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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zgjjst/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11年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形成的世界經濟下行，外部對中國制造需求拉動力的減弱，勢必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但是，我認為，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是互為影響和作用的：如果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本身是健康的，會從經濟增長下行中走出，并且，由于人口規模較大而帶動全球經濟走出下行狀態。無論如何，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我認為，有其自身的因果形成機理和過程。

人口及其流動問題造成的“萎縮性衰退”

幾乎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人口增長的放緩，特別是年輕人口和勞動力開始陡坡式減少，而人口結構急速老齡化、勞動力減少、消費萎縮、勞動成本上升、產品中養老成本越來越高，對外競爭力快速下降。

城鄉分割的戶籍政策、農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財產性利益的土地體制、推高地價和房價的地方土地財政，則使人口城市化因大部分農民買不起城鎮的住宅而“青出老回”，所謂的城市化，實際上出現了“未化先滯”問題。

強制而長期的計劃生育，實質是大傷了中華民族賴以復興的元氣，加上農民不能成為市民，城市化進程的實際中斷，造成了國民經濟萎縮性衰退。這是中國國民經濟長期增長這次放慢和未來可能頹勢最主要的下拽力量，如果不設計其他強有力的實施方案和措施進行對沖，很可能會導致國民經濟時間較長和幅度較深的大衰退。

首先，人口與國民經濟的關系是“未富先老”和“未強先衰”。中國大陸高增長結束時，人口總體比韓臺老化。中國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長率0.45%，高于韓國高增長結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臺灣高增長結束1997年的1.7和0.95%。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10%，高于當時韓國的7%和臺灣的8%，人口中位年齡比韓國和臺灣要老11-12歲。高增長結束時，發展水平低于韓臺的一半。韓國和臺灣按匯率計算的人均GDP已經分別達到1.2萬和1.4萬美元，而我們2011年人均匯率計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消費活躍和年輕勞動力人口大規模減少。據最近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中國到2030年，將會出現多達2450萬的勞動力短缺。

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持續不斷地衰退。這將會導致：

（1）從消費方面看，嬰兒、兒童、小學、中學等生活和教育消費開始增長疲軟和萎縮。目前普通小學在校人數每年以300萬-400萬人的數量在萎縮，以后規模會越來越大。未來連續的問題是，大學教育將會過剩和萎縮；后來就業的工廠等程度不同地會開始過剩并倒閉；住宅剛性需求在2015年頂峰后回落，房地產會蕭條。

（2）從勞動力供給看，勞動力會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資持續上升，經濟競爭的勞動力紅利下降，而產品中所含的養老成本將急劇上升。從2012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350萬左右的規模減少。由于勞動力增長和供給的放緩和減少，農民工工資從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產業成本急劇上升，出口競爭力大幅度下降。

從德、日、韓、臺的發展過程看，他們有的沒有對人口增長進行控制，有的即使出臺了指導性的計劃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實施。但分析相關數據，他們無一例外地，都進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社會；也無一例外地在此時，經濟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區間。

而我們在人口增速會自然降低下來的變化趨勢上，又人為地強制推行了計劃生育，結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強先衰”。從未來變化推測，這樣的經濟衰退，可能是長時間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較大。

其次，中國的城鎮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滯”。人口向城鎮流動，其居住增加導致房地產蓬勃發展，以及財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動經濟高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然而，分析顯示：

（1）城鎮中的住宅供應量，已經嚴重過剩。2014年底城鎮的各類住宅，總量約為2.33億-2.63億套。從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開工的面積計算，又有5947萬套的潛在供給，竣工后將又有2.92億-3.22億套住宅，可以滿足8.76億-9.22億人口居住。

（2）農民工總體上買不起城鎮的住宅，大多數進城農民只是出來常住打工。3億左右的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買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縣城等買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農村農民買房的房價收入比為17.53年，城鎮農民工房價收入比為10年。總體上買不起城鎮住宅。2014年，城鎮居民中，約13%家庭租房，66%為1套房，21%的2394萬多套房家庭，擁有5.6-6.9套住宅。城鎮住宅分配，嚴重不公。

中國與德日韓臺“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滯”。（1）土地產權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導致農民總體上沒有得到土地財產性收益，加之房價畸高，創業資本不足，沒有能力去購買城鎮的住宅。（2）人口流程，實際是“青年出村老年回”，總體上并沒能成為最終居住在城鎮的市民。將有3億-4億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環，代際間傳承，比城鎮老年人口財富和消費低33%左右，形成巨額的消費塌陷。

體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擠壓性衰退”

國民經濟增長下行，有中國扭曲體制造成“國民收入創造→分配→投資→消費→再創造”過程紊亂的擠壓性原因。國民經濟有創造財富，分配收入，進行儲蓄、投資、消費等，形成生產的市場需求，勞動者和企業再創造財富以滿足市場需要，周而復始，良性循環。那么，中國國民經濟，在這一運行過程中發生了什么問題呢？

首先，體制對創新創業和經營準入及經營活力造成了擠壓。創新在思想觀念、發展方式、知識產權、技術發明、人才環境、融資條件、產業轉化等方面，還有著諸多的體制障礙；創業準入雖然進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環節仍然較多，辦企業比較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還是較難，沒有真正實現負面清單管理，或者負面清單條款設置較多。

服務業，雖然是一個未來國民經濟增長廣闊的領域，教育、健康、醫療、養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務行業的體制，比制造業領域更加僵化，社會資金進入障礙重重；政府對企業經營中的監管，目前是問題并沒有管住，而傾向于尋租、權利的監管設計，繁雜的程序，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各方面的體制不順，成為創新和創造財富活力的擠壓性制約因素。

其次，2014年銀行、非銀行機構和民間全部借貸業的利潤，高達47300億，比同期非國有非銀行業的全部利潤還要多4400億元，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竟高達7.44%！整個國民經濟，已經高利貸化。

其結果是，而非國有和非銀行實業分配的國民收入，從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從而導致非國有實業儲蓄、投資、創業的相對萎縮。民營經濟比例的相對萎縮，因其勞動密集型企業占較大比例，特別是創業者為中等收入者，因此導致居民在國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費支出的基礎，進而造成這部分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相關地從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國民經濟再進行傳統性政府和企業投資拉起和刺激的債務風險之坎。一些學者提出，在出口和國內消費兩大需求不足，經濟下行的狀態下，需要政府和國企拉起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速度上行。也有的學者強調，中國是一個政府行政能力較強的國家，有辦法拉起速度來。這是值得商榷的。

中國政府負債率，2013年6月底數據為55%，2014年在重新申報，估計真實的負債率至少會達到65%；而且，中國外匯儲備在人民銀行帳戶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財政帳戶上的國家負債計算，為GDP的37.4%。2014年1到11月國有企業負債率為65.37%，其中鋼鐵、鋁業、鐵道、遠洋、造船、煤炭、房地產等行業國企的負債率大幅度上升。

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仍在持續雙升。截至2014年12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8426億元，不良貸款率1.25%，較年初上升0.25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和國企的違約和展期情況也很普遍。再來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擴張借貸、拉起投資，整個國民經濟低杠桿率的空間已經非常狹小，硬是出手，面臨的將是嚴峻的金融風險。

結論是：對居民收入的擠壓，導致了消費的相對不振；對民營實體經濟收入的擠壓，導致了非政府和國有投資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國企來拉起投資在高杠桿率狀態下，銀行也不愿意再貸，硬出手，也面臨極高的金融風險。擠壓，是造成國民經濟增長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對體制和利益的束縛改革攻堅，釋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順分配的流程，使國民創造、收入、投資和消費之間，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環，消除增長的擠壓性癥結。

服務貿易失衡與資金外流造成的“漏損性衰退”

1978年起，中國經濟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加入WTO以來，采取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推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但是，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競爭優勢逐漸喪失。

在2008年開始的衰退中，許多經濟學家往往看到的投資、消費、出口這樣的增長因素，注意力放在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刺激上。對外經濟關系中，也還是在關注貨物出口增速和快與慢方面。對服務貿易不平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內容，以及資金外流對中國國民經濟繁榮和增長的影響，或者視而不見，或者沒有以足夠的研究。

首先，對外服務貿易中，2014年估計，存在著3000多億美元的巨額逆差，占GDP比例達3%以上。2014年，僅旅游和教育對外貿易逆差，為1650億美元。在其他網絡服務、技術服務和醫療健康等服務貿易中，逆差規模最為保守估計也在1500億美元左右。從2015年春節國人出外旅游的情況看，人數規模、出外購物支出等更是增長火暴。

由于國內旅游、教育、醫療、健康、文化、網絡服務、技術服務等體制僵化、發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問題，對國內服務業發展和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發生了三個擠出：

（1）擠出國內服務領域的旅游、教育、健康、醫療等等消費需求，轉移出境外，成為到國外旅游和留學的支出。

（2）擠出民間投資到國外。由于民間投資對服務業諸領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029億美元中，64%投向國外的服務業。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館等，許多投資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國內匯回利潤。與“中國制造業過剩應向外投資工業產業，而國內服務業擴張需要加大投資”嚴重偏離。

（3）擠出未來如阿里巴巴這樣的新經濟的紅利，由國外投資者掌控和分享。如果這種格局不能改變，服務業結構調整的經濟增長動力，將受到嚴重削弱。

其次，民營企業資金的外流，導致國內儲蓄和投資的損失。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舊計提等變為儲蓄，而儲蓄形成的投資，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一個國家，從外部得到的投資越多，其經濟增長就會得到越強的動力；而一個國家其國民收入的儲蓄流出國外的過多，而國外流入國內的過少，則會發生投資動力的喪失。

21世紀前10年的后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國，一些民營企業家，開始移民國外，轉移自己的產業，并轉移資產；甚至有少數民營企業家將工廠抵押銀行套取現金后，轉移國外，將瀕臨破產的工廠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

如，2012年，約60%的高凈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慮或已經完成投資移民，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相似；超高凈值人群中該比例超過70%。2011年，雖然浙江省有關部門出來否認，杭州萬事利集團總裁李建華透露，全省1000萬元注冊資本以上的企業主，已經有24%辦完國外移民手續，正在辦理的有32%。

可能從2008年開始，考慮地下錢莊出去的資金，實際上投資流入就小于投資流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凈流出為862億到1891億美元（地下渠道按兩倍計算）之間，即國內凈減少投資規模5344億元到11724億元之間，占當年國內投資規模512761億元的1.0%到2.2%之間。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是投資走出去的時候了。但是，我們相當多的投資走出去，與發達國家的走出去的不同是：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潤留投資國，不流回國內，相當一部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結果形不成本國國民收入增長的內容。

再次，不法資金外逃，也是導致國民經濟儲蓄、消費和投資損失的重要因素。因貪污受賄及其他詐騙經濟罪犯，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財產不受追繳，許多采取了出逃國外、洗錢和轉移資金的方式。這些國內資金向外轉移，其規模大小的不同，總和起來，也將程度不同地影響國民經濟的投資和消費，波及國民經濟的景氣程度。

關于中國貪腐人員外逃，包括其他經濟犯罪人員，改革開放到2014年底，向國外轉移了多少資金，一直是個搞不清楚的數據。

一是最小口徑外逃資金規模：按中方有關部門數據綜合推算：為2420億美元，15000億人民幣。二是根據國際中立機構保守的數據，加上現金方式流出部門的估計，以及近兩年的測算：外逃資金規模為23117億美元，約143328億人民幣。三是根據一些網站搜集和透露有關部門的數據，綜合推算較高的一個規模：外逃資金32000億美元，合198400億人民幣。四是根據新聞傳的斯諾登披露數據估計的外逃不法資金最大規模：存款加最保守估計的約為其20%的證券、黃金、股權和房產等其他資產，57600億美元，合357120億人民幣。

分析下來，最小外逃資金規模2420億美元，顯然是不可信的；其次國內各種數據所綜合計算的32000億美元外逃資金規模，也需要甄別；而所傳的斯諾登公布中國官員在國外有48000億美元存款的數據，也真假難辨。各種數據中，以全球金融誠信組織2002年以來的計算，并加上1988年到2002年，以及2013和2014兩年的估計數據，改革開放前10年忽略不計，1988年以來，中國外逃資金規模23117億美元，約143328億人民幣，可能較為可信。

如果對“財富創造→國民收入→儲蓄和投資→國內消費→財富創造”的循環流程進行數量分析，加之上述這樣大規模的漏損變量，顯而易得的運算結果，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有嚴重的影響。

綜上所述，中國這次國民經濟的衰退，深層次原因是人口增長放緩及老化，人口城市化扭曲使國民經濟元氣和需求處于萎縮；體制和利益束縛，稅費負太高，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對實體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形成擠壓；以及，服務業貿易不平衡，實際直接投資外流過多，不法資金外逃等，導致國內儲蓄投資和消費的大量漏損。我認為，只有從這樣的綜合的視角去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才能真正把握其內在的成因，做到對癥出策。

網載 2015-08-23 08:4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