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

　　張鳴的書非常好讀。他總能以簡練的筆墨，舉重若輕地告訴你一些知識，一些結論，還有，就是思維方式。這知識和結論，可能會和教科書上寫的不一樣，和我們平時聽到的不一樣，但是，你會在瞬間的驚奇之后，會有驚喜，覺得他說得確實有道理，會給你一種智力上的愉悅，也即不同的思維方式。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紀念年，各類相關的書非常多。以我的閱讀經歷，還是張鳴的這一本最耐讀，也最有趣。

　　這本書寫作上的獨特之處在于，張鳴以輕松詼諧的筆調寫歷史。它由一個個并不完全相關聯的人物或故事組成全書，每一篇中，不僅有史事的陳述，也有作者旗幟鮮明的評價。學者梁文道說他的文筆恣肆汪洋，有點唐德剛，我以為他比唐德剛博士多了一種超然物外的幽默。他給讀者展示了一百年前五彩紛呈的世象，光從書中的小標題就可以窺見此書的不同凡響：《芝麻開門》、《保路運動：都是鐵路惹的禍》、《袁世凱與北京兵變：玩走火了的權術操作》、《辛亥福州旗營的“似抵抗”》、《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革命知府與弼馬溫》、《汪精衛：被一泡屎毀掉的暗殺》、《招兵要招讀書郎》、《幫會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癥》……正因為本書異于尋常的歷史視角和敘述風格，使這本書成為今年有關辛亥革命的第一暢銷書，而且出現了很多的盜印本。嚴肅而學術的書而能成為盜印者所青睞，不能說是奇跡，也當是奇觀了。

　　劉少奇同志去世前曾留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一方面是指歷史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某部分人，所以不以一時之是非功過為念。另一方面，亦是指，能寫歷史的，不一定非得是官家的特權或授權，而是公民的神圣權利之一，人民當有自己的是非曲直標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皇權統治下，修史一直是皇帝的特權，所以，除了司馬遷的《史記》之外，所謂的二十四史，實際的可信度有多少，只有天曉得。我以為，這些御用歷史的書寫者們，寫得最賣力的部分，是君權神授的那部分，即皇帝受孕時，是其母夢中與神交合，或者直接吞太陽吞星星什么的，出生時，無不紅光沖天、滿室異香之類。這些東西，說穿了，無非是為了說明統治的合法性。因為我們的歷史長了，當過皇帝的人也多，這些東西就容易雷同，看過兩三個朝代，就可以推斷后面的把戲，基本上沒了創造力。所以，要還原歷史的真相，還真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要還原歷史真相，不但要有把皇帝拉下神壇當人看待的勇氣，也要有在學術上只問真相不計功利而窮追猛打的呆氣。國人的傳統是當代不修史。辛亥革命已發生了一百年，這百年里，中國發生的事情，縱是前一千年加在一起，亦不會有如此的復雜與多變。所以，現在重新審視百年之前的歷史，當是恰逢其時。而張鳴對這段史實的陳述與判斷，恰恰與當前大眾的心理期待是一致的，所以，能夠風靡學界，并進入書攤成為暢銷書。

　　作者在本書的序言中說：“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民主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總會進來，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制度的困擾和變化的焦慮。”這確是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在這場革命過去一百年之際，重新回首1911年以來中國的風云變化，我們不能不認為，張鳴這段沉重的話，是入木三分的硬道理。

　　讀書的目的，基本的層次在于積累知識，得工作生活之技能；中等的層次在于愉悅心靈，提高修養，讓人活得更象一個文明人；最高的層次，則是激發讀者的創新和創造活力，讓別人的大腦同樣產生思想的核聚變和核裂變，增加新的知識。當然，一本好書，可能同時具備三者的功能，但更多的書，只有前兩者，甚至于一無所有，白白浪費時間。不過，張鳴的這本書，我以為具備了后面的兩種功能，值得為它耗費四五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