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教育及人才培養  >>>

簡體     傳統

撰文|野航

來源|關天茶舍

今之言“國學”者，莫不奉《弟子規》為圭臬、而令兒童誦習之。殊不知，以孔孟之道觀之，《弟子規》理有未當，非孔孟之教也。

《弟子規 總序》云：“圣人訓 首孝弟 次謹信 泛愛眾 而親仁 有余力 則學文”。《弟子規》開宗明義，以孝悌為根本。要求為學弟子以入孝出悌為做人之第一要務。然而有心之人必將會問：吾人為什么當“入孝出悌”？如果吾人不在內心之中先解決為什么要“入孝出悌”的問題，而將“入孝出悌”視為一種外來的道德要求的話，吾人一旦進入生活的世界，勢將遭遇“孝悌”之道德要求與人生存與發展需要相矛盾的困境中，從而陷于心理沖突之境。

比如，一個人生活在現代社會，成人后不免會外出工作離開父母、置父母于孤立無援之境，且不免有傷孝道。如果吾人從小認“入孝出悌”為應當，則吾人當犧牲自我之生存發展而成全孝道、還是犧牲孝道而實現自我之生存發展？此實在是一個難以解決之倫理悖論。再則，一個人生活在急速變遷之現代社會，必將在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上與父母家人親朋好友產生難以調和的差距，如果吾人從小認“入孝出悌”為應當，而又實在不能避免在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上與父母家人產生差距甚而至于沖突的話，則吾人當本“入孝出悌”之道德要求而委曲求全，還是聽從自己所認同之價值而堅持己見？

清朝人所編之《弟子規》似乎并不負責回答此類現代社會之現實問題，而今天焦慮于子女教育問題之父母也回避了對此類問題的審視與詰問、而急功近利地將《弟子規》“祭”為讓子女“聽話”之“法寶”。試想：今日持功利主義態度之父母倘若果真對子女“洗腦”成功，讓子女因誦習《弟子規》而“聽話”起來，則實在是為子女的未來埋下了一枚心理的“地雷”。

例如，當子女在未來的生活中發現被從小灌輸之“入孝出悌”之行為準則實不利于自己在外部世界的生存，則會出現三種可能之狀況：1全盤否定其自幼形成且內化之價值觀而適應外部環境、淪為毫無操守之機會主義者。2固守其自幼形成且內化之價值、不適應外部環境因而痛苦不堪。3做一人格分裂之兩面派、滿口“入孝出悌”而暗中操持恰恰相反。顯然，由《弟子規》所調教出來的這三種人生結果與每一個父母教育子女之初衷都是大相徑庭的。

然則，清朝人所編之《弟子規》謬乎？若謬，其謬何在？余以為，《弟子規》謬矣。謬在將“入孝出悌”變為一種外在的道德要求，且回避了為什么要“入孝出悌”之本體論追問。此實在非孔孟之教的真諦。

然則孔孟之教的真諦何在？孔孟之教的真諦在于將外在之道德要求體認為吾心本具之實相的外顯，而人生在世之意義、不過是實現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實相而已。

將倫理層面之外在的道德要求引入到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實相之本體論高度，乃《孟子 告子章》之核心思想。吾人為什么一定應當“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是統治者從外部世界加在吾人身上以維護其統治秩序的“詭計”嗎？吾人可不可以主張一種不仁不義非禮反智無信的價值觀？在孟子看來，此類問題其實極其簡單明白無可爭辯，認“心”而已。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見《告子》章）

那么，孟子將外在的道德要求引入到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實相之本體論高度、其意義究竟何在？

倘若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實相是真實的，而“仁義禮智信”之道德要求不過是此“心”之外顯的話，現代人必將遭遇到的倫理困境以及其導致的心理沖突就可以得到一個哲學層面上的解決了———是的，人可能會因“入孝出悌”造遭遇到求發展之困境，可生命是用來干什么的呢？是用來實現吾心本具之實相呢？還是用來求取社會流行之觀念所定義的“成功”？是的，人可能會因為和家人在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上產生極大的差異而做不到一團和氣的“入孝出悌”。可如果吾心有一個本具之“至善”的實相，則吾人是順從父母或自我之浮見、還是去體認且順從那本具之“至善”的實相？

《弟子規》謬矣，非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要人去做“大人”。孟子曰：“從其大者為大人，從其小者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見《告子》章）何為“大”？吾心本具之至善之實相也。何為“小”，倫理世界之規則、表象也。《弟子規》之謬，就在于用有限之倫理世界的規則、表象去置換和替代了對吾心本具之至善之實相之體認，從而將吾心本具之“孝悌”變成了外部世界所要求的“孝悌”。當“孝悌”在吾人的意識中淪為了一種外在的要求且服務于功利之目的的話，一旦當這個外在的“孝悌”不再有利于吾人的生存，則吾人內心本具的“孝悌”也就被“謀殺”了。

職是之故，依據真正的孔孟之道，《弟子規 總序》當作如是之修改：“圣人訓，首求心，發孝悌，歸體仁。當自愛，及眾人。學行兼，在存誠”。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