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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幾個故事：去年春節和今年春節，我聽到了兩位剛剛退下來的省委書記和中央的一位部長與我咬耳朵的話。這位省委書記說：“我在臺上的這幾年，真話不敢說，假話我不說，只能不說話。”什么問題？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長說：“我從地方上回到中央來十年了，說話、說真話越來越難。”還有個同志已經逝世了，他是《人民日報》的領導人，跟我住在一個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問他：“《人民日報》你看嗎？”他說：“我不看。”什么問題？這么高層的領導人，這樣一種心理狀態，這樣一種行為狀態，說得重一點，是我們執政黨的統治危機。現在我們的官場上，套話、空話，有時候假話連篇。這對執政黨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由此我想到，紀念鄧拓百周年誕辰，我應該講點什么？我今年過了88歲了，當年是鄧拓同志領導下的一位小記者。在座的陳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領導。我想出一個題目：要研究鄧拓自殺現象。我建議大家尤其是學者研究像鄧拓這么優秀的文化人，為什么自殺？
 鄧拓是“文革”初期自殺的。在他自殺前后，有不少知識分子，有的也是我們黨最優秀的文化人都相繼自殺。像毛主席的政治秘書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寫《四世同堂》的老舍，寫《阿詩瑪》的大教育家李廣田，大翻譯家傅雷夫婦，歷史學家翦伯贊，表演藝術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藝術界自殺了一批人。這是什么問題？這說明鄧拓的自殺不是個案，而是個群體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鄧拓自殺現象”。
 為什么會有這樣現象？值得我們大家來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學地探討。我建議有關的學者從深層次，也就是從理論上和制度上探討鄧拓自殺現象。總結深層次的經驗教訓，留給我們現在的報人，留給我們的后代。不然的話我們黨、我們國家還會以不同形式重復這些悲劇。我們就對不起鄧拓這一批同志。
 對鄧拓這位長者的評價，大家是一致的，他的歷史我們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來的一位優秀的有才華的文人。當然，后來他也受《聯共（布）黨史》的影響，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養出來的典型的馴服工具。我是馬列學院新聞第一班的支部書記，整整兩年都是蘇聯專家上課。四個學期，一個月考試一次。我這個人記憶力不錯，講的很多結論可以背過。我們是聯共黨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養出來的人物。而在中共黨內，經過延安整風，形成了毛澤東的權威，又加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使一代人成為馴服工具，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過的道路。
 鄧拓是大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來接受了聯共黨史，接受了毛澤東的權威，是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實踐者。他在中國最先編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當然，這么多人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很多條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澤東跟得很緊的，戰爭時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時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當然后來被整得也非常狠。我們都是毛澤東思想訓練出來的忠誠的、堅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貢獻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誤的一批三八式。鄧拓這么優秀的人物，也沒有躲過這段歷史。
 奪取政權后，毛澤東同志放棄了他正確的新民主主義論。他馬上幻想在中國搞個“烏托邦”，急急忙忙地要進入社會主義，比斯大林模式還要斯大林模式，所以發生了一系列“左”的錯誤。我的看法，毛主席奪取政權以前，是個很不錯的毛澤東，奪取政權后到他逝世，應該是一個很不好的毛澤東。1958年“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毀滅性的運動。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破壞主要不是物質上的，而是對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毀滅性破壞。鄧拓同志忠誠于毛澤東思想，緊跟毛澤東。但建國后毛背離了新民主主義主張后，他跟不上毛澤東的步子，毛就罵他死人辦報，占著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惱，尋找出路，于是他和吳晗以“三家村”筆名寫了著名的雜文，但是還是崇拜毛澤東的。“文革”災難來臨，鄧拓精神上徹底崩潰了，所以自殺。田家英和他大體上是一樣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說了。
 我認為，鄧拓自殺現象淺層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是毛澤東同志性格上的、個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問題。我認為毛澤東同志個人從人品上來說，品格上來說，有不夠寬厚、狹窄、報復性、剛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長談，他說：“老杜啊，你們不知道，毛主席這個人啊，記仇心理很重，記仇的。”這就牽扯到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毛澤東這么個優秀的人物，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們全黨共同來深思，總結經驗教訓的。這是血和淚的經驗教訓，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我們都有責任。
 探討鄧拓自殺的現象，第一，當然要從毛澤東說起。建國后，毛澤東想在中國搞個“烏托邦”，因而有了兩個基本的理論：一個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兩個東西都是為他的“烏托邦”理想服務的。所以毛澤東至死也不認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錯誤。這兩個理論，就成為迫害知識分子的武器，也成為像鄧拓、田家英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無法理解的東西。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愿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第二，還要從制度上來說。在毛澤東晚年，我們國家可以說沒有民主法治，黨內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說了算。黨內但凡有一點民主，“大躍進”是搞不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會被多數人否決的。我們這個黨內民主集中制，最后發展成個人獨裁。毛主席一個人說話算數，別人的都不算數。二把手劉少奇都沒有民主，劉少奇被斗的時候，手里拿出來憲法，憲法對他已經沒有用處了。遺憾的是這種個人獨裁制，劉少奇也負有責任。1943年中央的會議上定了書記處第一把手是毛，劉少奇提出來書記處決定問題時，毛主席有最后決定權。趙紫陽同志逝世前，也給肖洪達和我講了類似的話。說在政治局會議上有不同意見，一到常委會上，常委一說話，大家就不說了。常委會上有爭論，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話是趙紫陽同志說的。紫陽同志還親口跟我說過，黨中央實行的是大家長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紀委的副書記肖洪達，在我倆和趙紫陽同志下臺后那一次談話中，肖洪達同志當面批評趙紫陽同志，說你這句話在歷史上是要承担責任的。所以我們黨啊，叫做什么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哪里有那么多無產階級啊。結果變成共產黨專政，共產黨是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然后政治局、常委會，最后是毛澤東以后是鄧小平個人決斷。所以我們共產黨這個權力機制是個金字塔形的東西，這種領導體制和封建社會基本上是一樣的。所以有一次我給紫陽同志說，我也是研究歷史的，經歷也比較多，我只是在你們中南海的這個邊上活動，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動了這么多年。我說了一句話很重，我說現在我們這個中南海啊，比封建社會當然進步了，但是你們中南海里邊這個權力運作和你們的結構體制、機制基本上和封建社會差不多，和歷代王朝差不多，有時候，簡直是爾虞我詐，陰謀詭計，你承認不承認？紫陽同志點點頭笑了。
 鄧拓自殺現象，值得我們從理論上和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大膽的探討。要對我們后人負責任，要敢于承担這個責任，敢于拋頭顱。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輕人。我覺得你們要有點我們當年戰爭時期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為了追求真理腦袋搬家都可以。現在，不怕丟官，就能夠追求真理就能夠說真話。就為了保這個官，從知識分子來說這是卑鄙的可恥的，但是現在是流行的。為了這個官可以傷害別人，為了這個官可以不敢堅持真理，不說真話。我們的官場上，我們的宣傳上，我們的主流媒體，現在威信為什么這么低？
 我覺得鄧拓自殺現象說明了非常多的問題。我建議，學者要有一點膽子進行研究。中國歷史上這樣優秀的知識分子多了，學習譚嗣同，追求真理，為真理犧牲一點是應該的。人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個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對自己的民族負責，對自己的人民負責，敢于追求真理。
 我們國家現在一方面確實有很大的進步，另外確實問題應該說很嚴重很嚴重很嚴重。多說一點這樣的話，大家清醒一點，對國家有好處。但是，中國現在要大踏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不現實的，我們黨、我們國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號是對的，政治體制改革要在黨的領導下循序前進。我給起了個名字，碎步前進小步前進。我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是謹慎的樂觀派。
 鄧拓在一首詩中說：“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鄧拓同志年輕時就佩服明代的于謙，背誦他的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他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壯烈行為，是值得人們永遠欽敬的。
 我今天就說這么一點心里話，也許有錯，請大家探討。
 
 （2012年2月23日）
 

杜导正 2012-04-27 0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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