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民:哲學的職責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吾友蔡鴻濱譯法國米歇爾·塞爾1982年著《萬物本原》是一本十分有趣的書。“Genèse”譯為《萬物本原》,也極好,體現出書的主旨是“繁多”。

“繁多”的法文是否即multitude?

“繁多”或許可以作為一種宇宙觀。人生和世界的最大特點,就是“繁多”。一個人自呱呱墜地時起,就面臨著“繁多”,他一生的經歷充滿了“繁多”,活到了70歲,仍被“繁多”緊緊地包圍著。萊布尼茨把宇宙的基本單位叫做“單子”,物質的單子、精神的單子。由此他給了世人一種生于斯居于斯,卻并不自覺的啟示,那就是時時處處(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繁多”。

“繁多”不僅僅是數字的概念,而是指充塞于空間的不可量數的多種多樣。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肌膚之所感受,已是人不可能窮盡的“繁多”;更何況,在目視、耳聞、身受之外還存在更加無比繁多的“繁多”呢?這就是說,人除了靠目之所視、耳之所聞、體之所感去體驗“繁多”——例如,萊布尼茨說,你不能發現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意念中深深領悟什么叫做“繁多”。“繁多”就是“大千世界”。誠然,如果站在“世界”之外去俯瞰我們的星球,我們可以說看到了“一”,離得越遠,越看到的是“一”。“一”是“混一”的意思。

“混一”或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把“繁多”包裹起來的“外殼”,“繁多”統一在“混一”里。“外星人”看地球,是個“混一”;“星外人”沒有看到“混一”的地球上實存的“繁多”。再是指世界、宇宙生成的過程,是從“混沌初開”的“一”起始,進而衍生為“繁多”。就如《易傳》第一句說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朱熹解釋說:“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這里的“元”即塞爾書中的“一”;這里的“萬物”,即塞爾書中的“繁多”。無論兩種解釋中的哪一種,都說明“一”與“繁多”是相對的。哲學家要深究“一”和“繁多”兩種概念的互斥與兼容,可以講出許許多多的玄妙的哲理。塞爾則要從這哲理中告訴人們要注意“繁多”,要理解“繁多”,要適應“繁多”,要發展“繁多”。社會,如果沒有了“繁多”,那將不成其為社會;文化,如果沒有了“繁多”,將不成其為文化;星球,如果沒有“繁多”,那就永遠停留在“混一”的狀態中,沒有生命、沒有力、沒有精神,那就將是一塊冰冷的石頭。所以,“繁多”就意味著生命的躍動。

塞爾的書屢次提到巴爾扎克的中篇小說《玄妙的杰作》,矮小老人的那幅杰作,表現的就是“繁多”,他從橫七豎八、五顏六色中看到沒有比這更美的美人了,但另外兩個晚輩畫家看到的卻什么也不是,只不過是“一堆亂糟糟的顏色、深淺不一的色調和隱隱約約的明暗變化”,幸虧他們終于在畫布的一角發現 “一只纖弱可愛的腳”,這個“細部”總算使他們佩服得目瞪口呆,“這只腳露在那兒,就好像某個用帕羅斯大理石雕塑的維納斯的半截身子露在遭火劫的城市廢墟上一樣”。“繁多”看來什么都不是,在常人眼里,矮小老人的“杰作”畫的是不確定的東西,只能辨認出一只美人的腳。然而在老人眼里,那一堆沒有確定形式的“顏色”,才是“杰作”之為“杰”(chef)的所在。

塞爾借助巴爾扎克歌頌“繁多”,沒有“繁多”,就沒有老人的“杰作”。“繁多”在聲覺中的表現,是“噪聲”。那是多種聲音的混合體:里面有憤怒、有凄厲、有哀愁、有號泣、有大喊大叫、有竊竊私語、有大笑、有狂歡……人的最原初的感覺便是聲音,人一接觸了聲音,就立刻接觸了“繁多”。于是塞爾說:“嘈雜的、無序的、喧囂的、閃色的、帶虎紋的、有條紋的、雜色的繁多,五色繽紛,斑駁陸離,它就是可能性。它是一組可能的事物,也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的總體。”

“繁多”就是“可能性”,是一切生機的體現;維護“繁多”就是維護“可能性”、維護“生命力”。由此,塞爾描繪了哲學家該是怎樣的人,他寫道:

哲學家的職責,哲學家的關心和熱情,就是盡力保護可能性,像保護幼兒一樣保護可能性,像對待新生嬰兒那樣關心可能性,他是種子的保管者。哲學家是牧人,他在山崗上放牧,他的畜群混雜著多種可能性,諸如懷羔的母羊,微顫的公牛。哲學家是園丁,他想方設法通過雜交繁殖新的品種,他保護原始森林,他防備惡劣天氣變化,他帶來歷史和季節變化的新時刻,報告豐年和荒年,哲學家是繁多性的牧人。

他說了一句詩一般的概括的話:“哲學是可能性的貞女,在困難的時代,她也守衛著圣火。”

哲學鼓勵盡可能多的提供選擇的“可能性”,不為“可能性”設置任何界限。因此哲學可能包括真理與謬誤,在找到準確的目的地之前,它必須游離于許多無法預料的不穩定狀態當中,所以必定是探索的、開放的、不停頓的、無止境的探索精神,這就是哲學要守衛的“圣火”。

所以哲學家與政治家不同。“政治家的職責是要明智”,因為他要作出選擇,他不能像哲學家那樣去盡可能追求“繁多”和多種多樣的“可能性”。所以政治需要理性;哲學需要理性,但并不限于理性。塞爾在這里有一段話比較政治學和純哲學的關系:

為了保持穩定,保衛理性,政治把可能性大加削減了;經濟、宗教、軍隊、朱庇特、馬爾斯和奎里努斯,還有綜合三個主神為一體的當代的行政管理,凡此種種,其職責和熱情就是要壓縮繁多性,縮減可能性,力求匯合聚焦起來。權力的社會職責就是要侵蝕時間。科學也在合謀,雖然它修剪分杈是為了進一步接近它所探求的真理。哲學家則是繁多性的守衛者,因此,他也是時間的牧人,他盡力保護多種可能性。這就是為什么哲學家既不會擁有職權,也不會擁有權勢。他第一次經歷哲學與國家分離。他呼喚科學,以便使科學為他所有,屬于知識一類,也就是在創造能力一邊,而不是在監督控制一邊。

哲學與科學也不同。科學同樣是理性的產物,科學要按照科學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客觀事物;哲學卻不接受固定的方式,它不僅要思考科學所思考的東西,更要思考科學暫時沒有思考或者遺漏了的東西。讓哲學履行科學的職責,是滑稽的;但是哲學可以幫助科學從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為哲學不僅限于科學實驗的規范,不僅不必遵照理性主義所設下的程式,而且是不受約束地、不為某先定目標地思考各種可能性。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職責局限,只有哲學才面對無止境的充塞于空間和時間的“繁多”。塞爾說:“我們要思考繁多的本來狀況。現在在人文科學領域里需要有繁多的概念。”于是他說:“要用科學的思想思考,但是主要是在脫離科學思想的情況下思考,要善于擺脫窒息思想的清規戒律,但是也要善于調節這樣的自由。在有創造性的理性面前,只有針孔大小的余地能夠通過,這是嚴格規定的有節制的自由。”所以他認為“哲學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哲學只有在投入繁多性時才能超越歷史”。

哲學上的“繁多”表現在人類歷史的規律上便是“喧囂與躁動”。巴爾扎克《玄妙的杰作》中矮小老人那幅誰也看不出所以然的如同喧囂海洋的畫面,就是歷史的總體。歷史無所謂“規律”;如果有,那就是“喧囂與躁動”:

不,歷史不是由神的要求、朱庇特的要求而產生的,歷史不是神學。不,歷史不是由戰爭的要求、馬爾斯的要求產生的;歷史不是來源于斗爭,也不是來自競爭。不,歷史不是由經濟的要求、奎里努斯的要求產生的,歷史不是生產勞動的結果。歷史產生于喧囂與躁動……歷史不是由某些要求產生的,而是由環境產生的。

這里的“喧囂與躁動”有兩層含義。第一就是與宇宙生成論相聯的“混沌初開,乾坤始奠”;在這一點上他支持康德的自然界原始狀態的學識。而第二,他不僅否定康德的天體運動在行星系中的規則性聯系,而且在歷史觀上不同意康德的“從低到高”的“合目的論”。他認為,歷史沒有那樣理性、那樣有客觀規律,用概念圈套歷史,會歪曲歷史。所以歷史里充滿了反復,有前進也有倒退,具有無法預料和不能確定的性質。他說歷史像一條大河,離開源頭時是一片喧囂,跳躍躁動,時而轉為波濤起伏,或旋轉成為旋渦,這些都是大河的喧囂本性。喧囂可發為狂怒,可發為焦慮,可發為暴力,歷史便是制伏喧囂而不可改的歷史。政治權力(朱庇特)、武力(馬爾斯)和生產(奎里努斯)等等都是在喧囂中產生的,但是誰也不能制伏喧囂和躁動。那么,是否可寄望于新的階級革命呢?

塞爾把他的“繁多性”哲學套用在歷史上,便形成了一種不知原始、無秩序、無規律的能自為的歷史。這里有個矛盾:“繁多性”意味著“可能性”,那么“喧囂與躁動”在歷史上又意味著什么呢?然而,人類歷史是有亮色的,塞爾相信,有序產生于無序,焦慮將推出變革,因為維納斯從海面升起時的大海本是一片喧囂和波濤洶涌的。哲學的“繁多性”中該當包括這樣的“可能性”,雖然它一時還只是夢幻。哲學家有責任去預言這美麗的夢幻。

本文為《萬物本原》(米歇爾·塞爾著,蔡鴻濱譯,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代譯序


燕南園愛思想 陳樂民 2015-08-23 08:56:01

[新一篇] 錢穎一:如何理解“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舊一篇] 猶太人在德國:為什么這個國家并沒有真正“正常化”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