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精神才是真正中國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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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黃興濤,1965年生。歷史學博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100872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崇尚民主與科學的現代性追求,是民國文化精神的價值核心;企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的強烈民族主義沖動和文化的精神關懷,是民國文化持久發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內在動力;自覺尋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匯與融合,既為民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活力,又成為這一時期文化創新最為直接的生成途徑與形式;這種三位一體的文化精神結構承接晚清而來,伴隨民國文化發展的整個行程,在這一時代精神的引領下,中國人最終找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形態,它代表著民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并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民主與科學的價值取向

中國人對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現代性追求并不始自民國,但對科學與民主觀念有較為明確深入的了解,響亮地提出這兩個口號,并將其視為西方先進文化的核心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目標,卻是在進入民國以后。換言之,只有到了民國時期,民主與科學才真正成為了一種彼此有機聯系的社會意識,一種逐漸深入人心的文化價值觀念,一種引領此后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精神。

整個民國時期,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從來不曾停歇,以此為宗旨的思潮和運動接連不斷。率先舉起這兩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以后,追求科學、民主的思潮和運動繼續得到發展。科學方面,影響較大的有科學派、唯物史觀派反擊玄學派的“科玄論戰”;30年代初至抗戰以前“科學救國論”指導下的“科學化運動”;同時期左翼人士從事的“新社會科學”運動。民主方面,有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胡適、羅隆基發動的資產階級“人權運動”;抗戰后期全國范圍內掀起的民主建國運動等等。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左翼文化人還曾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以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將民主與科學作為啟蒙的目標,顯示出文化思想運動發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時期相比,民國時期人們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因此對它們的追求也變得更加明確、強烈而執著。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則明確認識到,它還是貫穿于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一種普遍合理、應當遵行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正如李大釗1919年2月在《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 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 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占一部位的東西, 靡有不受他支配的。 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同年3月,譚平山也說:“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維何?稍有識者, 莫不舉‘德謨克拉西’以對矣”。(《譚平山文集》,1版,37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次年又說:“今日時代思想的根本特質,就是民治主義,今日所謂民治主義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兩大觀念”。(同上書,第160頁。)這種認識代表了當時新式知識分子的普遍看法。

 五四以后,民主思潮發生了分化,分別沿著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指導下的新型民主兩種追求、兩條軌跡發展。前者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繼續堅持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理想,1929年他們發起的“人權運動”,公開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呼吁人的生存權、個性發展權、政治民主權、財政管理權、言論自由權、社會法制化及其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權,特別是將言論自由權視為最重要的民主人權。在國民黨的打擊下,人權運動最終趨于沉寂,但他們的民主追求卻并未因此放棄。后者則以共產黨人和左翼進步人士為中堅。他們認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雖標榜代表人民,其實只不過代表本階級,并不真正反映廣大工農民眾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狹隘的,算不上真正的民主。他們強調要實現真正的民主,必須鏟除少數人的階級特權,改變“大多數的無產勞動者困苦不自由”這種“不合乎‘德謨克拉西’”的狀況。同時,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及獲致民主的途徑的認識上,他們也有了新的覺悟。一方面,他們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宣揚“個性解放”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承認“理想的社會,不是奴才所結成,良善社會,必然有自立的個人”;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在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中,是“以社會為主,以個人為客”,“個人的個性,應不應盡情發揮,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只在什么社會才不摧殘個人才性,才使天才自由發展。……社會倘不發展個性,倘不使人人各盡其才,就非對這束縛人的才能的社會,采著不妥協的態度不可”,(《何干之文集》,1版,第2卷,80、79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實際上是視社會革命與解放為個人解放和健全個人普現的前提。這樣,資產階級的狹隘民主就被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多數人的民主所取代,追求民主斗爭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也從爭取個人的個性解放上升到爭取廣大民眾的社會解放的高度,因而代表了當時最為進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

與此同時,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以后,人們對科學的理解更加深入,追求也更為熱烈而自覺。如果說在晚清,對一般知識分子來說,科學主要還只限于科技物質成就和自然科學,那么此時則不僅涵蓋一般社會科學,更是一種廣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種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邏輯實證等精神在內的至上價值觀念。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的如下表述頗有代表性:“科學家之所知者,以事實為基,以試驗為稽,以推用為表,以證驗為決,而無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無容心已也,茍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與吾所見之真理相背者,則雖艱難其身,赴湯蹈火以與之戰,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謂之科學精神。”(任鴻雋:《科學發刊詞》,載《科學》,1915(1)。 )這種精神的實質,胡適概括為“評判的態度”或“重新估量一切價值”,有一定道理。它在根本上與民主的價值觀念是相通的,因為不盲從、不迷信的理性主義態度正是個人獨立人格的體現,而人的個性的普遍解放,乃是科學發展的基本前提。

五四之后,中國的科學思潮大體沿著三條軌跡發展:一條是中國科學社所代表的路徑,把理性主義貫穿到建構自然的科學知識系統之中,努力將西方近代科學本體移植到中國,此路徑得到了國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上,取得了較大成績;另一條是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所代表的路徑,即崇信思想的科學或科學方法論,并加以傳播和實踐,它主要體現在社會科學領域,認為“對社會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為科學,所以,講科學,首先要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和社會革命學說”,(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版,18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從而為改造中國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至于各種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學說的傳播及其學科體系的建構,則屬于第三條軌跡。三者之間難免有矛盾和沖突,但都高舉科學的大旗,呼吁中國的科學化建設,為反對封建蒙昧主義作出了貢獻。

30年代初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全國范圍內曾興起一場較大規模的科學化宣傳運動。熱心于運動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成立了“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他們聲明:運動的使命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以科學的知識,充實中國現在的社會;以科學的精神,廣大中國未來的生命”。(顧毓秀:《“中國科學化”的意義》,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2期,1935。)為此,他們創辦了《科學的中國》等雜志,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實現“科學化”的必要,并嘗試著探討入手辦法,產生了不小的反響。值得一提的是,運動還提出了“社會科學化”和“科學社會化”的口號,強調“社會科學化”應以“科學社會化”為前提,其實質是“民眾科學化”,(胡庶華:《科學救國應當首先提倡民眾科學化》,載《科學的中國》,第3卷,第4期,1934。)即考慮到民眾如何接受科學的實際問題。正如《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發起旨趣書》所表明的:他們是想把科學知識送到民間去,使它成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這種知識散播到民間之后,能夠發生強烈的力量,來延續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的民族壽命,復興我們日漸衰敗的中華文化。這樣,科學化運動就更好地體現了與民主和民族運動的自覺結合。此種認識和運動,顯然是對五四文化啟蒙的發展和深化。不僅抗戰時期,甚至抗戰以后,都仍然能夠看到此一運動的余波。

 

 

對民主與科學的崇尚,成為民國文化的時代之魂。這一時期,文化各領域的發展中,都無不滲透著民主化與科學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權威性的指導原則,就是杜威所宣傳的平民主義(或稱民主主義)教育。它強調接受教育權的平等,注意培養人的個性和獨立人格,重視實驗精神,對推進中國現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偉。文學藝術方面,也始終貫穿著對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熾熱追求。從五四時期起,白話文開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撻封建蒙昧主義成為中國文藝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魯迅的《吶喊》、《阿Q正傳》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將此一主題與白話文的形式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此類作品,文學史界名之曰“啟蒙主題文學”。另外,30年代興起的大眾語運動,延安時期崛起的“工農兵文藝”,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產物。新聞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追求同樣強烈而執著。整個民國時期,進步的新聞出版工作者為把北洋軍閥和國民政府寫在法律條文上的“新聞出版自由”變成真正的現實,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爭,許多人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其中,邵飄萍、史量才、鄒韜奮等人堪為杰出代表。“我的態度是頭可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人所屈伏的”,(鄒韜奮:《答復一封嚴厲責備的信》,載《生活周刊》,1928(1)。)鄒韜奮的這段名言, 成為新聞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寫照。1935年12月26日,71名上海新聞記者在《大美晚報》聯名發表《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公開反對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制度。他們嚴正聲明:“我們決不忍再看我們辛勤耕耘的新聞紙,再做掩飾人民耳目、欺騙人民的煙幕彈……我們認為,言論自由,記載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國國民應有的權利”,“所以,我們不必向什么機關請求、哀乞,我們應該自己起來,爭取我們自己所應有的自由”。斗爭雖未取得直接結果,卻表明廣大新聞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識、現代職業意識空前增強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崇尚民主與科學成為民國文化發展主要的價值取向,并不意味著這一時期中國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著此期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已有很高水準,恰恰相反,由于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國,民主化與科學化的發展水平還相當低下,并且每前進一步,都要遭到來自專制與迷信勢力的頑強阻撓,付出血的代價。其蛻變之艱難,常常令愛國志士們為之扼腕。不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民主和科學畢竟已為廣大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

 

 

持續高昂的內在沖動:民族主義的主旋律

在那些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和國家里,民族主義既是一種以反抗外來民族壓迫,爭取本民族獨立、解放和富強為內容的思想原則,也是一種與上述內容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它雖常不免帶有本民族自身的狹隘情緒與局限性,但就其本質而言,卻是一種以愛國精神為主流的進步意識。

晚清以來,由于中國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始終是時代的最強音,因此,以愛國精神為主流的民族主義也自然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主題。進入民國后,民族危機不僅依然存在,30年代開始更達到頂峰,日本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惡性膨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更趨覺醒和高漲。

 從“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五四運動宣言,到“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一二·九”救亡示警;從“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的五卅怒吼,到“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抗戰吶喊,中國人的現代民族意識空前覺醒,愛國主義浪潮洶涌澎湃、激蕩神州,有力地推動了民族的解放、社會的變革和文化的進步。

可貴的理性自覺: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

同晚清一樣,民國文化的中心線索依然是中西文化關系。這一時期中外社會交往急劇擴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涌來,各種思潮、學說都得到介紹、傳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方位接觸,形成了一種不完全以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但卻符合文化發展需要的新的文化開放格局。在中西文化廣泛深入的接觸中,兩者之間既表現出普遍的矛盾沖突,又貫穿著程度不同的會通融合,可謂是會通中有矛盾,沖突里有融合。這種中西文化既矛盾沖突、又會通融合的過程,也就是中國文化在民國時期變化和發展的過程。但是,如果從其發展全局來看,這種中西文化間的矛盾沖突與會通融合,又有著不同的趨勢。大體說來,前者日益減弱,后者則逐漸加強。因此,就這一時期中西文化的關系而言,兩者間的會通融合無疑代表了時代的主流。

 文學方面,被毛澤東稱之為“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魯迅,堪稱融合中西文化的時代巨人。他既徹底地反封建傳統,犀利地針砭國民性格,又熱情地謳歌“民族脊梁”,認真整理和繼承文化遺產。對于傳統文化,他的真實主張是“分別好壞”,決定去取;對于西方及一切外來文化,則認為應敢于吸取、善于選擇。其會通中西所揭橥的大旗是人所共知的“拿來主義”。可以說,正是對中西文學的兼采合冶、有機融合,成就了他這樣一個曠代文豪。此外,曹禺的《雷雨》、《日出》,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 

美術方面,民國美術更是中西文化會通最有成就的領域之一。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繪畫史上中西藝術的混流時代,中西會通的潮流勢不可擋。劉海粟、林風眠、關良等人著眼于西方現代藝術與中國民族特色的融合;徐悲鴻、汪亞塵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傳統繪畫的立場上,向西方借鑒寫實技法;李毅士等則追求從整體上貫通中西,實現中國繪畫全新的超越。其中,汪亞塵的系列金魚畫、李毅士的《長恨歌畫意》,堪稱代表之作。進入40年代后,西洋畫的中國化實踐也取得了顯著進展,李可染、吳作人等人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表明此期中西繪畫的會通融合進入了新的階段。

 

 

 


黃興濤 2010-07-15 08: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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