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格拉斯:我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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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 | 《法蘭克福匯報》弗蘭克·施爾瑪赫

節譯 | 朱劉華


匯報:您的回憶錄取名《剝洋蔥》,洋蔥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須為這本書找到一種形式,這是最困難的。我們的回憶、我們的自畫像都有可能是騙人的——它們也經常是騙人的,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們美化、戲劇化自己的經歷、讓它們一樁樁濃縮成軼事。我想,所有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學回憶錄的壞名聲。這就是“洋蔥”。在剝洋蔥時,也就是在寫作的時候,會一層皮一層皮地、一句一句地越來越明顯,讓人可以看出來,這下失蹤者將會重新活過來。


匯報:創作回憶錄的過程中,是什么支撐著您?


格拉斯:我不想講這是一次艱難的分娩,但在動筆之前,我確實需要克服一些障礙,因為我原則上反對自傳。許多自傳都想告訴讀者,一樁事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我想寫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對我很重要。




匯報:您的自傳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憶,而是始于戰爭的爆發,當時您12歲。您為什么偏偏選擇了這個日期呢?

   

格拉斯:戰爭是中心和關鍵。它是我的童年開始結束的日期,因為隨著戰爭的爆發,首次有來自外部的事物影響到我的家庭。在波蘭郵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見了,他不再來看望我們了,他的孩子們不再同我們玩耍了。后來聽說,他被根據緊急狀態法槍殺了。卡蘇比的姨婆以前經常跟我們家來往,突然變得不受歡迎了。直到戰爭后期,姨婆才又來了,帶來些農莊上的東西,來我們這里換煤油。由于物資匱乏,她在鄉下買不到煤油。這樣又有了家庭團結。但最初,我父親只是機會主義地適應現實。


匯報:您沒有能從中發掘的家庭檔案嗎?

   

格拉斯:作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歲了,但還稱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無所有。我在書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紐倫堡長大的同事們還留有他們的學生成績單和童年用過的各種東西。我什么都沒有了,全沒了,就剩下母親保存下來的不多幾張照片。因此我處于一種不利的形勢中,但在講述時,事實又證明這反而是有利的。




匯報:在那些遺失了的童年寶貝中,也包括您首部長篇小說的手稿。

   

格拉斯:對,那是一部歷史小說,故事發生在13世紀,在那個空位時期,那個沒有皇帝的可怕時期。當時有私設刑庭,施陶弗王國正走向沒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會節省我虛構出來的角色,第一章的結尾,他們全都死了。因此寫不下去了。但我總算從中學到,以后處理角色時要精打細算。圖拉·波克瑞夫克和奧斯卡·馬策拉特在他們首次亮相時活了下來,因而可以重新出現在以后的書里。

   

匯報:您多次說過,直到巴爾杜·封·希拉赫在紐倫堡的認罪,您才相信德國人犯下了種族屠殺的罪行。現在您十分出人預料地提到,您曾經是武裝黨衛軍的成員。為什么直到現在才講?

   

格拉斯: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這么多年來的沉默是我寫作本書的原因之一。這事必須講出來,終于講出來了。


匯報:您肯定是到了部隊才發現自己所遭遇的事情(進了武裝黨衛軍)?或者您從征兵令上就能看出來呢?

   

格拉斯:這一點不清楚,因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樣的。從征兵令、從信頭、從簽署者的級別就能認出來嗎?還是我到了德累斯頓后才發覺的?我記不清了。


匯報:您當時跟戰友們談論過參加武裝黨衛軍意味著什么嗎?當時年輕人聚集到一起會談論這個話題嗎?

   

格拉斯:軍隊里的情形就跟我書里描寫的一樣——操練。沒有別的。當時只想怎么能躲過去。我給自己搞到了黃疸病的證明,可這只夠請幾個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艱苦的操練和不充分的老式槍械訓練——無論如何必須將它們寫下來。


匯報:您本來不必寫的,沒人能強迫您寫。


格拉斯:我這么做,是我自個兒的強迫。



▲君特·格拉斯在自傳中的懺悔令他陷入了名譽危機中,備受譴責


匯報:您為什么自愿報名參加國防軍?

   

格拉斯:一開始,我主要是為了出去,離開困境,離開家庭。我要結束這一切,因此自愿報名了。這也是一樁奇怪的事。我報了名,大概是 15歲,事后忘記了實際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許多都是這樣的。我們參加了青年義務勞動軍,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擺在我的桌上。后來我可能來到德累斯頓之后,才發現那是武裝黨衛軍。

   

匯報:您因此有負罪感嗎?

   

格拉斯:當時嗎?沒有。后來,這種負罪感成了恥辱壓迫著我。對于我來說,它始終和一個問題聯系在一起———你當時能夠認識到你會遇上的事情嗎?

   

匯報: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講出自己是易受誘騙的人之一,您對待德國歷史一直很坦率。為此您經常受到責罵。

   

格拉斯:是的,我們至今都有那許多抵抗戰士,讓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夠上臺。但我還想回過頭來再談談1950年代,向您解釋一下我寫《鐵皮鼓》的動機。



電影《鐵皮鼓》劇照


1945年之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全面的崩潰,而不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簡單地說,像是德國天黑了,好像可憐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會綁架了。不是這樣的。幼時,我親身經歷了光天化日下發生的一切,而且是既興奮又欣賞,當然也是受了誘惑,這是肯定的。說到年輕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興奮。我想檢查這一興奮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寫作《鐵皮鼓》時就是這樣,現在也是,在半個世紀之后,在我的新書里。



本文選摘自德國著名《法蘭克福匯報》2006年對格拉斯的采訪,譯者:朱劉華。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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