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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權在民——“廣場”上的山呼海嘯

　　 在議會戰戰兢兢的大門外，就是廣場政治的山呼海嘯。

　　２０世紀政治發展理論的研究成果告訴人們：“政黨組織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影響政治參與擴大的速度。一個政黨或一個政黨制度的穩定與力量取決于其制度化和參與水平。低水平的政黨制度化與高水平的政治參與相融合，會產生混亂的政治和暴亂。”這一理論還根據世界近現代歷史大量統計資料，在政治參預、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不穩定這三者之間找到了三方互動的數學模式D L：

　　 政治參與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

　　 法國革命當然不能等同于簡單的政治暴亂。但是，用上述理論的研究方法觀照法國革命政治不穩定這一特定側面，人們確實可以發現它與英、美革命的重大區別：它是取政治參與最大值，政治制度化最小值，結果造成長期的、激烈的政治不穩定。法國革命最壯觀的場景是，政治公開加道德鼓動，街頭嘯傲，聚散無常。美國人形容為：那全是帆，沒有一根錨；而法國人自己的現象描述則更為生動：“國民公會里有一個向人民敞開的窗戶，這就是那些公眾旁聽席，等到這扇窗戶不夠用的時候，人民就打開大門，街上的人就涌進來了。這種群眾走進議會的景象是歷史上最令人驚奇的景象之一”D M。

　　群眾走進議會，政治走向廣場，是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的重 大特色，也是盧梭政治哲學在排斥英美政治學的過程中，一家 獨大的必然產物。它既反映著法國革命的真誠，也反映著法國 革命的偏執，更預示著法國革命進程的種種困境。

　　 廣場，是議會外的又一個“議會”，而且是一個容積更大、流動性更強的液態“議會”。它決定著那個“洞穴議會”的命運，玩議會領袖于波峰浪谷之中。它也是民粹主義的政治動員方式，是民粹領袖與民眾直接對話，吸取民粹資源，動員民粹激情的最佳場所。一旦民粹領袖在“議會洞穴”內受到制肘，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廣場上去”，直接訴諸民眾的參預爆炸，引發一場“廣場短路”，產生瞬間超負荷電流，以脹破狹窄的議會通道。這種繞過制度規范，一桿子插到底的廣場政治，用作家雨果的話來說，“就是街頭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親昵”D N。在 這種情況下，政治走出議會，走向廣場，就只能走向奇理斯瑪 型統治，而不是法理型統治。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法國國民議會剛剛誕生，廣場政治已初見端倪。當時在場的一個英國人，目睹議員們在４０００名群眾的圍觀喝采聲中宣誓就職，曾驚詫不已。這個名叫阿瑟·揚的著名觀察家寫道：

　　 旁聽席上的群眾被允許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贊許的聲響來干預辯論，這樣做太欠雅觀，也很危險，因為他們既然可以表示贊許，也就可以表示反對，既然可以鼓掌，也就可以發出噓聲。他們這樣是會壓制辯論，影響議事的。O E

　　 阿瑟·揚作為英國人不能理解之處，恰恰就是法國革命的獨創之處，也是法國革命努力超越英國革命，“樹立雄心壯志把自己變成各國榜樣”的超凡之處。

　　 廣場政治是“陽光下的政治”，它的第一特征，就是政治生活的高調姿態——無黨無派。

　　 大革命有這樣一個奇觀，一方面政治派別如過江之鯽，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卻沒有一個派別敢于對外承認自己是一個派別，有明確的黨性、派性，敢于對內建立一套作為嚴格意義上的約束性紀律和組織機構。革命充斥著黨派傾軋或一“黨” 專政，然而無論是黨派傾軋還是一“黨”專政，卻無不以全民利益反黨派政治的姿態出現。

　　 能夠說明這一現象最典型的例證，莫過于雅各賓派。這一派別曾建立過全國性的聯系網絡，在９３年革命中客觀上起過類似政黨的作用。但是，該派領導人卻始終不具建黨意識，甚至自覺抵制建黨意識。由于拒絕建立組織制度和穩定的領導機構，這個政治派別始終停留于亨廷頓所言政黨發育的原始階段——派系活動期，即“俱樂部”狀態，并未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政黨。雅各賓派兩位最孚眾望的領袖曾這樣反對政黨政治：

　　 圣鞠斯特在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３日《關于外國亂黨的報告》中宣稱：“所有黨派都是罪惡的，因為它游離于人民和民眾社團之外，并和政府鬧獨立。所有亂黨都是罪惡的，因為它企圖分裂公民。”O F

　　羅伯斯庇爾甚至更進一步，他連當時已得到普遍公認的 “雅各賓派”這一稱號都感到忌諱，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１７９２年２月２６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言，要求該派成員放棄“雅各賓派”這一簡明稱呼，而應堅持使用“設于雅各賓修道院的憲法之友社”這個全稱。理由很簡單；“雅各賓派”這一稱呼，“由于敵人不斷加予我們的種種誹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行會，甚至亂黨。”O G

　　同年５月，《巴黎革命報》就此評論說：在“雅各賓派”稱號的背后，“有某種既滑稽又不祥的東西。它帶有亂黨的味道。 ……但是，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以致于憲法之友們也許已經無法擺脫‘雅各賓派’這個名字了，他們已經以‘雅各賓派’著稱于世，即使羅伯斯庇爾本人反對這個名字也無濟于事了。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努力以公民責任心，審慎、善行和智慧來為這個名字贏得尊敬。”O H

　　后來的雅各賓派活動，也確實是按著這“唯一的辦法”辦：以大量的道德理想詞語換算具體的派別利益，并隨著這一派掌權，法蘭西全民族都進入了不言功利只言德化的理想階段。彌漫于全社會氛圍的反政黨政治空氣，是前文所述議會內部反結社聯盟價值取向的社會心理根源，產生這一心理的原因，除了當時革命環境的險惡，陰謀層出不窮，危機連續不斷，觀念方面的根源顯然是盧梭式的直接民主制理想。直接民主制是古代小國寡民政治活動的簡樸形式。從古代小國寡民到近代大國眾民，民主制的組織形式本來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種“二次組合”：在政治領袖和民眾之間，必須安排一個政黨層面，以利益集團為單位，集中表述過去以個人為單位直接表述的政治意愿。這就是支撐英、美憲政體制長期穩定的近代政黨制度。但是，正如亨廷頓所言，“法國人民信奉的是民粹式的、盧梭式的直接民主”，“民粹反對派否認在人民與其政治領袖之間還有建立調解結構的必要。他們所期望的是，無政黨的民主。”O I

　　這種“無政黨的民主”表現在議會內外兩個方面，“洞穴”內聚散無常，“廣場”上浪擊有常，只見舊制度崩壞塌陷，不見新制度樹立權威，只見政治參預擴大、爆炸，不見政治制度化給予約束、整合。在這種情況下，全民族政治活躍，如一片流動的沙漠，沙子不能粘集為沙團、沙堆，成團粒結構，板塊碰撞，只能朝聚暮散，隨風飄移。盡管廣場上警鐘長鳴，市政廳起義不斷，法蘭西人給舊大陸各國樹立新型道德政治的高尚榜樣，他們本身不得不承當長期不得社會穩定的沉重代價。

　　 廣場政治作為“陽光下的政治”，它的又一個特征，就是政治的公開姿態——透明無隱。

　　 這是盧梭反異化理論以全民動員的形式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政治實踐。所謂“透明”，淺層含義是政治過程的全曝光，消滅舊式政治在“洞穴”內的種種“暗室形態”；深層含義則是政治的道德理想化，政治過程放射道德理想的光明。所謂“無隱”，也有兩個層面。淺層含義是消滅政治上的異己之物，不容反對派存在；深層含義則是撲滅政治上的種種疏離、間隔，裹挾一切政治上的不活躍分子，撲滅更大范圍內市民社會中各種遠離政治的“暗室形態”，如個人情趣、家庭空間、私人氛圍，乃至各種不含政治成分的消費生活……。

　　 這種大同和一的政治一體化要求，首先從“稱呼革命”開始。一夜之間，行政命令各色人等統統放棄舊式稱呼，一律以 “公民”相稱。然后向各個方向展開，放射出威懾性的強制力量，“廣場”上出現前文所述盧梭之獨創的“劇場暴力”，如：

　　 三色徽崇拜——

　　據考證，初起的革命標志是綠色緞帶制作的。但是不久人們即發現綠色是阿爾圖瓦公爵（路易十六之弟，后來復辟王朝的查理十世）家仆人服裝的顏色，于是便創造了一種由紅、白、藍二色組成的圓形標志取而代之。紅、藍是巴黎徽記，白為波旁王朝徽記。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攻打巴士底前夜，三色徽被民眾采用為集合的標志。從此，它成為不可侵犯的革命象征物，迅速風行全國。１０月５日，巴黎婦女進逼凡爾賽，將王室脅迫回巴黎市區，這一重大事件的起因就是因為風聞凡爾賽宮晚宴上，有軍官將三色徽踩在地上踐踏。在這一階段，巴黎民眾對三色徽視若圣物，無可厚非。此后當行政當局以法令形式強制人民佩戴，三色徽迅速成為法國式自由的象征，即如盧梭所言：“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約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O J１７９２年７月１５日立法議 會規定，全國所有男子必須佩戴三色徽，后來國民公會又把這 一規定擴大實行到所有婦女頭上。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三色 徽逐漸泛濫，在政府公文、教堂鐘樓、公共建筑及自由樹上，都 出現了這一花飾。１７９３年的一張由半文盲的人寫的告示中， 終于把不佩戴三色徽者一律斥之為居心險惡的“溫和派、斐揚 派和貴族派”！

　　小紅帽和紅色崇拜——

　　小紅帽，一種無套褲漢常戴的紅色無邊尖頂軟帽。紅色，初為法國苦役犯的號衣顏色，原來并不吉利，但是隨著小紅帽上升為革命圖騰的地位，紅色迅速上升為壓倒一切的顏色。１７９２年春，對外戰爭迫在眉睫。吉倫特派開始對民眾進行心理動員，大力提倡以長矛為標志的武裝權的平等和以小紅帽為標志的服裝平等。同年４月，吉倫特派赦免不久前判罚苦役的一批瑞士籍士兵。由于獲赦的苦役犯當時大都頭戴小紅帽，前來慶賀狂歡的巴黎群眾也都模仿著戴上了小紅帽，整個會場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從此，小紅帽的鮮艷色彩染遍法國革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政府公文、印章硬幣、節日慶典、房頂墻壁、船桅石碑上，到處都是小紅帽的標志。激進的婦女在菜市、路口巡視，強迫其它婦女一律穿長褲、戴紅帽，一度引起眾多糾紛。像法國這樣將整個革命戴上一種帽子，染成一種顏色的壯舉，在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中都是看不到的。歷史學家米什萊針對紅色現象評論道：“人們采納最貧窮的農民戴的小紅帽。大家覺得紅色比任何顏色都好看，是最艷麗、最為大眾喜愛的顏色，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紅色也是血的顏色！”O K

　　廣場狂歡——

　　我們還記得盧梭那句名言：“在廣場的中央，樹立起一個鮮花環繞的長矛，把人們集合在那兒，你們就擁有了一個節日，至善不過如此。”大革命一開始，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就出現了廣場狂歡的濃烈色彩。

　　 巴士底獄攻克后，民眾把守備部隊司令德洛內的腦袋挑在矛尖上游行，并把城堡夷平，辟為廣場，廣場上樹起一塊木牌，上書“大家來跳舞！”

　　 第二年馬賽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民眾在那兒攻取了被稱作馬賽“巴士底獄”之一的圣尼古拉堡，然后跳著法蘭多拉舞在全城游行。民眾挑著被殺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腸，嘴里吆喝著：“貨色新鮮啊，誰要？”

　　 第二年，即１７９１年，在阿維尼翁市也出現類似情況。在街頭殺死貴族的儒爾當等激進人士獲赦時，當地人民也舉行了狂歡游行。傳統的酒神彩車濃裝過市，年輕人在車上開懷暢飲，市民夾道歡呼，一派狂歡節氣氛。革命最初三年里，群眾已自發形成種種節慶：五月植樹節、賽馬、牲畜獻祭、反宗教化裝舞會等，既延續基督教的傳統節日，又在這些節日里充塞大量世俗性的革命狂歡內容。如在奧維涅地區，人們在宗教節日期間玩九柱戲或骰子戲，在漂亮女人和社會名流的窗前起哄；如在普羅旺斯，青年們熱衷于一種所謂“假充好漢”的鬧劇：著戎裝，佩刀槍，簇擁著載有異教神靈的彩車，隨同一列列滑稽可笑的游行隊伍行進，同時燃放煙火。在巴黎，攻占巴士底獄一周年時，馬爾斯校場上舉行全國性的聯盟節。盡管尚有主教主持彌撒這種基督教內容，但是已出現數萬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國的盛大世俗內容。

　　 盧梭生前的另一遺愿：改造上流社會劇場生活的異化現象，此時也已實現。革命來臨，劇場的觀眾成份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大量無套褲漢在政府贊助下，大搖大擺地進入了劇場。劇場上、下間隔的疏離現象也得到了克服，觀眾與演員開始融為一體：一聽到正面角色的愛國唱段，觀眾會跟著大吼大唱；一聽到反面人物的詞，觀眾席上會站起激動的人群，攘臂叫罵；一待全劇結束，觀眾會涌上舞臺，與演員們一起歡歌起舞。革命到了這種時候，是劇場，也是廣場，是一個廣大無邊的狂歡廣場。革命座無虛席，所有的觀眾都涌上了政治舞臺，成為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表演，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良心監督。革命中的法蘭西，沒有一個觀眾，到處都是演員，所有人都生活在別處，生活在革命舞臺上——

　　 “人們不可能長久擠在窗臺上，于是紛紛走下來，出現了擁抱、歡笑、暢飲祝福和相互撫愛……所有人的臉上都充滿了醉意，比美酒還要甜蜜，廣場上持續了長時間的歡聲笑語……它如此令我感動，我已看不見其他事物了……”

朱學勤 2013-08-20 15:35:24