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民主·憲政》摘要 20、自由主義與儒教社會

簡體傳統

　　故本文擬把儒教與自由主義之間互動的脈絡從中國及其他東亞儒教社會中剝離出來加以初步的審視、剖析，以求得對兩者間互動的基本把握。
　　自由主義一到中國就被用于服務于另外一個目的，不是用來富民，而是用來強國。這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就取決于自由主義在實現強國之夢上的有效性。
　　近代中國第一位自由主義者嚴復把追求民富的自由主義變成了追求國強的自由主義。“求富”設計的方法與“求強”設計的方法有明顯的質的差別。在嚴復的關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對國家存亡的極大憂慮。他把富與強這個在中國或此或彼的選擇變成了合二為一的選擇。
　　這就導致，為了追求強國的"公"與"義"，而主動犧牲百姓的普遍幸福。表面上，基于這種公私義利信條的使命感在道德上極其高尚，但在實踐中卻遺害非淺。其結果是造成富民與強國的雙重失落。
　　在第一代自由主義者中儒家傳統與自由主義的和平相處，到了第二代自由主義者身上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第一代自由主義者身上，儒家思想與自由主義的沖突是在他們心中自我消解的。而第二代自由主義者則把兩者的沖突外顯出來，并毫無掩飾地表現出對儒家傳統的輕蔑。
　　第二代自由主義者的第一位代表是胡適。他基本上持反傳統的態度，主張以西學為本，全盤西化。
　　從第二代自由主義者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誤解和由此產生的疑慮。胡適從一開始對古典自由主義學說中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沒有信心，他更欣賞起源于英國、昌盛于羅斯福新政的那種新自由主義，或者說社會自由主義，甚至迷戀英國工黨的一些反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
　　胡適高唱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但卻不去強調經濟自由和代議政治。他不知道，科學發達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人們有發展科學的信念，而是在市場經濟下所造成的對科學的需求，以及法治條件下專利權對科學發明的保護和獎勵。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不同時代的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主義的不同特征，而對古典自由主義中的核心部分強調得不夠，也沒有在制度上得到落實，最終導致自由主義打不中中國的目標，而且使得自由無可奈何地衰落了。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有一點上很好地把握了自由主義，即漸進的認識方法和改良的政治變遷。
　　前面說過，自由主義到了中國就難免帶上中國思想傳統的特色。所以，在這種意義上，自由主義被誤解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落似乎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前面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主義當作一種富強的手段，而自由主義又不是致力于富強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中國人，尤其是執政者和其他政治力量不得不選擇其他的道路作為達成富強的手段。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香港五個東亞儒教社會和地區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創造了引人矚目的現代化奇跡，其成就已獲得了舉世的公認。然而，對于造成這一東亞現象的根本原因，卻眾說紛壇。
　　我認為，唯一能夠解釋東亞現象的是儒教和自由主義這兩者的結合。儒教和自由主義在實踐上的結合把東亞社會與沒有自由主義的其他東亞社會區別開來；也把東亞社會與沒有儒教傳統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區別開來。
　　我對儒教自由主義作了這樣的初步歸納：儒教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在儒教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戶后對儒教加以融合，形成了帶有濃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義。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義表現為代議政治、憲政法治、政黨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風。在經濟上，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加上克勤克儉、互幫互助的儒家工作倫理，同時政府受儒家富民養民思想的影響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的調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義既引入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自立自主和競爭精神的強調，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順、尊老愛幼、重視教育和注重集體利益等價值傾向。
　　儒教重視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協力，培養刻苦耐勞的工作倫理和強調為后代造福等，體現了勤勞、沉毅、堅決及勇猛進取的優點：既是入世的，但又不只屬于任何現實的權力結構，與社會的各個層面保持著復雜而緊密的聯系。
　　就目前而言，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造就東亞奇跡是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大家各自對上述諸因素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例如，有些人不承認儒家文化在造成東亞奇跡中的地位，甚至用其他因素的作用來否定東亞文化的作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美國學者把儒家文化特別是天時、地利和發展戰略放在等量齊觀的位置上。
　　東亞的成功，關鍵在于把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結合起來，它引入的不是以現代工業文明為代表的文明成果，而是引進了創造這種新文明的機制，并由此創造出了一種富于活力的新的經濟形態、政治形態和文明形態，即儒教自由主義。
　　有目共睹的是，在東亞以儒教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矛盾和沖突十分突出。如何從兩者中找到出路，如何把東西文明的各自優勢整合起來，一直是困擾著東亞的大問題。整個東亞地區至少仍未完全擺脫這種沖突的泥潭。
　　日本和"四小龍"自發地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它們在實踐中既不否定傳統東方文明，又不教條地對待西方文明的精髓，而是把兩者創造性地有機結合起來，成功地走出自己獨特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道路。
　　東亞經驗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僅承襲了自由經濟秩序，而且更進一步，將高度現代化和受英美自由主義教育的人士所構成的強大官僚體系用來約束純粹的市場經濟的非均衡性，從而使古典自由主義消極的放任主義變成具有東方及儒教特色的積極的放任主義，從而實現儒教政治經濟學說與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在制度及操作層面上的接榫和對話。
　　近數十年，東亞的現代化奇跡對傳統現代化理論構成了重要挑戰。這一奇跡使得即使是反對儒家傳統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注意到，儒家傳統未必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現代化的過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毀傳統的方式下實現，傳統的調整和持續與建構可以整合在同一過程中。
　　東亞經驗表明，儒家傳統是可以通過某種中介物與民主實行對接。在我看來，這個中介物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為基礎建立或繼承下來的市場經濟(故又稱自由經濟)。在日本，儒教(還有當地的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三者已完全對接起來，而且運作得比較成功(尤其在經濟方面)。
　　在新加坡、臺灣地區和韓國，儒教與市場秩序已經銜接起來，現在正處于銜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進程之中。由此不難看出，這條路線的走向是三點一線：儒家傳統(作為固有傳統的出發點) ---- 市場經濟(中介與基本目標) ---- 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另一目標)，而不是繞開市場經濟，直接拿儒教去嫁接或對抗民主政治。
　　而只有真正的、法治的、穩定的政府與對權力的有效制衡才能提供這種保障。"三點一線"的東亞現代化道路是通過建立市場來起步的，并通過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完善來為民主政治鋪墊基礎。
　　這一路徑的優越性在于它既避免了把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的誤解而導致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的脫節以至最終對兩者造成妨礙，又避免"先政治民主，后經濟自由"的路徑的難度。
　　“三點一線”的路線導致儒家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的結合，給海內外華人知識界敲響了警鐘! 當我們在論證儒教如何構成障礙、甚至揚言要阻斷儒學的時候，儒教卻悄悄地被轉化成現代化的動力。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從實踐層次上看，在東亞儒教與自由主義作為東西方兩種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傳統已經初步貫通，并在制度和行為上有了基本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