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是這樣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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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惡如仇 從善如流
楊恒均微信號:yanghengju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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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從事國際關系研究多年之后,在我對各國情報機關特別是具體的間諜案例(已經公開和少數尚未公開的)進行分析后,我準備也充當一次間諜。這時,也是我想寫間諜小說的時候,而且我腦海里跳出了一個滑稽的詞兒——“人民的間諜”

文|楊恒均

1997年8月,我依依不舍地離開香港,來到華盛頓一家著名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從事中美關系和中美核子武器政策的相關研究。這期間認識了不少來自臺灣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來自“國軍”的研究機構和“國軍”政治部門的。和臺灣來的相處,雖然互相都懷有敵意,但表面上尚能維持。然而,有一個機構的臺灣軍方代表就另當別論了。我說的是臺灣駐華盛頓武器購買小組的臺灣軍人。他們不像我在研究機構或者臺北駐華盛頓辦事處碰上的臺灣人,他們有機會貪污腐敗,所以財大氣粗,大多不學無術,滿嘴臟話。大概是因為在購買美國武器的過程中,常常受到中國大陸的刁難,所以,對我們這些大陸來的就一視同仁地懷了一肚子怨氣。


記得1998年農歷春節前,在大華府地區北邊的馬里蘭州的一家華人涮羊肉店里,我碰上了這幫人也在就餐。大家話不投機,差一點打起來。他們當時雖然人多,但我畢竟是武當山下的子民,從小習武,并不怕他們。加上那飯店都是大陸移民開的,而且我一個國際盲流,他們卻是正式代表臺灣國防部的,我并不怕把事情弄大。結果是他們先動粗口,最后也是他們先退縮了。這也是不打不相識,我后來在一個正式場合見到了其中的兩個分別是少校和中校軍銜的采購組成員,雖然仍然少不了冷嘲熱諷,但總算是握了手,不然,難道要在美國人的招待會上來一場“臺海大戰”的鬧劇?


多少年過去了,時過境遷,就在我淡忘這件事的時候,有一次突然碰上了當時的武器采購組國軍少校。他和我談話的態度變了,而我也因為對臺灣的民主抱有一定的認同而不再一味敵視他們。他告訴我,他早就離開臺灣,移民美國了。我沒有說什么,但臉上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他看出來了,解釋道,因為民進黨上臺,他看不到前途,担心兩岸真打起來,自己作為國軍肯定是要充當炮灰的。他還補充說,反正也適應了美國生活,于是回去后找機會退伍,兩年前已經全家移民美國了。


我心里想,他大概是貪污了錢,或者不受民進黨重視而開溜的,什么害怕臺海大戰,不過是借口而已。我當然沒有必要戳穿他,只是笑笑,開玩笑地祝賀他,并告訴他,如果他要移民也應該選擇新西蘭,因為臺海大戰爆發的話,華盛頓更不安全。他聽后哈哈大笑。分手時,他約我第二天喝咖啡。我答應了。其實當時我也早就離開了華盛頓,這次回來只是辦點事。不過他大概并不知道。


第二天,我們在白宮附近的老行政大樓對面的一家de france 咖啡店見面。一坐下,我就看出他有點不自然。果然,我們扯了幾句后,他就變了張臉,壓低聲音對我說:你想看我從臺灣帶出來的絕密資料嗎?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他把我當成中共在華盛頓收買情報的負責人了。這也難怪,華盛頓這個鬼地方,至少有一半人從事情報工作,每個角落都在時刻上演間諜接頭和情報傳遞的勾當。再正常的人到這里也不那么正常了。我到現在還認為,除了游客,正常人是不會到華盛頓去生活和工作的,去過后也就不正常了。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當然如果你在華盛頓碰上一個正常人,那就更要警惕了。因為按照間諜世界的潛規則來判斷,華盛頓越正常的人反而越可能是間諜,而且是大家伙。


我臉上的猶豫讓這位國軍少校察覺了。他趕緊解釋:我想,你從事中美關系和臺海大戰(核子武器政策)的研究,這些資料一定對你有用。而且,你們有錢。


他指的“有錢”是指我以前做研究時,美國的一些智庫資助的研究經費,我當時并沒有申請到多少,現在也早就不研究了,但這位少校顯然并不知情。我本來想告訴他這些情況,但我還沒有說出口,他又開口了。他說,反正不是你自己出錢,能夠看情況出過價錢就可以了。他隨后又神秘地補充到道:這些都是臺灣軍情局的情報,其中有些是牽扯到兩岸關系和臺海大戰的一些絕密資料。


看他神秘的樣子,我的好奇心開始占上風。他察言觀色,不失時機地拿起手提包,拉開暗扣,伸手進去要給我拿他說的那些絕密資料。


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清醒過來,我立即制止他。因為我想到了“圈套”這個詞。那段時間,我因公因私多次到臺灣出差旅游(而且一度打算在臺灣找工作呆上一至兩年進一步研究臺灣民主進程,后來沒有找到合適工作而作罷),如果剛才的一幕被人暗中拍攝下來,等我再次到臺灣,他們就可以拿我開刀,我也就陷進了“圈套”。不要說我在華盛頓的智庫混了這么多年,就算是我只讀過幾本蹩腳的間諜小說,也會看出問題所在的。


原駐華盛頓武器采購組的少校看出我態度的變化,又唾沫橫飛地很費了一番口舌,但我還是沒有讓步,再三聲明我沒有興趣,并堅決制止他在這個場合掏出什么絕密文件。到最后他都有些絕望了,我心里好笑,估計當時他貪污的錢不夠在華盛頓維持正常開支。


這時我還是很好奇的,很想知道他帶來的到底是什么東東,看到他起身要離開,我說,如果他接受我的方案,我可以考慮。


他急切地問是什么方案。我說,看你的樣品的時候,我必須有朋友在場。


他一聽,很驚訝,過了一會,才喃喃地問:什么樣的朋友。


我笑笑說,肯定是你可以接受的。他想不出我帶的朋友他怎么可能會接受,嘆著氣搖搖頭。


我想到的是兩位美國朋友,一位是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曾經和我共事一段時間的軍事問題研究專家F,一位是活躍在華盛頓智庫的美國中央情報外圍組織研究人員M。我需要他們為我保駕護航,免得我掉進圈套。


* * *


我高估了自己和中情局M的“私交” ,或者我低估了美國人的“組織紀律性”。我和M的關系是建立在開誠布公上的。他屬于中情局外圍組織,他沒有說具體單位,但我猜到他應該屬于中情局國內情綜組(國內情報綜合組——專門負責從國外旅游、公干或者學術考察歸來的美國人處獲得信息的半公開情報單位。和中國大陸國安部專門負責公職人員出國前安全教育的單位同性質,不過他們更注重情報收集和研究,而不是安全教育)。他整天在那些剛剛從國外回來的美國專家學者之間轉悠。正因為他是外圍組織,所以,他從不隱瞞自己的單位。這也使得很多從國外來的研究人員對他敬而遠之。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次太平洋司令舉行的閉門研討會上。當時看到一個自稱來自中情局的研究人員對自己的太平洋司令官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大吃一驚。


第二次見到M,我們就認識了。當時是臺灣臺北市長陳水扁訪問美國,軍方研究機構舉行了一個只有十人參加的閉門會議,我是唯一獲邀請的大陸人。會議進行期間,有些記者等在外面。等會議結束時,我竟然看到這位自稱中情局的M 也等在外面,這又讓我大吃一驚:我一個中國大陸來的人可以參加的會議,他堂堂的中情局人員竟然等在外面。后來我才知道,美國各機關之間并不買賬,如果沒有邀請,中情局的人休想參加國防部的閉門會議,哪怕并不是保密的會議。


那天我們交談了幾句,我發現他是想聽聽我們這些與會的人對陳水扁有什么看法,他特別想知道我這位大陸來的人的意見。我大方地和他談了些看法,他很驚奇,還在本子上記了寫東西。我想,也許他從我這里弄到了一篇好情報吧。


后來我們相熟后,他告訴我,他驚奇的不是我的看法,每個中國人都會這樣說,即使這些看法不是他們自己的。他驚奇的是我竟然見到“中情局的人”并沒有像其他中國人那樣拔腿就跑。他說其他的中國學者聽到他是中央情報局的,甚至連手都不敢握。我心中暗自好笑,以我的脾氣和性格,就是魔鬼在我面前,我也會伸出手的。


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他喜歡吃中國菜,但他說每次到唐人街都受到“欺負” (例如餐館給他的是經過加工的不正宗的中國菜)。我說,沒有問題,我們一起去,那次他倒是吃到了正宗的中國川菜,不過嘴巴麻了足足一個星期。


交往三次不到,我就和他開誠布公了,我說,如果你不忘記自己的工作而在我身上下功夫,你會后悔的。因為,我會把我們交往的一切都寫出來發表。那時我還沒有自稱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間諜” (這內容請在下一節看),但華盛頓的經歷讓我隱約之中有了這種打算。


我至今還認為,對付那些偷偷摸摸的人,對付那些見不得光明的間諜特務,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光明正大,如果你警告他們,你將把大家的交往都原封不動記錄下來,今后公開發表的話,他們還敢輕舉妄動嗎?M 和我的交往,從頭到尾都規規矩矩。他應該感到幸運——否則,我的一百多萬字的間諜小說中就少不了他的名字了。而他的名字一旦出現在我的小說中,他在中情局也就玩得差不多了。


我也知道,可憐的M沒有一個真正的中國大陸朋友,他可能也不想失去唯一的一個中國菜的“酒肉朋友”。后來我曾經申請普林斯頓大學一個情報學的最高研究學位,他還幫了我的忙。最后因為我不是美國公民而被拒絕(因為研究者需要和美國情報單位有一定的互動,非美國公民無法做到)。


我把臺灣原駐華盛頓武器采購組少校向我兜售“資料” (我使用的是“research material”,而不是情報信息“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的事情說了一遍,并說出我想讓他作為見證人的想法。他聽后差一點跳了起來,嚴厲地告訴我,此事就此打住,否則,他職責所在,不能不去告發并干涉。他說,這次因為了解我這人搞研究一項很離譜,也就只當自己沒有聽到。


我以為很簡單的一件事,引起M這么大的反響,我自己也很震驚。想想也是,我特立獨行,行事隨心所欲,常常不按常理出牌,而且有時亂七八糟,但M畢竟是美國情報部門的,他可以和我胡鬧,但他受到嚴格紀律的約束,而且每年還要進行嚴格的測謊。私下與一名販賣情報的人見面,是無法通過年底的測謊的。


我立即理解了他。于是,我們繼續吃飯,這事也就再沒有提起。不過很久后我想起來,做出另外的推測。想想一個中情局官員竟然輕易放棄干涉此事,說明另外一個問題,要就是那個武器采購組的少校所作所為早被他們掌握,要就是美國早就從這位落魄的少校處獲得了此類情報(華盛頓的間諜們經常不顧“職業道德”,侵犯情報“產權”,把一份情報賣給不同的買家,反復賺錢,貼補家用。這點在我的《致命弱點》和《致命武器》里都有揭露)。


M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稻草”,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賴到他身上。他斷然撒手,讓我差一點放棄了。這期間那個臺灣少校又打了好幾次電話。最后,我決定找另外一位朋友,國防部的研究人員F。想想這個一米八七的哥們更加一本正經,我又有些氣餒。后來,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我決定約他出來吃午飯,同時也約上臺灣的少校。反正我的目的是讓臺灣少校有所顧忌,不要耍花招,又不真是要抓他的什么把柄。


那天,我先約臺灣少校在五角大樓地下鐵售票處相見。見面后,我們等F一起,到只有一站路的一個購物中心(一時想不起名字,在我住的水晶城、海軍陸戰隊總部以及五角大陸之間)。在那里,我們三人一起吃飯。吃完飯后,我和少校移到旁邊一個桌子上密談,把F撇在旁邊。F不懂中文,干巴巴看著我們。不過,他應該沒有什么怨言。平時我們都是AA制,今天是臺灣人出錢,他白賺了一頓午飯,對于小氣的美國人,也不錯了。


我一本正經地向少校再次重申,我只要那些今后對我研究有用,而且可以公開內容的資料(不能公開的內容,自然無法成為研究資料)。他又猶豫了。但后來還是下了決心,豁出去了的樣子(其實,后來我推測,這些雞巴材料,他肯定到處都賣,到我這里也就是賺個貼補家用錢而已)。


他隨即從包里取出三個檔案袋,快速從其中一個里抽出了一疊復印文件。他故作神秘的用手遮遮掩掩,把那些文件的抬頭給我瀏覽了一遍。因為在華盛頓早前的研究中我有機會看到過各個國家的情報抬頭的樣式,所以,我可以斷定這些確實是臺灣軍情局的文件抬頭。


不過,只掃了一眼,我心中就覺得暗暗好笑。這些大多是所謂的大陸社情通報和時局研究,對于臺灣領導,可能覺得很稀奇,對于我這個從大陸來的,這些情況我還不了解嗎?還要這些神神秘秘的“情報”來告訴我大陸發生了什么嗎?


我臉上的表情沒有逃過心急如焚的少校的眼睛,他又自以為是地以為遇到了“高手”,嘿嘿地笑了幾下,就小心翼翼地打開第二個檔案袋。


這些可能對你的研究更加有用,他說。


我瞥了一眼他的手里新的一疊材料的幾行標題,發現他很有心機,他說得沒錯。雖然文件的樣式是一樣的,但這些都是和我以前研究的中美臺關系以及臺海大戰有關。不過,當我在他神神秘秘遮遮掩掩下掃了一遍抬頭后,心中仍然覺得好笑。我在華盛頓的研究中公開看到的材料比他這些所謂高密級的“情報”更加準確和揭秘,就算在《華盛頓時報》讀到的新聞也不比他手中的玩意差。


他顯然再次注意到我的表情,有些失望。正準備把文件放回去,這時,我看到剛剛忽視的幾份文件,上面有“民工”和“盲流”的字眼(當時還沒有“農民工”的提法)。我示意他給我看一下,他猶豫了一下,最后還是抽出了三份遞給我。


其中兩份是九十年代中的,好像一份是1994年,內容是軍情局對中國大陸城市里涌進的農村打工男女的情況通報,第三頁上還有這些民工生存狀態的統計數據。另外一份是1997年的更新統計,這份多達七頁(各國的慣例,情報一般不超過三頁),更加詳細并集中地調查分析了福建和廣東的“盲流”的生存狀態和可能產生的問題。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份文件出籠的時間正好是在臺海危機后不久,而兩份文件雖然都是對大陸盲流的調查研究,文件的抬頭卻是軍情局的軍事情報通報。


第三份文件是另外一個刊頭,相當新(我當時搞研究時沒有看過這種抬頭的文件),是陳水扁當上總統后的。文件統計了當時臺商在大陸的情況,主要一項內容是統計了臺商在大陸雇傭了多少農民工的詳細調研,之后還有對與臺商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包括大陸和其他外資)雇傭農民工的相關情況。總體數字我沒有看到,但數量肯定是驚人的。這份情報也沒有情報分析,只是就事論事。但作為研究臺海問題的我,一眼就看出了,這里面不但隱藏著導致陳水扁推出不鼓勵臺商西進政策的內涵,而且,還隱約隱藏著利用臺商撤資對中國大陸造成的失業等社會問題搞亂中國的“決戰境外”計劃。


在1997臺海危機過后不久,我曾經在和美國人爭論中慌不擇言,說出了后來讓自己后悔,也成為好幾個美國學者引用的“名言”。當時,美國學者說,你們中國人已經沒有斗志了,看看你們沿海,大家都在向“錢”看,又都是獨生子女,誰去打仗?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清楚,大陸實行了這么久的共產主義,民眾信仰殆盡,真打起仗,如果不是有人侵略,連我這個當時的“憤青”都不會去賣命,更不用說獨生子女了。不過,我不想美國人的氣焰壓住我,于是順口說:我們沿海是富裕了,他們賺的錢可以制造武器;但我們西部還有窮得叮當響的,他們可是都想當兵打過臺灣甚至太平洋去的……我們僅僅散落在沿海城市的身強力壯的盲流就超過五千萬……


當時急不擇言,話語中暗示使用窮困的中國人去打臺灣的意思,犯了后來那位朱成虎幾年后犯的錯誤,我心中一直不安。但那是和自己當時干什么都要爭出個輸贏的性子有關,再加上,我時常要在美國人面前為北京政府出頭,力不從心呀。


你有興趣嗎?臺灣國軍的少校看出了我滿臉沉思,想乘熱打鐵也想趁火打劫。


我這里還有更加讓你感興趣的,他又神秘地補充了一句,這個帶子里裝的可是值錢的東西,直接關系到大陸的安全……


我抬起頭,疑惑地看著他。他正舉著第三個薄薄的檔案袋,看著我得意地說:我這里有證據,揭示大陸福建的某國家安全局,哦,不對,好像是某情報站,里面有為臺灣軍情局工作的間諜。這家伙可值錢了。


我這才從思緒中完全恢復過來,我知道香港的媒體不久前報道了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一位研究處的副處長充當臺灣軍情局的間諜,收受超過一千五百萬港幣的情報經費,剛剛被毒針處死。現在怎么又來了福建某情報站?


你不相信?他臉上充滿了自信和狡猾,不過,沒有關系,我看你也不是內行,但我知道你在大陸認識很多人,如果你能介紹他們給我,你不用卷近來,仍然可以坐享其成。傭金百分之二十,怎么樣?


我瞪著他,不知道該說什么。


你可不要小看,他以為我糊涂了,搶著說,這個信封里的幾張紙至少值三百萬港幣!傭金百分之二十,呵呵,那是多少?六十萬!你在大陸一輩子也賺不到。


* * *


國軍少校顯然是病急亂投醫,不過他顯然也從我的猶豫中看出自己找錯了人。我倒是理解得很,這不能怪他。我雖然和他不同路,可是他大概還不知道,我當時已經對各國情報部門頗有研究了。特別是中國、臺灣地區和美國、英國。我的研究方式很獨特,其中最簡單的一種是大膽和他們接觸。


華盛頓這鬼地方,缺少美女和美食以及一切美的東西,但絕對不缺少間諜。有一則故事說,如果你在喬治城咖啡館和朋友講一則政治笑話,當天晚上,世界上大多國家的首都可能會開會研究這則笑話的來源、背景和含義。


有人說華盛頓由于官員和外交官太多,所以整個城市看上去都是穿制服的人。和這些穿著黑西裝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的接觸中,你感覺到的是諜影憧憧。


我常常想,那些和我接觸的間諜們也一定多次問他們自己:這家伙是哪個國家的間諜?有沒有什么價值?我能不能收買他?當然他們應該感到慶幸當初沒有向我下手,否則,他們會看到當時的自己有多蠢。因為我都把自己在華盛頓“收集”的情報糅合進我的間諜小說里了。


間諜讓人討厭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們都在為主子賣命,哪怕你是三重間諜,你也是每個主子的走狗。我當然不排除一些為正義之師充當間諜的情況,例如,二次世界大戰中深入納粹德國的孤膽英雄們,抗日戰爭中打入日本特高科的國民黨特務。可是,這種情況畢竟不多。


就拿美國來說,按說,這個國家代表民主自由,他的間諜也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事與愿違,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是用自己的情報幫助獨裁者,就是用自己的行動培育出恐怖分子,現在那個折騰他們的本拉登不就是他們以前的合作伙伴?!


再說,所有的間諜都從事非法活動,這個世界上迄今為止,唯一擁有特權和豁免權去違法亂紀的就是情報人員,這一點,讓遵紀守法的普通民眾無法接受。所以,如果有人要為間諜辯護的話,一定是瘋了。


可是,在我從事國際關系研究多年之后,在我對各國情報機關特別是具體的間諜案例(已經公開和少數尚未公開的)進行分析后,我準備也充當一次間諜。這時,也是我想寫間諜小說的時候,而且我腦海里跳出了一個滑稽的詞兒——“人民的間諜” 。


什么是“人民的間諜”?把一個這么高尚的詞(人民)和一個如此卑劣的詞(間諜)擺在一起,很有點不倫不類。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沒有,各個國家,尤其是中國,他們把軍隊、警察等都獲多或少的套上“人民”的光環,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政權膽敢無恥地把間諜喊成“人民的間諜”。特別是中國,所有間諜都是“黨”的。就連美國,間諜也是只為白宮服務的,談不上為美國人民服務。


我想,間諜的壞名聲與此有關。例如在某些極權國家,所謂間諜,最常用來對付的反而是自己的人民(或者自己國家的海外僑民),這種間諜往往是擺在“人民”對立面的。


當然我提出“人民的間諜”這個概念是和自己的小說聯系起來的。我想,自己研究了間諜機構這么久,不能就這么算了。必須找機會把自己研究和接觸的東西用一種方式“泄露”出去,“泄露”給那些一直被統治者、被間諜特務們蒙騙的廣大讀者、廣大民眾。


這樣說,讀者就不會反感我把“人民”和“間諜”聯系在一起了,我只是借用“間諜”職責中揭露真相的特性而已。當今世界上,有太多的國家和政權以及政黨,背棄人民的利益,以情報誤導國民,用警察和特務統治人民。我想必須有那么一批人,他們就像二戰時深入納粹德國的孤膽英雄,深入到世界上的各個政府和政黨中,去揭露黑暗,去“暴露”光明!他們赤膽雄心、光明磊落,把自己了解到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提醒人民警覺,促使人民覺醒。


我當時已經準備寫反映中美間諜斗爭的小說《致命弱點》。雖然那時還沒有揭露出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假情報引導美國入侵伊拉克,但我手中至少有成百條美國中央情報有意無意制造的“假情報”,大多涉及到中國。這些情報的出籠絕大多數牽涉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有很多是很離譜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都間接或者直接地損害了中國政府或者中國人民的利益。當然,我手中也有太多中國當局使用假情報誤導人民以及為自己的決策制造借口的例子。這些都盡量在《致命弱點》和《致命武器》里反映出來。


在《致命追殺》出版時,朋友要求我一定要給自己書中的間諜下個定義,或者用一句他們能夠記住的話描述一下間諜。于是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么一段文字: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間諜”的話,沒有比“影子”再恰當的,他們來去無蹤,似實亦幻,真假難辨。然而只要世界上還有光明和黑暗,就有影子存在。光明消滅影子,黑暗淹沒影子。只有在黑暗和光明交鋒的地方,影子就如影隨形、無處不在……


謹以此書獻給那些為了光明而潛伏在黑暗中的間諜們!


朋友們笑問我,世界上有這么偉大的間諜嗎?


我說,世界上可能還沒有這樣偉大的間諜,但我書中絕對有。而如果我書中有了,你還怕世界上會沒有嗎?


我這里所指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人民的間諜”,他們充當人民的間諜,去揭露一切把自己的國民當成敵人和愚弄對象的政權和政黨,然后把那些可以隱藏的丑惡的東西暴露出來,“泄露”給廣大的民眾。


其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但間諜小說的作家本身是“間諜”,而且很多文學作品的作者都堪稱“間諜”:反腐敗小說作家是把政府里掩藏的弊端揭露出來,描寫人性人心的作家必須潛入一些人的靈魂深處“套取”“收集”信息……


現在還是回到那個正焦急地等在那里的國軍少校吧。


* * *


自從小平同志終止了中國情報部門利用大使館開展情報后,海外很多想賣情報給中共的情報販子們都面臨了摸不著門路的困境。


美蘇以及主要國家的大使館里都有公開和半公開的情報官員。冷戰時,如果有人想出賣情報給對方,只要找個機會走進對方的大使館(千萬別忘記繞過攝像頭以及24小時守在使館周圍的反間人員),丟下一封信,留下自己的簡短介紹和聯系方式,就搞定了。事實上,冷戰期間已經公開的最大的間諜案件,十有八九是這種自動送上門來的。


中國在這方面可謂典型的“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為了所謂不被國外反間機構抓到把柄,至今不肯在大使館給國家安全部情報官讓幾個位置出來。這就使得很多想走進我們大使館放下一封信的變節者望而卻步。也使得中國政府失去了很多花錢買情報的機會。


要知道,冷戰結束后,中國成為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全世界的間諜和情報販子都清楚,這些社會主義大國花在情報上的錢是隨心所欲的,買情報出得起大價錢,權力不受限制,正是唯利是圖的間諜們的天堂。


但中國偏偏要標榜自己沒有“情報單位”,不搞國外情報。所以,這些年,美國等國的反間諜人員也確實費盡心機想抓一兩個把柄,都無功而返。他們使用誘餌到中國大使館丟信,也都石沉大海。當然,中國當局雖然沒有上圈套,可也就此丟掉了很多自動走上來出賣情報的潛在間諜。這也就是迄今為止,美國始終沒有抓到第二個金無怠的原因之一。實際情況也顯示上個世紀里,中國除了在美國科學領域還有幾個關系外,在美國政界高層,并無重要來源。


兩年前,FBI公布中共情報單位在美國開過大大小小的三千多個公司。這一點不假,可是FBI不清楚,這些公司大多是腐敗的共產黨干部子弟為了出國以及轉移資產而搞出來的,除了少數能夠購買一些高科技產品以及收集一些華人社區的情報外,大多是聾子的耳朵。


中國對美國的政治情報一直存在著兩級分化,一邊是針對華人社區的情報干得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一邊是針對美國政府和白宮的情報一塌糊涂,甚至連美國的某些機構如何運作的都搞不清楚。這又說明了一個讓中國人蒙羞的常理:中國人也就對付自己人還行。


有一件事可以旁證中共在美政治情報如何失敗的,我當時沒有寫進小說里,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現在可能沒有那么嚴重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的臺海危機時,美國人非常焦急,克林頓一邊命令航空母艦開赴臺灣海峽,一邊想通過外交途徑趕緊周旋,讓中國當局適可而止。可是,美國方面突然發現,所有溝通的渠道都關閉了。而且,中央情報局在北京的消息來源稱,北京并不了解美國的真實意圖和意志,有可能一意孤行。


克林頓非常担心,責令國務院想盡一切辦法把美國的意圖傳遞給北京。可是,美國國務院能有啥辦法,結果是無功而退。中央情報局最后想到的辦法是通過一些中共間諜把美國的意圖輸送回北京。對于北京政府,沒有什么能夠比他們的間諜輸送回的情報更能讓他們信以為真的。


主意打定,時不我待。可是,中央情報局卻面臨另外一個大難題。他們雖然掌握了好幾百中共情報員,可是左看右看,都看不出這些人有什么能力把“獲得”的情報輸送到北京高層。最后,中央情報局甚至生出通過在美國的中共高干子弟和家屬傳遞美國最高當局“意圖”的想法。要知道,當時美國就是不缺少中共高干子弟。


大家還記得當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將軍在美國聲稱,如果美國敢支持臺灣,人民解放軍可以使用核武器對付美國西岸。他說這話時,我也在美國,中情報局的M隨后笑著告訴我,這位負責軍方情報的副總參謀長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住在美國西岸的中共高干子弟成群接隊,其中就包括他手下的共軍情報局局長姬勝德的老婆和孩子。他要真敢對美國西海岸下手,不等美國收拾他,他自己早被北京撤職了。


不過中央情報局的計劃還是流產了。因為這些共軍家屬和子弟都是警惕性很高的,他們自然以為美國想通過他們傳遞的信息是“詐唬”和“誤導”的,中共情報高層也持相同看法。這使得美國的話即使傳過來,也是廢紙一張。


危機雖然最后平息了,但雙方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危機之所以平息,主要是北京當時并沒有膽子對抗美國,也沒有真正要武力解決臺灣的準備和意志。研究這么久,我自己清楚,北京從來沒有真正要對臺灣動武,李登輝也明白這一點,所以才肆無忌憚。


這件事后,克林頓責成中央情報局反思。中央情報局如何反思,我當時也不清楚。但不久后,華盛頓智庫之間就流傳著一個笑話:希望中共能夠真正有幾個像樣的間諜潛伏在白宮附近,這樣就能夠避免北京整天歪曲和曲解白宮的意圖和決心了。


幾年后發生了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這次事件的真相不明,有說是軍方為了炸掉躲藏在使館里的中國軍事專家和間諜,避免美軍損失(他們相信美軍飛機是在中國專家的指導下打下來的)而故意“誤炸”的,也有的說是中情局高層看不慣克林頓“和中x共獨裁擁抱”而蓄謀“誤炸”,但迄今為止沒有人認為這次“誤炸”是克林頓批準的。所以“誤炸”發生后,最想撇清責任的是克林頓。可是當他拿起電話時,中國的江x澤民不聽他的電話。溝通的渠道再次被掐斷。克林頓這時又想起了中央情報局。


這件事最后迫使中央情報局下定了決心,要就是讓中共特務“滲透”到白宮,要就是為他們送一兩個“高級間諜”。這件事是三年后,我從一位英國“研究人員”醉酒后獲得的。他告訴我,你知道嗎,可笑的是,目前中國國安部在美國華盛頓最重要的情報員是中央情報局培養和安排的。那之后,無論中美之間發生什么事,北京最高當局都會通過經營人員詢問這兩位從美國內部拉出來的情報員的意見。他們當然都會把美國的“真實意圖”——有時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希望他們知道的意圖——告訴北京當局。所以,這些年,中美也還大體相安無事,這不能不感謝那兩位隱藏在黑暗中的“中共間諜”。


對情報機關的了解,讓我鄙視情報機關。我的鄙視是不掩飾的,這讓眼前的國軍少校很不舒服,以為我想起了以前在馬里蘭州涮羊肉館的經歷。他收起了那個所謂裝著福建某情報站內奸資料的檔案袋。在他準備收起另外兩個檔案袋時,問我,這個你也不要?


我說,用處不大,而且,我沒有帶支票薄。


他大吃一驚的樣子,過了差不多半分鐘,才結結巴巴地問,你竟然想用支票付款?


我笑笑說,不用支票用什么?


他大概看我毫無誠意,有點受屈辱地搖著頭。我解釋道: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用于今后研究,這種資料是可以在華盛頓多家智庫報銷的。如果不使用支票,我哪里有憑據?我自己要這些玩意干嗎?轉賣嗎?你以為我看不出你已經賣過好多次了?


他的臉更紅了,很氣憤地樣子把那些材料裝了回去。我有點遺憾,剛才雖然看過,當并沒有看仔細。


不過,當時沒有想到這些材料會使用在什么研究上,因為臺灣研究大陸的流動人口,除了結論之外,其他的資料我隨時可以找到,沒有什么了不起。但臺灣軍事情報局接二連三地研究大陸流動人口,還和臺灣軍事部署、大陸社會安定以及臺海危機聯系起來,對我這個文學大腦遠遠發達過研究大腦的人的啟示是很大的。


后來,那天看到的臺灣軍事情報局的情報成為我《致命武器》的主要情節。間諜小說就是這樣炮制出來的,“人民的間諜”也就這樣誕生了。


摘選自《致命三部曲創作談》,有修改。



楊恒均 2015-08-23 08: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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