次趕她,她忍了許多天沒來,又找各種理由來了。來的時候,手臂上、臉上常常青一塊、紫一塊。

終于到了2010年9月,張妙和父親說:“我生完孩子一些日子了,該工作了,表哥在大學門口賣麻辣燙,他答應我去幫忙,一個月七百。這里離大學近,你就讓我住下吧。”看父親猶豫,她又接著說:“我是為了工作,不是其他原因。”

這無疑是個異常忙碌的活:每天八九點起床,買菜、切好,用竹簽一根根穿好,穿到下午五六點,和表哥約著,挑著攤子到大學門口,一直賣到凌晨12點……但張妙卻如同迎來新生一樣。每天這樣忙著,隔幾天抽個時間回去看自己的兒子,然后又匆匆趕回來。她開始存錢,表哥給的工資,大都拿去貼補家用,她只能收集各種原因來的零錢,一點點地攢。但張朗記得她臉上總是笑盈盈的。


張朗帶著心疼笑話她,這一毛一毛攢到什么時候?張妙靦腆地笑了笑,一副很滿足了的樣子。

進入10月,有學生吃到食物中毒去告狀,所有麻辣燙要休整,學校限定所有攤販經營到10月20日。張妙在等著表哥的安排,才能知道是否跟著表哥轉做其他,或者自己去找另外的工作。

她担心的是:如果重新找工作,她在這個家繼續待著的理由似乎也消失了,這份工作沒了,難道要去城里找?

張妙確實曾小心翼翼地詢問過到城里打工的可能。這對張妙真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現在村里的人到城里打工已經算是一次賭博——“車費、一開始的住、吃的費用都很貴,工作又不好找,很多人虧了幾百塊回到了家。”幾百塊,在這個村子里還是分量很重的份額。

而且,張妙確實不是那么愿意出外的人。

在張朗看來,姐姐張妙就是因為和父親太像,當時有點走投無路了。

現實是,城市來了。

張平選一家,和他們所在的這片土地迅速地被城市吞噬。隨著大學城的擴張,這個村子,突然被稱為“新南城”。

推土機、塔吊、從地里長出來的水泥高樓、“生活新天地”這類房地產開發廣告,一點點從城里蔓延過來。這顯然是尷尬的一片土地,作為城市的備用土地,它離城市不夠遠,遠不到以“農家樂”的形式,在保全農村的同時也隨便獲取城市的經濟乳汁;它離城市還不夠近,貨運等城市近郊的配套還沒能放置到這里來。村里幾個相對有錢的人已經著急地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貨運倉庫,把自己連同房子等著城市的收編,卻還遲遲沒等到,等得滿心的躁動和焦慮。

因為張平選的頑固,外面沸騰的世界一直被假裝與這家人無關。雖然自家土地在被政府收走開發做大學城的用地,只剩下五六畝,這樣的土地,全家的口糧都不夠,但他依然堅持只在北雷村附近打散工。

“我只要離這村子幾里地就不習慣”——后來在不得已進城去法院旁聽庭審時,張平選和周圍的人說。而事實上張妙看到車多就會頭暈。

張平選其實也察覺到女兒的難處,但他終究沒能給出辦法。地里的事情他懂,城市的事情他實在沒法給什么意見。他知道,女兒就是因為太像自己而落入這樣的難處。

他比之前更抗拒城市,城市的好處還沒能抵達,但城市的問題已經逼近。每天晚上從北邊傳來的那轟隆轟隆的挖掘機聲音,而村里那些常有孩子嬉鬧的小路,時常會有在主干道迷路而進入村里亂竄的運輸車。“一不小心就會出事的。”張平選曾經看過一輛運貨車差點撞到嬉鬧的孩子。在他認為,城市的人都急躁得不行,而農村人都是慢慢來,兩個節奏不對,太容易出問題了。

他沒想到,自己的預言竟然成真。而印證這個預言的,就是自己的女兒。

10月20日,張妙還是一早起來準備,拉著攤子來到大學門口。表哥答應明天給她最后的決定。她惴惴不安地做了最后一天的生意,收著担子往娘家走。

從大學走回家,需要拐三個路口,走大概三十分鐘的路程。現在已經無法知道,張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然后第二個拐彎處,一輛紅色雪佛蘭車迎面沖了過來——

那輛車

那輛紅色雪佛蘭一度就停在這個小區里,對比周圍灰沉沉的一片,特別扎眼。

藥家鑫家所在的二十街坊是華山廠眾多街坊的一個,華山廠原名國營803廠,和昆侖、黃河、西光等幾家老軍工國企,構成了西安的東城區。

這是一個平靜的老街區,錯落著從7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工廠宿舍,每棟樓上還斑駁地寫著共和國幾十年工人階級作為老大哥、鐵飯碗的輝煌歷史。院子里走動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稍微有錢的家庭已經搬走了,而許多躁動的年輕人耐不住這里的寡淡的氣氛,早早就搬到更熱鬧的西安其他片區去了。

在90年代以前,這片東城區屬于西安城里最顯眼的地方:一旦進入軍工廠,就意味著有了穩定的鐵飯碗、優厚的福利以及工廠子弟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免費教育。而兩個廠子的子弟也都結成自己的小圈子,不與當地的孩子往來。這些兵工廠子弟從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工廠大院,相對于西安來說,倒好像是個外鄉人。90年代國家開始削減軍費支出,效益一路下滑。只好開始嘗試甩掉一批人員和負債。

藥慶衛就是2003年被要求轉業的那一批中的一個。

那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30萬作為補貼,然后就要單獨面對社會。

藥慶衛算幸運,雖然此前的工作讓他學會了過硬的技術和古板的性格,但也因此容易被人信任,被一些成功下海的前同事介紹著做兼職。其實,大部分人一落地后就水土不服。2010年6月就出過一個事,藥慶衛的前同事潘鴻強在車間里用車刀自盡,原因是買房之后無力還債。這個事情讓這頑固堅持著尊嚴的老廠區,躁動了一陣,然而,大家又陸續回到自己的軌道。

這樣的氣氛也凝結在藥家鑫所處的這個家里。從外表上看,這是個干凈到有點嚴厲的家,已經有十幾年歷史的老房子、鋪設已久的地磚、經歷過時間的白墻和老舊的沙發,卻因為妻子段瑞華每天幾遍的反復清洗,而依然非常整潔。這讓這間房子雖然還是掩飾不住的老舊,但卻格外精神。就像一個把每個衣角都文平的老軍人,頑固地筆挺著。

段瑞華至今不怎么和自己的丈夫藥慶衛說話。從出事到現在,她從沒提及怪罪藥慶衛的任何一句話,甚至結婚以來,段瑞華都不曾責怪過藥慶衛什么,但她還是忍不住幾次和到訪的人談起,藥慶衛沒讓他兒子來得及吃最后一次她做的飯。

她說的是2010年10月23日的事情。那個下午,本來一個人安靜在自己房間的藥家鑫突然走進自己的房間,哭著說,“媽媽,能不能再抱我一下。”又說:“能回到過去多好。”段瑞華聽不明白,著急地問發生了什么。他猶豫了一會兒說:“我可能撞死一個人。”

段瑞華急忙打電話給藥慶衛——自從2003年轉業后,他當時正在為一些公司做圖紙校對,打零散的工。當時她哭著對丈夫說,娃撞死人了。一個小時左右,藥慶衛打車回到了家,站在門口,鞋也沒換,叫他們趕快走,一起去自首。藥家鑫哭著說,我想再吃一頓媽媽做的飯。那時候將近中午11點了,而段瑞華有種不好的預感,心里萌發出一定要為惡日子準備一頓好一點兒的午飯。

藥慶衛怒罵了一聲:別吃了,來不及了,快走。

從此藥家鑫便沒再回來過了。

段瑞華說,我有時候就非常厭惡藥慶衛的這種刻板。

結婚這么多年,藥慶衛總力圖維持外表強悍,話總是不多,也沒有什么表情,前幾年患上心臟病,沒說幾乎話就喘,他以此為由更加寡言。對于困難的,或者難過的事情,他的表情反而是臉一緊,似乎在把這些情緒壓抑住,然后假裝不動聲色或者不在意。

段瑞華其實已經理解這種生硬的性格。藥慶衛出生于山西一個偏遠的農村,整個村子很少有人考學,大部分人認命地和土地打交道,從小自我期許很高的藥慶衛一直非常頑固地堅持,這讓他在恢復高考后第二年考上了軍事院校,成了整個家族目前唯一一個在城里的人。

他脫離土地靠的是那種不在意他人評論和眼光的頑固,而這種頑固,顯然也讓他此后的事業發展沒那么順利。畢業后藥慶衛分配在華山兵工廠里面從事生產線的質檢工作,因為偏執而格外認真,也因為不會變通,他一直沒有得到多么大的發展機會。

在段瑞華看來,兒子似乎繼承了藥慶衛的某些性格。在面對一些無法掌控的事情時,反而下意識要維持強悍,越是手足無措,越是假裝故作鎮定。20日那個“車禍”的真實詳情,直到23日藥家鑫才說出口,這中間,藥家鑫在家里硬生生地憋了三天,絲毫沒有看到任何異樣。

這種性格,讓他們父子倆很容易被誤解。鄰居說,有時候小孩看到藥慶衛的臉就哭。這種震懾人的壓力連小孩子都感覺得到。

身處于灰色片區的這個家,段瑞華很容易感覺到藥慶衛和藥家鑫身上的壓力。他們一家人必須為掙脫這個地方找到個辦法。

藥家鑫6歲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夸獎說,“這孩子很有音樂天分,我唱了一遍歌,他就馬上記住了。”第二天,藥慶衛就決定讓他兒子學鋼琴。

這其實是個賭注,學琴的花費巨大,除了鋼琴本身的費用,還有那每周都有的鋼琴課。段瑞華早早退休后,他們的家庭收入一開始就在三四萬,后來維持每年五萬左右。而練琴往往要占用這個家庭一半的花費。
作為一個農村出身的人,藥慶衛不認為吃苦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為了教育孩子吃苦而采用體罚這一事,他也覺得是應該的。藥家鑫的鄰居回憶,藥慶衛家里總是和睦而且安靜,幾乎每次大聲嚷叫都和藥家鑫耍脾氣不練琴有關。藥家鑫在后來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說,“為了練琴,媽媽會打我,或者拿皮帶抽我,媽媽為了不讓我以學習壓力大、作業多為借口(不練琴),要求我回到家先彈琴,彈完琴才能寫作業,我害怕作業寫不完,小學課間除了上廁所都不會離開座位,就一直在趕著寫家庭作業……”、“爸爸轉業以后就沒有再找工作,他學我的數理化(為了輔導我),有一段時間,爸爸看我的成績不好,沒有努力學,就把我關在地下室里面,除了吃飯能上樓以外,其他時間都得在地下室里待著……我覺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壓力特別大,經常想自殺……”

這種嚴厲后來在藥家鑫身上轉化為對自己的苛刻了。練琴練到最后,藥慶衛非但不用催,還反而勸告兒子不要太辛苦了。因為長期坐著練琴一度胖到一百四十多斤,藥家鑫一個決心,半年就減了二十多斤。

在一次次確認無法那么自如面對外面世界的眾多變動后,藥慶衛和身處的這個小區一樣,越發愿意停留在傳統的生活里。他講話的詞匯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用語,他的價值體系還是停留在部隊時期那種充滿大詞匯的狀態中。見到記者時,他很正式地說,“歡迎你的到來”,語言中常使用責任、國家、尊嚴等這類詞。

藥慶衛和這個家可以就只生活在這個小區里,然而藥家鑫不得不面對世界。從小因父親的嚴厲而格外乖巧的藥家鑫,因為讀大學而離開了軍工廠區,就越發躁動了。就像是重新發現生活一般,藥家鑫變得對許多事情都異常有興趣,他開始會買一些流行的東西,也會注意自己的打扮,他著急擁抱一種以前未知的生活。他從大二起就帶了很多的家教,賺錢貼補家用,也給自己一定的消費空間。到了大三,他提出要買車。

讓藥慶衛猶豫的是錢,家里的收入確實一般。此前藥家鑫鼓搗著要買的手機,在出事后,還繼續由段瑞華使用,至今依然還沒交完按揭。

藥慶衛表示過反對,但他心里知道,或許應該鼓勵兒子去面對那個自己不理解的世界。他因而退讓了,一開始表態想控制在五六萬,然而,一種對著臉面和品質感的追求,藥慶衛和藥家鑫,預算一點點調高,最終買了十幾萬的紅色雪佛蘭,家里給了四萬塊,剩下的辦了按揭,讓兒子做家教慢慢還。

看著兒子每天開車奔走在去接各個家教的路上,藥慶衛甚至覺得家里總算要迎來真正的新變化了,他總算還是能把兒子送上一條在現實中似乎對的路。雖然自己還無力帶領這個家搬出這個老廠區,但這輛醒目的新車在這陳舊的小區中,成了他們家的一個象征。

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個晚上,兒子就是開著這輛車,在那個拐角處迎面撞上張妙。


……


ONE·文藝生活 2015-08-23 08: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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